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三、剩余数据的物体间性

在本雅明晚期留下的一份关于历史的提纲中，他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写道：“史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其结构不是建筑在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当下’（Jetztzeit）的时间之上。因此，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古罗马是一个他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的一个填注着当下时间的过去。”②当本雅明说史学是一个匀质而连贯的叙事时间线索的时候，意味着连贯性的历史叙事必然遮蔽了无数与主流历史叙事不一致的“当下”，正是这些“当下”的瞬间，质疑并解构了古罗马式的连贯性主流历史叙事，并将这种历史叙事看成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革命者，恢复了当下，让无数与古代历史不一致的当下呈现出来，这些不一致的当下被呈现出来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古罗马式的历史叙事的崩裂，而且也意味着一种新历法的诞生，本雅明呼唤道：“革命阶级在行动之时有一种典型意识，认为他们行将让连续统一的历史进程土崩瓦解。大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历法，历法的第一天起着一种为历史存照的慢镜头照相机的作用。”①这就是革命的真正含义，不仅在身躯上砍下旧体制的统治者的头颅，也需要在历史叙事上彻底让统治阶级的连贯性叙事崩裂。由此可见，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断裂性的历史哲学，历史的救赎并不在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能拯救我们，而是在于，当我们面对如同钢铁般坚硬的历史叙事时，在那个无法被历史消化的残余物面前，历史连贯的、整齐的、光滑的表面崩裂了。在本雅明看来，不仅历史是如此，我们对世界的洞见亦是如此，在一个完整的视野里，总是存在着某些丢失的东西。在这里我们遭遇了谢林意义上的“无法消除的剩余物”(der nie aufhebbare Rest)的概念，齐泽克评述道，谢林的“无法消除的剩余物’是一种摆脱了形式结构的剩余物，就像传说中阻碍机器顺利运行的垃圾，以及，机器本身的纯粹形式上的扭曲结构，使它自己转过来。这两者是严格相关的：这块垃圾给了机器本身的扭曲，而孰先孰后是无法确定的”①。这个“无法消除的剩余物”阻碍着整体机制的运行，也阻碍了将所有事物都纳入到同一结构并有着统一原则的机制之中，它们之所以成为垃圾（trash)，恰恰在于它与统一结构的绝对的格格不入。或许只有在这片垃圾之中，我们才能找到被大写的历史叙事和平整的资本主义同一结构所遮蔽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本雅明并不需要英雄史诗和悲剧中的崇高的救赎，人民不会在历史的赞歌中，将英雄的身体献上命运的祭坛。与之相反，在巴黎的街巷里，本雅明更热衷于拾掇那些与现实商业资本主义的拱廊街格格不入的垃圾，只有那些与资本主义的繁华不相容的残余物，才能让那些痴迷于商品拜物教的布尔乔亚的大众们从沉睡中惊醒，目睹那繁华裂缝处的废墟。在那一刻，资本主义商品和繁荣的统一性的幻象才能被撕裂。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Slavoj Žižek, "What Can Psychoanalysis Tell Us About Cyberspace?", in Aner Govrin & Tair Caspi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analysis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23, p.455.

②[德]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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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①[德]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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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数字界面也有着类似的连续性，不过，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叙事，也无法像他笔下的波德莱尔一样，漫步在巴黎街头“拾掇垃圾”。因为一旦我们进到数字之门，统一性的法则并不在表象上，而是在数字界面的底层协议中，如TCP/IP协议或IOS协议，这些最基层的算法协议已经决定了任何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界面不相容的东西，都不会在界面上表象出来，这意味着，今天的数字空间或元宇宙空间，是一个比本雅明的拱廊街更加平滑的空间，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首都，那么今天的TikTok、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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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lavoj Žižek, Surplus-Enjoyment, London: Bloombury Academic, 2022,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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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Twitter等，就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首都，这些平台为我们营造再也没有“垃圾”的规则系统，也是没有残余物的世界，我们不再能通过在街巷里闲逛来找到资本主义界面上的裂缝。一切都被掩藏了，一切残余物都烟消云散了，坚固的堡垒在用户面前进一步得到了加固，如同军事要塞一般牢不可破，一切虔诚的东西只有在烙了数字钢印之后，才能在数字空间中流传，否则，封号、禁言、404等规则直接将那些数字空间的另类加以驱逐，从而保证数字资本主义的堡垒成为有史以来最和谐最平滑的空间。似乎在这一刻，数字之门的门楣上镌刻的黯淡而阴森的“入此门者，当捐弃一切希望”的标语才如此的醒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能像本雅明一样，在数字资本主义营造出来的虚拟空间中，找到一个“无法消除的剩余物”，来打破数字界面下的统一性幻象，进一步在数字焦土之上，重塑人类的希望？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福柯撰写《知识考古学》的动机。在撰写完《词与物》之后，福柯提出了话语的权力的概念，因为话语构型本身意味着连续和平整的话语体系对物的体系的综合，而对于话语权力的反叛，完全不能在话语权力内部来开展，我们不能通过历史叙事打败历史叙事，也不能通过数字平台来打败数字平台，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体系，无论何种叙事权力和平台算法，都将人们纳入其体系之下，按照其规则和协议而行事，在这些规则和协议之下，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只能言说被允许说出的话语，我们只能思考可以思考的内涵。对于这种连贯性的话语力量，福柯的策略是考古学，福柯写道：“考古学并不试图去重新发现连续的、不可察觉的转变，这种转变缓缓地将诸话语与它们之前的、周围的或之后的东西联系起来。考古学不等待诸话语基于它们尚不是的东西来变成它们所是的东西的时机，它也不等待诸话语在解决它们的形态的稳固性之后逐渐丧失它们的同一性的时机。考古学的问题反而把诸话语放在它们的特殊性中来确定，指出它们所使用的成套规则在什么方面不可简化为任何其他东西，沿着它们的外部轮廓和为了更好地突出它们来追踪它们。”①正如福柯试图通过在法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巴士底狱的文献中，找出那些籍籍无名的文献，来验证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当我们进行历史文献考古学研究的时候，之前那个连贯而平滑的历史叙事，便会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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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焦土之上，找到可供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痕迹？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给予我们一个回答，他借“第三持存”的概念指出，我们今天任何在数字网络中的行为都会留下数据：“它通过全面电脑化和自动化系统构成一种威胁，这种系统利用屏幕传送和接收的痕迹，而屏幕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界面：社交网络的系统、用户归档、智能型城市，等等，通过它们截取以疏导大量的数据’，然后用实时的（光速的）密集计算的技术来开放所谓的大数据。”②换言之，任何用户的行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甚至一个不经意的浏览，都会在网络上产生数据，并在数字空间中持存下来。问题在于，这些数据并不会始终表现出来，各种平台提取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被资本控制的数字平台并不会直接采用和分析所有数据。平台使用算法，目标仅仅在于为资本主义化的平台进行数据精炼和分析，提取出可以被他们所用的数据，换言之，能够得到平台使用的数据，是所有用户参与数字空间和互联网络中数据中的极少部分，绝大多数数据只是在服务器和某个匿名终端那里保存着，就像图书馆和档案馆里被尘封百年，始终无人问津的文献一样。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62页。

②[法]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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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福柯的考古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对这些存在着，但人们却始终看不到的文献的发掘，而在于发明一种新的话语，让这些“消逝”的籍籍无名的文献重现出现在人们面前。福柯说“考古学将下述陈述作为导向性的陈述放在根部：它们关系着对可观察的结构和可能对象的范围的确定，它们规定着描述的形式和可能对象的范围可以利用的感知准则；它们促使特征化的最一般的可能性出现并由此打开有待建构的概念的整个领域，它们最终在构成策略选择时给今后最多的选择留有余地。而且考古学将在派生树的最顶端或至少在整个荆棘丛生的历程中重新找到发现’（如化石系列的发现）、概念的转换（如种的新定义）、从未见过或听过的观念的出现（如哺乳动物或有机体的观念）、技术的调整（标本的组织原理、分类与术语分类的方法）。”①只有通过发明新的陈述和叙事，那些被主流话语所掩盖的文献和遗迹，才能向我们敞开它的奥秘，它的奥秘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所依附的话语体系，即本雅明的新的历法。革命性的努力不仅仅是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更是创造一种新话语、新平台、新历法，让之前存在着但被遮蔽的那些数据、痕迹、文献、遗迹再次昭然于天下，从而破除统治阶级的话语遮蔽这些“无法消除的剩余物”的神话，让不可能的事件变成历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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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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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本雅明和福柯的精神方向，在数字资本主义用算法和平台统治着的这片焦土之上，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剩余数据的考古学。那些被平台和算法有意或无意遗弃的数据，仍然存在着，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些数据，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是被数字界面中介后的主体，我们的主体间性也是界面和平台的产物，故而我们只能看见平台提供给我们的字符、信息、图像，与固定的对象互动。我们只会按照平台算法预测和规划的路径前进，即便那些“无法消除的剩余物”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也对之视而不见。那些剩余数据的存在，是一个未被算法建模的存在，我们无法像福柯和本雅明一样，用流浪和拾掇垃圾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文献。我们甚至无法像齐泽克那样“斜目而视”，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线索。换言之，我们很难通过主体的变动来发现被掩埋的剩余数据，剩余数据的考古学不是建立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之上，而是建立在数据对数据、对象与对象直接沟通和交流的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让物和剩余数据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数字空间中，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被资本控制的算法被新的物体间性的算法介入那一刻，泗渡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卡戎才会慢慢蜕去色彩，变成一种数字界面的空洞。在卡戎身体消融的那一刻，通向真实的希望之路也在“数字之门”背后若隐若现，在那里，在物体间性的数据考古学之下，希望并没有消弭，而是被资本控制的卡戎身体所遮掩。一旦我们找到通向剩余数据的考古学之路，我们就不再是籍籍无名的灵魂，而是可以追寻希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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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生命在地狱之门下，重新获得希望，那么由数据和算法控制的数字焦土，就不再是人类世界的绝望之地，我们看到在阿门塞斯阴影王国中闪烁着无数的荧光，那是剩余数据在焦土上点燃的生命之光，在那一刻，我们面对的世界会重新变成天堂，但丁在《天国篇》写道：“那个圣洁的发光体的灵魂已经转向那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的太阳，这太阳就是那足以满足一切愿望的至善。…瞧！那些发光体中另一个向我走来，它外面发出更明亮的光，表示他愿满足我的要求。”①在剩余数据的光芒下，万物连接出新的希望，这里不再是地狱之门，而是希望之门，数字焦土瞬间变成了物体间性的沃土，人类或许才能看到一个应许的未来。

第十一章 数字焦土与剩余数据

①[意]但丁：《神曲·天国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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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