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3）从人进入镜像界开始，人就无法完全脱离镜像对于我们感知、认识、行动、体验世界的影响，我们并不需要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反思，就能知道身体上的疼痛是我的疼痛，恰恰是镜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在镜像阶段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望着镜像的纳西索斯。我们望着自己刚刚完成的字画作品，感到欣慰，恰恰是因为这幅字画是我的心血的镜像，从字画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并如同纳西索斯一般，迷恋着自己的形象。倘若没有这个占位的小他者的镜像，我们就只能陷于克莱因所说的片段的经验之中，成为偏执狂（paranoide)。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自从第一次看到镜子中的镜像之后，就始终可以安稳地在此基础上形成同一主体的，恰恰相反，为了保障统一的自我和主体，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这个在镜子中形成的镜像。正如拉康所说：“我再说一遍，唯有在我们为主体提供一面光滑表面的镜子时，这种主体的镜像才会显现出来。”①这也是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所需要注意的事情，尤其在面对偏执狂病人时，分析师实际上将自己作为病人的一面镜子，让他们可以在其中重新获得自己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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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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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现代主体的形成过程中，镜子中的镜像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镜像并不显现出来，而是作为基底保障着主体的运行。无论是大陆观念论的先验主体，还是英美的经验性主体，抑或语言哲学中分析性主体（或主语)，在具体的个体上，它总是以一种前观念、前经验或前语言的镜像形象为前提。换言之，在镜子的内侧，是已经在统一镜像基础上形成的主体的观念、经验或语言，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洛克，无论是康德还是胡塞尔，无论怎样规定主体或自我意识，总存在一个让主体成为主体、让自我意识成为自我意识的东西，而在拉康这里，这个奠基性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从镜子中获得的统一的镜像：而在镜子的外侧，那里并不具有可以在知识基础上辨识的形象，这里是一个无差分的流形世界，庞杂的身体经验和感触无法将自己的这些感受性从周遭世界中独立出来，而无法独立的原因是它在内心中缺少一个统一而独立的镜像，因而它只能将受到感触的材料作为弥散的无关性（indifference）放置一旁。

或许，正因为我们的主体观念或经验，先在地依赖于镜子中的形象，那么为了保障主体或自我意识的存在，我们不得不反复求助于镜子。换言之，在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人的确定性不再归于某种共同体或王国的荣耀，人的存在也不再通过血缘或地缘的庇护来维持，相反，现代个体的焦虑在于他们不断地要确定自己作为主体的根基，而确定这个根基的最佳途径就是镜子中的镜像。换言之，对镜子的凝视，就是注意力本体论的根源所在，唯有通过镜子中的镜像才能确定自我的存在。这也解释了，镜子为何成为了经典的恐怖片设定，如2018年上映的伯恩斯坦导演的《镜中人》(LookAway)，一旦镜子中的镜像与我不再保持一致，那么对于主体来说，就意味着构成他原初统一性的根基遭到了动摇，于是无论是镜子前的女主角玛莉亚，还是电影屏幕前的我们，都感受到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

第四章 注意力与分心：外一主体的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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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换一个角度，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有趣。如果说现代人的存在的最基本的工具是镜子（或者说作为隐喻的镜子），那么不断地用目光注视着镜子中的镜像，成为了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行为。然而，我们今天实际上感觉到镜子的地位下降了，人们今天目不转睛地将注意力投射的对象，不是镜子，而是手机或电脑屏幕。这些电子屏幕，一旦在今天取代了镜子中的地位，是否会动摇我们今天的主体存在论的根基？然而，今天我们不断将注意力盯着电子屏幕的时候，并没有像《镜中人》中玛莉亚那样感到惴惴不安，相反，我们似乎感觉到极其舒适和惬意。倘若如此，这或许意味着，一旦我们的目光的注意力从镜子转向电子屏幕时，主体的存在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或许不再是笛卡尔、洛克或康德笔下的那个能进行自我反思、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自我理解的主体，我们的主体的存在样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不是主体的消失，而是主体所依赖的根基的彻底变化，也就是说，那个曾经位居主体之下，设定着主体的镜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装置的光学界面—电子屏幕，那么在对电子屏幕的凝视中，主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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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心的存在论：外一主体的诞生

今天的电子屏幕无处不在，而我们的灵魂似乎迷失在这些电子屏幕的丛林里。这是一个比德波的“景观社会”更加景观化的社会，也是比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更加具有消费意识形态的社会。以刷抖音为例，很难想象，原来我们准备看几分钟短视频的，结果连续刷了两个小时的视频。而在此前，弗洛伊德的内在自我掌管着我们的外在行为，“通过压抑，自我试图把心理中的某些倾向不仅从意识中排斥出去，而且从其他效应和活动中排斥出去。”①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自我，应该掌握着我们所有的有意识的行为，但是在刷抖音，在刷朋友圈，甚至在开一局网络游戏的时候，主体意识明明只准备玩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为什么在不经意间就超过了时间了呢？我们为什么会点开一个之前并没有准备去看的帖子，甚至为之点赞？这些现象显然说明，在电子屏幕之前的我们，至少不再完全被内在的自我意识所控制，相反，我们在浏览网络、刷视频、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实际上受到一种分心体制的支配，而分心已经成为了大数据和互联网络时代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分心现象给出一定的分析。

实际上，分心问题已经被一些之前思想家所关注。譬如，拉康发现了主体形成机制的原初根源在于镜子中的镜像，于是，精神分析师认为也可以凭借镜像来让偏执狂和其他分裂症患者重新在统一镜像的作用下恢复正常，重新让主体可以一个稳固而统一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这种统一主体的形象是注意力的结果，在内在的镜像设定上诞生了主体机制，而主体机制形成了自我意识，从而在人的内部构造了一种以注意力为中心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式。然而，也有人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主体形成机制表示不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与拉康强调镜像的统一性不同，加塔利一直将分裂症（schizophrenia）作为精神分析的中心，在他与德勒兹合作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他曾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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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张唤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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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通过“身体镜像”(1'image du corps）的中介作用，将分裂症问题与自我联系起来—“身体镜像”是灵魂最后的庇护所，是唯灵论和实证主义的需求的粗俗结合。不过，自我就像爸爸妈妈一样，而分裂症早就不信任它们了。①

显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将矛头指向了拉康学派精神分析中的“身体镜像”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的统一性问题，与传统哲学家坚持不可分的个体性（individual）的统一性不同，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通过分裂症分析，从而打破由“身体镜像”构成了的个体最后的堡垒，让个体不再受到内部的“身体镜像”的束缚，从而可以变成了可分的生命体，不断地让生命得到解域化，与外界的事物重新组合。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分裂症就是要试图走出资本主义的界限：他的内在趋势就是去实现剩余产品、形成无产阶级，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毁灭天使。他扰乱了一切编码，他是解码的欲望流的发送者。让真实不断地流淌。”①如果说拉康之前的主体，都在于将外部的散落的不定形的世界，通过镜像凝聚在统一的主体之中，那么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极为浪漫的形象，让主体冲破“身体镜像”的最终藩篱，让原先集中的注意力最终分散到各个角落，这是被德勒兹和加塔利抹上了浪漫色彩的分心。他们简单地以为，一旦分裂症冲突内在主体的藩篱，让生命和欲望在外部世界流淌时，便能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控制模式，从而走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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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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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停地在电子屏幕面前转移注意力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并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意义上的游牧式解放，相反，在诸多平台上的不断分心，让我们感觉到一种迷失和空虚，杰拉德·劳尼格（GeraldRaunig）曾经观察到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分心现象，他指出：“这就是Facebook正在干的事情：除了成为自我展示、交往和疯狂的展现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成为未来社交媒体泡沫的热点，成为Facebook和Twitter的革命性工具，承载着数以百万计不可磨灭的记忆痕迹之外，它也变成了一个忏悔的媒介，事实上是强制性的忏悔，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不仅仅是传播性的，而且也是自我分裂性的，Facebook迫使我们进一步让这种分裂的机械化实践变得清晰可见。”①劳尼格虽然看到了分心超越了个体的内在机制，但是，与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同的是，这种外在化分心，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游牧与流浪，而是被外在的传播和交往平台强制性地拽出去的。我们之所以无法控制我们在Facebook、朋友圈、Twitter、微博、抖音上的活动，恰恰是因为我们被某种力量钉在了外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外部钳制和制约着我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再是内在的有意识的自我。我看到某个视频，不是出于我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地受到一种智能算法的钳制，而内在的主体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钳制。对于传统的主体学说而言，这是一种病态的存在。简单来说，那个唯一的镜像的自我形象已经不是主体唯一的支撑，比如，在我们浏览Youtube或Bilibili网站时，第一次浏览是没有太多影响的，但是我们一次次地浏览在这个平台留下的足够多的痕迹，就能让平台上的算法判断我的喜欢和倾向，从而在平台的主页面上呈现出我喜欢的内容。也就是说，在我们经常驻足的平台和网络中，平台已经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就替我们做好了决定，我们不需要一个内在的主体做出太多的判断，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令我们感到无限惬意的平台环境中。无论是用来刷短视频的抖音，还是用来购物的淘宝，抑或“王者荣耀”游戏中的组队，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建立的。于是，我们在外部的电子屏幕上，看到了一种大数据时代之前不具备的景象，由于各个网络平台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已经陷入算法为我们装饰好的华丽空间中，我们已经被彻底地锚定在这个经过数字痕迹和算法精准调控的“我们”那里，这是一种超级控制，一种经过精准调节和定位的控制，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思想，都在算法的掌控之中。所以贝尔纳·斯蒂格勒才会毫不客气地指出：“算法性的病态存在就是超级控制时代的特征，它将彻底让我们迷失了方向（désorientation)。所有启蒙时代的承诺已经反转，似乎不可避免地沦为毒药。”①

第四章 注意力与分心：外一主体的存在论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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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rald Raunig, Dividuum: Machinic Capitalism and Molecular Revolution,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e), 2016,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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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启蒙时代的承诺已经彻底反转！那个曾经被笛卡尔、康德、胡塞尔委以重任的主体，在今天已经被反转。位于我们心中的拉康之镜已经破碎，我们不能再以统一的主体方式来支配我们的行为和思考，随之而诞生的是一种新的主体，这是一个复数的主体，因为这种主体完全是透过外在电子屏幕的反射，照射在我们空洞的躯壳之中。诸多比我们内在主体更加了解我们的外在算法痕迹和超级控制的出现，已经将我们锚定在不同的数字平台之上，我们的观看、我们的发言，甚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考都已经被精准地纳入到算法的调制之内。这是哲学史上从未存在过的主体形态，在上一章中我们称之为“外一主体”(exo-subject)，以对立于依赖于我们内心中镜像的“内一主体”(in-subject）形态。尽管在拉康那里，“内一主体”也诞生于作为小他者的镜像的占位作用，但是相对于“外一主体”，内心中的镜像已经无法再支撑统一的主体行为与思考，相反，我们的行为和思考被撕裂性地钉死在不同的平台界面上。“内一主体”是散落的外部集中于内部的自我身体镜像的过程，是一个由外及内的过程，“外一主体”恰恰相反，外部平台通过算法的精准调制，将我们的行为和思想由内及外地拖出来，转而被捆绑在数字平台，让我们按照数字平台算法所设定的节拍，在其中漫游运动，我们以为自己在其中做出了思考和行为，其实，这些思考和行为不过是算法运动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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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rnard Stiegler, La Société automatique 1: L'Avenir du travail, Paris: Fayard, 2015,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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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一主体”的概念，我们才能深入地把握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学”的存在论根基。准确来说，被镜子集中起来的注意力，已经在电子屏幕的散光作用下分散了，今天的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注意力无非是分心而已，“注意力经济学”的实质是“分心经济学”，也就是说，如果平台算法能够控制更多的用户分心，给出浏览、点赞、购买、游戏等等行为，平台就能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分心越多，平台就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点赞。换言之，分心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经济学中的硬通货，多少订阅量、多少点击率、多少粉丝、多少点赞，成为互联网平台获利的一般等价物。那么，诸如Amazon、Facebook、TikTok、Twitter等数字平台和互联网公司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订阅、点赞或粉丝呢？仅仅是加强宣传和推广，等待着用户自动地投来注意力吗？这完全是前数字时代的遐想，这种想法完全建立在“内一主体”的基础上。今天的互联网公司和数字平台早就用另一种方式来锁定更多的关注度，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算法，让用户分心，用精准的控制，让用户依附于平台和界面，从而不断地为这些互联网公司生产出更多的关注和点赞。我们将会看到，之前收敛集中于内在自我意识的“内一主体”逐渐变成在平台上外显出自己数字痕迹的“外一主体”，从可以理性地做出决定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变成被算法精准锁定、被嵌入到惬意的平台环境中的“外一主体”。只要人的存在变成了“外一主体”，他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数字平台和互联网公司输入分心的关注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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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内一主体”变成“外一主体”，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世界的另一番景象，由于不再需要更多的能够做出自我决策的启蒙式的“内一主体”，“外一主体”已经成为了当代的数字环境下的主要存在方式，“注意力经济学”或“眼球经济学”的根基在于创造出外一主体，当丁真出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思考他是否真的代表原始生态的淳朴，我们只需要享受互联网公司为我们创造的惬意的数字环境。同样，在政治场域中，能够理性判断的“内一主体”已经更多地让位于被算法精准调控的“外一主体”，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特朗普的诸多言论充满了荒谬与偏见，但仍然在Twitter赢得上千万粉丝。这不是民粹主义，而是被剥夺内在控制的“外一主体”的存在方式，因为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中，内在的自我意识和决定已经不再必要。越来越多“外一主体”被数字平台的算法调制，让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完全与平台和互联网公司同步，这成为平台获利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平台的算法调制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唯有当“外一主体”越多，他们就越被分心，分心越多，赢得的点赞和关注也就越多，也就为互联网公司和数字平台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声誉影响力。这是一个无限分心的时代，在互联网上，我们无限分心成为“外一主体”，我们如同被倒置的提线木偶，算法将它们的提绳从电子屏幕中伸出来，让我们这些“外一主体”随着节奏来移动，在各个平台的音乐节奏之下，跳着步伐整齐的圆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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