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Standing）将这种劳动状态下的无产阶级称为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即流众（precariat），斯坦丁将不稳定（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这两个词合并起来，创造了“流众”一词，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当下无产阶级状态的不稳定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而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①也就是说，数字生产方式不仅让我们的生产关系变得不稳定，也让我们的劳动本身变成偶发性和不稳定的关系，在巨大的一般数据的控制论面前，通过我们面前的电脑和手机，通过偶然性的数据链接，借用斯坦丁的话来说，我们都被流众化了。

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种流众化的数字劳动呢？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关注TikTok、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应用软件？是因为这些软件和平台开发得很不错吗？当然不是，虽然一个平台的算法软件和界面开发对于用户使用体验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对于用户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些平台界面上的内容和信息，比如通过TikTok观看短视频，这些短视频基本上都不是由字节跳动公司的员工制作的，大部分是由全世界各地的网友，录制了有趣的视频上传到TikTok的后台上，供全世界的用户在上面点击、观看、分享，甚至评论。点击量最多的视频会被推上热搜，以供更多的用户观看。当然，这些平台公司从这些被用户点击的视频中收获了大量的广告收入和资助收益。问题在于，我们在平台上观看的这些视频、阅读的帖子、观赏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内容，实际上都不是由平台公司提供的，而是由用户自己上传的。并且，用户上传的视频或文字，尤其那些原创性的内容，实际上是付出一定的劳动量，如在TikTok上的视频，是一些工作团队花精力制作出来的，还有录制的一些讲座的音频和视频也是如此。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被用户上传的音频、文字和视频，并没有为用户换得一定量的收入，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他们是免费提供了自己的劳动，并上传到平台上，他们除了获得偶然几个关注和点赞之外，并无其他的任何收益。美国政治学家约迪·迪恩（JodiDean）曾经研究了这种网络上独特存在的新型关系。她以Twitter为例，指出了网络平台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off-all）的财富分配模式：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姚建华：《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7页。

308

排在第一位的“第一名”是通过生成一个公共领域而出现的。这些公共领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产生：在帖子的评论中（想想Reddit上读者对帖子进行上下投票的方式；荷兰的例子是Slashdot和Kuro5hin)，在网络文章中（想想《赫芬顿邮报》的博客或其他提供大量点击广告的网站)，在Twitter上(通过标签)，以及通过比赛（想想最佳城市旅游应用程序的比赛)，这只是几个例子。比赛产生了一个共同的领域，将产生一个赢家。参与的人越多，领域越大，不平等就越大，也就是说，一个人和许多人之间的差异就越大。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309

扩大领域就会产生一个人。①

正是这种数字生产方式的不稳定性，让今天的网络平台公司可以在其内部重组收益的分配方式。在今天的平台分配中，上传信息、图片、视频、文章的所有用户中，实际上只有10%人能够获得收益，而处于顶尖的0.1%的人能够成为“网红”，这些“网红”塑造了一种成功模式，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财富，赢得如同明星一般的关注，同时也获得了诸多特定的数字权力（如他们可以随时压低供货厂商的价格来搞所谓的打折活动，赢取数字流量等）。但是，需要理解的是，这种“网红”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模板效应，它并不代表所有进入直播间和从事数字劳动的用户都可以拥有他们的财富和各种优越的条件，“网红”的存在只是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数字劳动的狂欢，成为平台中的新的劳动力。

此外，赢者通吃的“网红”模式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平台和用户之间的不稳定关系的基础上制造的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在传统产业生产关系时代，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是稳定的雇佣关系，比如说，一个资本家一年的收益有500万元，除却各种开支和扩大再生产的费用，他可以用来支出雇佣的员工的费用是100万元，那么每个员工尽管根据各自的级别和绩效收入不同，但都是可以分得一个基础收益的，同时每个员工的收益底线是由工会和劳动法保障的。这样在各个员工之间的收益差别不会出现严重不平等。在赢者通吃模式下，所有的用户跟平台不是雇佣关系，为了稳定业绩，平台也需要分配收益，但由于不是稳定的雇佣关系，平台方不需要提供基本工资保障，它们反而需要制造一个幻境，一个认为只需要跟着平台好好干，就能获得无限收益的幻境。这样平台采用的策略是，将绝大多数用来分配的收益给予极少数（迪恩所谓0.1%)“网红”，让“网红”成为诱惑的样板，所有的用户都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只要自己够努力，终有一天也能过上“网红”那样的日子。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平台已经将绝大多数收益给予了顶尖的0.1%，形成赢者通吃局面，这样无论普通用户多么努力，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变成他们心中的“网红”，也不可能获得与“网红”一样的生活水平。在这种诱惑的冲击下，无数用户投入数字生产之中，生产出各大平台上的繁荣界面，如果说美国作家索洛曾经在产业时代写下了“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人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在每一个数字平台繁荣的泡沫后面都横卧着一个普通用户被榨取的灵魂。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Jodi Dean, Crowd and Party, London: Verso, 2016, p.18.

310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数字生产方式下的数字劳动的必然结果是，普通用户的流众化。这不纯粹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提到的产消者问题，即自己生产并且自己消费，而是在整个数字产业的循环模式中，形成了一个更加多变的不稳定的结构，这种数字生产方式一旦成形，就意味着对传统工薪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打破，传统的工会体制和劳动保障也随之丧失了效力，取而代之的是流众化的无产阶级，以及比之前的产业生产方式更为不平等的数字生产方式。在雇佣体制下，工人和员工之间虽然具有收入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是在可以预想范围之内的，但在赢者通吃的局面下，我们看到一方面传统劳动被零工化，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走入数字平台的劳动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

第十二章 什么是数字劳动?

311

如何面对这些严重的数字劳动的不平等？在现有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真正问题不是0.1%的网红和99.9%的普通用户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网红经济的幻象是被数字平台人为制造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数字平台的垄断化和私人占有与数字生产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在数字生产方式下，所有的数据、信息、照片、视频、博客，是所有参与数字网络的用户生产出来的，但是它们却被掌握了数字生产资料（一般数据）、生产工具（数据结构和智能算法），以及其终极产品（广告、注意力、推送、影响等）的大平台所垄断，最终让所有的用户都隶属于平台的规则。也即是说，本应该被所有人共享的一般数据，现在变成了私人资本和公司的所有物，并且这些资本不断地从中获得收益，垄断收益的分配。那么，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面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统治，需要砸碎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而不是像卢德分子一样砸碎机器，那么在今天同样适用，数字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再是将自己捆绑在“网红”式的梦境之中，而是要打破这种赢者通吃的平台和用户的关系。如果在传统产业资本主义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那么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走向未来的可能性在于，一般数据和数字平台的共享、共治和共有。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312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阶段，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面对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作用下，形成的新型资本一劳动的关系？这是对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重新审视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非常有价值的路径。在数字如何成为资本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谈到的问题是，数字劳动是否构成一种真实的生产劳动。它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文化研究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为的“文化劳动”或“非物质劳动”，一种不直接生产任何经济价值的劳动？显然，数字劳动的问题，相对于数字资本的问题更为重要。所以，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中，数字劳动的分析与批判就成为了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吗？

对于数字生产下的劳动，一个最容易得出的看法是，数字劳动是一种“非物质劳动”或“文化劳动”。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和“文化劳动”的概念，实际上都是相对于生产实际价值的商品的劳动而言，只有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中，才能生产出凝结了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价值。然而，在马克思的《1861一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也曾经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

313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服务这个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已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Tätigkeit）提供服务的。①

马克思看到，除了资本家的工厂里从事实际产品生产的劳动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他类型的劳动。当然，这里的非生产性劳动并不涉及为自己的生产活动，例如裁缝为自己缝制的衣物等等，因为马克思这里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都是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层面上来讨论的。那么，在社会生产的层面上，究竟什么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在《1861一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用词是“服务”，一种可以用来购买的“服务”，这种服务首先具有使用价值，能产生一系列效用上的功能。但是，这些劳动并不生产出“物”，不生产作为“实体”的物，而只是一个活动。马克思用“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①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非生产劳动”。马克思看到了歌女在歌唱，但这种卖唱并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即她的歌曲以一种“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并换取了路人的货币。歌女的歌声并没有留下的任何实体性的产品，但是，在驻足欣赏歌女的过客那里形成了一种关系，一种由歌声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使用价值上（在歌女和听众之间的使用价值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关系）的联系完全就在于歌唱的旋律之中。因此马克思才十分明确地指出：“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②这种歌唱的旋律在歌女和听众之间形成的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服务”，它依赖于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临时存在的关系，歌女并不是在销售自己的歌女，而是在这种纯粹享受的服务活动中，让听众得到了特殊的体验。在马克思看来，医生和律师也同样提供着这种服务，他们的价值也生产出他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与病人和客户之间的服务性关系，而这种由服务活动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不过，马克思也十分敏锐地看到，“非生产劳动”是一种依附性的劳动，它与“生产劳动”构成一定依赖关系，在整体范围内，或许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以非生产劳动为主，但在全球范围内，非生产劳动无法撼动生产劳动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非生产劳动只是生产劳动在相当发达基础上的结果，而不可能真正取代生产劳动。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5页。

314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2页。

② 同上书，第866页。

315

不过，意大利自治主义显然从另一种意义上挪用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界定，而是将其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不过，他们这种扭曲式挪用，依然借用了马克思所谓“机器论片段”中的另一个概念“一般智力”。马克思的原话是：“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马克思仅在这里直接使用了英文“一般智力”的概念，显然，马克思希望通过一般智力概念表达出一般的社会知识，也代表整个生产方面中出现的知识、语言、情感等无形的方面。也就是说，“一般智力”从一开始就区别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非生产劳动”，因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在“一般智力”中，马克思所指的是生产环节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产品，一种是可见的物质性的产品，另一种为不可见的产品，用后来保罗·维尔诺的解释，“社会个体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同一个部分并不是偶然的，在那里我们发现一般智力的概念构成了普遍（或前个体）的前提和‘诸众'（multitude）的劳动和生活的共同配置，社会个体的社会方面无疑是一般智力，弗雷格称之为无主体的思想。然而，它也是人类交流的直接的心理间的、公共的方面，这一点被维果茨基（Vygosky）以极大的智慧所认识。”①所以，这种“一般智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语言、情感、智慧、认知的总体，而这种总体成为了比实际的物质生产更重要的力量，也将工人和诸众凝聚起来，成为了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316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拉扎拉托、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等理论家才提出了著名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的概念。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的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价值理论……对活生生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剥削，它的最直观的社会维度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着社会关系的因素中。”①哈特和奈格里的思路非常清晰，他们在21世纪初期，已经看到了电子通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开启的黎明，他们看到了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工厂里的生产已经逐渐让位于由通信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变革带来的无形的一般智力的总体，在这个情况下，非物质生产逐渐取代了物质生产的地位，那么资本家的剥削就不再是剥削实质的物质上的剩余价值，而是剥削一种无形的非物质性的一般智力。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 Paolo Virno, When The Word Becomes Flesh: Language and Human Nature, trans. Giuseppina Mecchia,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e), 2015, p.231.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