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很显然，我们的上述思考根本还没有触及到实践哲学的出发点问题。只要我们不考虑生活世界的物质再生产问题，我们就根本没有达到过去的问题高度。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劳动”作为基本概念，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抽象劳动越来越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所谓抽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所使用的一种以市场为取向的有组织的职业劳动。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趋势已经有所减弱。②但马克思根据对异化劳动的现实抽象所分析的社会症候类型并未因此而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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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付出唯心主义的抽象代价，交往理论似乎就可以拯救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质疑再一次落到交往理性的纯粹主义上面—这次针对的是合理化生活世界的抽象描述，认为它没有考虑到物质再生产的压力。而要想打消这一疑虑，我们就必须阐明，交往理论可以解释清楚，以市场形式组织起来的现代经济是如何与垄断权力的国家在功能上相互制约，并针对生活世界独立成为一种没有规范的社会性，用自己建立在捍卫系统基础上的命令来对抗理性的命令。马克思第一个用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形式分析了系统命令与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这种冲突，并根据社会史材料描述了现代生产方式进入传统生活世界的过程。当然，在此过程中，系统合理性也强占了其他的行为领域，并用自己的特殊逻辑第一次明确了资本的自我利用过程。

① 被克服的对立所遮蔽的意识形态不能再算作错误的集体意识；它们被还原为一种遭到彻底扭曲的日常交往模式。一旦言语的外在组织形式继续给予言语的内在组织形式以一种压力，并对言语的内在组织形式大加扭曲，致使意义与有效性、意义与意向、意义与行为等失去了其内在联系[请参阅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症候学的思考》(Überlegungen zur Konmunikationspathologie')，载其：《交往行为理论：补充论证卷》，第266页以下]，那么，我们就会看到，黑格尔所说的分裂的伦理总体性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实践在扭曲的交往中表现为遭到破坏的主体间性。在这个意义上，福科的话语分析或许也要用形式语用学的手段来加以补充。

② C. 奥佛：《劳动作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Arbeit als soziologischeSchlüsselkategorie?')，载其：《劳动社会》（Arbeitsgesell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84，第1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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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的结构会发生激烈的分化，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的功能领域来说，生活世界会构成高度专业化的亚系统(和亚系统的亚系统);尽管如此，任何一个生活世界的复杂性都受到理解机制微弱承受力的严格限制。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行为者自身所承担的理解开支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交往过程中产生分歧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种交往只有通过对有效性要求的双重否定才能产生约束效果。常规语言是一种协调行为的机制，它既充满风险，又非常昂贵，并且保持恒定，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单个言语行为的意义无法脱离生活世界的复杂的意义视域；它与互动参与者通过直觉所呈现出来的背景知识是纠缠在一起的。以沟通为取向的语言运用具有丰富的内涵、功能变化能力，但它只是一种总体性关联的另一面，这种总体性关联不允许随意提高日常实践中的理解能力。

由于生活世界自身只能发挥有限的协调作用和理解作用，因此，在一定的复杂性水平上，就必须用特殊语言来减轻日常语言的负担。对于这种特殊语言，帕森斯曾以货币为例做过深入的研究。如果协调行为的中介再也不必同时满足所有的语言功能，也就达到了减轻日常语言负担的效果。随着日常语言部分被取代，交往行为对生活世界语境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降低。因此而获得解放的社会进程“失去了世界特征”，即从总体性关联和主体间性结构中解脱了出来，而通过主体间性结构，文化、社会和个性相互交织到了一起。在解脱过程中，物质再生产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因为它们本身无需用交往行为来加以完成。物质状况的概念，可以直接还原为有目的的干预客观世界所造成的结果和后果。这些目的行为的确也需要协调，也必须通过社会而获得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可以通过一种枯燥而标准化的语言来进行，这种语言协调的是具有特殊功能的行为，比如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而无需用充满风险、不经济的沟通过程去加重社会一体化的负担，并通过日常语言媒介与文化传统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建立联系。货币媒介显然满足了一种特殊解码程序的控制语言的条件。货币媒介是从常规语言中分离出来的，是一种针对特定语境(交换)的特殊编码，根据(供给和需求)的特殊结构来决定和协调行为抉择，而无需利用生活世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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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货币不仅使得特殊的互动形式成为可能，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亚系统；这种亚系统通过货币而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在历史上，和资本主义一道形成的是一种经济系统，它用货币作为手段来调节人际交往以及与非经济领域(如私人家政和国家)之间的交换。雇佣劳动的制度化和国家税收的制度化，如同经济系统内部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一样，是新的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由于生产过程被转换为雇佣劳动，国家机器通过就业者所提供的税收而与生产建立起联系，于是形成了互补的周围世界。一方面，国家机构依赖于以媒介为主导的经济系统，这就首先导致官方权力和个人权力与控制媒介的结构发生同化，也就是说，导致权力与货币的同化。另一方面，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企业组织的职业劳动的于扰而走向消解。乡村人口的赤贫化和城市中高度集中的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成为由于系统而导致日常实践系统物化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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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过媒介而不断运作的交换过程，现代社会出现了第三个自主功能层面—它位于简单的互动层面之上，也超越了依然与生活世界保持联系的组织形式层面。互动语境作为亚系统而获得了独立，并超越了生活世界的视域，变成了摆脱规范的社会性的第二自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现代生活世界中被认为是生活方式的客观化。黑格尔用“实证”概念和分裂的伦理总体性观念来回应这种基本经验；马克思则更胜一筹，把异化的工业劳动和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但是，他们都把主体哲学作为前提，因而低估了通过系统实现一体化的行为领域的特殊意义。由于这些行为领域从主体间性结构中彻底分离了出来，所以，它们再也无法为在生活世界内部发生分化并完成了社会一体化的行为领域找到任何结构相似物。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需求系统或资本主义社会源于抽象过程，它们依然指向伦理总体性或理性实践，并一直附属于其结构。抽象过程构成了一个更高主体的自我关系和自我运动中的非独立环节，反之，它们又必须融入到自我关系和自我运动当中。在马克思那里，这种扬弃表现为一种革命实践，它打破了资本自我实现在系统中的独特性，把独立的经济过程重新放到生活世界的视野当中，使自由王国摆脱自然王国的支配。在推翻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同时，革命还应当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完成分化所依赖的媒介的制度基础。在价值规律主宰下，生活世界变得僵化了，而革命应当恢复起生活世界的能动性。与此同时，资本的客观表象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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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把由于系统而物化的行为领域融入精神或社会的自发的自由关系当中，在第一代黑格尔右派那里就遭到强烈反对。他们反对把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坚持社会系统和国家主体之间的客观区别。新保守主义者继承了他们的观点，而且把他们的观点由否定推向肯定。汉斯·弗莱尔和约阿希姆·里特尔认为，文化和社会的物化动力只是主观自由领域制度化的另一面，而主观自由领域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盖伦还批判主观自由领域是一个空洞的主体性领域，认为它摆脱了一切客观的命令。甚至那些追随卢卡奇坚持物化概念的人，在说法上也和他们的对手越来越趋于一致。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主体在面对自我关涉系统的循环过程时无所作为，因为这个循环过程不容左右。无论是在指责消极的总体性，还是在欢呼具体化，或是否定物化和从技术统治的角度坚持客观规律，他们相互之间都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区别了。数十年来，社会理论在对时代的诊断中越来越倾向于系统功能论的核心观点：让主体自身堕落为系统。系统功能论默然指出“个体的终结”，而阿多诺还曾用他的否定辩证法来限制“个体的终结”，反对认为这是自找的命运。卢曼则干脆假定，主体间性结构已经瓦解，个体脱离了其生活世界个人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构成环境。①马克思曾预言，一旦革命实践失败，就会出现野蛮状态；其特征在于生活世界彻底听从于脱离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资本使用过程的命令。系统功能论则坚持认为这种野蛮状态已经出现，而且不是单纯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而是出现在一切功能系统的核心地带。生活世界被边缘化了，它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把自己转换为一个受到媒介控制的亚系统，并且像金蝉脱壳一样

①请参阅下文有关卢曼的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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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日常交往实践。

卢曼的系统功能论一方面继承了主体哲学的遗产，用一种自我关涉的系统代替了自我关涉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把尼采的理性批判推向极端，通过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建立联系而消除了一切理性要求。①

卢曼充分利用了上述两种对立传统的反思内涵，并把康德和尼采的思想融为一种控制论的语言游戏，表明他的社会系统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福科用先验一历史主义的权力概念赋予话语形态一定的特征，而卢曼把这些特征转移到具有自我关涉性并加工意义的系统头上。由于卢曼在使用理性概念的同时抛弃了理性批判的意图，因此，他才会把福科用以揭发并批判的一切命题都转换成陈述命题。就此而言，卢曼把新保守主义关于社会现代性的肯定观点推到了极端，推到了一个反思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后现代的维护者所能提供的一切都已露出端倪，没有受到任何谴责，而且也不分青红皂白。此外，系统功能论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质疑，认为自己无法捍卫自己的地位：它毫不犹豫地把自已放入科学系统，并作为理论提出了“专业普遍性”要求。同样，我们也不能指责系统功能论有表面化的倾向。卢曼的理论，无论是就概念化力量和理论想像力而言，还是就操作的力度而言，今天都是无可比拟的；对他最多会提出这样的怀疑：为了“获得抽象”而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一些。因为，这架不知疲惫的再概念化机器把“不太复杂”的生活世界作为难以消化的残渣而提取了出来——所谓生活世界，正是引起一种社会理论关注的现象领域，这种社会理论尚未彻底中断与前科学危机经验的联系。

① 我们如果从一种主体哲学的角度回想一下尼采对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所作的总体论述，就会更好地看到，和理性批判者一样，卢曼也是尼采的传人。就此而言，迪特·亨利希关于虚构与真实的思考是很有启发性的。其出发点是一个自我关涉的认知主体的想像语境，它的构成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自己的标准，前后保持一致。这个语境对于“认知主体”是合理的，而对于“我们”(外在的观察者)则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它在一个先定的背景下“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发挥影响的方式”。当然，从事揭发的批判者会同一个虚构的世界保持距离，为此，他证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强制构成的意义语境，从内在无法加以批判检验，因而才具有合理性，而且，他还动用了合理性标准：“只要合理性自身的权利要求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批判的意图就会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对虚构的批判也可以说是最终找到一种非虚构的合理性的途径。但是，这种批判形式也可以反过来针对一切与合理性自身密切相关的期待……于是，它会成为一种新的论证形式，用来奠定虚构自身的基础。”亨利希：《论虚构与真实》(Versuch über Fiktion und Wahrheit')，载：《诗学与解释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第 10 卷,München,1984,第 513 页。

② 霍耐特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请参阅霍耐特：《权力批判》，第21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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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马克思未能区分系统分化的新层面(它是随着由媒介控制的经济系统的出现而形成的)与这种新层面在不同阶级那里所获得的制度化。在马克思看来，消灭阶级结构以及消除功能上发生分化和物化的互动领域的系统意义是一体的。卢曼犯了一个相对的错误。就系统分化的新层面而言，卢曼忽略了，像货币和权力等控制媒介有了这些媒介，功能系统脱离了生活世界——需要重新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制度化。所以，把媒介落实到财产法和宪法中具有阶级分配意义，这点根本没有引起卢曼的注意。一切个体都有平等进入所有功能系统的权利，这个意义上的“包容”也就表现为分化过程的必然的系统产物。①对马克思而言，革命成功之后，独立的功能语境将会烟消云散。而对卢曼来说，在功能发生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生活世界现在就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意义。从他们俩的角度来看，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关系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而正是这种关系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矛盾特征。

① 卢曼：《社会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Politische Theorie im Wohlfahrtsstaat),München,1981，第2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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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合理化的矛盾特征，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阐述①，可以扼要概述如下：货币和权力等媒介要想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合法的制度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就必须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市场经济和管理国家这两个功能系统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秩序，它们首先破坏的是古代欧洲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一旦货币化过程和官僚化过程侵入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等核心领域，这两个在功能上相互交错的亚系统就会回过头来，又对它们所促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生活方式产生影响。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互动形式在侵入生活领域时，不会不带来病理性的负面后果，因为生活领域在功能上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一种妥协结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妥协结构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垄断权力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系统意义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回应。今天，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措施虽然陷入了危机，但还是留下了选择的余地，从中依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生阶段的影子。②

选择的余地取决于一种政治的逻辑，这种政治听从于经济的和国家的系统命令。但是，这两个亚系统受制于媒介，互为周围世界，相互应当保持理智，而不只是互为负担，构成一个无法进行自我反思的总体系统。在这种政治范围内，需要讨论的只是如何正确分配国家和经济这两个亚系统所要承担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动力，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于强加在经济头上的官僚束缚。而相应的诊治方法则是用社会来约束资本主义，或把问题从政府计划领域转移到市场当中。有些人认为，日常生活受到系统干扰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货币化，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于官僚统治对于个体创造力的破坏。但双方一致认为，生活世界作为需要保护的互动领域，相对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动机(国家和经济)而言，所发挥的只是一种消极的作用。

①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8章。

② 请参阅奥佛的分析：《关于现代社会福利国家中的一些矛盾》(Zu einigenWidersprüchen des modernen Sozialstaates'),载：《劳动社会的危机》，第 323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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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社会福利国家的捍卫者普遍处于守势，而新保守主义则充满自信，试图把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推向终结—或至少重新明确其前提条件。为了彻底改善资本的使用条件，新保守主义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短期内会波及到社会下层或边缘群体的生活世界；他们也冒着一定的风险，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冲击。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结构。经济增长是靠不断创新来加以维持的，而创新的动力最初又与国际上失去控制的军备扩张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合理化生活世界的规范意义不再仅仅表现为分配公正的传统要求，而是有了更广泛的表现，比如所谓的后物质价值、保护高度分化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自然基础和内在交往结构。于是，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出现了新的摩擦，并引发了新的冲突，而现有的妥协结构是无法解决这些冲突的。当前的问题在于，根据以系统为取向的政治的古老规则，是否还会出现一种新的妥协—或者说，是否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应对危机。我们知道，危机是由系统引起的，并被认为是系统的危机；而社会运动则不再以系统的控制需要作为自己的取向，而是把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作为自己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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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触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宏大设计中克服危机的可能性问题，为此，实践哲学提供的途径是革命实践。如果整个社会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更高的主体，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也就不存在什么通道可以让革命者进入自我关系，以便对破碎的宏大主体施加影响。如果没有了一个自我关涉的宏大主体，无论是社会总体性的自我反思认识，还是自己施加影响的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一旦在公共舆论和公共意志形成过程中，更高的主体间性代替了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体，这种自我关系也就失去了意义。但问题在于，如果前提发生了改变，我们来讨论一个“对自己施加影响的社会”，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一个社会要想对自己产生影响，一方面要有一个反思的中心：在这里，社会在自我理解过程中形成了关于自己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有一个行政系统，它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能对整体施加影响。那么，现代社会能否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呢？关于现代社会，系统理论设计出了一幅“没有中心机构”的分散图景。①按照系统理论的理解，生活世界彻底瓦解为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亚系统，诸如经济、国家、教育、科技等。这些系统单子用功能关系取代了枯萎的主体间性关系，但无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调节它们复杂的平衡关系。它们必须相互制衡，因为，和它们一道形成的整个社会功能中没有一种可以获得优先性。没有一个亚系统可以处于等级秩序的顶端，并像阶级社会中国王代表帝国一样代表整个系统。于是，现代社会中再也没有了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控制的权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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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曼：《社会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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