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三、外一主体与剩余数据：数字时代的生态学

生命体的优势在于，它能从相关联的潜能中再生产，在潜能中实现其状态，个性化其身体。①

—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是一种对内在主体的逃逸，但是，内在主体似乎仍然牢牢掌控着自我，并主导其思考和行为。这并不是因为力比多或欲望并没有成功逃逸，而是因为逃逸的行为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它们只存在于瞬间的歇斯底里的呐喊或狂欢之中，对于仍然被内在自我意识掌控的主体，这些零散的痕迹很快被意识所阉割，从而所有曾经发生过的痕迹仍然依照着内在主体的架构来排列。这样，曾经的本我逃逸的痕迹，已经像沙滩上的脸被内在主体架构所抹除，那里只剩下与当下的主体结构相一致的过去，而那些与之相冲突的离散而碎裂的痕迹，却被遗忘在勒忒河的彼岸，如同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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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数字时代的来临，似乎让一切悄悄地发生改变。如果说，之前精神分裂主体的问题在于，那些曾经的力比多的逃逸，实际上为当下的内在自我痕迹所抹除，那么大数据技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因为按照大数据时代的理念，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这种痕迹不再是柏格森式的绵延的痕迹，而是十分确凿的数字痕迹。我们无意间做出的行为，浏览网页、刷微博、看抖音短视频，甚至我们在监控探头下的行走路线，都无一例外地留下痕迹。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去看待这些我们在互联网上无意间生成的数字痕迹呢？

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经提出过“第三持存”(souvenir tertiaire）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类痕迹的诞生。相对于直接在场的记忆的“第一持存”和事后主观回忆的“第二持存”，人类还创造了用书写和技术来记忆的“第三持存”，例如摄影术就是典型的第三持存。在现象学那里，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实际上都依赖于内在主体结构，当下的意向性的直观是由内在主体的建构的，而回忆的所形成的排列结构也离不开内在主体的关联，唯有“第三持存”，是一种在内在主体之外的持存，即依赖于一个外在的对象将主体的痕迹记录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第三持存”一旦形成，便成为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以一种完全外在的形式抵抗着内在主体架构的消化功能，斯蒂格勒说：“这种“第三持存’的构造性奠定了谁’的不可磨灭的中立性”①，这势必意味着，记录的文献、照片、影像以及其他的一些材料，实际上构成一个对象化的自我，它所产生的痕迹，并不能完全被囊括在当下的内在主体之中。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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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今天的数字时代让这种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斯蒂格勒的描述中，“第三持存”仍然带有主观性，譬如，当我们拍摄一张照片时，实际上仍然是主体选择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构图来记录当下的事态，也就是说，这种“第三持存”实际上也有内在主体的介入，尽管之后的痕迹在主体之外，但是书写的文字、记录的照片和影像仍然是内在主体的映射，它仍然没有彻底脱离内在主体的框架。问题在于，今天的数字痕迹并非是主体介入的痕迹，例如监控探头下的人流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出现在了镜头中，而监控探头也并未为它的影像设置一个主观性的主题，它只是在那里静静地拍摄着。同样，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都是无意间留下的，我们在浏览网页、刷短视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的行为正在留下数字痕迹，不断地形成外在于我的“第三持存”。而这些在无意间留下的“第三持存”已经没有了太多主观介入的痕迹，它们仅仅是忠实地记录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以及我们自己有意无意间实施的行为。那么，这些无意间留下的数字痕迹，从根本上已经与主动拍摄的照片、主动记录的文字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书写和摄影时，内在主体仍然压抑了无意识的流动，让书写的文字和拍摄的照片在架构上与内在主体保持一致。但是，无意间的刷屏和浏览，并不一定是主体意识下的产物，我们点开一个视频或许只是因为偶尔划到，但这种痕迹也被记录下来，这种行为或许是刹那间的某种力比多的逃逸造成的，甚至我们的主体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点开的这个网页或视频具有何种意义。这样，原先被压抑在主体内部的欲望和力比多，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推波助澜下，显然流溢到我们的身体之外，并在互联网上留下数字痕迹。之前，这些欲望只能压抑在主体之内，但在这一刻，它们通过数字链接，向外延伸，我们不经意的点赞和浏览，或许正是之前被压抑的力比多的表象，在游戏中一个爆发性的动作，如狂击NPC角色，或许正是被压抑的暴力欲望的投射。在数字世界中，欲望构成了多样化的平面，原先在单一的现实世界中被压抑的欲望，可以通过数字的链接发泄出来，并构成了对应的数字痕迹。换言之，在互联网络中，不仅我们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且那些无意识的行为，都被互联网记录下来并生成为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了“第三持存”，成为了在内在主体之外构成自我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忠实地记录着我的行为痕迹，并抵抗着内在主体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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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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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我的内部流溢出所生成的数据，会被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的算法攫取，并生成对应的分析性数据。例如，当我们连续看五六个抖音视频之后，后台的算法可以很快地判断我们的性格和兴趣，并从海量的视频数据库中向我们推送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同样，在淘宝和京东上多次购物之后，我们会收到十分精准的推送，而且推送的页面大多是我们会点开一看甚至会下单购买的商品。不仅如此，我们经常利用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往返，后台算法就会根据我们的路线判断我们的职业、消费品位爱好倾向，之后便可以非常精准地为我们推荐餐厅、旅店、景区等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对于送入眼帘的各种商品推送，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怀疑这背后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换言之，我们之前生产的行为数据出卖了我们自己，我们在网络中形成的数字痕迹，可以让智能算法精准地描绘出另一个自我，一个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的自我，但是与之前的自我的不同的是，这个自我并不在我们内部，而是在那个无形的互联网中，它不是由我们的理性的自我意识构成的，而是由无数我们有意或无意的行为留下的数据构成的，通过数据分析，形成了一个我的精准数字绘像(digital profiling)，这个精准的绘像会反过来作用于内在的我，对我们的行为和选择给出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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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大信心认为，那个曾经在心灵深处的主体仍然在我们的内部？著名的手机游戏《精灵宝可梦GO》是一个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抓精灵的游戏，但是，这些抓精灵的地方被游戏公司精准定位到了付出了广告费的餐厅和娱乐场所，手持手机的我们如同僵尸一般被牵引到那些地方。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在暗箱里睥睨世界万物的主体位置已经被掏空了，我们的内在意识或许正随着数字网络的链接，延伸到外部，成为反过来制约着我们身体的潜在力量。这仍然是一种主体，因为它仍然是由我们自己生产出来，并反过来支配我们行为的力量，但与以往的主体哲学不同的是，这个主体或许并不完全位于我们的内部，而是被分散到了外部，或许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需要发明一种新的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外一主体”。“外一主体”依然是主体，因为它仍然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行为密切相关，它仍然是被我们生产出来的，但是这个主体已经从内部的主体结构中逃逸，成为了一个外在并制约着我们行为的主体。一旦形成了外在的数据，我们便失去了从内部完全控制我们行为的可能性，那个外部的离散的“我”的痕迹，经由数字绘像生成了另一个自我，另一个与内在自我相抗衡的自我。在这一刻，我们似乎理解了麦克卢汉几十年前关于技术的预言：“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①然而，乐观的麦克卢汉没有看到的是，这种人在媒体中的延伸实际上是以人的内在主体的空洞化为代价的。今天，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日益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从内部流溢出去的“我”的痕迹已经与互联网络和大数据融为了一体，我们仍然可以用肉身在手机和电脑屏幕面前操纵着，但手机和电脑如同一个链接的脐带，将我们引人到一个广阔的数据世界里，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这里，而是在屏幕背后。假设突然失去手机或断网，今天数字时代的人立即会陷入到无穷无尽的焦虑当中，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主体已经延伸到了外部，已经将我们的灵魂系于那个看不见的数据网络中，一旦掐断那个网络，我们便会失魂落魄。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种说法，麦克卢汉说“技术是人的媒介”，而我们今天的外一主体却表现为完全相反的状态：并非技术是人的媒介，而是人成为了技术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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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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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并不能将外一主体的诞生视为新的末世论的降临，认为我们都会如同僵尸一般，被庞大的数字算法所操纵，这种反乌托邦式的遐想实际上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便我们的意识行为和欲望向外延伸，并被大数据公司和平台所攫取和分析，并用一种精准的数字绘像来制约我们，但与此同时，自我并没有彻底消失。我们应该看到数字技术就是德里达和斯蒂格勒谈到的药物学（pharmacology)，因为任何技术的发展，既能“吞噬我们的健康，也是让我们保持良好状态的精神工具”①。这是因为当大数据公司和平台资本攫取数据，生成关于我们的数字绘像，它们并没有使用我们行为活动生成的全部数据，它们通过分析，对我们的数据进行筛选，判断哪些数据对它们榨取利润和控制我们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所谓的数字绘像实际上是在部分具有价值的数据基础上形成，这样形成的数字绘像仍然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外在自我，它符合资本控制的商业逻辑，从而可以在连贯的数字交换中发挥作用，即控制拥有消费能力的主体做出资本所期望的行为。但是，这里会衍生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亦即在我们行为生产出来的数据中，存在着大量被数据公司和平台资本所抛弃的数据，这些被抛弃的数据，也是我们的意识或欲望生产出来的，也构成为对应的外一主体。但是，由于这些数据不利于资本牟取利润，它们被抛弃了。相对于可以用来做精准数字绘像的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剩余数据(surplu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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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2013,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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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说由数字平台资本形成的、让我们受其控制的数字绘像是一颗毒药，那么这颗毒药的解药恰恰就是剩余数据，与被数字资本所占有的数据一样，剩余数据也构成了我们外一主体，这些外一主体也是我们意识或欲望的流溢生成的，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成为我的行为。那么，为了避免数字异化，避免数字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控制，避免沦为数字平台下的僵尸，我们就需要掌控被资本所抛弃的剩余数据，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离散的数据形成完整的数字生态学。

这是外一主体诞生的时代，外一主体意味着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不再纯粹指向内部，指向一个统一而理性化的内在主体，而是由于力比多和欲望的逃逸，通过数字网络流溢到外部，形成新的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并不会像那个位于暗箱中的观察者一样，拥有高度统一的意识结构，从而压抑了无意识和力比多的流动。相反，外一主体同时可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运动：一方面，是被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的算法控制的数字绘像，这种数字绘像依附于数字资本生产循环的运转，从而让使用平台的用户变成了它们的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作为剩余数据的外一主体的存在，这种剩余数据进行了双重逃逸，既逃逸了内在主体的束缚，也逃逸了数字资本的控制，成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思考主体解放的途径。于是，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外一主体的诞生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它既可以让我们依附于无形的数字网络，失去内在的灵魂，也可以让我们在离散的剩余数据中发现异质性的我，一个流溢的我，在这个不断流溢成为剩余数据的我面前，启蒙以来的内在主体和数字平台生成的数字身份都会土崩瓦解。这是一种真正的逃逸，我们需要在作为剩余数据的外一主体中，重新发现主体的新形态，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主体形态。或许可以用福柯的名言来作为结尾：“主体必须达到的目的不是用有知取代无知。个人必须达到的目的就是他一生中从没有认识到的主体的地位。”①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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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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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注意力与分心：外一主体的存在论

2016年，出生于四川绵阳的90后女孩李佳佳，在美拍平台上上传一则短视频，起名为《兰州牛肉面》，迅速在全网获得了5000万的播放量，点赞达到了60万。此后，在一些公司，尤其是新浪的策划和推动下，她以李子柒的名义开始制作古风美食视频，开始赢得了大量的粉丝。此后，李子柒进一步进军海外的Youtube平台，迅速在平台上获得了100万订阅量，李子柒瞬间被西方媒体誉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就在2021年2月2日，李子柒以Youtube上的1410万的订阅量创造了Youtube平台中文频道订阅量最高的纪录。一时间，李子柒从一个寻常百姓，成为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网红。尽管在李子柒背后的资本的力量在策划和运作上出力不少，但是，李子柒的走红，恰恰迎合的是数字时代一个新的现象，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注意力经济学”或“眼球经济学”。不过，对于注意力经济学，我们不能孤立地从为数不多的网红，如李子柒、丁真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们不过是被数字时代的风潮推上风口浪尖的人物，对于注意力经济学的根源的探寻，我们反过来要转向那些坐在电脑屏幕前，或者不停地用双眼盯着智能手机屏幕的用户那里，因为无论网红如何风光无限，光彩照人，都最终离不开网络和手机面前的我们的点击和阅读，如果说网络和热搜等现象是注意力经济学的外在表现，那么真正成为注意力经济学的内在动力的，恰恰是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阅读、观看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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