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黑格尔用同样的方式告别了基督教。艺术和宗教的消解倾向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宗教在新教中达到了绝对的内在性，最终在启蒙时代，它把自己从世俗意识中分离出来：“它对我们的时代毫不关心，也不关注上帝，相反，它把根本不可能的认识看作是最高的认识。”③宗教和艺术一样，都有反思介入其中。实质性的信仰不是充满漠不关心，就是充满虚假的多愁善感。哲学通过破坏宗教形式，将信仰的内容从这种无神论中解救出来。哲学的内容与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哲学将其内容转变成抽象的知识，“因此，不会再有什么要由信仰来加以证明的了”。④

如果我们稍做停顿，对我们的思路进行一番回顾，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似乎已经达到了其目的。他的绝对概念克服了所有的绝对化趋势，仅仅把自我关系囊括一切有限的无限进程当作绝对者而保持下来。凭着这个绝对概念，黑格尔就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原则来把握现代性。黑格尔这样做，其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可惜，黑格尔只是在表面

① 黑格尔：《全集》，第13卷，第223页。

② 同上，第13卷，第111页。

③ 黑格尔：全集》，第16卷，第43页。

④ 黑格尔：《全集》，第17卷，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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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取得了成功。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民众宗教观念与宗教扬弃艺术及哲学扬弃信仰之后所剩下的内容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理解黑格尔在他宗教哲学的最后部分所遭遇的失望。哲学理性所能实现的，最多只是片面的和解，不会包括公共宗教的外在晋遍性，而公共宗教应当使民众变得理性，使哲学家变得感性。相反，民众发现，他们被他们充满哲学智慧的牧师们彻底抛弃了：

从这个方面来说，哲学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圣地。……其服从者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牧师阶层，他们不允许与世界和谐共处，不管世俗的经验对象如何从它的分裂中寻找出路，也不管它自己是如何构成的，它所关注的，都与哲学的实践毫无关系。①

启蒙辩证法一旦达到其目的，也就耗尽了原先激发它批判时代的动力。这一消极后果，在国家“扬弃”市民社会的结构中反映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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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古代欧洲的政治概念包括国家和社会两个领域。这个传统直到十九世纪一直未被打破。根据这一观念，整个政治秩序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而这种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主要靠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来加以维持，并由地方市场加以补充。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占有(或遭到政治权力的排斥)也各不相同一政治统治的观念把社会整合到了一起。很显然，这种概念框架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用私法来组织商品交换，并从政治统治秩序当中摆脱了出来。通过交换价值和权力这两个中介，分化出来两个功能互补的行为系统——社会行为系统独立于政治行为系统，非政治化的经济社会独立于官僚化的国家。这种发展势必远远超出古典政治学说所能把握的范围。因此，到了十八世纪末，古典政治学说分化为政治一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和现代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理论。

① 黑格尔：《全集》，第17卷，第343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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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正处于这一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他第一个在术语层面上提出了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概念系统，把国家这一政治领域与“市民社会”区别了开来。他仿佛在社会理论层面上再次把艺术理论中现代与古典的对立展示了出来：

在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以其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但他又只能通过与别人的接触，才能明确他的目的的范围。因此，某些人就会将其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又通过同他人的关系而获得了普遍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①

黑格尔把市场流通描述为一个道德中立领域，个人在这个领域策略性地追逐私人利益，而这些私人利益同时又是“一个完全相互依赖的系统”的基础。在黑格尔的描述当中，市民社会一方面表现为“失去了极端性的伦理生活”，是“毁灭的王国”。②另一方面，市民社会—这个“现代世界的创造物”①，又在使个体达到形式自由中获得其合法性：把需求和劳动的专断意志释放出来，也是“塑造特殊主体性”②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环节。

①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340页，第344页。

②同上，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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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要到黑格尔后来写作《法哲学原理》的时候，“市民社会”这个新词才出现，但黑格尔早在耶拿时期就已经构想出了这个新的概念。在《论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1802)一文中，黑格尔借用政治经济学，“根据物质需求和劳动及其积累来把普遍相互依赖的系统”③作为“财产和权利的系统”加以分析。在这篇文章中，黑格尔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市民社会如何才能不仅被当作实质伦理崩溃的领域，同时在其否定性中，又可以被看作是伦理的一个必要环节。黑格尔的出发点在于，古典的国家理想已无法在现代非政治化的社会条件下复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最早在论述民众宗教时提出的伦理总体性观念。这样，他就不得不调和优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古典伦理理想和社会现代性的现实。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黑格尔当时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这一点，黑格尔告别了复辟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告别了理性自然法。如果说前者并未超出实质性的伦理观念，依然把国家看作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那么，个人主义自然法则根本没有把自己提高到伦理观念的高度，并把“需要和理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私法关系等同起来。然而，只有当市民社会的原则被认为是市场的社会化原则，即非国家的社会化原则时，现代国家的独特性才开始表现出来。因为，“现代国家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和深化，足以让主体性原则把个人的特殊性发展到极端，同时，又把主体性原则还原为实质同一性，并在主体性原则自身当中维持这种实质同一性”。①

①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340页。

②同上，第343页。

③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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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问题，同时也阐明了黑格尔所提出的带有倾向性的解决方法。伦理领域(包括家庭、社会、政治意志的形式及国家机器等)应将自身在国家中，严格地说是在政府及其最高形式君主立宪制当中具体化，亦即表现出来。但在黑格尔的建议当中，这一点并不明显。黑格尔所做的，不过是阐明了以下两点：在需求系统和劳动系统当中，(为何)会发生对立，这种对立(为何)又不能由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来加以解决。黑格尔完全站在时代的高度解释了这一点：

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相反，它所导致的后果却 是：财富越来越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②

这就导致了在功能上需要将冲突的社会放到伦理领域当中。这种开始时还仅仅是有必要的普遍性，却具有绝对伦理的双重形式：一种是由自身各个环节组成的社会；另一种则是一个区别于社会的“普遍性的实证世界”。这是为了遏止自我破坏的倾向，并保护解放的果实。黑格尔把这个实证性因素看作是国家。他解决和解问题的途径，就是用君主立宪制“扬弃”社会。

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只有在绝对的前提下才有必要。这种绝对要按照一种认知主体的自我关系模式来加以理解。①早在耶拿时期的《现实哲学》当中，自我意识就已经促使黑格尔把伦理总体性看作“个别与一般的一体性”。②因为，一个通过认知而与自身建立关联的主体，会同时面对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普遍的主体，它是作为一切可以认识的对象的总体性世界的对立面；另一个是个别的自我，它在世界中是众多实体当中的一员。如果绝对者被认为是无限的主体性(它不断产生客体性，以使自身走出僵化，而进入绝对知识的神圣王国③)，那么，一般与个别这两个环节就只有在独白式的自我认识框架中才能被认为是得到了统一：因此，在具体的普遍性当中，作为普遍性的主体始终优先于作为个体的主体。在伦理领域中，这一逻辑的结果则是更高层次的国家主体性优先于个体的主观自由。迪特·亨利希称之为黑格尔主义法哲学的“绝对制度论”：“被黑格尔称为主观意志的个体意志，完全依附于不同制度的秩序，而这些制度是论证它的惟一法则。”④

① 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407页。

② 黑格尔在1819/20冬季学期开设的“法哲学讲座”中讨论了市民社会的危机结构，而且比在他的著作中要集中得多。请参阅亨利希为《法哲学原理》一书所写的导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Frankfurt am Main，1983),第1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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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与个别的另一种调解模式，是由意志形成的在更高层面上的主体间性提供的，这种意志形成没有强制色彩，而且存在于需要合作的交往共同体当中。在一种(由自由和平等的人们达成的)非强制性的共识的普遍性当中，个体保留了一种呼吁机制，可以用来反对共同意志的制度具体化的特殊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他还把伦理总体性解释为体现主体间生活关系的交往理性。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一种民主社会的自我组织形式完全可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国家机构。然而，相反，自我把握的主体的逻辑使得强权国家政体成为了必然。

① 请参阅 R. P. 霍斯特曼：《黑格尔耶拿体系中的变化问题》(Probleme derWandlung in Hegels Jenaer Systemkonzeption'), 载：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9期，1972,第95页以下;及其《论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地位》(Über dieRoll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Hegels Politische Philosophie')，载：《黑格尔研究》,第9卷，1974,第209页以下。

② 《耶拿现实哲学》(Jenenser Realphilosophie),霍夫迈斯特编，Leipzig, 1931,第248页。

③黑格尔用这些词汇描述了悲剧，因为悲剧展示的是伦理领域当中永远轻率对待自己的绝对者。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495页。

① 亨利希：《黑格尔著作导言》(1983)，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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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法哲学原理》中的“国家”上升为“实质意志的现实性和自为自在的合理性时”，在黑格尔看来，超越了哲学界限的政治运动将与理性自身发生冲突。这一结论在黑格尔的同代人看来是有挑战性的。宗教哲学最终抛弃了民众未被满足的宗教需求①，同样，国家哲学也退出了未能得到满足的政治现实。民主自决的要求—在巴黎七月革命中被大声疾呼，在英国议会关于选举改革的草案中却变得小心谨慎—在黑格尔耳边激起了更加刺耳的“杂音”。这一次，黑格尔在面对理性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不协调时，是如此的心烦意乱，以致在《论英国改革议程》中，他干脆站到了复辟派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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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尚未来得及把现代性的分裂加以概念化，现代性的动荡和运动就打算冲破这个概念。这样的认识可以从以下事实当中找到根据：黑格尔只能在主体哲学范围内批判主体性。一旦分裂的力量只是为了绝对者便于证明自己是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就再也没有“错误的”实证性了，有的只是分裂，它也可以要求一种相对的权力。“顽固”的制度论促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前言中宣称：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然，早在1819一182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黑格尔就已经有了如下语气稍缓的表述：“凡是合理的，将会成为存在的现实；凡是存在的，将会是合理的。”①但即便这一陈述也只是为预先决定和预先判断了的现在打开了一方天地。

①“如果不再给穷人传播福音，如果连盐都变得愚不可及，如果所有的基础都悄悄地被剥夺了，那么，民众也就明白了，对于渗透到他们当中的理性来说，真理只能停留在想像当中，而再也不能为他们的内在冲动提供任何帮助。”(黑格尔：《全集》,第17卷，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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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开头的问题。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惟一来源。主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时代意识的源头。反思哲学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主体性原则的关键。当然，反思能力能够运用到自己头上，在它面前，绝对主体性的消极面也会显示出来。因此，沿着启蒙辩证法的路径，作为现代性的所有物和惟一义务的知性合理性就应当扩展为理性。但是，作为绝对知识，这种理性最终采取的形式是如此的势不可挡，以致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问题不仅得到了解决，而且得到了太好的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在理性的嘲笑声中迷失了方向。因为，理性取代了命运，并且知道每一事件的本质意义早被预定。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满足了现代性自我证明的要求，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最终，哲学失去了其对于当前时代的重要意义，毁灭了自己对时代的兴趣，拒绝了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天职。时代问题没有了挑战性，因为，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已经丧失了意义。

1802 年，黑格尔为《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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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e)撰写了导言《论哲学批判的本质》，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批判：一种针对时代的错误实证性，它把自已理解为对受到压抑的僵化生活的启发：

如果批判不允许工作和行为作为思想的形式，那它也不会否定这一追求；这里真正的科学(!)兴趣在于，剥开压制内部追求的外壳，让它重见天日。①

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这就是青年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的实证力量的批判。黑格尔把另一种批判指向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对他们而言，“哲学思想已经得到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但主体性要想解救自己，就必须与哲学对抗”。②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揭示一种有限主体性：它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客观认识视而不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认为，只有第二种批判才是正确的。

哲学无法指导世界的应然状态；哲学的概念只是反映了世界的现实性。哲学不再批判性地针对现实性，而是针对摇摆于主体意识和客观理性之间的模糊抽象性。当精神在现代性中“经历了猛烈的震荡”之后，当精神找到走出现代性悖论的途径之后，当精神不但进入现实而且还在其中获得客观化之后，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摆脱了这样一种使命：用概念去解决懒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批判的钝化和现实意义的弱化是一致的，而哲学家们回避的就是这种现实意义。现代性就其概念来说，允许人们采取禁欲的方法，从中退缩出来。

① 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175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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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黑格尔自己最后又打破了这个格局，因为，膨胀成绝对精神的合理性把现代性获得自我意识的前提给中立化了。这样，黑格尔就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结果，在他之后，只有以更温和的方式把握理性概念的人，才能处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

青年黑格尔派用一个打了折扣的理性概念坚持黑格尔的方案。他们想用另一种形式的启蒙辩证法来把握和批判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性。他们只是众多派别当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卷人如何正确理解现代性争论的派别，力图解决现代性、时间意识与合理性的内在联系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逃脱这些基本概念的约束。新保守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右派，它毫无批判地屈从于社会现代性的强大动力，轻视现代的时间意识，并把理性还原为知性，把合理性还原为工具合理性。除了这种科学主义的科学之外，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文化现代性失去了一切规范意义。青年保守主义源自尼采，它超越了辩证的时代批判，为此，它把现代的时间意识推向极端，并认为理性是绝对的工具合理性，是非人化的控制力量。在这一点上，青年保守主义从审美主义的先锋艺术那里获得了没有得到承认的规范，而在这些规范面前，无论是文化现代性，还是社会现代性，都不可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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