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二、剩余快感：象征秩序下的对象a

有趣的是，同样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他为我们揭示了拉康的一个关键概念，即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之间的承袭关系。齐泽克说：“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一点——拉康的剩余快感概念就是仿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提出的，那么上述事实就会更加令人吃惊。有证据表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有效地凸显了拉康的作为剩余快感的具体体现的对象a的逻辑。”①在2022年新出版的《剩余快感》(Surplus-Enjoyment）中，齐泽克依然坚持着这种逻辑：“这让我们看到了拉康的对象a的观念，对象a就是剩余快感，若无剩余快感，就不存在‘基础快感’，快感总是过剩的和剩余的。在拉康的思想中，对象a有着十分漫长的历史。早在几十年前，拉康就参照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商品分析。毫无疑问，拉康参照了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ehrwert)，拉康将其成熟的对象a看成是剩余快感（Mehrlust）”①。那么，问题在于，拉康究竟是如何模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创造了独特的剩余快感的概念呢？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3页。此处译文根据英文原文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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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分析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依赖于：

（1）市场中的等价交换形式，即价值体系；

(2)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正是在劳动力部分地而不是完全地被纳入到市场之中，形成了剩余价值。

因此，在我们面对拉康的剩余快感的分析时，我们也需要提出两个基本条件：

（1）与市场中的价值交换形式一样，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借用了拉康的象征秩序的概念，认为在象征秩序上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交换，他称之为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在拉康那里，界定了三个界：实在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inary）和象征界(the symbolic)。在鲍德里亚看来，象征秩序代表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过程，而实在界我们接触不到，想象界发生在主体的内部，那么，唯一可以发生交换的层面就是象征界，因此在象征界上例如符号和象征进行的交换就是象征交换。换言之，在鲍德里亚和齐泽克那里，所有的主体都参与到象征机制的交换之中，并受到象征秩序的约束，他们看到了拉康精神分析中，在其象征秩序背后，有一个象征着大写父亲的权力在起作用，拉康称之为“大他者”。大他者协调着参与象征结构中活动的各种主体的行为，拉康说：“这种象征主义的积极形式在社会中得到了协调，但却被刻在了语言无意识传播的激进结构中，这种象征主义也是第一种具有病理作用的象征主义，精神分析的经验表明，它对个人的生理和行为产生了迄今未知的影响。”①也就是说，一旦人类进入到话语和符号的领域，就已经进入到了象征交换之中，一切事物在大他者的目光的凝视下成为平滑连贯运行的整体。

第十章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① Slavoj Žižek, Surplus-Enjoyment,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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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市场上的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一样，在象征交换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存在物，即主体。主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正是因为他接受了象征秩序的规则，才能被纳入到社会体制之中，成为象征交换的一部分。但正如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完全纳入到市场体系之中一样，主体的欲望也没有完全纳入到象征交换的秩序之中，在大他者的目光之下，主体遭到了阉割。正如拉康指出：“如果人开始思考象征秩序，这正是人从其存在中被象征秩序所俘获。人们拥有他构成了象征秩序的幻觉，源于如下事实，即通过他与同伴的想象关系中的一个特定缺口，他才得以作为主体进入这个秩序。”②简言之，在主体进入到象征秩序那一刻，主体的快感已经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符合象征秩序的快感，是一种被象征结构构成的快感，符合这种快感的主体成为了可以在既定象征秩序下活动和交往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仍然没能完整地被纳入到既定象征秩序之中，也就是说，他存在一个剩余物，无法进入象征秩序之中进行交换，成为了特定的无法被呈现出来的欲望对象，拉康将之定义为对象a，这样象征秩序下的主体是一个被切除了对象a的阉割主体\$。在进人象征秩序那一刻，主体不再健全，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下，他从完整的S变成被阉割的\$。只要我们仍然处在象征秩序之中，我们就有一个永恒被切除的对象a。而被阉割的主体\$指向一个永远被切除的对象a的运动，就成为拉康的欲望公式\$a，即阉割主体永远欲望一个被切除而得不到的对象a。这里我们已经获得了对象a的确切定义，所谓的剩余快感，就是主体在进入象征秩序的交换过程中，永恒地欲望着被大他者切除了对象a的快感。正如齐泽克的解读指出的那样：“这就是数学公式\$a所阐明和表达的东西：主体与某个对象相关，即这个对象体现了象征界上的大他者的空隙，而剩余快感就是让这种空隙的内核显露出来的快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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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Lacan,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29.

② Ibid.,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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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用《爱情、死亡、机器人》第三季第九集的故事《吉巴罗》(Jibaro)作为例子，但做另一种角度的阐释。在这集动画短片中，一群骑士闯入了一片森林。显然，这群骑士是带着任务来的，他们进入森林就是为了寻找某种宝藏。换言之，在进人森林之前，他们已经被象征秩序询唤为主体，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这片神秘的森林里找到他们需要的宝藏。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其他欲望都被阉割了，他们仅仅作为一个寻宝的队伍出现在森林之中。这个时候，他们是阉割的主体\$，但这个时候的欲望不是剩余快感下的欲望，而是符合象征秩序的快感，他们需要的是对象A，因此他们需要在森林里找到与A对应的象征性的S（A）。

第十章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① Slavoj Žižek, The Most Sublime Hysteric, Cambridge: Polity, 2014,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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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短片中的女主角出场了，她是一个女妖，一方面她拥有着魔力的歌喉，任何凡人听到了她的歌声，都会陷入疯狂，并掉入森林的湖水之中，被女妖吃掉。但另一方面，女妖身上布满了金色的鳞甲以及各种奇异珠宝，或许这些金色鳞甲和珠宝就是这一批骑士进入森林的目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需要的S(A)居然是女妖的鳞甲。女妖和以往一样，发出那带有魅惑性的歌声，让其他的骑士都为之癫狂，掉入湖水之中，和以往的寻宝人一样葬身于湖底。但这次不同的是，短片中男主角是一个聋子，他的缺陷恰恰让他没有步同伴们的后尘。当这个聋骑士看到女妖那一刻，他用力敲晕了女妖，并将女妖身上的鳞甲和珠宝全部剥离下来，而女妖的身体作为虚无的存在被扔弃在湖水之中。对于女妖而言，她第一次看到不受她歌声迷惑的外来人，但对于这个聋骑士而言，他看到的从来不是女妖，而是一个装饰着满身金银和珠宝的身体，换言之，女妖的身体在骑士面前被一分为二了，一边是在意识形态象征秩序上有用的S（A），即完全符合象征性他者需要的珠宝和金银，这也是骑士的目的所在，在剥除女妖鳞甲和珠宝的那一刻，他的欲望被满足了。

但是，女妖并非黄金珠宝，她那具被骑士遗弃的被剥光了黄金鳞甲和珠宝的身体处于骑士的象征秩序之外，被他们头脑中的象征秩序遮蔽，并被标识为无意义的虚无。在这个意义上，女妖的身体以及她那个魅惑歌喉实际上就是被象征秩序阉割的对象a，而一旦骑士喝下了沾染女妖鲜血的湖水，治愈了他的耳聋，他就不再是一个残缺的主体\$，在骑士喝下湖水恢复听力的那一刻，女妖的歌声一下子作为一个例外的对象呈现在骑士面前，他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为这个被祛除的对象所迷惑，在第一次感受到从未聆听过的婉转凄绝的女妖歌声的那一刻，骑士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似乎隐喻着，一旦被阉割的主体得到了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那么势必意味着象征主体的死亡，绝对不能得到的欲望和剩余快感对于象征主体来说是致命的，只有死亡才能实现主体的剩余快感，摧毁象征秩序的交换。或许，这一切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不过，我们是在用我们的持续死亡和我们的死亡焦虑为代价，赎买我们象征交换的终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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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是致命，也是诱惑的，它是象征秩序上的空洞。正如工人一旦重新占有了剩余价值，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崩溃与死亡一样，被象征界的大他者阉割后的主体，在触及剩余快感那一刻，也意味着象征秩序的崩溃与死亡。这里存在的一个翻转，即象征交换依赖于一个绝对不能纳入到象征体系的对象a以及指向对象a的剩余快感，正如齐泽克所说：“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反冲’(absolute recoil)：作为对象征秩序的偏离，剩余是对象征秩序的预设，它们产生的快感存在于对象征秩序的僭越；然而，这个象征秩序本身是通过偏离产生的，是终极偏离。”②仍然以《吉巴罗》的故事作为例子，表面上看，骑士们之所以进入森林，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象征秩序上的动因：寻找金银珠宝。但是之所以不断有人进入到森林，去寻找金银珠宝，也正是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人成功地找到金银珠宝，而之所以没有人找到金银珠宝，就是一个被象征秩序掩盖的奥秘：金银珠宝是女妖身上的装饰，而女妖的身体作为对象a被象征秩序消除了，但进入森林的骑士不仅遭遇到他们象征秩序上的对象S（A)，也遭遇了象征秩序的剩余物，那个女妖的身体及其魅惑的歌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骑士主体\$是否能顺利地在森林中找到象征化的对象S（A），而是在于由于女妖身体和歌声作为对象a的存在，让骑士主体\$寻找S（A）的行为一次又一次陷入失败，因为根据象征秩序上的大他者的命令，骑士主体不断受到驱使，进入森林之中，反复地寻找象征性的S（A）。这样，象征逻辑在这里被反转，成为“绝对反冲”，正是无法被象征秩序识别的对象a一次又一次让象征界上的主体进入到森林，去完成不可能的寻宝任务。倘若第一队骑士就能找到黄金珠宝，满载而归，就不可能有剩下的故事了，正如如果工人第一时间不仅拿到工资，而且拿到了其剩余劳动的补充，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一样，在《吉巴罗》的故事中，真正不断驱使主体进人森林寻宝的隐蔽原因就是那个被象征秩序遮蔽的对象a，让主体在森林中遭遇了他们在象征秩序上无法理解的剩余快感，剩余快感的出现，意味着主体在象征秩序下的崩溃与死亡，也意味着象征秩序的法则的失效。由此可见，无论是拉康还是齐泽克，他们都将对象a放在了极其显著的位置，因为只有围绕着对象a的剩余快感的出现，才能打破象征秩序的统治，才能为主体找到逃避大他者控制的可能性。

第十章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①[法]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② Slavoj Žižek, Surplus-Enjoyment,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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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余数据：数字时代的知识考古学

我们今天正处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变革的关键点上，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元宇宙、5G通讯、大数据算法似乎正在为我们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技术的乌托邦未来。但资本敏锐的嗅觉迅速地将这种变革的力量吸纳为己用，随着资本的金融潮水侵入数字存储、人工智能、平台算法领域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数字技术背后不断跳动的数字一流量，在改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通过将一切事物数据化，将资本实质从属（real subsumption）的触角深入每一个微观领域之中，从TikTok的短视频到Twitter的留言，从元宇宙的游戏互动到日常生活的网络购物，每一个领域都被资本的力量充斥着，它们瞬间将资本主义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时代。

从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彻底变革，到资本的力量对数字算法和平台领域的殖民化，我们同时感受到两种不同的力量在彼此抗衡。坚持“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批判理论家，如乔纳森·克拉里认为：“在最近发明的5G网络中，物与物’之间的数据流（而非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占压倒性优势，进一步体现了这种蔑视。数十亿台机器在相互交流’，恰其表明交流’这个动词已无实际意义，其词源丰富的社会意义已经退化。不同设备和网络之间的流数据计算能力的不断提高，配备了传感器的设备也能够自主运作，并根据用户的行为反馈，不断调整、更新数字应用设备的功能，以供人们更方便的使用。既然机器已经有了如此高的计算速度，那么人类进行思考所需要的时间就显得毫无意义。”①毫无疑问，在克拉里这里，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发展糟糕透顶，它已经掏空了人类思考和存在的内涵，让冷冰冰的算法主宰着未来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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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数字时代变革的另一边，人们看到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算法治理的巨大潜能：“世界首先要被数据化。此处的数据化指代获取太阳底下所有事物的信息，包括那些我们从未考虑过的信息…然后将其转化为数据格式以量化’，从而解锁‘信息的隐含、潜在价值’。换句话说，世界增加了一个新的———数字开发层，整个世界成为巨大的数据生成器。随着数据的新用途被提出，它们通常以声称改善并优化从个人生活方式到经济与环境的一切的形式进行贩售，从而将数据设定为能够实现我们梦想的万灵药。”②卡尔波卡斯显然对于数字算法的未来变革充满着乐观的期待，他坚信，万物的数据化和算法化，并不会带来乔纳森·克拉里认定的人类思考的无意义，而是会变成“实现我们梦想的万灵药”。那么对于坚信“算法治理”的技术官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然而，无论是认为数字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卡尔波卡斯所说的“世界首先被数据化”，不仅是被数据化，而且是无一遗漏地被数据化，不仅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被数据化，被算法精准地转化为数字绘像，而且正如克拉里所说，物与物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也是数据化的。那么，在万物存在和数据化，以及平台算法对数据的进一步调用和分析之中，存在着严格的理想化的对应关系，即所有人与物的存在都已经通过一定的算法被转化为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又无一遗漏地为数据平台所占有、分析、利用，反过来进一步控制着数据平台和云空间中所映射出来的世界。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马小龙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79页。

②[立陶宛]伊格纳斯·卡尔波卡斯：《算法治理：后人类时代的政治与法律》，邱遥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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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今天数字技术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资本力量在各个数字和智能平台领域的殖民化带来的幻象是，数字已经将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数据化了，都将其纳入到资本所掌控的算法之下，接受算法的监视和控制。正如法国左翼组织堤昆（Tiqqun)所描绘的场景：“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计算机会对主体进行彻底的重新建构，其目的是将主体掏空。这不再是像自由主义假说所要求的那样，把主体从传统的外部联系中分离出来的问题，而是剥夺了主体的所有实质。每个人都将成为一个没有血肉的皮囊，一个无法循环回路上的点。”①那么，在这个密不透风的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之下，我们是否能为人类主体找到一个逃逸的路径？

如果说拉康受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市场交换和价值形式分析的启发，从而在象征秩序上提出剩余快感的范畴，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沿用相同的逻辑，在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的共同逻辑之下，找到一个新的范畴，用来思考在数字和算法治理之下的孱弱不堪的生命的可能。将前文分析的内容概括一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公式：

第十章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① Tiqqun, 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trans. Robert Hurley, South Psadena: Semiotext(e), 2020, p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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