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工作看起来像在游乐场工作，但却是高压力的工作空间与长期的加班工作。公司社交媒体的使用（脸书’‘谷歌’推特’等）都很有趣，在玩’中使用这些平台就隐藏了这一情况：这些平台是由公司经营的以便赚取更多利润并剥削用户的劳动。”①的确，通常的休闲或玩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界限被数字技术、算法技术的新中介打破了，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劳动的本质是“玩”或“非物质性”，而是需要在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的层面上来思考这个问题。

根据前文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得知，将人类的活动区分了劳动和休闲的尺度，并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标准，即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产方式导致的分工。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或者说市民社会阶段，这种尺度从隐秘的主奴关系的尺度，变成了显性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总是一定的“价值生成形式”下的活动。换言之，一旦人类的活动被还原为价值形式上的某一种可以度量的量，那么，这项活动就可以被视为劳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经过价值形式所衡量的一般性的抽象劳动，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的价值形式凌驾在我们具体的活动之上，强制性地将人类的活动一分为二，一部分能够生产价值的活动成为了劳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①与之相反，那些不能被价值的一般尺度衡量的人类活动就变成了休闲或娱乐，人的生活世界被强行地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进行生产的劳动世界，另一个部分是不能被价值的一般尺度衡量的休闲的部分，只有前者创造出价值，而后者作为休闲和娱乐的部分也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非生产劳动”，即经过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在休闲和娱乐的部分重新分配，形成了也能产生消费和分配的娱乐性商业活动和服务活动。但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而言，起到支配作用的劳动仍然是生产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的高速运行的列车是在被价值的一般尺度衡量的劳动下运行的，它的光芒也射入了消费和娱乐的生活世界，并为那个世界也带来巨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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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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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劳动的价值作为一般尺度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的确产生了另一种区分或分工原则，即以数据为基底的生产原则。那么，在数字时代，数据是一种全新的区分方式。以往在市民社会阶段，所有的活动被区分成生成价值的劳动和不能生成价值的休闲，与之相对应，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区分变成了可以生产数据的活动和不能留下数据的活动。比如对于苹果手机的Siri软件来说，它不仅是一个与我们进行智能对话的手机管家，而且在与我们对话的时候，也提取了我们交往的数据，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被提取数据的活动（如驾车出行、搜索餐饮、网络购物、外语翻译等等）与其他不能提取数据的活动（如我无意间打一个喷嚏）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购物平台或应用上的搜索能够创造有价值的数据，可以供平台后台分析和定位的数据，所以，我们的搜索行为不再是休闲，而是重新被纳入到劳动框架下。这种劳动从定义上，不同于产业劳动阶段上的劳动定义，因为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区分系统，一个是以价值的一般形式为尺度，另一个以可分析和提取的数据为尺度，如果我们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有价值一般的概念，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概念变成了一般数据。所以，尽管我们的活动相比于以前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菜场买菜是一种纯粹的消费活动，不能作为生产劳动来定义，因为菜场买菜的行为不生产具体的价值。但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在京东、盒马鲜生等网络平台上订菜的行为，事实上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是用来分析具体的用户信息，而且上千万的数据汇总之后，能够对农业生产部门进行有效的指导，即根据今天某个地区的市民有多大的关于白萝卜的消费量，便能在生产过程中预先设定下一个生产环节可以种植的白萝卜的总数，从而避免了生产过剩。同时，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白萝卜的生产状况也可以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数据监控，一亩地的白萝卜的光照多少，雨水多少，土壤的营养情况都作为数据被收集、被分析、被分类。这样，以数据为基底的数字时代的生产和劳动，绝不是奈格里等人所说的“非物质劳动”，而是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劳动。在数字劳动中，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不再重要，数字的收集与分析已经跨越了休闲与生产、物质与非物质的分界，而是直接将可以数据化和不可数据化作为全新的区分标准，可以数据化也代表着数据化的标准，即符合相对应的网络中的数据交换协议。那么表面上的活动，只有通过数字化界面，在一定的数字协议的参数下，被转化为数字空间交换的数据，这个活动才具有价值，而能够创造出这种规范的数据化的活动就是数字劳动。换言之，数字劳动最根本的标准不在于这个活动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活动是否能被纳人到一个巨大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交换的网络之中，那么这个在互联的数字世界里构造出来的大数据和算法系统，反过来再次成为凌驾在我们活动之上的异己性的物质力量，这次不再单纯是价值的一般形式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区分，而是巨大的数据网络正在将我们变成那个密不透风的数据装置上的提线木偶，我们通过数字劳动变成了这个数据装置的附属物，并与之相生相伴。而那些不能进入到数据装置的活动逐渐被翦除，我们逐渐感觉不到那些活动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要摆脱这种数字化的异己的物质力量，并不是要我们变成无法数据化的存在者，数字劳动批判的根本而是在于发觉那个隐藏在所有活动区分背后的数据装置，正是这个数据装置将可以被数据化的人类变成了数据人，而数据人在数字界面上不断地留下数据，形成了数字劳动。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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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数字劳动批判的全部，因为数字劳动不是个体性的，数字劳动的奥秘并不在于我们在亚马逊界面上点击了一个链接，然后第二天一个用瓦楞纸箱装好的货物就摆在家门口等待着我们开启这样简单。英国学者大卫·希尔通过对亚马逊的分析，发现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化操作背后实际上掩盖了数字劳动的许多层面，希尔谈道：“危险在于我们看不到在线购物的背后的物质性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的消费体验，只看到了在屏幕上的点击和扫货。你鼠标一点，货物就到门口，像亚马逊这样网络零售商与其说超越了，不如说掩盖了生产界面。”①希尔看到，在我们点击的背后，还有大量的被沃尔玛、亚马逊控制的生产商、仓储企业、物流企业，他们也在从事着劳动，他们的活动同样被巨大的算法结构数据化，他们每一次生产、每一次仓储、每一次物流都在数字网络中留下痕迹，但这些痕迹只对物联网的界面开放，坐在屏幕前的我们实际上对这些活动没有太多的感知。因此，加拿大另一位数字传播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也十分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庞大的以零售为主导的，将物流革命和即时生产联系起来的供应链。到21世纪中期，它的数据中心每周都在追踪超过6.8亿种不同的商品，条形码扫描器和销售计算机系统每天都识别并存储超过2000万的客户交易信息。卫星电信直接从商店连接到中央计算机系统，从中央计算机系统连接到供应商的计算机，以便自动重新订货。其对通用产品代码的早期采用使所有产品的无线电频率识别标签都达到了更高的要求，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对商品、工人和消费者进行追踪成为可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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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巨大的数据化的界面整体来重新理解数字劳动的概念，也就是说，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上的点击和浏览，只是数字劳动体系在个体身上的表象，而在背后支撑这个表象的是被数据化的物质生产、仓储、交换、物流、销售等具体环节，数据将这些环节与每一个屏幕背后的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分享了我们的阅读、浏览、购买的数据，而生产企业、仓储企业、物流企业则贡献了支撑数据网络的物质性连接。我们购买的货物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隶从于被数据和算法高度调度起来的生产体系，而这个生产体系在效率上和控制上远远高于由货币和金融调动起来的生产能力。这才是隐藏在数字劳动背后的物质性现实，而数字平台则在普通人面前将这些东西变成了屏幕前的一次点击。马克思曾经批判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将人变成了帽子”，而今天的一些庸俗的数字政治经济学家则进一步“将帽子变成了点击或浏览的数据”。倘若说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用帽子遮蔽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那么今天的庸俗的数字政治经济学正在用表面上的点击或浏览的数据，遮蔽了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的物质性方面，即架构在大数据结构中新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那么，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不是关注屏幕上的点击和浏览量，而是关注在这些数据背后被遮蔽的生产和物流的物质性方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建立真正的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David W. Hill, "The Injuries of Platform Logistic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0. Vol.42, no.4, p.522.

②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The Pluto Press, 2015,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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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在《神圣家族》的开头，马克思就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批判：“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已想象中才有精神力量。”①马克思所批判的是当时在德国流行一时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的思潮，青年黑格尔派等试图用这些思辨概念的力量，实现对人的解放。但是在这些概念下面，是否掩盖着思辨唯心主义对真正现实的人的忘却？当精神被抬到至高地位上，意味着对现实的肉体生命的贬低，现实生命被视为一种无能的存在物。

时光荏苒，今天的我们已经不用再沉浸在“自我意识”的幻想从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的汹渡，去用精神王国的光辉来照亮贫乏无用的现实肉体。但是，今天有一种替代品，正妆扮成崭新的物神，成为凌驾在现实世界之上的新的彼岸王国。尽管这种新的彼岸王国披着数字化和智能的光鲜外衣，但丝毫掩盖不了他们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唯灵论的腐臭，不过，坐在神龛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自我意识”和“精神”，而是“数字资本”和“后人类”。这是一种披着数字技术外衣的泛灵论，也是思辨唯心主义在当下的大数据和智能算法下的复活，这是一种新的数字拜物教，而这种新的拜物教的核心在于，他们尝试着将数字资本及其衍生物看成人类通向彼岸世界的唯一途径。在树立了抽象的数字世界的无上权威之后，他们希望那些仍然没有带有对数字物神丝毫崇敬的人跪拜在新神面前，虔敬地忏悔。我们完全可以将马克思的那段话进行改写：“在今天，对真正的人道主义来说，没有比唯灵论即数字资本的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人工智能’即数字物神’代替了现实中的有生命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会说：数据创造众生，生命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越生命的数据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有数字物神的力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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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物的确正在演化为一场巨大的数字拜物教，而这背后的奥秘，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试图将他们的权力锚定在这个新的面向未来的技术之上，他们需要权力，也需要用数字资本的神话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承袭自19世纪以来的精神遗产，因为马克思所批判的19世纪的精神遗产的奥秘并不是“自我意识”和“精神”，而是在“自我意识”和“精神”背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理，在今天，资本主义试图继续剥削和攫取来自普通人和无产者的所生产的价值，就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精神”，一种矗立在数字技术及其衍生物基础上的彼岸王国，数字空间、元宇宙、奇点、智能算法、赛博格、后人类不过是新“精神福音书”上的修辞。这样，摧毁数字资本主义要通过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生产方式、数字生产关系等现实层面，同时也必须戳破数字资本主义的神话泡沫。而我们用来戳破数字资本神话的批判武器，恰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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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物神还是数字市民社会

雷·库兹韦尔似乎是数字时代的唯灵论的教主。他2005年出版的《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一书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数字时代唯灵论的“经典”。连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也评价说：“雷·库兹韦尔是我所知道的预测人工智能未来最权威的人。他的这本耐人寻味的书预想了未来信息技术空前发展，促使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极限一一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超越我们的生命。”比尔·盖茨的这句评价，针对的是库兹韦尔的书的副标题：“当人类超越生物学”(When Humans TranscendBiology)，其潜台词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终有一日将迎来一个奇点，在那一刻，我们的生命不再重要，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数据传输的方式，将大脑思考的信息上传到互联网之中，让人类的精神任意地在数字化世界中遨游，而数字化世界的信息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精神形态，一种不依赖于人类生命体的精神形态，库兹韦尔的原话是：“奇点指出，发生在物质世界里的事件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在进化过程中，进化过程开始于生物进化，通过人类直接的技术进化面扩展。然而，它就是我们所超越的物质能量世界，人们认为这种超越的最主要含意是精神。思考一下物质世界的精神实质。”①显然，对于库兹韦尔来说，那种通过采集大数据，然后通过各种算法工具进行分析和加工，最后保存在服务器和各个节点上的数据，构成了大数据云端的世界，曾经作为飘逸不定的隐喻形象的云，成为了我们存储数据的抽象场所，也成为了我们精神存在的新的寓居之地。当荷尔德林用诗歌来描述现代世界中的人类的家园时，他吟唱道：“人，诗意地栖居着。”然而，在库兹韦尔那里，这句话已经变成了：“人，在云端保存着。”没有诗意，只有脱离生物性身体的数据。2022年7月18日，埃隆·马斯克在自己的Twitter上提出用脑机接口的方式，可以将自己的大脑数据上传到云端，并且他认为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自己可以与另外一个自己进行对话和交流。这样，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数的埃隆·马斯克，而是复数的马斯克，在库兹韦尔的奇点之后，那个以肉体方式存在的马斯克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精神所在，云端上的马斯克的精神以数字存在的方式生产着多样化的马斯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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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韦尔谈到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所产生的奇点，最终会凌驾在生命体的存在之上，产生新的精神王国，这当然是一种新的神话。只不过，库兹韦尔已经伪装成了数字时代的圣麦克斯，披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外衣，传播着精神世界的福音书，而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正成为他最重要的使徒，他们不仅传播着数字的福音书，也将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塑造成新的物神，让那些只有生命形式的人类，在这个物神面前顶礼膜拜。有生命的人不再是唯一合法的实体，数据和算法同样可以缔造出精神世界的实体，而数字奇点成为了缔造这一切幻觉的哲人石。当然，也有学者看到了这种在数字技术鲜亮外表下的宗教的内核，比如，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认为库兹韦尔是一个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他所倡导的不过是数字后人类的福音书。①对此，齐泽克的评价是：“他（库兹韦尔）预测，由于数字机器能力的指数级增长，我们很快就会与机器打交道，它们不仅会显示所有自我意识的迹象，而且会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后人类’的立场与典型的现代信念混为一谈，即技术完全支配自然的可能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辩证的颠倒：今天的后人类’科学的口号不再是支配，而是惊喜（偶然的、非计划的）出现。”②在斯洛特戴克等欧洲左派思想那里，库兹韦尔和盖茨、马斯克等人缔造了一个数字世界的奇点神话，在他们的神话话语中，数字技术的几何技术的增长，正在取代自启蒙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孕生出一个“后人类”的世界，人类的生物性大脑所蕴含的智慧已经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过，正如齐泽克所指出，库兹韦尔的数字拜物教的关键恰恰是一种颠倒的辩证法，正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法也是一种颠倒的辩证法，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诞生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中颠倒的辩证法的批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对数字拜物教，奇点神话以及云端的彼岸世界的批判，必然再次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颠倒，让被库兹韦尔等人颠倒的数字神话再次颠倒回来，让云端的彼岸世界重新站在唯物主义的根基之上呢？

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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