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反思

（1）一个是时代的变化，让人们拥有了不同于17—19世纪的经验，多迈尔面对的时代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时代是大数据和算法正在日益蚕食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让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日益面对庞大的技术装置的时代，无论如何，这种时代上的变化，势必为奠基于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新的理论家的研究正在逐渐剥离传统的主体，引入了大量新的思考，今天的许多思想家，如斯蒂格勒、韩炳哲、许煜、约迪·迪恩、格拉厄姆·哈曼、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等人，都试图立足于数字时代的技术革命，在传统的主体哲学之外来进行思考，而这一轮新的思考也是对多迈尔所处的80年代流行的主体间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颠覆。

不过，对于数字时代的主体问题，我们不宜给出过于简单的判断，即突兀地认为主体已经彻底消失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密布的矩阵之中，最后人工智能将作为人类的主体彻底驱逐祛除。与之相反，我们需要回到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念那里，并从现代哲学理论的源头处来思考当下数字技术变革，思考主体如何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型，成为一种新的主体形态。

毋庸置疑，现代的主体理论起源于笛卡尔的哲学。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的命题，从而将“我思”作为现代认识论哲学的立足点。笛卡尔指出：“这样，当我意愿，或害怕、或肯定、或否定的时候，事实上我总是把某种东西理解为这个思想之主体(subjectum)，不过我在这个思想中还包含了比这类东西含义更广的事物，关于这类思想，一些被称为意志或情感，而另一些被称为判断。”①这里有趣的是，与后来不一样，笛卡尔所谓的主体并非是个体性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位置。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经指出，拉丁语的 sub-iectum实际上是古罗马早期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πokεíμεvoν一词的翻译。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说：“存在者中有些陈述一个主体(πoκεíμεvov)，但不在任何一个主体之中………在主体之中的我是指那不作为一个部分在一个东西中，离开了它在其中的那个东西的存在就不能成立的东西。”②显然，亚里士多德谈到的πokεíμεvov，与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在意义上差别极大，这个πokεíμεvov并不是具体的人或群体，而是一个预设的位置。正如阿甘本指出：“我们用sub-iectum来翻译πokεíμεvov。从词源学上讲，这个词原意为“处在下面或被当成基础的东西’。”③阿甘本的意思是，在拉丁语中，sub-iectum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处在下面被当成基础的东西”，那么，主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位置，一个立足点，这个位置和立足点并非天然的，而是人为预设出来的，一旦预设了这个位置，便可以从这个位置上来观看和理解整个世界。因此，当笛卡尔用拉丁语来给出主体一词的时候，他并非将人的个体或群体放在这个预设的中心位置上，而是将“我思”作为立足点，从“我思”出发，演绎出整个世界的逻辑。在“我思”这个立足点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质疑的，一切都是可以暂时悬置的，只有“我思”成为构成理性演绎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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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法]勒内·笛卡尔：《笛卡尔主要哲学著作选》，李俐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2—93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聂敏里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5页。

③ Giorgio Agamben, The Use of Bodies, trans. Adam Kotsk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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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体处于更为高阶的独立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主体必然会在启蒙哲学中得到更为规范的充实。例如在康德那里，主体直接被“我”所充实：

在一切判断中，我始终是构成判断的那种关系的作出规定的主体。但是，能思维的我在思维中永远必须被视为主体，被视为某种并非像谓词那样只能看作是依附于思维的东西，这却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甚至是同一命题。①

在康德那里，笛卡尔的占据着观察者位置的我思主体，已经让位于具有先天统觉能力的能思维的我，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我，恒定地占据了主体的位置，并成为主体哲学的基点。这里的宣告，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①的论断是一致的，即具有理性自律的人，成为了思考和创造整个世界的基点，这样，康德的主体哲学，不仅将主体的人置于认识论的中心位置，也将理性行为的人作为实践理性的中心，由此可见，在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从内部独立出来的主体，一个在内心中观照整个世界的主体，成为认识、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的基础。这是一个内在主体的观念，将一切外部世界的因素，包括外在于自我的人，都加以对象化和客体化，变成了主体认识和行为架构上的坐标，换言之，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唯有被还原为主体认识和行为框架中的一个规范的度量，才能被主体所把握和认识。在这一点上，韩炳哲（Byung-ChulHan）对康德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面对自然的力量，主体诉诸自己理性的内在性，因为内在性会让外在的一切显得渺小。康德对试图摆脱主体自淫内在性的外在永远具有免疫力，康德思想的定言令式是，把一切都引人主体的内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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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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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康德，以及之后的诸多主体哲学，在根本上是建立了一种内在主体的幻象，这种幻象预设性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心位置，从这个类似于暗箱的主体观察者位置，将世界中的一切都对象化和客体化，并转变为内在主体统一性幻象的佐证。而在今天，这种幻象的统一性的地位或许正在遭受到威胁。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5页。

②[德]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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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意识与力比多：分裂的主体

今天，我被挫败，好像我曾经认识真理。今天，我异常清醒，好像我曾经打算去死，好像我和事物再也没有干系。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

尽管笛卡尔哲学架构了主体与客体、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客体和外在世界站在了主体和自我的对立面，但它们从来没有挑战过作为自我统一性的主体地位。换言之，一旦设立了主体的位置，客体和外在世界都是在这个主体的预设下完成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本身就与这个特定的主体地位相关联，这是一种主体装置，就像克拉里笔下的暗箱装置一样，从此之后，主体所看到的世界不再是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周围世界，而是在主体的位置上生产出来的作为意象的客观世界。于是，一旦主体与客体、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的二分确定之后，物不再是自足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主体的架构下的客体，世界也不再是混沌未分的源初世界，而是被处于观察者位置上的自我主体在其观念框架下所充实的世界。这样，在启蒙哲学那里，自我的内在统一性不仅仅确定了主体的统一性，也确定了被主体生产出来的客观世界的统一性，万物被统一在主体一客体的二分架构下，世界像内在主体一样，向我们呈现出有秩序、有条理、符合逻辑的统一性。那么，要摧毁与打破这个牢不可破的主体一客体的二元架构，根本不可能从客体和客观世界人手，只有在主体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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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杨子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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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佩索阿的《烟草店》这样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诗歌一样，一旦内在主体碎裂，那么这间屋子，即作为内在心灵的暗箱，就会“变成长长的一列火车车厢”，一旦“列车开走，我的四肢百骸就会大受震悚”①。佩索阿的诗歌向我们展现出作为主体的自我破碎并崩溃的场景，也就是说，一旦主体碎裂，那么世界的统一性也会随之碎裂，而最根本的就是主体一我与那些客体一物，与客观世界不再具有任何关联。真正的问题在于，内在统一的主体是否能恒定地保持这种统一性？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尤其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那里，这种统一性并非像启蒙以来的主体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先天给定的。对此，弗洛伊德区别了意识和无意识，那种统一的有意识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后天的结果，而在统一的有意识的自我下面，掩盖了一个恣意流淌、无法完全被整合起来的力比多，后者被弗洛伊德称为无意识。无意识的发现，让精神分析学派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内在自我的主体形态，例如，弗洛伊德用无意识体系批判了作为先验自我建构最基本的范畴，即时间和空间：

在这方面，我想大胆地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是应该做最彻底的研究的。作为精神分析理论发现的成果，我们今天已经有可能对康德的下述原理展开讨论：时间和空间是“思想的必然形式”。我们已经认识到，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是“无时间性的”，这首先意味着，它们是不以时间为序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它们，而且时间的观念也不能应用到它们身上。这些都是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负面特征，它们只有与有意识心理过程进行比较才能被清楚地理解。①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杨子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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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时间和空间是主体的先天综合的统觉的最基本的能力，时间一空间并不像是在笛卡尔那里的广延范畴，康德认为正是因为主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统觉能力，从而让主体的思考和认识具有一定的秩序。然而，弗洛伊德否定了时间和空间作为主体能力的源初性，认为时间和空间的秩序架构是在无意识基础上被给定的，它们都属于“知觉一意识”过程，也意味着，它已经完成了对流变不定的无意识的统合，压抑了力比多的冲动，让其更符合有秩序的理性意识的架构。这个过程被弗洛伊德界定为压抑，而力比多的冲动被压抑之后的我，不再是追求纯粹快感（jouissance）的本我（es），而是具有意识的自我（ego)，弗洛伊德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意识就隶属于这个自我，自我控制着活动的方法—就是说，控制着进入外部世界的兴奋发射，自我是管理着它自己所有形成过程的心理力量，在夜间入睡，虽然它即使在入睡的时候也对梦进行稽查。压抑也是从这个自我发生的。通过压抑，自我试图把心理中的某些倾向不仅从意识中排斥出去，而且从其他效应和活动的行驶中排斥出去。”①简言之，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说中设定的主体形态是一种双重形态。一种是本我，即es，这是一种尚未形成自我的我，是一种力比多的自动流溢状态，德语中es也并不具有“我”含义，而是指不定性的流溢状态。这种流溢状态经过压抑，成为了统一性的自我，我们所谓的理性自律的主体，能够进行逻辑思考的主体，实际上都是意识的主体。相对于康德等人的主体哲学，弗洛伊德将主体问题推进了一步，即在形成意识的主体形态之前，可能存在着一种根本无法统一起来的流动的力比多。这样，统一而理性自律的主体是一种压抑的结果，它依然位于人的心灵的内部，依然是我们观看世界的暗室，依然按照自我意识的主体架构来描绘客观世界的形态，但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快乐原则，这种快乐原则可以感受到，但无法被意识一知觉体系所把握，而这种快乐原则可以逃逸出主体一客体的统一的内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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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西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张唤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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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在理性的内在主体之外，形成了另一种主体机制，一种无意识的主体机制。换言之，启蒙以来的绝大多数主体哲学或自我意识哲学，其根本架构是建立在心智健全的理性主体上的，他们的心理特征成为了标准，即压抑了力比多流动的自我和超我，成为建构内在理性主体形态的最基本的模型。但是，精神分析学派发现了另一种主体的可能性，即疯癫或分裂症主体，相对于心智健全的意识主体，分裂症主体并不依赖于统一性的自我主体架构，而是更依从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力比多的流动始终在冲击和敲打内在主体模型构成的暗箱的墙壁，让被压抑的力比多不断地指向外部世界，正如拉康曾经解释说：“由此，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循环被打破，导致了对自我的验证的无穷化解。”①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奥]西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张唤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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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根据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说，被压抑的力比多和自我主体的建构仍然是在内部进行的，但是，这种内部的自我不再具有统一性，理性自律的统一自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我”之中，还存在着一种力比多的冲动，一种由内部而指向外部的冲动，这是被压抑的原欲，也是无意识的体现。尽管如此，力比多和原欲仍然被控制在内部，从而保障了主体人格的理性和一致性。不过，作为本我的力比多的原欲，实际上也在内部撕裂着自我的统一性，在梦境中，在特定的时刻，这些无意识的原欲会打破连贯性的自我的囚笼，让本我可以从内部逃逸到外部。正是由于快乐原则的出现，由于出现了本我和自我的分裂，让许多思想家思考了分裂主体的可能性，即压抑之下逃逸的原欲主体。如利奥塔就大胆地指出：“主体的分裂形成了无意识，而无意识悬置了由于阉割’、法律的威胁，也就是说正义之剑带来的死亡和威胁。因而我们放弃了主体的内在建构。”①这里的“阉割”和法律的威胁，事实上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对本我的压抑，利奥塔看到，一旦无意识悬置了这种威胁，也意味着内在主体的解体。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更是提出将这种精神分裂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的反叛结合起来，他们所谓的精神分裂分析就是试图在无意识欲望的指引下，来逃离理性和规训的主体界面，正如他们指出：“在欲望中不存在内在的冲动，只有配置。欲望始终是被配置的，配置决定了它的存在。勾勒出逃逸线的配置与这些线处于相同的层次之上。”②有趣的是，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论述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年代，那种从内部整合的主体已经在全球化的层面上得到了高度体现，于是，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利等人试图通过力比多和欲望找到逃逸出这种高度整合和理性化的内在自我的道路，逃离主体一客体的装置，试图通过后现代游牧的方式，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而这个语境也正是多迈尔书写《主体性的黄昏》的语境。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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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等人看来，力比多和无意识的分裂和逃逸，是打破主体一客体的二分的有效方式，但最终的结果仍然不太理想，因为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的欲望和力比多仍然被内在主体所压抑，他们作为被规训的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生活着，而德勒兹和加塔利主张的精神分裂症的力比多式主体，实际上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这种力比多式主体已经变成了消费社会的欲望，他们已经充分被消费社会的诱惑所吸纳，最终反抗的欲望变成了消费的欲望，仿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飞跃疯人院》中那个被切割了大脑颞叶的麦克墨菲，力比多最终没有能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冲向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在主体中踟蹰不前。

第三章 外一主体的诞生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Libidinal Economy,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5.

②[法]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2卷)：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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