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力从其自身当中分开。①

由此，这一视角就决定了实践哲学对现代性的阐释。②实践哲学的主要观点在于，即便是在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功能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伦理总体性观念仍有实现的可能。

因此，马克思集中讨论了《法哲学原理》308节。在这一节，黑格尔批判了这样一种观念：“作为个体的所有人都应共同参与涉及一般利益的政治事件的决策。”然而，马克思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给自己确立的使命：对一种意志的形式结构进行解释，而且，这种意志的形式结构能够满足“市民社会的追求——把自身转变为一个政治社会或把政治社会转变为现实社会”。③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相似性相当显著。在他们早年，二人都主张将相互合作的交往共同体中非强制性的意志结构用于调和分裂的市民社会。但后来，又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放弃了这一想法。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以难以承受主体哲学概念的重压。他最初用黑格尔的方式，使自己远离了纯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应然无能。和黑格尔一样，他也求助于启蒙辩证法的动力，认为现代社会的成就和矛盾源于同样的原则，而且同样也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解释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解释现代社会中理性潜能释放的过程。但是，马克思把社会现代化和日益提高的自然资源开发能力以及日益扩张的全球贸易和交通网络联系起来。因此，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必须被还原为现代性的一种原则，其基础与其说是认知主体的反思，不如说是生产主体的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0页。

② 我所说的“实践哲学”，不只是指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和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批判理论和布达佩斯学派，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存在主义，恩佐·帕齐到南斯拉夫实践哲学家的现象学)，也包括主张激进民主的美国实用主义(米德和杜威)以及分析哲学(泰勒)。请参阅R. J. 伯恩斯坦：《实践与行为》(Praxis and Action),Philadelphia,1971。他对不同实践哲学的比较非常有启发意义。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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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马克思只需改变一下现代哲学模式的重心。现代哲学模式可以划分为两种同样具有始源性的主客体关系：认知主体形成有关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行为主体做出的是以成效为取向的目的行为，以便在客观世界中生产出某些东西。之后，在认知与行为之间，教化过程的概念构成了一个中介。通过认知和行为这两个媒介，主体与客体进入了一个不断更新的格局当中，从此双方的形态就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赋予认知以优先地位的反思哲学认为精神(根据自我关系模式所进行)的自我教化过程就是意识的过程。实践哲学强调的是行为主体与可以操纵的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把类(根据自我外在化的模式所进行)的自我教化过程看作是自我创造的过程。因此，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

从这一原则出发，很容易就可以得出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但是，如果马克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的合理内涵和在进步中辨认倒退的准则也纳入实践概念中，他就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劳动原则。所以，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家把他自身的本质力量释放出来，并在凝神观赏中再次占有自己的作品。赫尔德和洪堡勾勒出了这样一种自我全面实现的个体理想；席勒和浪漫派、谢林和黑格尔等接着用一种生产美学对这一表现主义的教化观念进行了论证。①但是，由于马克思把美学生产转移到“类的劳动生活”当中，所以，他可以把社会劳动看作是生产者的集体自我实现。①由于马克思使工业劳动适合于一种规范的模式，从而使得他可以把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本质力量的异化、把自足的实践和受到阻碍并发生分裂的实践彻底区分开来。

① 请参阅查尔斯·泰勒：《黑格尔》(Hegel),Cambridge,1975,第1章，第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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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化劳动当中，对象化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之间的循环被打断了。生产者再也不能从他的产品中得到享受，并同他自身发生了异化，而他本可以在他的产品中重新找到自我。

雇佣劳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雇佣劳动当中，社会生产财富的私人占有打破了实践的正常循环。雇佣劳动关系把具体的劳动转变成了抽象的劳动，也就是说，转变成了对资本自我实现的积极贡献，而这个过程似乎占用的是脱离生产者的僵化劳动。劳动力与报酬之间的不对称性交换形成了一种机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与雇佣工人相异化的本质力量领域为何彻底获得了独立。有了这种价值理论观点，实践概念的审美一表现内涵也就大大拓宽了，包含了一种道德因素。因为异化劳动不仅偏离了自足的实践模式(生产美学意义上的)，同时违背了平等交换的自然法则模式。

然而，实践概念最终也被认为应该包括“批判一革命的活动”，亦即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打破了把僵化劳动凌驾于灵活劳动之上的资本主义魔咒，占有了他们被拜物主义异化的本质力量。这就意味着，分裂的伦理总体性被认为是异化劳动，如果异化劳动应当从自身内部来克服其异化，那么，解放的实践也就必须从劳动自身当中产生出来。在这里，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陷入了基本概念的困境当中。因为实践哲学不能提供把僵化劳动当作中介化和偏颇化的主体间性加以思考的手段。实践哲学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它虽然没有把理性安置干认知主体的反思当中，但把理性安置在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合理性当中。在行为者和可以感知、可以掌控的对象世界的关系之中，只能出现一种认知一工具合理性。理性的一体化力量，即现在所说的解放实践，是不可能进入这种目的合理性的。

① 请参阅我对实践哲学基础的批判，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补充论证卷》，第48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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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使实践哲学及其理性概念的基本困境昭然若揭。出现这些困境，几乎都是因为对规范性的批判基础缺乏清楚的认识。我在这里至少想列举出这些困境的三个方面内涵。

（a）把社会劳动和创造性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我活动”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根据浪漫主义所美化的手工劳动原型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比如，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所推动的当代改革运动，就是以此模式为取向的。他们大力推销手工艺品。然而，工业劳动的发展却在不断远离这种整体制作模式。即使马克思最终也放弃了这种把过去作为样板的手工实践模式。不过，马克思悄悄地把这种实践概念中尚有疑问的规范内涵纳入到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当中，做到了不露声色。这就解释清楚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劳动概念及其内在的目的合理性为何始终都是含混不清的。

相应的，对生产力的评价也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人欢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一技术的进步，认为这是社会合理化的动力。他们期待在生产力的合理化压力之下，社会制度会发生革命。这些社会制度调节着社会权力的分配以及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另一些人则怀疑支配自然的合理性，认为对自然的支配和不合理的阶级统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对马克思来说，科学和技术意味着解放的潜能，但到了卢卡奇、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里，科学和技术就变成了更加有效的社会压迫手段。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解释，是因为马克思没有阐明目的行为的合理性与自我活动的直觉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后者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只是隐约出现在自由生产者的联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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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僵化劳动与灵活劳动的抽象对立进一步导致了其他的困境。如果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那么，脱离了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成了生产者被剥夺的本质力量的隐蔽形式。实践哲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国家制度之间的系统联系只是一种幻觉。一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这一切便会烟消云散。然而，依据这一观点，所有无法进入行为主体视野的结构差异都立刻失去其合法性。人们根本还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中介化的亚系统是否具有独立于阶级结构功能的独特价值。相反，革命理论唤醒的是一种期待，在原则上，所有自成系统的异化社会关系都能融入生活世界的视野：资本的幻象破灭之后，在价值规律主宰下变得僵化的生活世界将会重新获得活力。但是，如果解放与和解只是按照复杂生活关系的非分化模式来加以设想的，那么，系统论在面对高度的复杂性时很容易就会把理性的一体化力量当作十足的幻想。

（c）之所以出现上述两个困境，是和实践哲学的规范基础，特别是实践概念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贡献从未得到明确的解释分不开的。生产美学对社会劳动概念的提高以及道德实践观念对社会劳动概念的拓展，需要加以论证，这种论证靠方法论上的研究(不管是从人类学方法或是存在主义现象学方法)不会产生出来，因为这些方法论研究本身还值得追问。而那些只能得出目的行为的目的合理性和自我捍卫的方法，则更加无法为实践概念提供更多的理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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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劳动原则确保了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联系。但实践哲学也同样面临着反思哲学当时曾面对的使命。自我外化的结构和自我关系的结构一样，内部都存在着自我对象化的必然性。因此，类的教化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劳动个体通过外在自然的控制而获得了其同一性，但付出的代价是压制了其内在自然。为了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自我矛盾，黑格尔曾以绝对精神的自我中介来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实践哲学有充足的理由抛弃这条唯心主义的路线，但它并未摆脱相应的问题；对于实践哲学而言，这些问题反而更尖锐了。因为，如果实践哲学必须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把自己看作是这种物化关系的组成部分和后果，如果批判理性自身内部也受到了对象化的强攻，那么，实践哲学如何来抵抗膨胀为社会总体性的目的理性的工具理性呢？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想澄清这一困境，而并不打算走出这一困境。事实上，他们用“回忆”来对抗工具理性，通过“回忆”，可以寻找到具有革命性质并反对工具化的自然力量。他们称这种反抗为“模拟”。模仿一词激起了人们的联想，其意图在于：移情和模拟。它让我们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通过自我外化而与他者认同，并不要求以牺牲自身的特性为代价，而是保持其依赖性和自主性于一体。

和解状态不是要用哲学帝国主义去吞并他者。而是允许他者保持距离和差异，超越多样性和同一性，而这才是和解状态中最快乐的事情。①

① 关于生产范式过时的问题，请参阅本章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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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模仿的能力，无法用只适用于主客体关系的抽象概念来归纳，所以，模拟完全是一种冲动，完全表现为理性的对立面。工具理性批判只能把它无法解释的事物斥为腐化堕落。因为它陷入了概念当中，虽然这些概念使主体能够把握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但它们无法赋予客观化的自然以语言表达能力，从而能让客观化的自然告诉我们主体所犯下的罪过。②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力图描述不能以话语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而在《美学理论》中，他想确定认知能力向艺术的臣服。源自浪漫派艺术的审美经验被青年马克思融入了他的实践概念当中，它在先锋派艺术中走向了极端。阿多诺认为这些是反对实践的惟一证据，因为这种实践已经把曾经由理性决定的事物统统都埋葬在了它的废墟之中。批判只有把自己当作一种操练，才能阐明为什么模仿能力逃脱了理论的控制，并暂时在最前卫的现代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一个避风港。

4 新保守主义对实践哲学的回应

新保守主义深受黑格尔右派思想的影响，当前，他们主要控制着社会科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失望。①黑格尔的嫡传弟子主要有罗森克朗茨、欣里希斯和奥本海姆等—都是比马克思年长一些的同代人。他们并不是直接应对马克思，而是在回应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在法国与英国所构成的挑战。主要是通过洛伦茨·冯·斯坦因的介绍，这些学说和运动在德国广为人知。②这些第一代的黑格尔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他们努力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寻找到某种可能性，以便在政治上建立自由主义宪政国家，并在一定意义上推行社会福利国家改革。他们把(从概念上讲)作为惟一实在的理性与理性的有限历史形式之间的重心作了转换。经验主义关系必须得到完善，因为它们不断生产出已经得到克服的过去。和黑格尔左派一样，黑格尔右派也坚信，“从思想上把握的现在……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存在于思想当中，它同样也力图通过实践进入现实”。③他们也把现在看作是哲学获得实现的首选场所：理念必须和现有的利益建立联系。而且，他们还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进入了彻底世俗化的政治形成

①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载其：《全集》(Werke)，第6卷，Frankfurt am Main, 1973,第 192 页。

②请参阅本书第五章，第12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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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 斯泰因费尔斯：《新保守派》(The Neoconserwtives), New York, 1979;R.萨格：《联邦德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Neokonservaties Denken in der Bundesrepub-lik'),载其:《回归强权国家?》(Rückkehr zum starken Staat?)，Frankfurt am Main,1983,第 228 页以下;H. 杜比尔：《解读进步》(Die Buchstabierung des Fortschritts)，Frankfurt am Main, 1985。

② 洛伦茨·冯·斯坦因：《法国社会运动史》(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uegung in Frankreich),1849;这是他的《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的续篇。

③ 欣里希斯：《政治讲座》(Politische Vorlesungen')，载 H. 卢贝(编):《黑格尔右派》(Die Hegelsche Rechte), Stuttgart, 1962,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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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当中。①

面对市民社会的冲突潜能，黑格尔右派也没有熟视无睹。②但他们坚决反对走共产主义道路。黑格尔的自由主义信徒和社会主义信徒在国家和社会的解分化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一方持恐惧态度，另一方则表示欢迎。马克思坚信，社会的自我组织消除了公众权力机关的政治特性，而且也必将埋葬他的对手们所认为的将要出现的状况，即实质的伦理彻底消解在与天赋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从批判的角度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需要和理智的国家”，它仅仅以个体的福利和生计为目的，以私人劳动和享乐为内容，以天赋意志为原则，以需要的多样化为结果。而黑格尔右派认为，市民社会实现了一种社会原则。他们断言，一旦消除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这一社会原则就会获得绝对统治地位。①社会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自然需求、才能和技艺都不平衡的领域。它形成一种客观性的关系，其功能上的绝对命令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主体的行为取向。凡是想把平等的公民原则带入社会，并使社会服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民主意志结构的尝试，都注定要由于这种结构和复杂性而遭到失败。②

① 罗森克朗茨讨论政党概念和公众舆论概念的文章集中反映了现代时间意识对黑格尔法哲学世界的渗透(卢贝：《黑格尔右派》，第59页以下，第65页以下)。在未来反对过去的过程当中，历史连续性分解成为一连串的现实性。不断转型的公众舆论就是这种争论的中介，争论不仅发生在政党之间(涉及到的是进步与保守的问题)，也波及到了政党内部，把每一个政党都牵扯进了未来与过去的两极漩涡当中，从而分裂为不同的阵营、派别和支系。甚至在当下运动中体现未来的先锋派观念，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也不算陌生—《共产党宣言》只是这种观念的最彻底的表达。

②奥本海姆反对“竞争、供给和需求的盲目统治”，反对“资本和大财产主的专制”，因为如果听之任之，它们将“引发寡头政治”(奥本海姆，载卢贝：《黑格尔右派》，第186页及下页)。国家应当干预所谓的“神圣的产业形势”：“行政机关……一直都在关注着，大资本家如何来挖掘沟渠；依靠这条沟渠，一切国家利益、一切财富以及一切幸福都在保护自由竞争的幌子下悄悄流失了”(奥本海姆，载卢贝：《黑格尔右派》，第193页)。欣里希斯认为，劳动系统和需求系统要想兑现主观自由的许诺，“劳动者就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便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最终还能获得自己的财产”(欣里希斯，载卢贝：《黑格尔右派》，第131页)。罗森克朗茨则希望发生一场“新的流血革命”，以便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罗森克朗茨，载卢贝：《黑格尔右派》,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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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马克斯·韦伯继承了这一批判并使之更加尖锐。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现代工业劳动铁笼的破裂，他的这一诊断是正确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想把市民社会融入政治社会，而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官僚化。它只是把经济强制扩张成为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的行政控制。

另一方面，黑格尔右派由于对强大国家的再生能力深信不疑而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罗森克朗茨仍然在捍卫君主制，因为只有君主制才能确保政府独立于党派之外而保持中立，消除不同利益之间的对抗，并保证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在罗森克朗茨看来，这种政府必须是最高权力机关，因为只有政府“才能知道公共意见中什么是最紧迫的”。③这种观点在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流派，经过卡尔·施米特，一直贯穿到那些认为魏玛共和国难以治理因而主张极权国家的宪法学家那里。④沿着这一传统，实质国家的概念转换成了赤裸裸的极权国家。因为在这同时，黑格尔右派所坚持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之间的等级秩序已经彻底被打破了。①

① 卢贝毫无改动地持这种观点。卢贝：《公民政治哲学面面观》(Aspekte derpolitischen Philosophie des Buergers')，载其：《启蒙运动之后的哲学》(Philosophienach der Aufklärung),Düsseldorf,1980,第 211 页以下。

② 奥本海姆，载卢贝：《黑格尔右派》，第196页。

③ 罗森克朗茨，载卢贝：《黑格尔右派》，第72页。

④ 关于E. 福尔斯托夫、E. R. 胡贝尔、K. 拉伦茨等人的相关著述，请参阅H. 马尔库塞：《与集权主义国家观念中自由主义的斗争》(‘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载：《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Sozialforschung),1934,第161 页及下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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