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教养技术和过失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孪生兄弟，实际上，并不是某种科学理性对过失犯的发现使精致的教养技术进入我们古老的监狱，也不是教养方法的白我改进最终揭示了抽象刻板的法律所不能感知的过失性状的“客观”存在。它们是一起出现的，是相互衍生的，是一种技术组合。这种技术组合塑造和打碎它施展手段的对象。这种过失性状是在司法机构的基础中，在“低贱工作”(basses oevres）中形成的。司法对这些任务不以正眼相待，它判定罪人，却以惩罚工作为耻辱。而现在，这种过失犯罪开始纠缠平静的法庭和庄严的法律。当法庭通过判决时，必须了解、评估、测量、判断和处置这种过失性。现在，在修改法典时，必须考虑这种过失性状、这种反常、这种离轨、这种潜在危险、这种病态、这种存在形式。过失性状是监狱对司法的报复。这种报复极其可怕，使法官哑口无言。正是在这一点上，犯罪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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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来说话了。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监狱这个集中了一切纪律的严历角色，并不是18和19世纪之交所确定的刑法制度的-个内生闪素、关于-个惩戒社会和一个维持了“意识形态”法典(贝卡里亚式和边沁式法典）的一般惩罚符号一技术的主题本身并没有导致监狱的普遍使用。这种监狱另有起源—它起源于一种规训权力所特有的机制。现在，尽管有这种异源性.监狱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在整个现代刑事司法中扩散开：这失犯罪和过失犯已经变成遍布这种可法的寄生物人们应该探求监狱的这种可怕“功效”的原因，但是，从-一开始就应指出一点：18世纪改革者们所规定的用事司法在使罪犯客体化时是沿着两条可能的但又相互背离的路线，第条路线是把罪犯确定为一系列置身于社会契约之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怪物”。第二条是把罪犯确定为能够通过惩罚而获得新生的司法主体，现在，“过失犯”的概念使得人们可以把这两种路线结合起来，根据医学、心理学或犯罪学，构建这样一种人，即违法的犯罪者与某种科学技术的对象儿乎完全重合的人。监狱对刑罚制度的支配不会导致某种激烈的抵制性反应，这种情况无疑是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制造过失性状时，监狱给予刑事司法一个完整单一的、被“科学”所证实的对象领域，从而使刑事司法能够在个一般的“真理”范围内运作。

监狱这个司法机构中最隐晦的区域是这样一种地方，在它那里，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已，而是默默地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做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人知识的话语中。因此，司法会很容易地接纳个并非自已思想产物的监狱，也就不难理解了。司法当然应该对监狱给予这种承认。

注 释

(2] Trelhard，8-9。在此之前的儿年里也有相同的说法：“法律所规定的拘留刑罚以矫止人为首要目标，即通过或长或短的磨炼，使他们变好，使他们复原，从而把他们再次置于社会之中而又不损害社会。……使人变好的最可靠方式是工作与教育。”教育不仪是识学和学习算术，而且是使犯人接受“秩序、道德、自尊与尊重别人的观念”（下寒纳省省长伯诺在共和10年霜月颁发的命令)。在夏普塔尔要求各省议会提交的报告中，有十几份报告要求让监狱犯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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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他却受到折磨.本报对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绝不会保持沉默……”（《穷雅克》，第1午，第7号）与之相似的是，《圣佩拉占报鼓吹建立一种旨在“改活人类”的教养制度，他其不成为“依然野蛮的礼公的表现’（1833年3月21日）

16 这场讨论在法国是11830年前盾升始的、直持续到1850年奥本模式的鼓吹者夏尔·卢卡是I839关于中电监狱管理的法令(规定集体劳动与绝对安静)的思想教父，随后发的暴动浪潮与1842—1843年的普遍骚动，导致了1844年采用宾夕法尼业的绝利隔离制度，后种制度是当时德梅（Deme1z）、布鲁埃与托克维尔所倡导的但是，1847年的第二次教养所大会反对这种方式。

[7〕福克斯说：“每一个人都沐浴着神圣之光，我通过每个人看到它的光亮”自1820年起宾夕法尼业、匹兹堡和樱桃山的监狱都是按照公谊会与沃尔纳街监狱的精神组建的

[8]佩蒂尼神父（Abbé Petigny）)：《对犯人的训谕—有凡尔赛监拟分格建筑落成仪式⊥的讲话》。另外、儿后，《基督Ⅱ伯爵》中有一段显然仿照基督事迹的监禁石复活的描述，在这甩，监狱不是教人顺从法律，而是教人通过获得神秘的知识向掌握权力，在官吏的非止义之外主持正义

[9)（. A.Rel。在此之前，内政部发布的儿道指示已经强调给犯人提供工作的必要性，如共和6年果月5日指示，共和8年檣月3日指示，共和9年雨月8日和风28日指示，共和10年雾月71指示。在1808年和1810年法典之后，马上又有1811年10月204、1812年12月8日指示。另外1816年的长篇命令指出：“最重要的是应尽可能地不使犯人闲暇：应该向他们灌输工作愿望。对忙碌的犯人和想继续游情的犯人应区别对待，与片者相比，前者应获得更好的饮食与更舒适的床铺。”默伦（Mclu）与兑莱尔沃(Clairvaux）监狱很快就被组织成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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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onnevlle，1846.6. 邦余维尔既主张采用“预备性自由”措施，又主张，如果“根据犯人的顽固程度所预定的徒刑不足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可采用“增加消苦”的措施或延长监禁期，这种延长不得超过原判决的八分之。而预备性自由可以从服完四分之三的刑期后开始（《论各种补充制度》，自第251页起)：

[11](判次公报》。另参见 Marquer-Wasselot，1832，74 -75。卢卡指出，经罪犯人“通常出自城市店民”，而“被判处苦役的犯人大多山自农村居民”（Lucas，1，46-50)。

[12]“如果有人想通过对建筑物问题的抽象来探讨管理问题，那么他就可能脱离实际制定原则。反之，如果建筑师充分了解管理方面的需求，他就会接受一种在理论上被视为乌托邦的特殊监禁体制”(Blouct，1)。

[13〕“英国人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都显示了机械力学方面的才能。……他们希望他们的建筑物也像由-部发动机带动的机器那样发挥作用”（Baltard，18).

[14〕人们应该研究在惩罚机制造就过失犯的时期履历是如何普遍推广开的：阿佩尔（Appert）工中的犯人的履历与自传；根据精神病学模式设计的履历档案；在为被告辩护时履历的使用。关于最后一点，人们可以与下列文献进行比较：18世纪为三名判处轮刑的人，为萨尔蒙（Jearne Saltmon)辩护的著名回忆录以及路易·菲力普时代为犯人做的各种辩护。歇克斯·德斯特一昂日(Chaixd’Fst-Ange)在为拉龙西耶尔(La Ronciere)辩护时说：“如果在犯罪之前，在提出起诉之前你们能仔细检查被告的生活，深人他的心灵，发现其最隐蔽的部分，彻底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整个灵魂。……”（《演讲与辩护词》〔Discours etplaidoyers), III,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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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从法律观点看，拘留应该仅仅是剥夺自由：但是，履行这项职能的监禁却总是包含着一种技术性规划。从公开处决（具有壮观的仪式，其技术与制造痛苦的仪式混合在起）到监狱刑罚（被沉重的建筑物所埋藏，被管理机构的机密性所掩盖）的转变并不是向一种无差别的、抽象的、混合的刑罚的转变，而是从一种惩罚艺术向另一种毫不逊色的精巧的惩罚艺术的转变。这是一种技术变化。从这种转变中产生了种疝状，一种象征，即1837年警务马车取代了铁链囚犯队。

铁链冈犯队的传统起源于划船苦役，在七月十朝时期依然存在。在19世纪初它似乎具有一种展示的意义。这可能是由于它能把两种惩罚形式结合在一种现象中，即它是一种把拘留展示为酷刑仪式的方式。（福歇Faucher〕指出，“尤其是在断头台儿乎完全被废除以后”，铁链闪犯队是一种公开展示）1836年夏天，“最后一批铁链闪犯队”在法国穿行。关于这批人及关于铁链闪犯队的弊病的报道，使我们能够重新发现这种与“教养科学”准则人相径庭的运作。它开始于一种断头台仪式：在比塞特（Bicetre）监狱的院子里订铁项圈和铁链。犯人的脖颈被向后扳在一块砧板上。这时刑史的技巧就在于用力打击而又不打破头部。这是-种颠倒过来的，知道如何不给人以致命打击的技巧。“比塞特的院子展示着酷刑1具：若干带有铁项图的长链条。狱吏（artoupans）们临时充当铁匠、安置好砧板和斧头。那些将被钉上项圈的头颅被固定在沿墙小径的铁栅周围，或凄凉悲哀或英勇无畏，表情不一。再往上看，在监狱的每一层，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囚室栅栏伸出的腿和于臂，让人想起一个人肉市场。这些犯人头一大曾帮助他们同伴梳妆打扮，现在这些同伴完全是受难的姿态。他们坐在地上，两两一组背靠着背。八磅重的铁链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膝盖上。铁匠测量他们头部的尺寸，改制一英寸厚的项圈，钉一个铁项圈需要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扶住砧板，第二个人举着铁项圈的两半，并伸出两臂保护犯人的头部，第三个人用大斧不断地敲打，打平锁栓。每一下敲打都使头部和身本震动。……的确，没有人去想，如果斧子砍歪，犯人会遭遇什么危险。当人们在这种对卑贱处境中的同胞的鄙视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恐怖时，那种想法也就被抵销了。”[1〕这种运作还有公开展示的方面。根据《判决公报》的报道，1836年7月19日，有十万以上的人观看铁链囚犯队离开巴黎：“从田舍花园到玛尔第格拉斯…”，有权有势的人都站在远处观看这个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大游牧部落通过。后者属于另一神人，属于“有权进入苦役船和监狱的种族”。下层阶级观众像出席公开处决的场面样，与犯人进行着多重意义的交流，变换着进行凌辱、威胁、鼓励和攻击，时而表示愤恨，时而表示同情。某种激烈的情绪伴随着整个游街过程，有时是反对司法过于严峻，有时是抗议司法过于宽大。人们高声痛骂所痛恨的罪犯，但又对所认识的犯人发出同情的喝彩。人们与警察不时地发生冲突：“在从枫丹白露栅栏开始的整个行进过程中，一群激愤的观众大声辱骂德拉科隆日。他们高呼：打倒这个牧师，打倒这个可恶的人，他罪该万死。要不是市政警卫采取坚定而有力的措施，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骚乱。在沃吉拉尔，妇女的情绪最为激愤。她们高呼：打倒可恶的牧师，打倒残忍的德拉科隆目！蒙特鲁日和沃占拉尔的警长以及几位区长和副区长因试图维护法庭判决而受到严厉指责。在快要到伊西时，弗朗索瓦认山了阿拉尔和队伍中的官员，把木碗掷向他们。这使人想起该犯的某些问伙的家人就住在艾佛利。因此，警官马上沿路散开，紧紧跟随囚车。那些巴黎帮的歹徒纷纷向警察头上掷木碗，有些警察被击中。这时人群里产生强烈的反应，开始彼此殴斗”（《判决公报》，1836年7月20日)。从比塞特到塞大勒，当铁链闪犯队经过时，许多人家被抢劫（《法朗吉》，1836年8月1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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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送别犯人的节日中，有驱赶替罪羊仪式的某种因素，有愚人节的某种因素（只是角色颠倒过来），有旧式断头台仪式的某种因素(真相应该大白于大下)，还有那些民众场面的因素(著名的角色或传统的榜样受到承认)：真相与卫恶大表演，牛鬼蛇神大游街，既有对露出本来面日的罪人的辱骂，又有对罪行的喝彩。人们力图重新发现曾英耀一时的罪犯的面日。招贴传单提醒人们回想起眼前通过的这些人的罪行。报纸提供这些人的名单，介绍他们的生平，有时还描述他们的外貌或服装，使人们能够辨认他们。这就像是演出节日单。[2]民众还要仔细考察不同的罪犯类型，试着根据容貌或服装来判断犯人的“职业”，分辨他是凶犯还是窃贼。这是一种化装舞会和提线木偶游戏。对于更有教养的人来说，这还提供了犯罪人种研究的经验材料。从使用支架眼镜到运用加尔(Gall)的硕相学，不同的人按各自的意愿运用着各种犯罪符号学：“不同人的相貌同衣服一样五花八门：这是一个庄严高贵的头颅，一张牟利罗(Murillo)\*笔下的面孔；那是一幅邪恶的面孔，眉毛浓重突出，显示了这个强悍恶棍的精力。……那边一个顽童般的身体上有一个教唆犯的头颅。这边是些圆滑阴柔的同谋犯，那边是目光呆滞，放荡堕落的教师面孔。”[3]犯人也对这种游戏做出回应，展示表演他们的罪行和不端行为。在这里，纹身的一种功能就是使人对他们的行为或命运一日了然：“他们佩带着罪犯的标记，或者是纹在左臂上的断头台，或者是纹在前胸的一把插人正在淌血的心脏的匕首。”当他们通过人群时，他们表演自己的犯罪场景，嘲笑法官或警察，吹嘘尚未被发现的劣迹。拉塞奈尔(Iacenaire)的前同谋犯弗朗索瓦说，他发明了一种杀人方法，可以使人来不及喊叫，而且不溅一滴血，这个宏大的流动的罪行展览会有自己的杂技演员和哑剧演员。它以对真相的喜剧性证实来回答好奇心与辱骂。在1836年夏天，这一系列场面发生在德拉科隆日周围。他把怀孕的情妇大卸八块。因为他是牧师，这就使他的罪行更为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他是牧师，使他免上断头台。看来，他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愤慨。早在1836年6月他被用车送到巴黎时，他就受到人身凌辱，使他不禁痛哭流涕。但是，他曾表示希望不要用封闭的车来装载他，因为他认为凌辱是他应得的一部分惩罚。当他离开巴黎时，“人们简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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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1758一1828)，德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的巴罗克宗教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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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想像人群对这个人所发出的义愤和粗俗的动作，他被泥土掩盖了。愤怒的路人向他抛去雨点般的石块和辱骂。……这是无法形容的愤慨的爆发。尤其是妇女们，就像是名符其实的泼妇，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怒火”（《法朗占》，1836年8月1口)。为了保护他，只好给他换了服装。有些观众因此而被迷惑，把弗朗索瓦认成他。弗朗索瓦受到这种游戏气氛的感染，接受了这个角色。但是，除了表演并非他犯下的罪行，他还假冒那个牧师，做滑稽表演。除了讲述“自己的”罪行，他还增加了为喝彩的人群祈祷和祝福的夸张动作，就在几步远的位置，真正的德拉科隆日“就像是一个殉教者”，经受着双重凌辱。他并没有接受这种凌辱，但这种凌辱是针对他的。这种嘲弄使这个牧师间忆起另一个罪犯的种种表现背后的自己的过去和自己想掩盖的东西。他日睹着白己的受难，但这种受难是由和他拴在起的杀人小丑展示的。

在途经的每个城镇，铁链囚犯队都造成了节日气氛。这是惩罚的胜利狂欢节，是变成特权的刑罚、而且，出于—种似乎在一般的公开处决的仪式中被忽略的奇特传统的作用，它在犯人身上不是唤起被迫悔恨的表示，而是唤起否定惩罚的狂喜，除了铁项圈和铁链这些装饰品外，犯人们还用缎带、草编、鲜花或贵重物品做装饰。铁链成了圆舞队形。它还是一种结合，是被禁止的爱情的强制婚姻。婚礼，这是铁链上的节日和仪式：“他们在铁链前亲热，手持花束，用缎带或草编流苏装饰他们的帽子，心灵手巧者还制作了有顶饰的头盔。………还有些人穿戴着透孔织袜，木鞋或者在工作服下穿一件时髦的背心。”〔4在被钉上铁链后的那个晚上，铁链囚犯队就成了一个大欢乐圈。它绕着比塞特的院子一圈一圈地转：“铁链冈犯队对所认出的看守发出沮咒。看守们被它层层包围，陷在其中。直到夜幕降临，因犯始终是这场战斗的主人。”[5]犯人的安息日联欢与司法所发明的展示仪式相对应。它颠倒了是非荣辱，颠倒了权力秩序及其符号，颠倒了享乐形式。但是，政治安息日的某种因素并没有消失。除非彻底聋了，才会听不出这些新曲调中的某些含义。犯人们唱着进行曲。这些进行曲很快就名闻遐迩，从此被到处传唱。毫无疑问，在它们中可以发现不满怨恨的回声。传单把这些不满归咎于罪犯。这些不满包括对犯罪的肯定，对黑道英雄的赞颂，对残忍的惩罚及其引起的普遍仇恨的回忆：“光荣啊，让号角为我们吹响，……勇敢些，孩子，让我们无所畏惧地听从悬在头上的命运，……铁链沉重，但我们敢于承受。身为囚徒，不会听到有人说：免去他们的痛苦。”但是，在这些合唱歌曲中有一种崭新的音调。道德法典过去支配了大多数的不满，现在则被颠倒过米。酷刑不再产生悔恨，而是磨砺了自豪。做出判决的司法受到否定，观看忏悔和凌辱的人群遭到嘲笑：“离乡背井，我们有时不免悲叹。我们横眉冷对，法官也畏缩不前。……被不幸的禁果诱惑着，你们把目光转向我们，想看到含垢忍辱，涕泗横流的人种：而我们的眼中却闪现着自豪。”人们还可以发现这种观念：犯人在一起有自由人所无法知道的欢乐。“让我们尽情欢乐吧。节日将在铁锁下诞生。……欢乐就是叛逆者：它们将逃避刽子手。只要有歌声就有欢乐。”最重要的是，现存秩序不会永远持续，犯人将会获得自由和恢复应有的权利，而那些原告将取代他们的位置。罪犯和法官颠倒位置的伟大审判即将到来：“蔑视他人的权利属于我们犯人，他们顶礼膜拜的黄金也属于我们。总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