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够产生这样的效应。实际上，在互联网络之中，我们每一个行为都生产着数据，但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变成了可以被平台用来盈利的数据关联。这就意味着，仅仅依赖于数据是不够的，数据也有着自己的盈利模式。相对于萨伊提出劳动一工资、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的三位一体，数据也应该拥有自己特定的盈利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流量。比方说，我们可以将数据理解为图书馆的书籍，存储在图书馆的书籍并不直接对生产产生作用，只有当人阅读了书籍，书籍之中记载的内容才能被阅读的人所把握，才能变成可以传播知识。数据亦是如此，当数据只是被记录下来，以ASCIⅡI码的形式存储在一个服务器上，没有人翻阅这个数据，而且隔一段时候，会被服务器的数据库所清理，这样的数据是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正如如大卫·希尔就曾批判性地指出：“我们一开始倾向于从储存的角度来思考数据。数据是动态的、流动的，即便它们的影响是持续的。我们需要理解数据的轨迹，也就是说，不仅要理解储存着的数据，也要理解它们的运动方式，最重要的是数据如何被建构为流动的形式。”①只有那些经常被人们翻看的数据才能产生经济上的效应，所以，数据的价值并不在于采集和存储，甚至不主要来自分析，而是来自流动，即当数据在互联空间中流动起来，被不断传播，获得可观的关注度，才能成为能够获益的数据，对于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称之为“流量”。这样，萨伊的劳动一工资、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的三位一体，在我们这里变成了劳动一工资、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数据一流量的四位一体①。数据一流量在今天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攫取利润价值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生产方式面对的原材料不再仅仅是具体的生产材料，也包括了看不见的，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的数据一流量，而对数据一流量的生产、收集、分析、处理和加工，成为了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一流量，也成为了我们甄别数字生产方式和产业生产方式、数字劳动和产业劳动的一个重要尺度。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David W. Hill, "Trajectories in Platform Capitalism", Mobilities, 2021, Vol.16, No.4, p.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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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劳动和平台一用户：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

在厘清了数字生产方式，以及在数字生产方式下的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一流量的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对数字经济下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这个概念就是数字劳动。在国内外许多研究中，尽管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在数字经济和平台资本主义之中，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数字劳动概念。不过，对于什么是数字劳动概念，许多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实际上将所有与信息传播技术产业（ICT）相关的劳动都不加甄别地归为数字劳动，从刚果采集钼矿和钴矿（这两种矿产是生产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必要矿产）的矿工，到富士康工厂的工人，再到印度的外包软件开发的办公室，以及生活在硅谷的IT界精英①。但是，这样的归类，实际上将数字生产方式下的数字劳动与传统产业生产方式下的产业劳动混为一谈，比如说刚果的矿工实际上是在地方军阀的类似奴隶制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这很难与数字化的数字劳动联系起来。在分辨是否是数字劳动的问题上，并不取决于该劳动是否与ICT产业有关，实际上，在今天的产业生产中间，绝大多数产业都不可避免地与ICT产业相关，但这些劳动并不全是数字劳动。对于数字劳动，我们不能从具体的劳动类型上以及是否与新技术相关联来定义，而是需要抽象出一个专属于数字生产的理论线索，在这个线索基础上来区分具体的劳动是否是数字劳动。在明确给出了数字生产方式和数据一流量的描述之后，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数字劳动，即所谓的数字劳动，就是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以生产数据一流量为主的劳动形式。比如福克斯谈到的刚果的矿工和东南亚的富士康工厂的工人的生产，尽管与ICT产业有关，但它们仍然是传统产业劳动，不属于数字劳动：一方面，它们并不属于数字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这些劳动所生产的仍然是具体的物质产品（钼矿、钴矿以及智能手机)，而不是数据一流量。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① 对于数据一流量在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地位的更详细的分析，可以参看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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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在《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一书的导论部分，福克斯详细分析了ICT产业的从采矿到加工，从软件外包到软件工程等一系列ICT产业链，并指出“各章节没有定义只有一种形式的数字劳动的特殊概念”，但显而易见，他将这些劳动全部归为了数字劳动。参见[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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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些劳动才是数字劳动？以网约车为例。开网约车的司机的驾驶劳动仍然是传统的劳动类型，在数字时代之前，开出租车司机的活动与数字劳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网络时代，在网上叫车，每一台车接到乘客并运送乘客的过程，以及乘客在此过程中对司机的评价（这个评价十分重要，涉及司机是否能拿到积分，以提升自己的等级)，都产生了数据一流量。网约车司机能否接到“好单”(一般来说，是路程较长、利润空间较大的单子)，取决于司机在网约车平台上的积分等级，这个积分等级的价值超越了每一单所赢取的利润，因为相对于网约车司机而言，他们能否生存的关键在于，能否从数字平台上接到足够多“好单”(即数据一流量的直接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网约车司机的劳动是双重的，就他们具体的驾驶劳动来看，这是一种传统劳动，但是就其产生的数据一流量来看，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数字劳动。当然，在TikTok和YouTube上上传短视频的劳动更属于数字劳动，因为这些用户上传短视频就是为了赢得数据一流量的，只有流量足够大的时候，相对应的视频上传者才能从中获益。

由于数字劳动是在数字生产方式下生产数据一流量的活动，这进一步导致了产业生产关系的解体，从而转向了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数字生产关系。在传统产业生产关系之中，工人面对的是具体的劳动产品，因此，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称为资本家一工人的雇佣关系。维持这种雇佣关系的是工人的工资，而工人为了获得稳定的工资，必须长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让资本家从自己身上赢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奥秘。但是，这种生产关系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拥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但是在进入到工厂工作之前，工人获得工资的权益是在一定的契约下履行的，与此同时，随着在19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健全了自己的劳动法体系，工人在雇佣关系之下，在薪酬方面是有一定的保障的。这就意味着，即便资本家没有相应的订单，或者商品销售不畅，造成商品积压，在收益上亏损，他也必须给工人发工资，这是劳动法和劳动契约保障的工人基本权益。在雇佣形式的产业生产关系中（无论是工厂一工人的形式，还是公司一职员的形式)，固定的薪酬和工资成为保障劳动无产阶级基本生存权益的保障。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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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数字生产方式下，这种产业生产关系发生了质变。数字平台公司并不是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臃肿而庞大的资本集团，而是灵活多变的平台企业。这种平台的特点是，它在最低程度上保持一个相对较小的雇佣生产关系，即必要的生产、技术、行政等员工，而绝大多数的数字生产劳动是由不固定的用户来生产完成的。在数字时代，用户表面上是消费者，实际上也是数字网络中的生产者，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使用了产消者（prosumer）的概念来形容未来社会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一的状态。①而这种产消者状态势必也说明，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不再用大量的雇佣关系来进行生产，而是利用了非雇佣性的用户来实现数字生产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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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以网约车为例，在网约车平台上，真正从事劳动的不是那些平台公司所雇佣的员工，他们只是从事必要的平台的维护和发展工作；那些从事具体劳动的，是与平台公司没有雇佣关系的司机用户，他们只是以注册的方式加入到平台之中，并接受平台的信用评分，他们不存在被平台解雇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劳动只是与平台达成一种临时性协议关系。甚至网约车司机可以同时注册多个不同的平台，多方面地接单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样，在网络直播空间中，网络主播并不隶从于任何一个直播平台，他们与平台的关系都是临时性的，不受任何的劳动法保障，他们的工作可以随时随地被平台终止，因为他们之间并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平台一用户关系。

在从雇佣的产业生产关系向平台一用户的数字生产关系过渡之中，还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即网红的赢者通吃模式的出现。在雇佣关系时代，由于资本家一工人的雇佣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一家企业赚的利润，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分配给工人，比如一家企业的一个月的营收是300万，而雇员大概是500人，那么这些员工的平均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然后资本家可以根据不同职位级别和绩效，进行差额分配，但拿到最少收入的员工，也有一定的生存保障。但是，在平台一用户的关系中，却不是这样的状态，同样假设一个平台的月收入300万，但是他们平台有600万的用户，如果平均分配给这些用户，每一个用户只能拿到0.5元。对于平台来说，他们没有必要给所有的用户发钱，但是他们仍然需要维持一定的用户量，那么怎样保障这种模式继续运行呢？平台采用的策略是，在600万的用户中培养几个网红，如培养5个流量最大的网红，然后拿出250万分配给这5个大流量的网红，平台留下50万做自己的运营发展。而其他用户看到了网红拿到了巨额收入，于是也盼望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网红，所以为了这个网红梦想，他们会更加辛勤地从事数字劳动。在这种模式下，网红成为赢者通吃的代表，他们拿走了平台运营收入的大部分，并营造了一个虚构的神话，让每一个用户都拥有了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网红，拿到与他们一样收入的错误的梦想。这就是数字时代平台一用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网红的经济模式打破了雇佣生产关系的稳定性，进一步强化了平台一用户的生产关系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这意味着产业资本主义的稳定就业率的神话走向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平台一用户之间的不稳定的、转瞬即逝的关系。零工经济、兼职经济、直播经济，实际上就是平台一用户生产关系的直接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① 托夫勒的原话是：“产销合一的制度意味着至少有一些活动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来销售，也因而大幅改变了市场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参看[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85页。严格来说，托夫勒的这句话并不是针对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而说的，但是，这个产销合一的产消者的概念特别适用于今天的数字劳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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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必须指出，平台一用户的生产关系由于丧失了稳定的劳动契约和劳动法的保障，让平台资本主义下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变得越加严重，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到平台资本主义之后，即转变为数字生产方式和生产数据一流量的数字劳动之后，无产阶级也丧失了稳定性，从而变成了流众的无产阶级。流众是英国左翼思想家盖伊·斯坦丁发明的一个词汇，他将“不稳定（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合并成“流众（precariat）”一词，斯坦丁指出：“流众不觉得自己是劳工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加剧了他们的疏离感和工具性。这让流众在行动和态度上趋向机会主义。没有未来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的行为之上，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今天所说的、所做的或感受到的将不会对他们的长期关系产生强烈或具有约束力的影响。流众没有未来，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未来。”①一个没有未来的流众的形象，正是在平台资本主义下从事数字劳动生产，且没有任何报酬，也没有希望的新无产阶级的形象。

数字生产方式、数字劳动以及数字生产关系的变革，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也是在今天从理论形式上分析平台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只有从数字生产方式、数字劳动和数字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才能真正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合理应用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才能理解和揭示在平台资本主义下掩盖的巨大的不平等。在平台资本主义日益将数字平台打造成巨大的统治装置时，也将绝大多数用户变成流众无产阶级，或许，我们可以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末尾一样，呼唤着：全世界流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重逻辑

① Guy Standing,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bury Academic, 201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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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北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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