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总之，分歧在于，是建立一个惩罚之城还是建立一个强制制度？前者是遍布整个社会的刑罚权力的体现。它作为景观、符号和活语而无处不在。它像一本打开的书，随时可以阅读。它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面运作。它通过在犯罪观念前设置障碍来消除犯罪，如塞尔万所说的，它对“大脑的软组织”无形地但徒劳地施加影响。这种贯通整个社会网络的惩罚权力将在每一点上起作用，但结果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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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人感觉是某些人对其他人的权力，而是所有的人对单个人的直接反应。后者是惩罚权力的浓缩体现：这里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对犯人肉体和时间的责任观念，有一种借助权威和知识系统对犯人活动和行为的管理，有一种齐心协力逐个改造犯人的矫正学，有一种脱离社会共同体，也脱离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力的独立行使的刑罚权力。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更准确地说，对于惩罚权力（在18世纪晚期具有战略目标的、力求减少民间非法活动的惩罚权力）来说，是隐藏在一种普遍的社会功能下面、隐藏在“惩罚之城”中更为有利，还是埋头于一种强制制度、即“教养所”的封闭空问中更为有利？

总之，可以说，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依然发挥作用的，基于旧的君主制度的方式，另两种都基于—种认为惩罚权利应属于整个社会，应具有预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义观念。但这二者在所设想的机制方面迥然不同。广义地看，人们可以说，在君主制度中，惩罚是君权的一种仪式。它使用报复的仪式标志，对犯人的肉体施加报复。它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它是不连贯、不规范的，总是凌驾于白身的法律之上，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的恐怖效果。而主张改革的法学家则把惩罚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惩罚不应使用标志，而应使用符号，即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这些表象应能得到迅速的传播，并能最普遍地被目睹了惩罚场面的公民所接受。但是，在当时提出的监狱制度设想中，惩罚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它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施展训练肉体（不是符号）的方法。它以建立一种特殊的管理刑罚的权力为先认：条件。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个系列的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会共同体、管理机构；标志、符号、粮迹；仪式、表象、操作；被消灭的敌人、处丁恢复资格过程中的权利主体、受到直接强制的个人；受折磨的肉体、具有被操纵的表象的灵魂、被训练的肉体。这二个系列的因素塑造了18世纪后半期鼎足而立的二种机制的形象它们不能归结为不同的法律理论(尽管它们与这些理论重合).它们也不能等同于不同的机构或制度(尽管它们以后果为基础），它们也不能归因于不同的道德选择（尽管它们以道德为自身的理由）它们是惩罚权力运作的三种方式，是三种权力技术学

这样，就出现了下述问题：为什么第三种方式最终被采纳了？惩罚权力的强制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模式，为什么会取代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模式？为什么体罚（不是酷刑）以监狱为制度依托，取代了惩罚符号的社会游戏和冗长的传播符号的节日？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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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监狱条例都涉及到看守的勒索费用.监狱设施的安全及禁止犯人之间的交流。譬如，第戎（Dijon）法院1706年9月21日的裁决。另参见Serpillon，601-647。

〔5〕1724年3月4日关于盗窃累犯的声明和1724年7月18日关于流浪罪的声明都明确地重申了这一点。犯罪的少年因年龄太小，暂时留在监狱里，到-一定年龄后再送到苦役船。有的少年在监狱单就服完刑期。见《旧制度时期法国的犯罪》白第266负起。

(6〕法拉里斯，古希腊时期公元前560年左右统治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城的僭主。据说，他把人放在铜牛里活活烧死。这里是用他泛指暴君。〔英译者注]

(7} Briey：“第三等级”，转引自Desjardin，484 参见Goubert和Denis，203、人们在陈情书中还会发现有人要求保留家庭可以使用的拘留所。

(8) 参见Thorster.Sdlin：《罪犯教育学的开拓》，1944年。该著作对阿姆斯特丹的教养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我们可以把18世纪经常引用的另一个模式放在一边、这就是马比荣（Mabllon）在《关于宗教团体的监狱的省思》(Réflerzons sur Les prisons desdrrs religieux，1845年再版）中提出的那种模式。该著作在19世纪被发掘出来。当时正值大主教会与新教徒争夺后者在慈善活动与某些行政机构中占据的位置。马比荣的著作似乎直不太为人所知，也没有什么影响。它试图表明，“美国教养制度的最初设想完全是来自修道院与法国的思想，尽管有人会根据它的产生过程认为它起源于日内瓦或宾夕法尼亚”(1..Faucher)。

[9]Vilan XIV， 64；这部回忆录与根特监狱的创办有密切关系，但直到1841年才公开发表。经常地使用驱逐做为刑罚，也进一步加强了犯罪与流浪之间的关系。1711年，弗兰德联邦指出，“对乞丐使用驱逐做为刑罚是没有成效的，因为各邦把在各邦为害的臣民彼此转送，结果，破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的乞丐，最终只能被处以绞刑。反之，如果他能养成「作习惯.他就不会踏上邪恶之途”(Stoobant.228)

[10]教友派肯定也知道阿姆斯特丹的劳动教养院（见Sellin，109-110)、总而言之，沃尔纳街监狱是|767年开设的救济院与教友派不倾英国行政当局阻挠而提出的刑事法规的延续.

(11）关上该法令所引起的混乱，见Rub，5-9和Vaux，45 值得注意的是，谢热尔（J L. Siegcl）受阿姆斯特丹劳动教养院的启发而提交的报告指出，刑罚不应公开宣布，犯人应在夜间送进监狱，看守应宜誓不暴露身份，监狱禁止仟何人参观（Sellin，27-28）,

112]视察员拉什（B.Rush）在一次巡视沃尔纳街监狱后做了如下笔记，“道德管理：布道，阅读好书，保持衣服房间消洁.洗澡；不许人声说话，少饮洒，尽可能少抽烟，尽可能少进行淫移或亵渎的谈话，不停地上作：由于看守负责照管；太美妙了：1200头卷心菜”(转引白Teetrs，1935，50)。

{13〕 Rust，14 这种关于改造人的机构的想法早在汉韦（Hanway)的“改造所”方案中已经存在了：“医院与歹徒是两个不相容的规念，但是，计我们把这所监狱变成一所真正有效的改造所，而不使它成为与其它监狱-样的罪恶学校”（IIanway.52).

[14〕参见拉什对惩罚展示，尤其是对迪弗电什（DulrichedeV:laze）所设想的惩罚展示方法的批评（R ish，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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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规训

· 第一章 驯顺的肉体

· 第二章 规训的手段

· 第三章 全景敏视主义

第一章 驯顺的肉体

让我们想像一下17世纪初依然可见的那种理想的上兵形象。首先，这个上兵从远处就可以一眼辨认出来。他具有某些符号：他的体魄和胆量的白然符号、他威武的标志。他的肉体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纹章：尽管他必须一点一点地学习军人职业———通常是在实际战争中学习，但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和列队行进式的步伐基本上属于高傲的人体语言。“辨认那些最适合这种职业的人的符号是、动作机敏灵巧，昂首挺胸、肩宽臂长、腹部紧缩、大腿粗、小腿细、双脚丁瘦，因为这种人肯定既灵活又强壮”当他成为长矛兵后，他“必须尽可能优雅而庄重地正步行进，因为长矛是种光荣的武器，应该庄重而无畏地持握它”(Montgommery，6、7)：到18 世纪后期，上兵变成了可以包造出来的事物.用一堆不成形的泥、---个不合格的人体，就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体态可以逐渐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总之，人们“改造了农民”，使之貝有“军人气派”（1764年3月法令）。新兵逐渐习惯于“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笔直地站立。为了养成习惯，他们要用这种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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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墙站立，脚跟、大腿、腰部和肩部都要触墙，手背也要触墙，当他们伸手时，手不能离开身体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绝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视他们走路时遇到的人。……在没有听到号令以前，（他们）要保持不动，尤论头部还是手、脚都不能动。……最后，还要学会绷紧膝盖，脚尖向前，列队行进”（1764年3月20日法令）。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同时撰写的。-个是解剖学一形而上学领域。笛卡尔(J)escartes)写了有关的最初篇章，医师和哲学家续写了以后的篇章，另一个是技术一政治领域。它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的。这两个领域迥然有异，因为这一方面涉及的是服从与使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的是功能与解释的问题。但是，这二者也有重合之处。拉美特利(La Metrie)的《人是机器》既是对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又是一般的训练理论。其中心观念是“驯顺性”：该书将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腓特烈二世(FrederikII)\*\*\*这位精明强悍的国王对他们极感兴趣，热衷于小机械，训练有素的军团和长期的操练。

\*笛卡尔(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怀学家。

\*\*拉美特利(17091751），法国医生和哲学家。

\*\*\*腓特烈二世（1712-1786），又称腓特烈大帝，普鲁上国王（1740-1786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