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平台和数据一流量成为我们理解数字生产方式历史生成的重要切入点，也是理解数字劳动、数字生产关系，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的基础。关键在于，我们不会将平台和数据一流量看成抽象的数字经济学原则，而是在具体的生产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既定形式，我们从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得出了这些概念，我们只有将这些概念放在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生产方式的历史环境下，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意义。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科夫的信》中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对我们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中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写道：“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①那么，是否也意味着，今天当这些个人将自己区别于之前的工业时代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也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数据一流量。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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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作为历史概念的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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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形成了数字生产方式，并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不断地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加工和传播。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不断地将数据加工成具有经济收益性的数据一流量，而在数字生产方式之下，能够生产出数据一流量的劳动便成为了数字劳动。数字一流量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而数字劳动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即从产业生产关系下的资本家一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变成平台一用户的不稳定的赢者通吃型的生产关系，平台一用户的生产关系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流众化，而这个趋势进一步导致平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掏空了之前已日趋空洞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内涵，让资本主义沿着大数据技术、通信技术、智能算法技术的途径，逐渐走向了更加垄断的阶段，这是一个比希法亭谈到的垄断资本更为集中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它不仅造成了资本的高度集中和自由竞争的消失，而且也在各个方面改变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疫情之后的西方国家的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状况。我们可以从数字生产方式、数字生产资料和数字生产关系三个方面来概括出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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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数字生产方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谈到了工业生产方式变革对人们日常生活及其交往方式的巨大冲击，他用英国的机器的发明对中国和印度形成的影响作为例子，说明了产业生产方式的出现是造成当下世界历史状态的根本原因所在，马克思说：“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①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变革的根本动力并不是什么抽象观念的发明或者词语的解放，而是现实生产中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英国工业机器的发明的直接结果，就是打破了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19世纪的世界市场，摧毁了世界各个民族的壁垒，从而将整个世界带入到一个工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轨道。所以，以欧洲为主体的全球化的胜利，从来不是什么神话，而是在于工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哪个国家、哪个文明在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占据了先机，便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权力。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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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今天的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以及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再次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问题。随着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的普及，包括最贫穷国家的工厂的工人都拥有了智能手机，世界生产的生产方式正在实现从传统产业生产方式向数字生产方式的升级，正如尼克·迪尔-维斯福特指出：“手机对于无产阶级生活的影响不能仅从其生产条件来解释，手机作为一种日常通讯设备，触及了大部分人的生活。”①这意味着，数字生产已经彻底改变了无产阶级的状态。而更为根本的是，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正在逐步离散化和动态化，而这些新变化，让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处在从产业生产方式向数字生产方式过渡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分析出几个基本特征：

(1)生产场所的离散化

产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生产场所是工厂、公司或者其他固定的场所，所有成员必须集中在一个场所，才能让生产有效进行下去，而产品的各部分是由各个部门完成，并在工厂等场所中完成最后的组装。然而数字生产方式的出现，让从事生产劳动的人，不一定需要在同一个场所，比如白领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用电脑来完成生产。即使是从事某些物质生产的部门，只要身边有相应的设备，可能也可以生产完相关组件，并通过数字化的物流方式，在另一个地点进行组装。这些新的变化都不要求所有从事生产的人员在同一个场所中集中生产，而是让生产场所变得离散化。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The Pluto Press, 2015,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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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过程的分包化

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带来了极为便利的数字物流体系，甚至形成了巨大的物流网络，全球资本主义的物流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种高速运行的物流体系为生产方式带来的第二特征是让产业分包变得更为便利。一个产品的生产的不同流程，可以分配在不同的地域进行，比如西方主要的互联网企业将售后服务全部外包给了印度，让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对于硅谷的企业来说，他们既节约了人员成本，也提高了效率。同样，具体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包化，一个手机的成品，可能是越南生产了屏幕，中国台湾地区生产了芯片，印度生产了外壳，然后在马来西亚进行组装，然后在美国进行销售，售后再交给印度进行。一个生产流程被分割成各个部分，然后通过产业链和物流体系完成整合。

(3)生产管理的数控化

在生产方式发生了生产场所的离散化和生产过程的分包化之后，不难发现，传统产业生产的模式仍然存在（甚至产业生产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它们已经不再是生产方式中的主要方面，因为产业随时可以从A地转移到B地，从甲公司分拆成在不同地方生产的若干个小公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什么？是数据。从事生产和销售的大型跨国集团，并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建立囊括了产业门类齐全的大产业集团。这种笨重的集团在日益灵活化的市场面前，无法很快转型，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会损失惨重，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大公司开始了这种精益化策略，它们所谓的灵活化和精益化，就是不需要培养那么门类齐全的部门，而是通过全球精准的数据控制，及时找到最便捷、最容易获利的地方的小部门进行生产。大产业集团逐渐从日常的行政科层制的生产管理转向更加精细和灵活的数据控制管理。而建立这种数控化的生产管理的前提是，全球所有的生产部门和销售市场的数据化，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大公司而言，谁能够掌握更多的数据，更有效地分析生产、市场、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数据，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对于数字时代的企业而言，与其说它们在不断地建立产业生产，不如说它们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数字平台，让自身在数字界面上平台化，从而更多地垄断数据。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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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个特征出发，可以清晰看出，数字生产方式并不是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取代，而是在产业生产方式上叠加了一个更基层的数字结构，一切生产、一切市场销售、一切金融流通、一切物流只有在高度数字化的界面上才能变得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是Facebook、Amazon、Google、苹果这些公司成为了数字时代里翻云覆雨的大公司的原因所在，它们生产的从来不是产品，比如苹果并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商，而更是一种数据平台，收集、分析和管理数以十亿计苹果用户的数据，从一般的生活日常到宏观的政治经济数据，这些大大小小的数据都需要在苹果创立的数字平台的界面上运行，而苹果、Google、Facebook、微软等公司垄断的是这个平台界面。对于小的生产和销售部门，它们知道，唯有依赖于这些大型的数据平台，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间，它们的命运之绳已经高度地被平台掌控。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支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平台资本主义正在日渐壮大，而平台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基础并不是产业生产方式，而是以数据生产和控制为基础的数字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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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一流量

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变革不仅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也体现在生产资料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三个要素来进行的：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和杜尔哥那里，他们发现了土地和资本是构成生产最基本的要素。这一点主要是受惠于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的贡献。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主义并不看重在商品贸易中的直接增殖，而是将商业获利的根源直接归因于农业生产，即作为土地母亲的恩赐。此外，萨伊等人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将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学说，萨伊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①在萨伊看来，任何经济生产都离不开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人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获利的直接途径，因为劳动力可以获得工资或佣金，土地可以收取地租，而资本可以赢得利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结构实际上是围绕着劳动一工资、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的三位一体来进行的。对于萨伊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结论，马克思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给予了批判，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萨伊的三要素理论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即这种作为生产要素的三个部分——土地、劳动、资本—实际上都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关，生产三要素理论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铁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要素也势必也补充到生产过程中来。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①[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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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能补充萨伊的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第四个要素已经出现，这个要素就是数据。英国数字经济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早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就指出了数据可以作为数字时代经济生产的基本要素。舍恩伯格指出，在数字时代，为了让经济能够产生效果，就必须大量地使用数据：“我们现在经常会放弃样本分析这条捷径，选择收集全面而完整的数据。我们需要足够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也需要最先进的分析技术。同时，廉价的数据收集方法也很重要。过去，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很棘手。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时代，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是现在，解决这些难题已经变得简单容易得多。”①不难理解，在这段文字中，舍恩伯格强调的并不是具体的微观层面上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而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形成更广阔的关联，从而将所有的经济部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数据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并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关于各种物质、信息、金融、人才、生产、物流等各个方面的连接关系。所以舍恩伯格强调，数据成为今天生产和管理活动之中的重要资源，并不在于它们是孤立的数字，而是彼此建立关联的数字生态体系：“建立在相关关系的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②也就是说，数字时代数据收集和分析，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将数据的价值还原为记录的数值和数字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误解，因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下，单一和孤立的数据并不会直接产生任何价值。以亚马逊为例，单一一个顾客在某个时间点上购买了什么产品，这个数据是没有太大的价值，无论对于厂家还是市场而言，具体顾客的需求变化的相关数据并不能带来任何收益。但是，上亿消费者在亚马逊平台上的购买记录就不再是孤立的数据，在上千万乃至上亿的消费者那里，可以看出在当季的消费倾向，比如大部分年轻的女性消费者会喜欢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服装，这些信息能及时反馈到生产厂家和市场那里，从而带来市场的有效反馈，从而精准地预测了市场的趋势，也让生产厂家根据数据的需要来进行精准的生产。这种精准生产有效地避免了以往生产活动之中的盲目性，从而加快了资本周转周期，更快捷地实现了生产厂家的利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着消费者数据的大平台是这个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平台通过数据的垄断，实现了对消费者和生产厂家的双向的控制。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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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①[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②同上书，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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