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这些话语更大的缺陷可以说在于它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面拒绝：尽管它们的基本原则都很有意思，但结论却没有什么差别。黑格尔、马克思，还有韦伯和卢卡奇，都区分了社会合理性的解放一调和内涵和压抑一异化内涵，他们所使用的标准也都变得钝化了。在此过程中，批判把握住了一些概念，也毁坏了这些概念，而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把社会现代化的不同内涵彻底区分开来，并揭示出它们之间充满悖论的勾连关系。启蒙与操纵、意识与无意识、创造力与破坏力、表现的自我实现与压抑的非升华、真理与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由的保障与对自由的剥夺等，所有这些环节都混淆到了一起。它们不是在一种灾难性的功能语境中，一边相互冲突，一边又相互联系——即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矛盾过程中不自觉的共谋关系。现在，差异和对立已经遭到暗中消解和破坏，以至于批判再也无法在一个完全被管制、充满计算和权力的世界中辨别出反差、明暗和不同的声调。阿多诺关于被管制的世界的理论和福科的权力理论的确比海德格尔把技术作为框架(Gestell)和德里达关于政治极权本质的理论更有启发性，也更有说服力。但他们四个人对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中的各种矛盾内容都缺乏敏感性。他们在历时性层面上把现代生活方式与前现代生活方式相提并论，这种做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早先大众(在肉体劳动、物质生活条件、个体选择的可能性、法律保障和惩罚、政治参与以及教育等方面)所蒙受的损失，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理性批判命题并没有预先为日常生活实践安排好一个完整的位置。实用主义、现象学以及解释学哲学等，都把日常行为、言语和共同生活等范畴提到认识论的高度。马克思甚至认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哲学的理性内涵应该会进入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然而，尼采把他的继承者都吸引到了超验的现象上面，以致超验用一种鄙夷的态度超越了日常生活实践，并且认为日常生活实践只是派生的和非本真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在交往行为中，语言建构世界的创造性因素同语言的内在功能（表现、人际关系以及主观表达）所具有的认知因素、道德一实践因素以及表现因素等构成了一个整体。到了现代，从每一个因素中都分化出了一个“价值领域”一方面是艺术、文学和专门讨论趣味问题的批评，围绕着的是揭示世界这一轴心；另一方面则是解决问题的话语，主要针对的是真理问题和正义问题，围绕着的则是内在学习过程这一轴心。这些知识系统（艺术与批评、科学与哲学、法律与道德）越是严格地把自己局限于某一种语言功能和某一有效性方面，就越是脱离日常交往行为。但它们不能因为有了这种抽象性就把自身当作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走向堕落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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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主义看来，科学与道德的分化是一种理性的形成过程，这种理性扼杀和篡夺了艺术揭示世界的诗意力量。尼采主义认为，文化现代性是一个恐怖的领域，充满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极权特征，而且，这种理性在结构上也不堪重负。但这一图景忽略了三个简单的事实：其一，审美经验与科学、道德一样，也是得益于分化过程，尽管只在审美经验中，一种排他性的理性才能真正得到揭露；其二，文化现代性之所以能够分化为关于趣味问题、真理问题和公正问题的特殊话语，依靠的同样也是知识的不断增长，这一点不容质疑；其三，正是这些知识系统与日常实践的诸种交换模式决定了这种抽象化是否会对生活世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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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的影响。

从单个文化价值领域来说，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或是表现为“生活”，或是表现为“实践”，或是表现为“精神”，它们与“艺术”、“理论”和“道德”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批判和哲学的中介作用。对批判而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充满问题；同样，对哲学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道德”与“德性”的关系也充满问题。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就把专门知识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当中，一方面会危及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会破坏生活世界语境的完整性。仅仅针对某一种有效性要求的知识，如果不安于自己的特定范围，转而针对整个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效范围，就会打破生活世界交往基础的平衡。这种简单的入侵导致了个体生活领域的审美化、科学化和道德化，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表现主义的反文化、技术官僚的改革运动以及原教旨主义运动等，就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然而，认识到日常文化和专家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丝毫没有触及到社会合理化的深层矛盾。因为这涉及到日常生活实践系统的物化问题，对此，我还会加以讨论。而在现代社会朦胧而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中，分化的第一步就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在最后一讲中想要讨论的问题。

要想让平面化的理性批判意识到其非分化的特点，就只有依靠在规范直觉的主导下所展开的描述。这种规范内涵如果不想一直都独断专行下去，就必须到日常生活实践内部的合理性潜能中去赢得自身，并替自身辩护。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另一方面，它也必须反对一种系统理论所提出的主张，因为系统理论把合理性难题抛到了一边，摆脱了一切理性概念，认为它们是古老欧洲的障碍，轻而易举地继承了主体哲学(及其最尖锐对手—权力理论)的遗产。交往理性腹背受敌，使得理性概念的复兴遇到双重危险。复兴理性必须在两个方面作好自我保护，以免再次陷人以主体为中心的思维的窠臼。这种思维无法使理性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摆脱掉工具理性的权威特征(工具理性使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都成为对象)和摆脱掉囊括性的理性的总体化特征(囊括性的理性吞噬一切，最终用同一性克服掉所有的差异性)。实践哲学试图从社会实践的中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那里推导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如果交往行为概念代替了社会劳动概念，那么，交往行为概念内部所具有的总体性视角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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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实践是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并在(包括类历史的)自在自然的视野里把合作过程中的个人的主观自然与由于肉体的介入而客观化的外在自然调和起来。因此，劳动的调和过程就在三个不同层面上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主体亲身体会到的需求自然；作为对象加以把握和加工的客观自然；最后还有在劳动过程中被设定为视域和基础的自在自然。正如我们在第三讲中所看到的，马克思给予劳动的是一种生产美学的解释，并把劳动看作是外化、对象化和占有本质力量的循环过程。由此可见，自然的自我调节过程也包括活跃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的自我实现。二者都是一种自我创造过程。但它们不是用自己的产品来从事自我生产。同样，这种实践所创造的社会，也被认为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实践哲学的这种思维模式迫使马克思把劳动和自然这两个最初有着明确关系的因素纳入到了自我关涉的再生产过程的总体性当中。最终，还是自然本身通过大写的社会主体以及在社会中活动的主体的再生产而让自身获得了再生产。马克思未能摆脱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如果不再从一开始就把社会实践看作是劳动过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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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一对互为补充的概念，有了这对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定义之间的区别；它们不同于劳动和自然之间的区别，不再作为一个环节而融入一个更高的同一体。的确，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而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的资源。①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自我创造的模式，把这个循环过程看作是一个依靠自身产品进行生产的过程，甚至把它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像实践哲学对待劳动过程那样)把理解过程设定为一种调解事件，(像反思哲学对待精神那样)让生活世界膨胀为一个更高主体的总体性。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的差异性不会融入一个同一性：一旦生活世界的再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中介，而是依赖于行为者自身的解释活动，那么，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之间的差异甚至还会不断加深。如果说维持日常交往实践的肯定/否定判断并非源于一种强行指定的规范共识，而是源于参与者自身的相互阐释过程，那么，具体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的生活世界结构就会出现分裂。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生活方式的总体性之间的确存在着家族相似性，它们相互重叠，相互纠结，但决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超级总体性。因为，在抽象过程中出现了多样性和分散化，而通过抽象过程，独特的生活世界内涵在一般生活世

① 请参阅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217页，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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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结构中会显得越来越突出。

根据言语行为“提供”的力量的不同(即陈述力量、以言行事力量和意向性力量)，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文化(Kultur)①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社会(Gesellschaft)，就严格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力量而言，是一种合法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个性(Persönlichkeit)是一个用来表示习得力量的术语，有了这些习得的力量，一个主体才会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才能在各种现成的语境中参与沟通过程，并在不同的互动语境中捍卫自己的同一性。这种概念策略打破了主体哲学和实践哲学所坚持的传统观念：社会是由集体组成的，而集体又是由个体的组成，个体和集体只有在一种隐喻意义上才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成员”。

无论如何，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都是一个循环过程。生活世界的核心结构自身依靠的是相应的再生产过程，反之，再生产过程也是因为有了交往行为的贡献才“成为可能”。文化再生产确保新出现的语境(在语义学层面上)能够和现有的世界状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即确保传统的连续性和满足日常实践理解所需的知识的一致性。社会一体化确保新出现的语境(在社会空间层面上)能够和现有的世界状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它用正当的人际关系来协调行为，并使集体认同趋于稳定。最后，成员的社会化确保新出现的语境(在历史时间层面上)能够和现有的世界状态很好地结合起来，它保证了后代能够获得一般的行为能力，并把个体的生活历史和集体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三种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是能够建立共识的阐释框架(或“有效知识”)、正当的人际关系(或“团结”)以及互动能力(或“个人认同”)。

① 这里的观点请参阅我在《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详细阐述，见《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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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作为一种理论描述如果适用于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尝试探讨如下问题：如果未被扭曲的再生产越来越难以依靠一种完整而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保障，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充满风险的共识(即交往行为者自身的合作努力)提供保障，那么，生活世界的结构必然会在何种方向上发生改变呢？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设计，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因为，在这种尝试背景下，现代生活世界的实际发展轨迹反映得一清二楚：把一般的生活世界结构从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生活方式总体性的各种特殊框架中抽象开来。在文化层面上，确保认同的主要传统同具体内涵分离了出来，而在神话世界观中，它们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主要传统浓缩成为一些抽象的因素，比如世界概念、交往前提、论证程序以及抽象价值等。在社会层面上，从特殊语境中形成了一般原则，而在原始社会中，它们曾依附于特殊语境。在现代社会，形成了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它们越来越不是专门针对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个性层面上，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结构越来越脱离文化知识的内涵，而在“原始思维”中，它们曾是一体的。形式力量所关涉的对象越来越不确定。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些趋势当中注意到的只是生活世界的结构力量所获得的自由度，就会出现一些盲点：就文化而言，出现了一种不断修正反思传统的状态；就社会而言，产生了一种合法秩序依赖建立规范和论证规范的形式程序(话语程序)的状态；就个性而言，则出现了一种高度抽象的自我认同不顾风险而自我主宰的状态。在结构上则出现了强制力量，要求我们通过批判消除明确的知识，建立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并实现自我主宰的个体化(因为，抽象的自我认同指向的是自主生活规划中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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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分离，让我们远远想到对一种“理性实践”的传统定义：自我意识重新表现为一种反思的文化；自我决定则出现在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当中；自我实现出现在已经完成社会化的主体不断个体化的过程当中。生活世界的核心结构在其分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反思性、普遍主义和个体化在不断地增长，现在再也不能用来描述一个主体在自我关系层面上的成长。只有在这样一种主体哲学的描述当中，社会合理化(社会实践的合理潜能的发挥)，才会被看作是一个宏观社会主体的自我反思过程。交往理论抛弃了这种思维模式。现在，无论是文化的反思化、规范和价值的普遍化、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还是批判意识、自主意志和个体化的增强一度被归结到主体实践当中的合理性因素的强化———都是以主体间性网络作为前提条件，而且，这种主体间性是用语言建立起来的，其网络不断扩大，也不断精炼。充满风险的个体化普遍主义来维护社会一体化语境；用极端个体化的社会化手段把谱系学语境中的统治力量升华为一种脆弱而容易遭到破坏的普遍性。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结构在不断特殊化的生活方式中越是抽象，交往行为的合理潜能就越是必须用这些手段来加以发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尝试做出如下阐释。

即使文化再生产只有通过批判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也不一定会打破义学领域中的连续性。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语言理解所发挥的否定力量成为了必要条件，用以保证文本相互联系，传统——当然，它依靠的是信仰的力量——得以延续。同样，即便社会一体化只有通过抽象而又具有个体主义特征的普遍主义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也不一定会打破社会领域中与相互承认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体间性网络。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话语意志建构程序，必须通过同等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而确保所有人的社会关联。这就意味着，作为话语参与者，个体提出了不可替代的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但他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能保持自主：通过对真理的共同追求而与共同体保持联系。即便社会化过程只有通过极端的个体化潮流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普遍实体也并不一定会化为乌有。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一开始就在运作的原则本身得到了承认：在同样的语境中，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化过程，反之，个体化过程也是社会化过程。随着人称代词系统的形成，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语言沟通当中蕴藏着一种无情的个体化压力。与此同时，同样的语言中介也释放出了社会化的主体间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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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体间性理论的思维模式让我们认识到，批判的检验和可错论意识为何反而会加强一种失去了自发性的传统的连续性；话语意志的抽象普遍主义程序为何反而会增强失去了传统合法性的生活语境中的团结；个体化和自我实现范围的扩大为何反而会巩固和稳定摆脱了僵化的社会化模式的社会化过程。

不过，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对现代性的规范内涵加以补救，而且，即便没有摆脱实践哲学的意图，至少也摆脱了实践哲学的概念，那么，在“启蒙辩证法”中曾集合到一起的三个环节将会分离开来：作为现代性的原则，主体性应当确定其规范内涵；同时，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导致了使伦理总体性发生分裂的抽象过程；而只有源于主体性并超越了其狭隘性的自我反思才能证明其自身是调和的力量。实践哲学用自己的方式吸纳了这一纲领。在马克思看来，对阶级斗争的分析、通过革命克服阶级斗争，以及对生产力中解放内涵的释放，是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就此而言，源于语言主体间性结构的理性概念虽然在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但并不是历史哲学所运用的理性实践概念的等价物。实践哲学把社会理解为一个自我指涉的大写主体，它囊括了所有的单个主体；一旦我们放弃了这样一种社会概念，诊断和克服危机的相应模式也就失去了意义：分裂与革命。由于交往行为不断释放出来的理性潜能不再被看作是大写的自我反思，所以，它对现代性规范内涵的明确既不能预先断定诊治危机的概念手段，也不能预先断定克服危机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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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世界合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再生产过程摆脱冲突的可能性绝不会有所增加—只是冲突可能出现的层面发生变换而已。随着生活世界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病理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关键要看究竟是哪些结构因素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最典型的是意义丧失、失范状态以及精神病症等，而不是单一类型的症状。①于是，社会病症的各种原因分解成为不同的历史偶然性，而在大写主体分裂模式中，它们依然还会围绕着阶级斗争。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一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特征才会暴露出来。合理性潜能没有得到均等释放，使得社会图景支离破碎，从而也把一个分裂的大写主体自我调节的循环过程排除到了解释方法之外，而且，这个循环过程已经处于停滞状态。①

① 请参阅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215页，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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