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阿奎那的工具因不仅为近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留下了解释空间，而且将传统意义上的身体感知拓展为工具感知，不难发现，在拉丁语中，工具（organum）与身体的器官（organum）有着相同的拼写，因此，可以理解为工具实际上就是一种外在的器官，是人们用来探知和延伸外在世界的器官。在这个意义上，工具感知并不是独立在身体感知之外的感知，而是一种身体感知的延伸，但如果没有工具感知，人们就只能囿于自己的有限身体触及的世界范围之中，无法达到更多的目的，也无法扩展我们的周围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工具因影响了近代的科学启蒙，在英国启蒙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那里，他直接将他面对新世界和新知识的作品命名为《新工具》(Novumorganum)，在书中，培根写道：

譬如，在机械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赤手从事而不借助于工具的力量，同样，在智力的事物方面，如果人们也一无凭借而仅靠赤裸裸的理解力去进行工作，那么，纵使他们联合起来尽其最大的努力，他们所能力试和所能成就的东西恐怕总是很有限的。现在（且在这个例子上稍停来深入透视一下）我们设想有一座巨大的方塔为了要表彰武功或其他伟绩而须移往他处，而人们竟赤手空拳来从事工作，试问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要不要认为他们是疯了呢？…但是他们的一切这些勤苦和努力，在一个真正的判断说来，只不过是始终使用着赤裸裸的智力罢了。实则，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合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038

这里隐藏着培根自己的历史观。在对古希腊哲学家评述的时候，培根更倾向于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之类的朴素的自然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自然哲学家更近于自然，而是因为在他们那里有培根所谓的“新工具”，即原子和火的功能更类似于近代科学和发明的萌芽。培根说道：“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暖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②如果梳理一下这里的逻辑，不难发现，在培根那里隐藏的一个逻辑是，唯有在“新工具”的帮助下，人们才能走出单纯依赖于“赤手”的身体感知状态，才能走出茹毛饮血的蒙昧世界，去创造出一个文明世界。于是，对于人类来说，文明世界不是动物的贫乏世界（Weltarmut)，而是一种人们不断利用工具创造出来的新世界，即筑造世界（weltbildend)。正如有学者指出：“培根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科学（即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将新的发现———其实也就是新的力量——给予人类。”①由此可见，在培根那里，我们的世界（在定义上，其实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周围世界）不断在工具感知的作用下扩展，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乡土走向都市，从地方走向全球。科学知识带来的新工具，打破了单纯身体感知的宁谧的氛围，搅动着力量的火焰，让其光明照亮一个更大的世界。

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①[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114页。

039

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使用了一个更为巧妙的用词：代具性（prostheticité）。斯蒂格勒巧妙地利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来阐释这个概念。在神灵命令爱比米修斯为世界的存在物分配各种自然能力的时候，他恰恰遗忘了人类，人类在自然能力上的缺陷，导致了爱比米修斯必须用一个外在于人类的能力来弥补他的过失，这个外在的能力就是代具性。那么，什么是代具性？代具性就是指人类的身体是贫乏的，他可以使用外在于他的各种工具作为他的外器官，即一种代具器官（organ prosthétique)，来重构人类与世界万物的关系，筑造属于人类的周围世界。人类的特性在于他身体自然能力的缺陷，而爱比米修斯用代具性弥补了这个缺陷。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文聘元：《培根指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

040

斯蒂格勒说：“必须把缺陷和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认识，即认识人的存在的缺陷。但是和动物获得的各种自然能力相比，人的那一份能力就是技术(tekhnē)，技术是代具性的，也就是说，人的技能能力不是自然能力。……人的那一份礼物并非肯定性的恩赐，而是一种补偿。人类没有自然能力，也就没有了宿命，人类必须去发明，去实现，去生产出自己的能力，而且这并不表明，一旦生产出某些能力，这些能力就成为专属于人类的能力，它们或许成为一种能力，但毋宁说它们是技术的产物。”①斯蒂格勒的代具性概念更好地解释了工具及其创造在人类筑造周围世界中的独特价值，代具性的特征在于其非自然性，不是依照自然属性，而是按照一个缺陷，一个不可能真正弥补的空缺来创造出不同的世界，正是由于天然的缺陷，人类才需要利用技术不停地进行代具性的创造，从而筑造出不同的周围世界。这正是培根的新工具从野蛮走向文明世界的奥秘，也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奥秘，正是由于不断的代具性补偿，人类的身体感知遭遇着不同的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从来不是圆满的世界，也正是由于人的自然缺陷，导致这些世界不会封闭，永远像一个不知餍足的怪兽，用代具性的器官吞噬着外部。

不过，代具性身体的工具感知，并没有取代人的身体感知，在那个代具性的假体背后，人并没有丧失他的灵魂。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只是在人的世界上留下的缺口，需要人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外在代具性的工具感知来弥补这个缺口，而并没有抹除人类内在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说技术和媒介是人的延伸是正确的，在望远镜的背后，在显微镜的背后，在无人机的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个人类的灵魂。工具感知和代具性身体是人类的肢体延伸，外在代具性器官弥补了人的身体的天生不足，也弥补了人类的周围世界的不足，将人类世界不断充实为丰富性的生活世界。由于任何技术的代具性创造出来的事物都不属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意味着人类用技术弥补自己的工具感知的进程会一直进行下去，人类通过新工具从蛮荒时代进入机器时代，再进入数字时代，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天问一号这样的火星探测器探索火星，无论是火星探测器还是纳米机器人，从微观世界到宏观的宇宙，它们都是我们代具性身体，为我们创造出新的工具感知。

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①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I: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3— 194.

041

三、机器感知与外一主体的诞生

斯蒂格勒的作为代具性身体的技术概念并不会带来无止境的补偿，尽管有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理由，但这种通过技术实现的工具感知的补偿并不是无止境的，换句话说，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技术产生的工具感知和人类的身体感知本身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但在一个奇点之上，这种延伸的关系却具有发生翻转的可能。当作为工具的技术延伸到一定程度，不仅不再是人类能力的弥补，或者作为人类的代具的外在器官，而是会反过来制约着人的存在，成为对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训与缧继。在奇点来临的那一刻，人类及其身体并不会消失不见，人类也并不会丧失其主体地位，但是这种主体地位很有可能被数字时代的技术和算法所绕过，而人类被裹挟在一个安全而宁谧的气泡之中。发生变化的，是构成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的感知框架，在海德格尔那里，原先由我们的身体性交往形成的感知的集置，被技术进一步中介化了，梅洛-庞蒂的身体感知形成的直接性架构已经悄悄地被新的基础取代。终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身体感知获得的一切，实际上已经被数据世界所中介，并让我们误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感知，这时或许传统身体感知和工具感知的大厦正在一点点地被一种新的感知取代，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机器感知(mechanic perception)。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042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如下的场景，比如说，今天为了判断自己是否达到适当的运动量，我首先拿出口袋里的智能手机，看看自己的运动步数，上面明确告诉我已经运动了一万多步，相当于消耗了六百多卡路里。我对这个数据很满意，然后可以按照另一个App提供的饮食菜单来制定自己的晚餐计划，在上传了自己晚餐的照片之后，这个App给我的晚餐的健康程度打分，判断我摄入脂肪和热量的程度、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比例、有没有垃圾食品等等。到了晚上的睡眠时间，手腕上的苹果手表可以测量我的脉搏跳动的次数，从而可以判断我是否进入睡眠，甚至可以判断我的睡眠质量如何。一早起来，我看到了手表为我提供的数据结果，告诉我在多长时间内我进入深度睡眠，中间曾经醒过几次，并给我昨晚的睡眠质量打分。这一切已经不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而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不再需要我们的身体去感知，即通过身体的舒适度和劳累程度来判断自己是否达到了适度的运动量，不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身体反应来判断自己的晚餐如何，不再根据第二天清晨起床时的头脑清醒程度来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的了解，已经高度被数字化的App和各种可穿戴设备的数据中介了，我的身体质量的好坏依赖于这些数据，也依赖于在这个数据背后构成的巨大网络。正如美国韩裔学者洪宣河（Sun-haHong）指出：“尽管这些数字设备尚不完善，但对它们的使用已经将某种交往网络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机器深入地切入了我们的身体，利用了我们身体的参数，无意识地掌握了我们身体的物质痕迹。于是，这些设备可以测量人类认知和直觉所不能测量的东西。”①在开头的案例中，杀死自己妻子的达巴特从自己的身体感知出发，建立了一套身体性的说辞，试图在警察面前遮蔽了一些关键信息，从而让自己避免遭到怀疑。但是，他的精妙说辞，却被现代的数据设备打破，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妻子的生存还有另一种痕迹，一个被数字化的交往和传播网络形成的云端痕迹，这个云端痕迹就是在人的主体之外的不可测量的东西，然而，它们却绕过了主体（无论是达巴特本人，还是他的妻子)，留下并构成了一个数字化存在的痕迹。

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043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在面对数字化设备的时候，我们的主体地位被绕过了，设备在我们无法感知和无法认识的地方（云端）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Sun-ha Hong, Technologies of Speculation: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a Data-Driven Socie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0, p.76.

044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交换和传播网络，我们的身体和主体实际上都已经为新的感知所中介。在工具感知阶段，工具并不取代我们的身体感知，相反，由于主体的支配性作用，工具感知仍然隶属于我们的主体，成为我们身体感知的延伸。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如此轻松地认为，今天的数字化设备仍然受到人类主体的支配。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是：“智能机器试图绕过不知情的、容易出错的、不合作的和其他不受指挥的主体，直接进入身体数据的（所谓的）客观领域。”①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机器感知形成了一种不依赖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且这种自主性与阿奎那意义上的工具的“自主性”大相径庭。原因在于，在阿奎那的论证中，工具的自主性服务于行为的目的因，由于目的因的存在，保障了人类在面对工具时的主因地位。就像木匠手中的斧子，斧子当然具有其独立属性，但斧子在木匠手里，服务于木匠的目的，从而斧子作为弥补性的代具器官，帮助木匠完成了打造木床的工作。今天的苹果手环，Fitbit运动数据，则具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里不再具有目的因。当我们问到，一个检测我们运动和睡眠的电子手环的目的因是什么，答案则会是其实它并不帮助我们实现具体的目的，它仅仅只是在那里监测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是我们在头脑中主动需要的数据，我们只是根据它们无意识监测的结果来反思性地了解我们的身体状态，知道了我们有大量卡路里的消耗、不错的膳食搭配、健康的睡眠状况。而达巴特的妻子的Fitbit的监测数据从一开始也不是用来监测她是否还活着，从而证明达巴特的说辞是谎言，而是由于无意识的身体监测，客观上达成了主体意料之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人类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反转，“在这种对预测材料的追求中，人类个体变成了德勒兹的分体（dividual）：人们被切割成各种各样的数据点，被分割并输入到算法中。……同时，一个可靠事实的替代生产线出现了：机器，以其无限的数据可供无限的重组，从身体上收获主体不愿意或不能说的东西。”①在这里，工具感知和机器感知的区分十分清楚：工具感知是一种有目的因的感知，它的目的因从属于主体，而机器感知没有目的因，它纯粹是为了感知而感知，为了监测和收集数据，而我们不知道机器背后监测和收集的这些数据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巨大网络，也不知道它们服务于什么目的。

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①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Power and Everyday Life," in Oxford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ds. Chrisanthi Avgerou, Robin Mansell, Danny Quah, and Roger Silverst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49.

045

机器感知发展的进一步结果是，它自主地形成了一套规范，其目的不是让主体的生活和工作变得便利，而是对主体的身体进行规训，让主体更适合机器感知和监测形成的规范系统。原先由人类主体支配的机器系统，反过来作用于人本身，人类成为了被监测的对象。例如所走的步数，记录过程的纯粹频率、精度和数量使数据超出了人类思考和想象的能力范围。其结果在形式上类似于社交媒体平台和国家监控系统的“黑匣子”算法的效果。例如，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手机中的计步App或者可穿戴的计步设备上面显示的数据，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被算法算作一步？我迈出一小步，或跨出一大步，甚至在原地抬抬腿是否都算作一步？如果我弄清楚这些App和设备算作一步的规则，我是否会在运动中让自己的身体行动符合它们的计步规则？倘若如此，意味着福柯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的监视再次向前发展了，这里不再有圆形监狱中哨塔中的守卫，也不再需要监控摄像头背后的那个监控者，因为数字计步的方式已经完成了规训，我们被一种非意识的算法权力监控着，它让我们的所有的身体行为都不得不依赖于它所提供的标准。这正是卡特琳娜·海耶斯（KatherineHayles）在她的新书《非思：认知无意识的权力》(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中所说的:“随着自我监控的日益商业化，要测量和解释的生物物理标志物的选择，越来越由机器感知的世界来决定，由它们的感知提供诊断和改善的最壮观和有吸引力的视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确定在哪些环境和层次上能够产生关于他们自己的意义。”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Sun-ha Hong, Technologies of Speculation: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a Data-Driven Socie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0, p.75.

046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认为在今天机器感知已经彻底取代了我们身体感知和工具感知，甚至直接取代了我们的主体地位。尽管我们看到了主体不得不按照数据规训的方式来行动，但是主体仍然存在，仍然以主观性的方式面对着数字世界带来的变化。当然，主体的存在并不代表主体保持着自启蒙以来的内在我思主体的样态，还是那个在心灵内部做出的思考和界定的主体，而是变成了一种经过数据外溢的主体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外一主体”(exo-subject)。显然，外一主体的诞生是对应于机器感知时代的新的主体形式，也是人类主体在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机器时代下的可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那个在数据空间中形成的我的数字痕迹，仍然是我，依然参与着我的主体构造。这样，我们的身体感知不再是决定我们主体定位的唯一根源，由于机器感知形成的数据痕迹，也和我们的身体感知一起，在这个高度数据化的时代，重新构造了我们的主体的形态。

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① N. Katherine Hayles,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26.

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