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在这里，马克思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空谈人的观念，指向了空谈自我意识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历史的变革从来不是观念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念变革不过是社会历史变革的结果。而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诞生初期，这种社会历史变革直接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导致了人类与社会的各种物质性联系发生了变化。当兰开夏郡的羊毛被送到曼彻斯特的毛纺织工厂的时候，羊与人类的关系不再是封建社会下的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关系，这些羊毛不再由乡间的农妇和村镇上的简陋的作坊制作毛皮制品，而是通过蒸汽火车运输到曼彻斯特，经过机器大工业的加工，成为批量制造的羊毛大衣、羊毛挂毯等一系列工业产品。在这个基础上，虽然农场的羊仍然成群结队地被剪羊毛，最后它们的羊毛也被制造成羊毛制品，但人类与羊毛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初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变成了产业生产方式。当羊毛经由统一的收购，被送进火车的车厢，然后塞进毛纺织工厂的仓库，最终在机器的加工下生产为可以统一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这个过程告诉我们，那个简单的人与羊毛以及简陋的羊毛作坊的生产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产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隆隆的轰鸣声中，兰开夏郡的碧水蓝天下恬静地吃草的绵羊，变成了秩序化和产业化的生产原材料，直到最后塞满商店的货柜和橱窗，任人选购，它们才完成了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产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后来马克思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狭隘的带有手工作坊生产方式的自治互助论时，他才以醍醐灌顶的方式，敲打着普鲁东那个停滞在法兰西乡村作坊里的浪漫主义的脑袋，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作为一个尺度，区分着不同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譬喻来说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手推磨和蒸汽磨所体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区别，而蒸汽机的成功使用不仅仅在于提高了生产力，而在于它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正如约瑟夫·巴尔拉（JosefBarla）所说：“在走锭精纺机出现之前，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等级关系都没有稳定下来。也正因为如此，机器成为了一个制导因素，甚至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本身，而不是单纯的物体：机器和物质对象（包括人和非人因素）彼此结合在一起，不仅构成了工厂体制，也将前现代的闲散的劳动者组织化为工人阶级。”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298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299

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是从观念上的变化来思考整个历史的进程。在马克思看来，产业资本主义之所以超越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在于工业生产将各种要素和劳动力集聚在同一个平台上，让人与人之间，人与生产之间，人与产品之间，乃至于人与自己类本质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尽管在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仍然使用异化概念来形容产业生产方式塑造的工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方式，但在后来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放弃了异化的概念，而是去探索资本主义之下，产业生产方式如何来塑造不同的人与人、人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拉强调机器形成的工厂体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前现代的闲散的劳动者组织化为工人阶级”的原因所在。不过，马克思通过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关键的要素一劳动被抽象化为劳动一般，并在这个劳动一般的基础上，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Josef Barla, The Techno-Apparatus of Bodily Production: A New Materialist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9, p.29.

300

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①

这个抽象的劳动一般，是产业资本主义变化的结果，但正是通过这个劳动一般，让在封建社会中彼此分散的力量和要素，凝结在一个巨大的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在《资本论》中，劳动一般进一步成为衡量资本主义生产的尺度，“劳动对资本的特有使用价值，是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的性质，是这种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性质；但是，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量更大的量”②。而劳动一般摆脱了劳动的具体性，成为了让商品交换价值成为可能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依赖于劳动一般，以至于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马克思在劳动一般基础上发现的交换价值，以及对商品的政治经济学根基的揭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现象，也是产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变革。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一般，或者在此基础上的产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效地将产业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区别开来。那么，马克思的分析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如果我们需要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将数字生产方式与产业生产方式区分开来，我们也需要找到了一个类似的量，一个可以将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要素和条件聚集在一起的量。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1页。

301

对于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曾经有理论家做过尝试，例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就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方式（modeof information）的概念。波斯特指出：“要想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便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作为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一步，我在此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概念。……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symbol）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①在这里，波斯特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是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到的符号价值。但是问题在于，符号仍然是面对人的符号，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符号，换言之，符号只有在具有商品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网络中才具有意义，如果一个人的Gucci、CHANEL、Hermès等符号不能被另一个人看见，或者不在社会中被价值化，这个符号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波斯特的符号，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表面上作为一种象征能指链消解了人的中心性，但实际上，这种符号体系仍然存在于人的生产关系之中，唯一的区别在于，它用符号的关系取代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直接表达，成为了生产方式在人能够理解的符号层面的映像。所以，无论是符号价值，还是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并没有真正走出产业生产方式的藩篱，只是用一种符号和信息的镜像取代了直接的表征劳动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内涵。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302

当然，马克·波斯特是在20年前写下的《信息方式》，或许在今天的大数据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他的结论进一步推进，即从以符号价值为基础的信息方式，走向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生产方式。在波斯特那里，他虽然肯定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但是在创造信息方式的概念时，他却摒弃生产，这也意味着他并不认为符号是一种生产的产品和结果。显然，我们在今天面对着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不仅面对着手机界面中的各种符号和语言，更面对着这些语言和符号界面背后的数据，符号已经是一种被算法解码的产品，也就是说，它是可以供用户观看和使用的信息数据。与这些数据不同，在界面背后，在那些服务器和交换器里，还存在着大量从各个用户、各个节点提取而来的不向用户开放的数据，这些源代码和数据都是用最基础的冯·诺依曼代码和ASCII代码写成的，在不同的机器和设备之间交换和传递，人只是参与这个数据生产过程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数字生产方式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对各种不同数据的解析和分类上，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来关心的不是具体劳动，而是能够将各种商品纳入到统一的平台上的交换价值，即在劳动一般的支配下形成的商品的社会属性。同样，数字生产方式仍然是一种生产方式，它是在我们用户活动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些活动包括了用户直接浏览页面、上传视频，也包括外卖员接单送餐、网约车司机接单等等，这些活动在数字世界中不断地交换着，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数据总体，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一般数据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数据，与劳动一般一样，它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303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将数字生产方式的根基落实在“一般数据”上。首先，数字劳动生产的不仅仅是抽象的价值，而是一般数据。当我们打开智能手机的时候，无论是购买商品、阅读书籍，还是玩游戏，都无一例外地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共同组成一般数据。其次，数字生产方式的劳动构成形式，就是将这些由我们的活动生产出来的数据，经由大数据算法作用，变成一个可分析、可利用的数据结构，然后让这些数据结构在互联网络中发挥巨大作用，如可以精准分析出某一地区在特定时间段上的消费需求的品种和数量，从而有效地指导厂家进行生产，从而避免在生产过程中的过剩。而诸如TikTok和YouTube等平台，通过对用户的精准分析，可以精准地投放广告，让用户成为他们的固定对象。在一般数据的作用下，数字生产方式将用户、厂商、资金、原材料、物流等诸多因素凝聚在数据平台上，从而区别于之前的产业生产方式。在数字生产方式下，原先由商家和客户、出租车和乘客、餐厅和食客构成的直接交换关系，变成了被平台中介的交换关系，而原先看起来中立的第三方平台，在数字生产方式的加持下，变成了凌驾在买卖交易双方之上的新的垄断资本，即数字资本。换言之，数据之所以成为今天具有巨大权力的数字资本，正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数据生产之下，所有数据被数字生产方式整合成一般数据，而一旦一般数据形成，也意味着所有的元素和资源，都必须依赖于一般数据的生产，若是一般数据被某些资本所占有，就会变成具有巨大力量的数字资本。这就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奥秘，当马克思说商品拜物教将人变成帽子时，今天的数字拜物教进一步将帽子变成了数据。这种数字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没有消除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和不平等，反而将剥削和不平等扩大化了。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304

三、数字劳动下的流众化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将数字劳动定义为在数字生产方式上展开的劳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数字劳动仍然是一种生产劳动，但与马克思时代生产作为价值的劳动一般不同，今天的数字劳动生产的是一般数据。而数字生产方式是与传统的产业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在产业生产劳动中，需要劳动者在工厂和机器旁不断地重复着劳动过程，而他们的劳动被抽象地计算为一种价值，这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根源。而在今天的数字生产方式之下，劳动者不再需要集中在工厂的厂房里或机器旁，而是可以分散在各个场所中，甚至可以在家里，他们手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终端设备是接入到巨大的生产资料的接口，因为一般数据已经将其触角延伸到所有的场域，因此可以将所有拥有智能终端设备，并能够从中生产数据的个体转化成数字劳动者。就像巴尔拉所说那样，如果说精纺走锭机成功地将闲散的劳动者变成大机器的工人，让他们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tization）了；那么今天的看不见的一般数据通过各种终端设备，将各个盯着屏幕看的个体变成了他们的劳动者，正如尼克·迪尔-维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看到今天的人们正是因为拥有手机，他们才被一般数据的控制论（cybernetics）形态无产阶级化的，迪尔-维特福德指出：“人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一步使用控制论，才能在无产阶级化中生存下来，而手机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加剧了无产阶级化的不安全感，使资本能够更广泛、更精细地激活非正式’和不稳定的有偿工作。”①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305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针对数字劳动以及数字生产方式得出几点推断：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The Pluto Press, 2015, p.121.

306

(1)作为数字生产资料的一般数据

数字劳动和数字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就是一般数据，手机和电脑不过是接入这个巨大生产资料的接口。正是因为一般数据的无处不在，只要能通过手机和电脑接入大数据，人们就能在任何地方工作。那种传统意义上办公室、工厂与家庭的区分，工作与休闲的区分由此便变得不再稳定。

(2)数字生产关系的变革

正是由于工作的不稳定，可以让这些数字劳动轻易地外包出去，可以让世界上任何已接入网络的个体从事这种劳动。换言之，一般数据的全球化，导致的结构是传统雇佣关系的解体，也是产业生产关系的解体，在办公室和工厂里不需要用大量的工资来养工人和雇员，只需要保障维持公司和平台架构的基本员工就足够了。这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数字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和雇佣者不用保持长期的雇佣关系，在这种不稳定数字生产关系下，资本家也不用为工人主动寻求社会生活和工作的保障。当雇佣关系变成临时和偶然的，从常态雇佣变成了零星态劳资关系时，意味着一般数据下的数字劳动是一种不断变动也不具有稳定性的劳动形态。

(3) 流众无产阶级的出现

经历了上述变革，大量的劳动被推向了社会，变成了不稳定的劳动，即外包型的零工经济下的劳动，我可以随时在网上接各种活计，来养活自己，但这里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也不会有稳定的工会和劳动法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有的仅仅是一种不稳定的劳动状态。英国思想家盖伊·斯坦丁(Guy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