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的概念，而是转向了更具有存在论意味的集置（Ge-stell)。在演讲中，海德格尔强调说：“集置意味着那种摆置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置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集置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它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相反，我们所认识的传动杆、受动器和支架，以及我们所谓的装配部件，则都属于技术因素。但是，装配连同所谓的部件却落在技术工作的领域内：技术工作始终只是对集置之促逼的响应，而绝不构成甚或产生出这种集置本身。”①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当技术的装置形成了集置，它并不是等待着人去使用，而是以某种方式促逼着人，让人围绕着技术的装置而运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必须如其所显示的那样来看待那种促逼，它摆置着人，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置。那种促逼把人聚集于订置之中。此种聚集使人专注于把现实订置为持存物”。②海德格尔深切地感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装置的节奏和空间促逼并摆置着人，让人不再是自己的纯粹的自然生命存在，人与自然和世界的直接沟通已经被技术的集置所打断，人的本真性的生命已经在资本主义技术装置中压缩成一系列拓扑学上的点与线。我们的生命，与其说是由与周围世界的直接交往构成，不如说是在一个现代技术的集置或装置中，被召唤、被促逼、被订置为一个拓扑空间机制下的抽象生命，生命的过程从大地上剥离出来，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大地的温度，也不是周围世界的花草的芬芳、市场的喧闹、人情的冷暖，而是一种被技术殖民的生活世界的节奏，日益操纵着我们的生命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让我们的生物性身体依照这种机械式的节奏运行。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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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以及他指出真实的空间感受与拓扑空间的点与线之间的分裂，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那里，批判的对象干脆成为了世界市场中资产阶级的对空间的操纵，在他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指出：“通过操纵抽象空间，资产阶级的所谓的开明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能够成功地实现对商品市场的部分控制。”①在列斐伏尔看来，资产阶级正是将人们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感性和经验，用资本主义市场和体制压缩成抽象空间，让人变成资本主义官僚制和生产体制下的一个抽象的点（即劳动力），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来回运动，从而变成为资产阶级谋利的工具。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唯有当所有的人和具体空间变成了抽象化的劳动力和资本拓扑空间运动，让人们及其现代工具（地铁、公交、道路、建筑，以及电脑和手机）变成一种抽象的组合，资本主义才能将市场的盈利原则最大化，变成资本流通和金融运作的游戏。换言之，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将具体的人从周围的大地和真实空间中抽离出来，将他们置于一个抽象空间中，具体的人才能变成劳动力和商品，正如波兰尼指出：“这种虚构的观念使劳动力、土地及货币之实际的市场被组织起来，它们在市场上被实际地买卖着。”①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化和抽象空间化，实现了人从自真实世界中的抽离，让他们成为一个被摆置的持存物。这是一道普照的光，在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强光照射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融化为抽象空间和装置下的点线连接组合，我们的生物性身体变成了交通网络和办公楼宇中的节点，在资本主义逐利文化的梦境中，我们献祭了自身的身体，成为资本主义祭坛上为资产阶级不断盘剥和榨取巨额利润的燔祭。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①[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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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我们回到了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的拔根状态（uprootness）的评价。在评价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人时，薇依认为，工人丧失了自己的扎根状态，也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处于拔根状态之中。薇依说：“有一种社会状况，全然且持续与金钱相挂钩，那就是薪酬，尤其是从计件工资迫使每个工人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铜板的数目上以后。在这一状况下，拔根状态是最为尖锐的。”②与拔根状态相反，人的真正的生命需要扎根，正如克拉里解释说，薇依的重新扎根意味着“不管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如何，不管身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要通过不同的触须融入周遭的环境之中。而这种融入的方式，在现实中是通过工作，在道德上是通过关注他人”③。但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尤其在技术的促逼之下，人成为了被拔根的摆置，沦为资本主义之下的无根之人，这些无根之人，仿佛游荡在“地狱之门”背后的既无恶名、亦无善名的灵魂。而这就是未来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常见的生命状态。这种被拔根的无根之人状态，不仅意味着我们与大地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也意味着我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傀儡。如果说在马克思所见到的工业革命的时代，工人还能用自身的身躯抵抗资本主义肆虐洪流，用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敲响资产阶级统治的丧钟，那么，随着技术的继续向前发展，在进入到数字空间的大门之前，我们的身体却已经被工业资本主义的技术所摆置，而我们的灵魂也正在被跳动的字节、流动的短视频、缤纷的游戏界面所促逼和摆置。难道我们真的面对了地狱式的“数字之门”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捐弃一切希望”吗？在那片布满数字化的字节的大地上，无根之人的游牧生命是否还能重新找到扎根的土壤呢？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②[法]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35页。

③ Jonathan Crary,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London: Verso, 2022,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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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焦土：从24/7体制到界面下的幽灵

一旦踏入数字之门，我们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希望并不在于大脑的玄想，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贫瘠的大地上找到滋养主体的希望。或许，这就是2022年乔纳森·克拉里新书《焦土故事》的主旨所在。实际上，在之前让他声名鹊起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克拉里已经将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技术控制下的人类主体的命运。例如在新的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之下，可以发明药物来减少人一天的睡眠时间，从而让被雇佣的工人，或者战场上的军人，拥有更多的劳动和工作时间，为资本主义体制来服务。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控制不再局限于在工厂和写字楼里的八小时之内，也不局限于人们在清醒状态下的消费和娱乐时间，而是变成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全面控制。生命政治由此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控制状态，即24/7的全时间控制。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旦走出工厂大门，工人们尽管生活拮据，但他们仍然是自己的身体的主人；在鲍德里亚的时代，尽管我们经受着消费广告和各种琳琅满目商品景观的诱惑，但在睡眠时间里，我们依然保留一片自我的梦境。但在24/7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由于这种新的生命政治技术的介入，资本主义对我们的生物性身体的直接侵入，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具有更大产能的身体，而主体变成了接受这些新生物技术控制的百依百顺的主体。克拉里不无悲叹地感到，这样的生命政治技术生产出来的主体，就是但丁“地狱之门”徘徊于冥河畔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彼此互相毫无牵挂，但也茫然无助的灵魂，“这些技术和程序构造出一个完全没有关怀、保护和慰藉的世界，可怜的、百依百顺的主体状态被生产出来”①。通过24/7的资本主义体制，人类自主性的空间一步步遭到蚕食，而人类的身体和行为越来越被置于一个透明的装置之下，韩炳哲用“透明社会”（transparent society）来形容当下社会的主体的透明状态：“人类的灵魂显然需要这样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他者的目光，它可以自在存在。它身上有一种不可穿透性。完全的透明会灼伤他，引起某种精神上的倦怠。只有机器才是透明的。”①正如克拉里和韩炳哲描述的那样，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就是在透明的光照下被灼伤的主体，主体不仅失去了内在的自由意志，也丧失了身体的潜能，在24/7体制之下，只能陷入机器一般的倦怠，主体不再是自在存在的灵魂，而是悬挂在24/7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无助的幽灵。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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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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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立在工厂自动化机器旁被扭曲的工人的身体，以及坐在办公楼格子间的电脑旁的倦怠和无助的机械式主体，转变为今天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举着手机、拿起笔记本的数字时代的主体时，情况又如何呢？在《焦土故事》一书中，克拉里给我们描绘了数字时代使用各种社交应用和设备的主体场景：

当代城市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庸常的现象之一，是一群原子化的人深深地被自己屏幕上的内容所吸引。这些出现在各种聚会场合的，再熟悉不过的现象放大了公共空间的内爆，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反共同体主张的仪式性展示。这些现象预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建立在不可或缺的“与他人共处”原则之上的生命世界的消失。然而我们却被告知，这只是数字时代高效生产方式的一个恼人倒也无关紧要的副作用而已，我们终将习惯于此，或者这种行为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缓和。一个人与人交往的世界的分裂，建立在忙碌、自顾不暇这样的强制性行为之上。不论是观看、工作、发短信、购物、网上冲浪、听音乐、玩游戏，还是其他，人们做什么其实已经无关紧要。结果是大众默许了一种非物质的分离结构，而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模拟的自利行为，以及对超出这件事情之外任何事物的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虚无主义的意愿——让世界失灵。①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①[德]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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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拉里等人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各种手机和电脑的屏幕，用数字化网络来代替现实的日常交往时，我们经历了新一轮的抽象化，那个被烙上了资本主义烙印的数字化网络，正在让我们进一步脱离现实世界的羁绊。我们不仅仅是地铁网络和办公楼格子间里的抽象生命，被资本主义老板用996和药物刺激不断生产着，接受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体制控制的生命，更是在数字网络中，不断将本己的身体存在祛除，作为用户和虚体进入完全被资本主义数字平台支配的虚拟世界之中，那个世界的规则早已经按照金融和利润的法则界定好了，所有进入这个应用界面的主体只能唯唯诺诺地在界面上踽踽而行。齐泽克也指出：“这些形式不是价值关系的一部分：一个奴隶或一个做家务的妇女不会得到工资，也不会像受薪工人那样被剥削。对此，我们应该遇到了数字剥削，即我们被控制我们的资本主义数字机器‘劫掠’了我们的数据。”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需要到海德格尔路过的小镇和车站，甚至不需要从郊区的住宅每天朝九晚五地奔赴市中心的写字楼，在手机上，在家庭的电脑里，在各种现代化通讯设备里，我们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数字流量的一部分，成为让资本主义的利润不断在数字浪潮上翻滚的一个泡沫。在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仅仅是自己的员工和工人，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被资本高度掌控的数字平台，已经将触角渗入每一个登录平台注册的用户那里，因此，我们通过数字之门，通过一个注册用户在互联网络中生存的身份，成为资本主义数据猎手的猎物，我们在虚无的浏览和刷屏中，不仅让自己脱离于大地，也让自己成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部分。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Jonathan Crary,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London: Verso, 2022, p.99.

② Slavoj Žižek, Surplus-Enjoyment, London: Bloombury Academic, 2022,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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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兴建了现代化的工厂，而是在于将每一个工人从乡间的过着悠闲生活的农夫，变成按照固定时间上下班，按照机器运作的程序来生产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的活劳动，并为工业资本家提供了大额的利润，那么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也不仅仅在于他们创建了数字和通讯网络，而是在于每一个用户将自己的肉身存在变成了数字网络中的一个注册的抽象用户，并以这个抽象用户身份从一个平台游荡到另一平台，从网络购物、刷短视频、打车订票，到深度的电子游戏娱乐和工作群组的建立，这为今天的巨大的数字平台资本牟取利润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当我们通过手机屏幕和鼠标键盘，脱离了具身存在，并将互联网上的社会交往当成唯一“真实”的交往的时候，我们已经沦为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扩张的牺牲品。正如克拉里强调，我们今天形成了一种错觉：“离开了网络，我们什么也不是。”①我们的生命存在已经不再是与大地密切接触的身体，在微风中感受花草的摇曳，在蓝天下，眺望群山蜿蜒，大江东去，而是在网络世界缔造的数字化界面上，来体会将我们抽离于大地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包裹在资本主义的巨型机器之中，而这个无所不在的数字化的巨型机器为我们进一步创造了幻想，在这个“数字世界”之外，再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关注。数字世界的流量和热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关怀。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围观关注汪小菲和大S的口水战，但对邻居的冷暖漠不关心。我们可以对俄乌战争评头论足，但对我们小区的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巨大的数字世界日益遮蔽了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也消除了我们的身体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只有数字世界的热搜和流量才是所谓的“真实”。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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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克拉里为什么将数字时代的大地命名为“焦土”的原因吧！根据克拉里自己的解析，“焦土”一词（scorch）源自于古法语的 escorchier，意思是“剥皮”。正如克拉里十分明确地指出：“焦土之地是指一个富有生机的地方退回到贫瘠状态，同时丧失了复苏的能力。”②当然，焦土之所以是焦土，不仅仅在于太阳的炙烤，而是在于所有生命的痕迹都从大地上剥离开来，生命与大地的剥离，当大地成为一个无生命的大地，这才是“焦土”的确切含义。那么，在数字时代，我们尽管仍然经受着石化工业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土壤的退化等实际可见的焦土现象，但更根本的“焦土”的肇因在于，生命的数字化和抽象化，让生命进一步与大地的根基剥离。生命变成了薇依笔下的“拔根状态”的生命，生命到处流浪，飘忽不定，无法在大地上扎根，只能在数字网络中变成一组数据组成的虚体。人们不再寓居在大地上，而是将生命置于那个不断流动的装置化的数字网络之中。通过这个装置，资本主义已经将其控制的手段植人到每一具身体里，布洛赫式的希望，已经逐步堕落成网红们的流量和关注度，在那里，只有克拉里笔下的神经营销学和数字药理学，一切都变成了流量，一切都变成随着流量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利润。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Jonathan Crary,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 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London: Verso, 2022, p.15.

② Ibid.,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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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真正的焦土并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大地，而是那个介人了我们数字化生存的互联网络。那个孕育生命的大地仍然存在，但是，由于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和电脑的屏幕，那个生机盎然的大地被数字构造的虚拟世界的界面遮蔽了。齐泽克告诉我们数字时代的界面的奥秘在于：“对于我在元宇宙交流中的伙伴，这里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我永远无法肯定他们是谁。他们是否真的’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在屏幕角色的背后是否有一个真正的’人，屏幕角色是否是多种人的面具，同一个真正的’人是否拥有并操纵着更多的屏幕角色，或者我只是在与一个数字化的实体打交道，它并不代表任何真正的’人？简而言之，界面’（INTER-FACE）恰恰意味着我与他者的关系从来不是面对面’的，它总是被中间的数字机制所中介，它代表着拉康的大他者’，大他者’是匿名的象征秩序，其结构就像一个迷宫。”①齐泽克的分析旨在告诉我们，在数字化的当下，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没有扎根，而是扎根在一个无生命的界面上，这个界面就是克拉里的焦土，一片数字化的焦土。由于数字焦土没有真正滋养生命的营养，它唯一的规则就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利润和剥削法则运行，主体变成了失去了关怀，彼此无助的幽灵主体，他们在数字界面上流浪，徘徊，没有希望，而拯救这些数字焦土上的主体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数字界面下被遮蔽的物，那些零散的剩余数据。为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考古学，在这种考古学下重建生命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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