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null library_document_id: "2be6ee64-e97a-4f2a-baef-effa0be35e2b" source_sha256: "8bde4999902f7807467addeafd5aa73d746c7eb283e67c854fd296f7202153da"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8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0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be6ee64-e97a-4f2a-baef-effa0be35e2b?start=10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be6ee64-e97a-4f2a-baef-effa0be35e2b.md?start=10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be6ee64-e97a-4f2a-baef-effa0be35e2b.md?start=9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be6ee64-e97a-4f2a-baef-effa0be35e2b.md?start=110&limit=10" --- #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0 | PRINTED_PAGE=95 当这种非法行为在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内受到资产阶级的厌恶时，在商业和工业所有权的范围内也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港口的发展，大货栈的出现，大工的形成（企业主拥有大量的原料、工具和产品，很难加以监督）也必然导致对非法活动进行严厉的镇压。由于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人商品和机器，这就要求全面地并凭借暴力来杜绝非法活动。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地方，这种现象表现得卜分明显。考尔克洪(Colzuhoun)试图用数字来证明遏止H益增多的非法活动的迫切性：根据企业主和保险公司的估计，从关洲进口和储存于泰晤士河沿岸货栈的商品被盗价值上升到每年平均25万英镑；总的来看，仅在伦敦港每年被盗商品大约值工十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在港口外的仓库货栈)；此外，伦敦商业区每年被盗物品价值为70万英镑考尔克洪说。在这种持续的偷窃中，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职员、监工、二头和1人共同参与，而且常常是积极地参。“只要有一大群丁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其中必有-批坏家伙”第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非法交易组织，这种非法交易从工厂或码头开始，到收货人再到小贩、收货人中既有专营某种商品的批发大户，也有杂货收购商。在后者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陈列着废铁、烂布和旧衣，但在商店背后则藏着贵重军械，铜栓铜钉，铸铁和贵金属，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家具以及各种从工人手中收购的物品。”那些小商贩再把赃物运销到乡村(Colgukoun，1797；在第7、8、9章中，他细致地描述了这个 第二部分·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9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1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96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过程）。第一，造假活动（在英国似乎有四丘十家伪币制造厂常年运转），但是，促使这种活动（包括劫掠和竞争）规模越来越大的，是一系列的宽容态度，有些活动儿乎成为既有的权利（如，在轮船周围收购废铁或绳索，转卖白糖仓底），还有一些活动则在道德上获得认可。小偷们认为自已的行为是一种走私活动，“他们不认为这是犯罪”。 因此，控制这些非法活动，针对它们制定新的法律，看来是必要的。对这些犯罪行为应该予以明确的界定和切实的惩罚；过去对这些越轨行为忽宽忽严，法度不一，现在则需要确定其中何者为不可宽贷之罪行，对犯罪者应予以拘捕和惩罚。由于出现了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合法财产状况，所有非法行使权利的民间活动，不论是静悄悄的受到容忍的目常活动，还是暴力活动，都被强行归结为对财产的非法占有。在一个实行司法一政治压迫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剥夺劳动于段和产品的社会的过程中，盗窃往往成为在法律上首先需要弥补的重大漏洞。换言之，非法活动结构也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被改造。财产的非法占有与权利的非法行使相互分离。这种区分体现了一种阶级对立，因为一方面下层阶级最能接受的是对财产的非法占有——所有权的剧烈转移，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要为自己保留权利的非法行使，亦即规避自己的规章和法律，巧妙地利用法律空隙使自己获得巨大的经济活动地盘—那些空隙可以在文字上看出来，在实际中因受到宽容而敞开。这种对非法活动的重大的重新分配甚至还体现在司法机构的分厂上。对非法占有财产一—盗窃，由普通法庭审理，给予常规的惩罚。对非法行使权利-——欺诈、偷税、不正当的商业活动，由专门法律机构来调解，归结为罚款。资产阶级为自已保留了非法行使权利的领域而大受其益，在这种分裂形成同时，产生了对非法占有财产进行不断打击的需求。越来越有必要摆脱旧的惩罚权力机制了，因为它是基于多重混杂而又不完整的机构，权力的分散和集中状况只是导致实际上的迟钝无力，惩罚在表面上气势汹汹，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越来越有必要确定一种惩罚战略及其方法，用一种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机制取代临时应付和毫无节制的机制。总之，刑法改革产生于反对君主的至上权力的斗争与反对司空见惯的非法活动的地下权力(infrapower）的斗争的汇合处。如果说刑法改革不仅是纯粹偶然遭遇的暂时结果，那么这是因为在至上权力和地下权力之间，有一个完整的关系网络正在形成。由于君主主权制度在君主身上增加了额外的重负—种显赫的、无限制的、个人的、无规则的和没有连续性的权力，这使得臣民可以自由地进行一种经常性的非法活动，这种非法活动就像是这种权力的对应伴生物。人们在抨击君主的各种特权时，也就是在抨击这类非法活动。这两个目标是紧密相联的。改革者们则根据具体环境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有所侧重、勒特罗涅就是一个例子：这位重农主义者是奥尔良低级法院的法官。1764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流浪问题的备忘录，认为流浪者是滋生盗贼和杀人犯的温床，那些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但不是社会成员”，他们在进行着“一场反对一切公民的战争”，他们在我们中间“以某些人所设想的公民社会建立之前曾存在的那种状态”生活。他主张对他们施用最严厉的刑罚（譬如，他表示对下列情况感到惊讶：人们竞然对他们比对走私者更宽容)。他希望加强治安，希望保安骑兵队在身受其害的居民的帮助下追捕他们。他主张，这些有害尤益的人应“被国家占有，他们应像奴隶从属于主人一样从属于国家”。如果必要的话，人们应该在林地组织集体围捕，把他们赶出来，凡抓到名流浪汉的人都应获得报酬：“杀死一只狼就能得到10英镑的奖赏。而流浪汉无疑更有害于社会”(1cTrosne，1764，8，50，54，61\~62)。1777年，勒特罗涅在《关于刑事司法的意见》（Vues sur la justice (riminelle)中，主张减少君主的特权，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视为无罪，法官应该是他们（指君主和被告—译者）与社会之间的仲裁者，法律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十分精确的”，使臣民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使司法长官仪仅成为“法律的喉舌”(LeTrosne，1777，31，37，103\~106)。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在勒特罗涅看来，限定惩罚权力的斗争是和对民间非法活动进行更严格和更经常的控制的必要性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公开处决的批评在刑法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因就在于，正是在这种形式中，君主的无限权力与民众一直活跃的非法活动以最鲜明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判决中的人道性是一种惩罚制度的准则，这种制度应该确定君主和民众二者的界限。在判决时应该受到尊重的“人”是这种双重界定的司法和道德形式。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2 | PRINTED_PAGE=97 第二部分·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9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3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尽管改革作为一种刑法理论和一种惩罚权力的战略，确实是在两个目标的汇聚点发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下去，是由十改单的重点放在后者。这样做是因为在人革命时期，拿破仑帝国时期以及整个19世纪，对民间非法活动进行压制成为一项基本任务，改革也因此而得以从设计阶段进人形成制度和一系列惯例的阶段。这就是说，虽然新的刑事立法在表面上减轻了刑罚，使法律条文变得更明晰，明显地减少了专横现象，并且获得了关于惩罚权力的更普遍共识(对该权力的行使却缺少更实际的划分)，但是，这种立法得以维持，实际上是由于非法活动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剧变，需要无情地使用暴力来维持它们的新调整，任何一种刑法制度都应被看作是-种有区别地管理非法活动的机制，而不是旨在彻底消灭非法活动的机制。 98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4 | PRINTED_PAGE=99 对象变了，范围也变了。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寻找新的方法使惩罚更适应对象和更有效果。制定新的原则以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统一惩罚手段的使用。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路来减少其经济和政治代价。总之，需要建构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结构和新技术。这些无疑是18世纪刑法改草最基本的“存在理由”。 在原理的层次上，这种新战略很容易陷入一般的契约论。按照这种理论的假设，公民在一劳永逸地接受社会的各种法律时也接受了可能用于惩罚他的那种法律、这样，罪犯显得是一种司法上的矛盾存在物。他破坏了契约，因此他是整个社会的敌人，但是他也参与施加于他的惩罚。任何一种犯罪都侵犯了整个社会，而整个社会，包括罪犯，都出现在任何一种惩罚中，因此，刑事惩罚是一种普遍化的功能，它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及其各因素的功能一起扩展。这样就造成了关于惩罚的程度、惩罚权力的合理使用的问题。 在实际上，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对立面。为了惩罚他，社会有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对他。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斗 第二部分·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9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5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100规训与惩罚一—监狱的诞生 争，因为--切力量，一切权力和一切权利都属于一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保护每个人的问题。之所以建立这种可怕的惩罚权利，是因为犯罪者成为公敌。他比敌人还恶劣，因为他在内部打击社会。他的行为不亚于一个叛徒，一个“怪物”。社会怎么能不拥有控制他的绝对权利呢？社会怎么会不主张消灭他呢？但是，虽然惩罚原则应该是在大家的赞同下写进契约的，可是在逻辑上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必然赞同对他们之中侵犯他们整体的人使用极端的刑罚。“任何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既然是在侵犯社会权利，于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国家的叛逆。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其至是在向国家挑战。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毁灭。在对罪犯处以死刑时，我们杀死的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敌人”。[5]惩罚权已经从君主的报复转为保卫社会了。但是，它此时是与那些十分强大的因素重新结合，因此它变得更可怕。作恶者不再受到那种淫威的威胁，但是他面对的是似乎毫无界限的刑罚。这是向一种可怕的“至上权力”回归。这就导致了为惩罚权力确立一个适度原则的必要性。 “历史上自诩贤明之士的怪物发明和冷酷地使用了那么多可怕且无用的酷刑。有谁在读到这种历史时能够不毛骨悚然呢？”(Beccaria，87)。“法律要我去接受对犯罪的最大惩罚，我怀着因此而产生的满腔愤慨去接受它、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却走得更远。……上帝啊，你让我们从内心厌恶给我们自己和给我们的人类同胞制造痛苦，你创造的人是那么软弱和那么敏感，那些发明了如此野蛮，如此高超的酷刑的人是和我们一详的人吗？”(Lacretelle，129)。惩罚的适度原则首先是作为一种心灵话语表达出来的，即使足在涉及惩罚社会共同体的敌人时也是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像是从肉休内进发出来的呼喊，是看到或想到极其残忍的景象而产生的反感。刑罚应该是“人道的”这一原则，是由改革者以第-人称的形式提出的、这样，说话者的情感似乎正在直接地表达出来，哲学家或理论家的肉体似乎呈现在剑子手和受刑者之间，用以证实他自己的法则并最终将其强加给整个惩罚结构。这种个人抒情风格不是表明-种软弱无力吗，即无力为-一种刑罚算术找到一个理性基础？在将罪犯驱逐出社会的契约原则与令人“恶心”的怪物形象之问，人们在哪里可划出一条界限呢？这种界限如果不是在显露出的人性甲，即不是在严峻的法律中或残忍的罪犯身上，那就只能是在制定法律和不会犯罪的有理性的人的情感中。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6 | PRINTED_PAGE=101 但是，这种对“情感”的诉诸并不完全是显示理论上的困境，实际上，这里包含着一种计算原则：肉体、想像、痛苦、应受尊重的心灵，实际上不是应受惩罚的罪犯的，而是那些加人契约的，有权对罪犯行使集体权力的人的。那种痛苦（因不能减少惩罚而产生的痛苦）是具有铁石心肠的法官和观众所体会到的，这种情感可能带有因司空见惯而诱发的穷凶极恶或是相反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怜悯和宽容：“为那些在可怕的处决中受到某种酷刑的温柔敏感的灵魂向上帝祈祷吧”(Lacretelle，131)。需要加以调节和计算的，是惩罚对施加惩罚者及其声称有权行使的权力的反馈效果。 在此，这种原则的基础是，人们绝不应对一个罪犯，哪怕他是一个叛逆或怪物，使用“非人道”的惩罚。如果说法律现在必须用一种“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一个“非自然”的 第二部分·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10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7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102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人(旧的司法以非人道的方式来对待“非法”的人)，那么这不是由于考虑到罪犯身上隐藏着某种人性，而是因为必须调控权力的效果。这种“经济”理性必定要计算刑罚和规定适当的方法。“人道”是给予这种经济学及其锱铢计算的一个体面的名称。“把惩罚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人道的命令，也是策略的考虑。”[6] 那么，为了理解这种惩罚的技术一政治学，让我们举出最极端的情况，即所谓“最极端的罪行”。这是指最重大的、破坏所有最受尊重的法律的罪行。这种罪行以极其隐秘的方式产生十极其特殊的环境，几乎肆无忌惮，而且还到了几乎不可想像的地步，因此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是最极端的。任何人都不能仿效它、以它为榜样，甚至不会想到会有这种罪行。它注定要销声匿迹。这种关于“最极端罪行”的寓言(7对于新的刑罚来说就是那种相对于旧刑罚的原罪，是体现惩罚的理由的纯粹形式。 这种罪行是否应该受到惩罚？根据何种方式计算给予惩罚？对它的惩罚在惩罚经济学中有什么价值？这种惩罚只有在能够修复“社会受到的伤害”时才是有价值的（Pastoret，II，21)。如果我们抛开严格意义上的物质损失，—这种物质损失甚至在凶杀案这种无法弥补的情况下对于整个社会也是无足轻重的，那么犯罪对社会共同体的伤害便是它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混乱。它造成了丑闻，提供了榜样，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使人们重犯，并可能扩散开。惩罚若是有效的，就必须以罪行的后果为其对象，即针对由犯罪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乱：“刑罚与犯罪性质的对应程度是由破坏契约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决定的”(Filangieri，214)，但是犯罪的影响不一定与共恐怖程度成正比、种使人感到恐怖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常常比-种被人家所容忍并准备仿效的违法行为还少重大犯罪是罕见的，而危险在于日常的违法活动可能会成倍增加，因此，人们不应小求犯罪与惩罚之间的定性关系或恐怖之间的等式：“一个坏蛋在受刑时的嚎叫能够从不可倒转的过去中收回他所做过的事情吗？”（Beccaria，87)人们不应从罪行的角度，而应从防止其重演的角度，来计算一种刑罚。人们需要考虑的不是过去的罪行。而是未来的混乱，人们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使作恶者不可能再有重犯自已罪行的愿望，而且也不再有仿效者。(8因此，惩罚应该是-种制造效果的艺术。人们不应用大量的刑罚米对付大量的犯罪，而应该按照犯罪的效果和刑罚的效果来使这两个系列相互对应。没有任何信继者的犯罪是尤须惩罚的。同样，根据这个寓言的另一种说法，-个濒临瓦解和灭亡的社会有权设立绞刑架。这临终的罪行必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8 | PRINTED_PAGE=103 这是一种陈旧的观点。惩罚的惩戒功能在18世纪改革前早已存在。惩罚是为了未来，惩罚至少有一种防止犯罪的功能，这些说法在多少世纪里一直是对惩罚权力的一种流行的辩护，但是区别在于，过去人们指望着惩罚及其展示（再加上山此产生的无节制）产生预防的效果，而现在预防则大有成为惩罚经济学的原则及惩罚的恰当比例的尺度之势。在进行惩罚时应该使其正好足以防止罪行重演。因此，惩戒的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使用公开酷刑和处决的刑罚中，惩戒是对犯罪的回答。它通过一种二位一体的现象，既展示了罪行.同时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在依自身的效果量刑的刑罚中，惩戒必须归因于犯罪，但却是用最谨慎的方式和最 第二部分·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 10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09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104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大的节制方式来表示权力的干预，理想的结果应该是能够防止这二者中的任何一者的再出现。惩戒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倾向于颠覆整个现世性的刑事活动领域。改革者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惩罚符号的技术而赋予惩罚权力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能够把一切行为编成符码，从而控制整个弥散的非法活动领域。人们试图用以装备惩罚权力的符号技术有下列五六个主要原则。 1. 最少原则。犯罪是为了获取某些好处。如果犯罪的观念与弊大于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人就不会想犯罪了。“对于旨在产生预期效果的惩罚来说，它能造成的伤害只要超过了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好处，就可以了”(Beccaria，89)。刑罚与罪行大体相当的观念是人们能够而且应该接受的。但是，那种传统的方式是不能再延续了：按照传统方式，公开处决必须与罪行一样强烈，而且还要附带地表现出君主进行正当报复的“过剩权力”。而新的方式是一种利害层次的近似相等：使避免刑罚的愿望稍强于冒险犯罪的愿望。 2. 充分想像原则。如果说犯罪的动机是为了从中获取好处，那么刑罚的有效性就在于它会造成损害。这就意味着，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苫、不愉快、不便利的观念，即“痛苦”观念的痛苦：惩罚应该利用的不是肉体，而是表象（representation)。更准确地说，如果它利用肉体的话，那么肉体主要是某种表象的对象而不是痛苦的对象。痛苦的记忆应该能够防止罪行重演，正如肉体惩罚的公开展示尽管可能是十分做作的，但却能防止犯罪的蔓延。但是，痛苦本身不再是惩罚技术的工具。因此，除非在需要造成某种有效的表象的情况下，人们应尽可能地避免大张旗鼓地展示断头台：在此，作为惩罚对象的肉体被省略了，们作为公开展示因素的肉体并不必然被省略。公开处决是这种理论所容许的极限，它不过是种情绪表达方式否定公开处决则提供了-种理性表达的可能性：应该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而不是体罚的现实。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be6ee64-e97a-4f2a-baef-effa0be35e2b.md?start=11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