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黑格尔认为，现实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黑格尔恰恰就是用他的现实性概念把奠定现代性基础的关键环节搁置到了一边：意义深远的短暂瞬间。在这瞬间当中，反复出现的诸多未来问题纠缠到了一起。时代历史的现实性应当是哲学需要的源泉，而老年黑格尔把这一点从本质事件或合理事件的建构中隔离了出去，认为它是纯粹经验的，反映的是一种“劣质无限性”中的“偶然性”、“瞬间性”、“无意义性”、“短暂性”和“扭曲性”。合理现实性概念克服了突发事件和新兴发展的事实性、偶然性和现实性，而青年黑格尔派(沿着晚期谢林哲学和晚期费希特唯心主义的路线)，极力强调存在之于合理现实性的重要意义。费尔巴哈强调的是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感性存在：情感和激情证明了个体的肉体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克尔凯郭尔坚持的是个体的历史存在。此在的本真性在无限旨趣绝对内在和不可剥夺的具体决断当中得到了证明。最后，马克思强调的则是我们日常生活经济基础的物质存在：生产活动和社会化个体的合作，构成了人类自我繁衍的历史进程的中介。因此，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都反对如下错误的和解，即主观自然与客观自然、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知识仅仅在思想领域中达成的和解。他们强调要消除精神的崇高性，因为精神把当下出现的各种矛盾都纳入绝对的自我关系之中，以便消解它们，并把它们转化到记忆中的过去模式当中(这种模式既模糊又透明)，进而剥夺了它们所具有的一切重要意义。

但青年黑格尔派同时也坚守了黑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他们从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中盗用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结构，想把黑格尔的区分有效地运用到激进的历史思想当中。这种思想赋予相对主义因素即历史瞬间以绝对的重要性，而又没有陷入历史主义不断激活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卡尔·洛维特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强烈感情描述了这种新的话语形式。①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投身于历史思想：“他们想置身于历史之中并把历史作为取向，这就好比船舶毁坏之后想抓住风暴一样。”②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洛维特的这段形象描述。青年黑格尔派的确很想把面向未来的现在从全知全能的理性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他们希望重构历史维度，为批判打开一个活动空间，以便应对危机。但是，他们要想获得一种行动的指南，就不能为了历史主义而牺牲时代历史，而且还要保持住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独特联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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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Von Hegel zu Nietzsche),Stuttgart,1941。

②卡尔·洛维特：“序言”，载其(编):《黑格尔左派》(Die Hegelsche Linke),Stuttgart,1962,第 38 页。

③ 对于现代性话语而言，历史与理性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在善或恶的意义上都具有建构意义。谁如果参与了现代性话语，那么，他就在从一定的角度使用“理性”或“合理性”等词语——这种情况迄今为止没有丝毫的改变。他既不是根据本体论的游戏规则在使用这些词语，以便描绘上帝或存在者，也不是根据经验主义的游戏规则在使用这些词语，以便揭示具有认知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特征。理性既不是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是一种表现在自然或历史中的客观目的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能力。相反，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模式为我们指明了超越个体主观意识的教化过程，这个过程尚未完成，却已被打破，甚至误入歧途。由于主体与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建立起了联系，因此，在主体身上，社会生活关系和文化生活关系都获得了再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过程的再生产在历史的中介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在追寻者的专注目光下凝聚成了表征或结构。这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视角受到了自我确证的兴趣的主宰：他被欺骗和自欺蒙蔽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捕捉到了框架和结构，由此，他发现了超越主体的教化过程，这是一个学习和荒疏纠结的过程。所以，现代性话语把非存在者的领域和变化者的领域置于认识和错误的双重决定之下：它把理性放到了古希腊本体论和现代主体哲学都认为是既毫无意义也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领域当中。这种冒险的举动借用了错误的理论模式而首先堕落为独断论的历史哲学，并呼吁抵抗历史主义。不过，认真对待现代性话语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必须打破这一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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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荒疏是一个历史过程，既超越主体，又相互交织。以此作为前提，我们就可以揭示出黑格尔左派话语的其他特征：除了激进的历史思想之外，还包括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突出地位以及对历史延续性和断裂性的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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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各派就一直在争论如何才能明确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他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十八世纪用“启蒙”概念所把握的学习过程，与一种影响深远的自我幻觉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还一致认为，狭隘的启蒙的权威主义特征集中反映在自我意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之中。这就是说，同自我有着关联的主体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由于无论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中，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主体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起永久的联系。因此，应当能够确保自我认识和自主性的主体行为变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独立。自我关系结构中所具有的这种局限性，在意识形成过程中一直都了无痕迹。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趋势，亦即自我绝对化的趋势。

在现代性话语中，反对者提出了指责；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从巴塔耶、拉康到福科和德里达，这种指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都是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他们强调认为，这种理性只是揭示和破坏了一切压迫、剥削、屈尊和异化的表面形式，目的是要在同一个地方建立起无懈可击的合理性统治。主体性被提升为错误的绝对者，由于主体性统治秩序把意识和解放的手段转换成为对象化和控制的工具。因此，在这种十分隐蔽的统治形式中，主体性获得了超常的免疫力。笼罩在实证理性身上的阴暗的铁笼不见了，变成了一座闪闪发光的透明宫殿。所有派别都一致同意：应当打破这个闪光的外观。但是，在克服理性实证主义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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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左派倾向于实践和革命。他们试图把历史上积累起来并等着释放的理性潜能动员起来，反对曲解理性，反对市民社会的片面合理化。黑格尔右派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坚信国家和宗教可以消除市民社会的动乱，只要引发动乱的革命意识的主体性屈从于对现存合理性的客观认识。绝对的知性合理性集中反映在社会主义的狂热观念当中。针对这些错误的批判者，哲学家们则必须动用他们的元批判力量。最后，尼采试图揭开整个历史舞台的帷幕，因为这里上演的是对革命的希望和对革命的反动。尼采消除了以主体为中心并退化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批判当中所具有的辩证法芒刺，并且完全像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理性升华一样对待理性：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

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争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之所以占有要位，是因为现代性与理性有着关联。如同在历史中寻求理性的探寻者，现代性哲学家们也在寻找一些盲点。在这些盲点当中，无意识存在于意识之中，遗忘变成了记忆，倒退伪装成进步，而荒疏被看作是学习。上述三个派别都想揭示启蒙的狭隘性，但他们对知识分子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的评价却各不相同。批判的批判者认为自己是急先锋，勇于面向未知，并推动启蒙进程不断向前。他们有时是审美现代主义的先驱，有时又是影响大众意识的政治领袖，或者以分散的个体形式出现，轻易就抛出了他们的重要思想，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战后把《启蒙辩证法》交给一家小的流亡出版社，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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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元批判者认为知识分子都是他者，有导致新的教士统治的危险。知识分子打破了强大制度和纯粹传统的权威，这样也就阻碍了焦虑的现代性不得不与自己进行的交易，也阻碍了合理化社会不得不与国家和宗教的束缚力量进行的交易。如今，新保守主义正在利用“新阶级”理论来反对据称是敌对文化的颠覆性的拥护者，而这种“新阶级”理论主要来源于我们的话语逻辑，而不是来源于作为证据用来重新区分后工业职业系统的事实。最后，那些把自己列入尼采理性批判传统的人，竟然猛烈抨击知识分子的背叛行为，抨击先锋派借着历史哲学的良知，打着人类普遍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只是，知识分子自我憎恨的突出因素在此是缺席的。(所以，我认为福科的敏锐观点不是对对手的一种谴责，而是一种通过自我批判对过分要求的拒绝。)①

现代性话语还有第三个特征：由于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现在被认为是需要批判的分裂现象的闪现，而未来则被看作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施加的压力，这样，人们就从存在意义上充分意识到了遭到忽略的决断和干预所带来的危险。一种视角出现了，由此出发，当代人发现自己有必要对作为未来现在的过去的现实状态加以说明。人们觉得有责任把两个相邻的状态关联起来，有责任把历史过程继续下去，而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其自发性，并拒绝承诺任何不言自明的连续性。这种非常敏感的紧张关系不仅让行动哲学家坐卧不宁——摩西·赫斯称他们是“运动派”—也让那些追求克制的“顽固派”寝食难安。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面对这个过程，“顽固派”把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干预所具有的论证压力都转移到了革命者和运动者、变革者和活动者身上。①当然，他们对待历史连续性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从考茨基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他们都认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提供了保障。还有科尔施、本雅明和极左分子，他们只能把革命想像成一种断裂，目的是要摆脱反复出现的前历史的野蛮状态，是要打破所有历史的连续性。这种立场受到了超现实主义时间意识的启发，但反而和无政府主义者有着相似之处；无政府主义者跟随尼采，捍卫迷狂的自主性和被遗忘的存在，捍卫对肉体的反思和局部的抵抗，捍卫饱受折磨的主体本性的本能反抗，坚决反对普遍的权力关系和欺骗关系。

① 福科：《知识分子与权力》(Die Intellektuellen und die Macht'),载其:《论知识的颠覆》(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München, 1974,第 12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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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那里接过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历史问题。他们集中关注的是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关于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争论，以及如何正确平衡革命与历史连续性的问题等。他们由于在哲学实践化问题上摆明了立场，因此激怒了两个对手。这两个对手都捍卫讨论主题，遵守游戏规则，他们没有为了过去的权威而从现代性话语当中脱身出来。老的保守派回过头来依赖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真理，因而已不在现代性话语范围之内——欧洲古老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灵活派是对顽固派的回应，后者只想保留市民社会的动力。他们把保守倾向转换为新保守主义所赞同的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动员。在尼采和新浪漫派那里，他们遇到了第三个话语伙伴。这个话语伙伴想拆激进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台。他们剥夺了灵活派和顽固派所坚持的理性，以此来消除理性批判中的主体性结构。这样，第三派就战胜了其余两派。

① 关于保守主义论证分工的捍卫立场，请参阅H. 卢贝：《进步作为取向问 题》(Fortschritt als Orientierungsprobleme),Freiburg,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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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完全远离这种话语，并且宣布，十九世纪的这种表演方式已经过时。就我们而言，并不缺少相互超越的游戏。这一点，我们从用“后”来翻新的思潮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像当代虚构的人种学那样把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严格而又中立的考察对象，并轻易地跳出现代性的话语。因此，为了揭示上述三个派别的内在困境，我选择了一条比较常见的路径，从一个参与者的日常视角出发，勾勒出论证过程的轮廓。这条路径不会导致我们脱离现代性话语，但或许会让其主题得到更好的理解。当然，这样做，有些问题也就不得不简单化。我想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着手，追溯一下反思概念如何转变成了生产概念；并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考察“劳动”概念如何取代了“自我意识”，从而陷入了困境。黑格尔右派的元批判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现代社会所达到的系统分化水平是不容逆转的。由此形成了一种新保守主义，不过，当它去解释如何衡量和稳定现代化过程的负面效果和动荡局面时，它在论证上却捉襟见肘。

3 实践哲学对黑格尔主义设计的继承

众多文献告诉我们，铁路在诞生的时候对当时人的时空经验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铁路并未创造现代时间意识，可是，在整个十九世纪，铁路的确成了现代时间意识震动大众的工具：火车成了推动一切生活关系快速进步的显著象征。不仅仅是知识精英感受到了有着稳定界限的传统生活世界发生了动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诉诸一种日常经验，把“一切社会状况不断遭到打破、不断的动荡和不安”还原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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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

马克思的这段话包含着三点重要内容：

(a）在历史长河中，历史的指导意义可以先于一切哲学观察而在经验层面上得到明确：一旦生活关系的变动和革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增速，那么，现代化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对马克思而言，现代世界的中心在西方(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马克思始终关注着这一点。马克思对非共时条件的共时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认为，按照法国的时间计算，1843年德国的状况还不如1789年法国的状况。德国处于“历史水平之下”，其政治现实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历史当中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②

(b）但是，如果现代社会变成一种动力系统，其中一切固定的和持久的事物(在没有行为主体自觉介入的情况下)都变动不居，那么，不管是“自发的特征”还是“实证的特征”都将发生改变。对青年马克思而言，青年黑格尔的视角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我们必须破除今不如古的迷信，而且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将来，今才会胜古。③实证的东西不会再以稳定的形态出现。相反，我们需要一种理论上的努力，来揭示永恒变化中所具有的重复必然性的实证性。生活关系在无意识当中完成的革命只是一种幻觉，掩盖了朝向真正革命运动的倾向。只有十九世纪初人们所说的社会运动，才能把人类从被外部控制着的运动灾难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想“对现代社会中或多或少处于隐蔽状态的内战进行追溯，直到它爆发为公开的革命为止”。①早在这种欧洲工人运动具有清晰的历史轮廓之前，马克思就设定了一种社会运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Werke)，第4卷，Berlin,1959,第 4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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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过，在外在生活状况的强制性变动和社会运动的解放背后，隐藏着的是生产力的明显解放—包括“所有生产工具的飞速进步，交通的巨大便利”。这说明历史在加速过程中能够让人们清醒过来：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由于历史的双重加速最终还是回到了《共产党宣言》大加赞颂的“工业进步”，市民社会也就获得了青年黑格尔在其神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为“民众的生活”所预先明确的地位。在青年黑格尔眼里，宗教正统派与启蒙运动已经如同衰落的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机构一样，脱离了民众的生活领域。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现代政治社会现实”—是基础，宗教生活、哲学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作为抽象物从中分离了出来。同时，由费尔巴哈、D.F.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所进行的宗教批判，则堪称是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样板。

但是，关于自我异化的生活的实证主义也还是一种同一性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在国家扬弃市民社会的思想构架中，和解已经实现了。所以，马克思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想由此阐明，如果正确处理了黑格尔的伦理总体性思想，对市民社会的扬弃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①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观点今天已经不再让人觉得惊奇了，其要点在于，国家在西方议会制而不是在普鲁士君主制中真正获得了实现，它绝不会把对抗的社会放到伦理生活领域。国家仅仅是满足了社会的绝对功能，它自身则是四分五裂的社会伦理的表现。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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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形成了一种视角，用以考察社会自我组织的方式。这种社会自我组织消灭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分裂，打破了公民主权的幻想和“处于野蛮统治下的”的人的异化存在：

只有当个体将其自身融入抽象的市民……当他认识到并将其自身的权力和社会权力组织在一起时，人类解放才能实现。因此，个体就不会再将这种社会权力当作政治权

① 马克思对这条思路的论证依靠的是共时的非共时性概念：“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3页)

②青年马克思还是从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根据“公民”与“市民”、公民与私法主体的互补角色，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面上有自主权的民众过的是双重人生—“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生活是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成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将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5页)；这里，资产阶级国家的唯心主义遮蔽了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说，遮蔽了其自我中心主义的实现过程。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把市民社会从政治和一种具有普遍内涵的表象中解放了出来；同地又把在理想的独立性中建构起来的共同体工具化为“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世界”，而所有这些构成了国家的自然基础。马克思从人权的社会内涵中发现：“人的共同领域压低了人的私人领域。不是作为公民的人，而是作为市民的人，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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