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1. 在分析惩罚方式时不只是将它们视为立法的后果或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视为在其他行便权力方式的更普遍领域里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这样也就是把惩罚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1. 不是把刑法史与人文科学史看作两个独立的系列它们的相互重合似乎对某一方或对双方有干尤作用或有益效应，而是考察是否存在着共同母体，它们是否都出自同一个“认识-一司法”结构过程。简言之，把权力技术学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这二者的共同原则。

1. 试图发现灵魂进入刑事司法舞台以及-套“科学”知识进人法律实践是不是权力关系十预肉体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结果。总之，我将试着基于某种有关肉休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读解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这样，通过把刑罚的宽松当做-一种权力技术来分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入类、灵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渐复制出作为刑罚干预对象的犯罪，一种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够造就出一种作为具有某种“科学”地位的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

但是，我并不自诩是第一个做这种研究的人。(2]

鲁舍（Rusche）与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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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舍和基希海默尔，均系德国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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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与社会结构》提供了-系列基本参考点。我们首先必须摆脱那种错觉，即认为刑罚主要是（即使并非绝对地是）一种减少犯罪的手段；因此，尽管由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不同，刑罚或者十分严厉或者比较宽松，但都旨在达到矫止修补的日的，都要追究个人或追究集体责任。我们应该分析“具体的惩罚制度”，把它们当做社会现象来研究，但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司法结构来考虑，也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基本道德选择来考虑。我们应该把它们置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在这种领域中对犯罪的惩罚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应该揭示，惩罚措施不仅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火的“消极”机制，它们还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而它们的任务正是提供和维持这种效果（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合法惩罚是为了惩罚犯罪，但人们也可以说，对犯罪的界定和追究也是为了维持惩罚机制及其功能)。从这种观点出发，鲁舍和基希海默尔将不同的惩罚制度与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生产制度联系起来：譬如，在奴隶制经济中，惩罚机制被用于提供一种额外的劳动力—在战争和贸易所提供的奴隶之外，造成一批“民法”奴隶；在封建制度下，在货币和生产的早期阶段，我们会发现肉体惩罚急剧地增多——在大多数情况下，肉体是唯一可以触动的财产；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收容所（总医院、纺织劳动院或木工劳动院\*）、强制劳动和监狱工纷纷出现。但是工业制度需要的是一个自由劳动市场，因此在19世纪，惩罚机制中的强制劳动逐渐式微，“教养”拘留取而代之。毫尤疑问，关丁这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已经有了·系列的研究成果。

\*纺织劳动院是英国收容妓女的地力。木工劳动院是德国和荷兰设立的罪犯教养院。

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接受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应该置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中来考察：尽管它们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惩罚，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厚”方法，们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以道德观念或法律结构为背景来撰写-部惩罚史，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这种惩罚制度声称以掌握非犯的灵魂秘密为自己的日标时，我们能以肉体史为背景来撰写这和惩罚史吗？

历史学家早就开始撰写肉体的历史，他们研究了历史人口学或病理学领域里的肉体；他们把肉体看作是需求和欲望之源，心理变化和新陈代谢之所，细菌和病毒的侵害日标：他们揭示了历史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似平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基础，在社会史中，诺如杜菌的传播或寿命的延长这类生物学“事实”应占有何种地位（参见IeRoyLaturie)。但是，肉体也直接卷人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十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小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种有用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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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种征服状态不仅是通过暴力工具或意识形态造成的，它也可以是直接实在的力量的对抗较量，具有物质因素，但又不包含暴力它可以被计算，被组建，被具体地设想出来；它可能是很微妙的，既不使用武器，也不借助于恐怖，但依然具有物质结构。也就是说，可能有一种关于肉体的“知识”，但不完全是关于肉体功能运作的科学；可能有对肉体力量的驾驭．但又不仅是征服它们的能力；这种知识和这种驾驭构成了某种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当然，这种技术学是发散的，几乎没有形成连贯的系统的话语；它往往是各种零星的片断；它使用的是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尽管其结果具有统一性，但一般来说，它不过是一种形式多样的操作。另外，它不是固定在某种特殊的制度机构或国家机器中。它们都求助于它，使用、选择或推行它的某些方法。但是，就其机制和效应而言，它处于另外一个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所运用的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其有效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介于这些重大功能运作与具有物质性和力量的肉体之间。

这样，我们对这种微观物理学的研究就提出以下的假设：首先，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一是由被统治者的位置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效应。其次，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旷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正是在他们反抗它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这就意味着，这些关系深人到社会深层；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分野处，它们不仅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尽管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它们确实通过一系列复杂机制而连接成这种连续形式)，们是，既没有相似性，也没有同源性，而只有机制和模态的特殊性，最后，它们不是单义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这些“微观权力”的颠覆并不是遵循着“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则；这种颠覆不是由于国家机器被新的势力控制或原有的制度机构行使新的功能或遭到毁灭而一下子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插曲无一会被载人史册、除非它对制约着它的整个网络产生影响。

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像，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入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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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一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一知识，贯穿权力一知识和构成权力一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

闪此，为了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权力微观物理学，在权力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暴力一意识形态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在知识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有利害关系”和“无利害关系”的对立、认识的模式和主体的第一性。借用配第(Pctty)\*及其同时代人的一个词，但赋予它一种不同于17世纪的含义，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政治“解剖学”。它不是从某种“肉体”（具有各种因素。资源和力量的实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国家，也不是从某个小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肉体及其环境。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bodypolitic)，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

这就需要我们把惩罚技术——它们或者是用公开酷刑和公开处决的仪式来捕捉肉体，或者是以人们的灵魂为对象置于政治肉体的历史中。这还需要我们在考虑刑罚实践时，与其把它们看作是法律理论的后果，不如把它们看作是政治解剖学的一章。

配第（1623-1687），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坎托罗维茨（Kantorowitz）对“国王的肉体”做了一个精彩的分析、按照中世纪的司法神学，国王的肉体具有双重性质，既包含着有生有死的暂时因素，又包含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不变因素。后者需要受到维护，因为它是该王国的物质的但又无形的依托物，这种二元性从根本上讲很接近于基督教神学模式。围绕着这种二元性形成一种肖像学，种关于召主制的政治埋论，一些将国王本人与王位的要求既区分开又联系起来的法律机制，-些以加冕典礼、葬礼和征服典礼为登峰造极的仪式：在相反的端，人们会想到罪犯的肉体后者也有其法律地位、也造就了自已的仪式，他们也引起了系列的理论话语，但不是为了证实君主本人所拥有的“过剩权力”，而是为了说明这些受惩罚者所显示的“权力的匮之”、在这个最黑暗的政治领域里，罪犯是国下的对称而颠倒的形象、借用坎托罗维茨的说法，我们应该分析“犯的微不足道的肉体”。

如果说国王所拥有的过剩权力造成了国王肉体的复制物，那么施加在罪犯被征服的肉体上的过剩权力不也造成了另一种复制物吗？即马布利所说的“非肉体”，“灵魂”。因此，这种惩罚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历史就将成为现代“灵魂”的·个系谱或个因素。人们不应把这种灵魂视为某种意识形态残余的死灰复燃，而应视之为与某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相关的存在。如果认为这种灵魂是一种幻觉或一种意识形态效应，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它确实存在着，它有某种现实性，由于一种权力的运作，它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这种权力是施加在被惩罚者身上的，更广义地说、这种权力的对象是被监视、训练和矫止的人，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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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学咬中的儿童，被隔离的人以及被机器所束缚、工余时间也受监视的人：这就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它与基督教神学所展示的灵魂不同，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方法、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一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所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以为一种现实的人认识、哲学思考或技术十预的对象——取代了神学家幻觉中的灵魂。人们问我们描述的人，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人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一般而言的惩罚以及具体而言的监狱属于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我的这一结论与其是得自于历史，不如说得自于现实。近些年，监狱暴动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当然，暴动的目的、口号、和方式有某种似乎矛盾的东西。有些暴动是反抗整个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恶劣物质状况：寒冷、窒闷、拥挤．潮湿、饥俄以及虐待。但是，也有些暴动是反抗模范监狱、镇静药物、隔离手段以及医疗和教育措施。这些暴动的目标仅仪是物质方面吗？既反对落后陈旧的条件，又反对舒适，既反对看守，又反对精呻病专家，这些暴动不是相原矛盾吗？实际上，所有这些暴动（以及自19世纪初以来山监狱引起的无数话语)直是围绕着肉体和物质状况展开的：正是那些锁碎的物质细节维持了这些话语、这些记忆和漫骂，人们口能会把这些只视为盲目的要求或者怀疑在这些要求背后有图谋不轨的计划：实际上，它们足肉体层面上的反抗、反抗的就是监狱这种实体，问题并不在于监狱的环境是否太严酷或太令人窒息，太原始或太有章法，而在于它本身作为权力Ⅰ具和载体的物质性。“员魂”技术学——教育专家、心理学家或精神病专家的技术学—一既无法掩饰也无法弥补的正是这种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原因很简单，前者是后者的工具。我要撰写的就是这种监狱的历史，包括它在封闭的建筑物中所汇集的各种对肉体的政治下预，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郭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足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3.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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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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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ierre Nora）表示感谢。

[3]我将仅限于研究监狱在法国刑事制度中的诞生、因为各国的历史发展与制度千差万别，这就使得进行项具体详细的比较研究令人不性重负，而从总体上来描述这种现象又过于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