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21]18世纪未考尔克洪就提出对于像伦敦这种大城市这种任务之困难的观点(Colquhoun，27-29；293-294)，

[22〕“其它任何阶级都没有受到这种监视。这种监视是以与对获释犯人的监视几乎相同的方式进行的。看起来，工人被置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危险的社会阶级的范畴”（《工厂报》，第5年第6期，1845年3月）。

[23〕《判决公报》.《审判通讯》(Courrier des tribunaur)与《守门人杂志》（Journal des corcierges)不在其列，

[24〕参见《工厂报》（1844年6月）刊登的要求让犯人做“有害健康与危险的.1作”的致巴黎议会的请愿书。1845年4月，该报援引了布列塔尼(Brittany)的一个例子。在那里有许多开掘运河的充军犯人死于热病。因此在1845年4月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犯人为什么不从事与金银或白铅打交道的工作？……另参见1844到1845年的《政治民主》(Démocratie politique)。

〔25〕1843年11月的《工厂报》对《巴黎的秘密》提出批评，理由是该作品过分美化了过失犯，注重对他们的形象与他们的语言的描述，过分强调了犯罪倾向的必然命运。《大众蜂群》也有类似的对戏剧的批评。

〔26）在1.839年12月的《大众蜂群》上，文萨尔（Vinsard)对《世纪》(LeSiècle）上发表的巴尔扎克(Balzac)的一篇文章给予反驳。巴尔扎克说，对两个行窃的富人提出指控应该谨慎行事，因为稍微有点欺骗行为就会立刻变成丑闻。文萨尔写道：“喂，先生，请你扣心自问，难道相反的情况不是每天都在发

第四部分·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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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吗？难道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找不到各种于段来平息某种不辛的事件[吗？”

[27]在1847年3月的《博爱报》上讨论德鲁伊亚尔（Drouillard)案件，涉及的是设在罗什福尔(Rochefort)的海军机关的盗窃案。1847年6月有一篇文章论述布尔密（Bo.lmy）审判与居比埃尔·佩拉普拉（CbièrePellaprat）案件。1847年7一8月，有一篇文章评论掠夺公款的贝尼埃·格朗日·茹歇（Benier LagrangeJussien)案件。

〔28〕“获准卖淫、盗窃实物、侵人住宅、凶余、流浪，都属于下层阶级。而高明的抢劫、间接而巧妙的盗窃、精明地剥削人力、精心策划而大胆完成的背叛、超凡出众的欺骗表演，总之，切真正高雅的恶习与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受到法律的宽容而不被途打断，成为上层阶级的专利”（1838年12月1日）。

〔29〕参见1836年8月1日与1840年10月2日《法朗吉》关于德拉克龙日或埃利拉比德（Eliratide）所发表的评论。

第三章 “监狱”

如果让我来确定“监狱体制”最终形成日期，我不会选择颁布刑法典的1810年，也不会选择通过了关于分格囚禁原则的法律的1.844年。我甚至不会选择1838年，那一年夏尔·庐卡、莫罗·克利斯托夫与福歇撰写的关于监狱改革的著作纷纷问世。我要选的日期是1840年1月22日。这是梅特莱(Mettray)农场正式开始使用的日于。正是在这个不被注意、不被纳入史册的光荣日子，梅特莱的一个孩子在垂危之际说：“我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农场，太可惜了!”(Ducpé-tiaux，1852，383)。这标志着第一个教养所圣徒的死亡。据说，来自其它惩罚场所的犯入在咏唱关于这个农场的新惩戒方针的赞美诗时说：“我们过去宁愿挨打，但是现在囚室更合我们心意。”如果这种话可信以为真的话，那就无疑有许多被赐福的人将加人那个圣徒的行列。

为什么我选择梅特莱？因为它是最极端的规训机构，是各种对行为进行强制的技术集大成的标本。在它那里可以发现“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囚犯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这些班同时奉行五种模式：家庭模式(每个班都是由两个“老大哥”与“兄弟”组成的“家庭”)；军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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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有一个班长，下分两个小组，每组各有一名组长：每个囚犯都有号码，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每天有次卫生检查，每周有一次服装被褥检查；每天有三次点名)；工厂模式（有监工和工头，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与年轻内犯学艺）；学校模式（每大Ⅰ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课；由训导员或副班长讲课）；司法模式（每人在谈话室进行“司法”惩治：“任何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避免严重违法乱纪的最好方法是极其严厉地惩治最轻微的错误：在梅特菜，说一句废话都要受到惩罚。”主要惩罚手段是单独禁闭，因为“孤独是影响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独时，宗教的声音，即使以前从未进入他们的心灵，现在也会恢复全部感人的力量”。——Ducpétia1x，1852，377)。整个准刑罚制度都是人们为了使之不成其为监狱而创造出来的。它在因室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

这种不同模式的复合使得人们有可能揭示“训练”的功能特征、梅特莱的长官都不能是纯粹的法官、教师、工头、止式官员或“家长”，而只能是一种独特的干预方式中的这些东西的混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技师：品行工程师，个性矫正师，他们的任务是造就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他们每天负责监督九或十小时的工作（或者在车间里或者在田地)。他们指挥因犯班组按照号角或哨声进行有秩序的活动，体育训练、军事操练、起床就寝、散步。他们教授体育动作，[1他们检查卫生，督促洗澡。训练是与观察同时进行的。根据囚犯的日常表现，他们不断地积累起一整套认识。这种认识被用来当作不断评估的工具：“少年犯一进入农场，就要接受一番调查，包括他的出身、家庭状况、被送上法庭的罪名以及构成他短暂但往往十分悲惨的经历的其它违法行为。这种资料被写在、-块木板上。在这块板上依次记录着与每个囚犯有关的每一件事，他在教养所的停留时间以及他离开后被送往何处”(Ducpétiaux，1851，61)。对肉体的塑造产生了一种关于个人的知识。学习技术的学徒训练导致了各种行为模式。掌握技能与建立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强壮能干的农业工人被制造出来。在这种受到专门监督的劳动中，产生出顺从的臣民，形成一套有关他们的可靠知识。这种规训肉体的技术有双重效果：洞察“心灵”和维持服从关系。有一个成果可以证明这种训练工作的有效性：1848年，当“革命的狂热激发了所有人的想像时，当昂热、拉弗莱什、阿尔福尔等地的学校，甚至各寄宿学校都起来造反时，梅特莱的囚犯比以往更平静”(Ferrus)。

梅特莱特别具有典型意义之处，在于它自已所承认的这种训练运作的特点。这种训练是与其它监督方式—医疗，一般教育和宗教指导——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它们为基础。但是，不能把它与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也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家庭”的班组长、工头都必须与囚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衣衫几乎与囚犯一样“简陋”。他们实际上从不离开囚犯左右，日夜观察着他们。他们在囚犯中形成了一个持续观察网。为了使囚犯能够自我训练，在农场建立了一所特殊学校。教学计划的主要宗旨是使未来的干部受到与囚犯一样的学徒训练与强制：他们“像学生一样受到纪律约束，以后他们作为教师将自己实行这种纪律”。他们学习有关权力关系的技艺。这是第一所实行纯粹纪律的训练学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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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养”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在“人性”方面的证明或在某种“科学”方面的依据的工程，而且是一种经过训练而学到的、服从一般规范的技术。这种实践通过强制来规范无纪律者或危险分子的行为，反过来也通过制定技术与理性思考来使自己被“规范化”。这种规训技术变成了一门有专门学校的“学科”。

人文科学历史的研究者碰巧也把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日期确定在这个时间，因为在这些年里，书伯(Weber)正在使用他的小罗盘来测量感觉。而在梅特莱出现的东西（迟早在其它欧洲国家也会发生）显然属于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监督的出现或制度化或命名礼。这种监督是施加于抗拒规训者的知识与权力，然而，在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这些纪律专家的出现肯定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人们会说，对感觉反应的定量评定至少能从新兴的生理学中找到根据。单凭这一点，它也应在科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是，规范监督也被一种医学或精神病学紧紧地包装起来，从而也具有一种“科学性”。它还受到一种司法机制的支持.后者直接或间接地给予它一种法律证明。因此，在这两种重要的保护层下，作为这二者的联系纽带或交流媒介，一种精心制定的规范监督技术不断地得到发展，延续至今，自从梅特莱的小学校建立以来，这些方法获得了层出不穷的具体而制度化的支持。它们的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扩大了。它们的辅助设施也随着医院、学校、公共管理机关、私人企业的增多而增加：它们的人员在数量、权力与专业资格方面都得到扩充。对付无纪律的技术人员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在实施规范化的权力被规范化的过程中，在对一种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一知识的部署中，梅特策及其学校标志着一个新时代。

\*韦伯（(Weber，Famst Heinrich，1795-1878)，德国解剖学家，生理学家，主要以对感觉反应的研究而著名。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刻作为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的惩罚艺术形成的起点呢？这是因为这种选择总是有点“小公正”。因为它把这个过程的“终点”置于刑法的较低应用领域中。因为梅特莱既是一所监狱，又不完全是监狱；说它是监狱，是因为它收容被法庭定罪的少年犯，但它还收容受到指控、但根据法典第66条应宣判无罪的未成年人，同18世纪一样收容代替家长管教的寄宿生。梅特莱这个惩罚样板恰恰位于严格意义的刑罚范围的边界。在刑法领域之外，有一系列的机构组成了“监狱群岛”。梅特莱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然而，一般原则、重大法典以及法规在这一问题上都十分明确：不准有。“法律之外”的监禁，不准有未经正式司法机构决定的拘留，那些专横但却普遍存在的禁闭不得再继续存在。然而，刑罚外监禁的原则实际上从未废弃。（大革命期间有关家内法庭、家长管教、家长禁闭子女权利的辩论还有待研究。）此外，如果说古典主义方式的大禁闭机构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被废除了，那么它又很快地复活了，并沿着某些方向重新部署和发展。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监狱这个中介，一方面与法律惩罚手段相统一，另一方面与规训机制相统一。禁闭、司法惩罚与各种规训机构之间的界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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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时代已经被并得模糊不清，现在则趋向于消失，趋向于构成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体”。这个系统把教养技术扩散到各种最单约的纪律中，使纪律规范渗入到刑法体制的核心，并用纪律规范来控制最轻微的非法活动，最不起眼的不正规、偏离或反常以及过失犯罪的威胁：种微妙的、分等级的“监狱网络”及其严密的机构与各自使用的方法，担负起古典时代那种专横、普遍但很不统一的禁闭的责任

在此，我无意重构这整个网络一一它首先是形成监狱的直接外违，然后不断地向外扩展。但是，提供少许的提示与名干口期，将有助于了解这种现象的广广度与早熟性

在中央监狱军建立了农业部门（1824年加永〔Gaillon〕首创，随后丰特夫罗[Fontevrault〕、勒杜埃尔〔LesDouaires]、勒布拉尔〔LcBoulard〕相继建立)。为被遗弁的流浪儿童建立了农场（1840年珀蒂堡〔Petit-Bourg〕，1842年奥斯瓦尔德〔Ostwald〕）、为“惧怕堕人非正常生活”的年轻女犯，“因母亲堕落而过早接触丑恶生活的贫穷而纯洁的女孩”，被遗弃在医院和夜店门前的女孩，设立了救济院，根据1850年法令建立了劳改农场：免于起诉的与被定罪的末成年入被送到这些农场，“在严格的纪律下过集体生活，在农业劳动及与农业有关的基本产业中接受训练”；后来，被判处终身苦役的未成年人与“受公共事业救济局监护的未成年流氓”也被送进来（有关各机构的情况，见Caillac，99\~107）。此外，“监狱领域”愈益远离严格意义的刑罚，愈益扩大，监狱的形式慢慢削弱乃至最终彻底消失，出现了遗弃儿童或贫穷儿童收容所，孤儿院（如诺伊霍大〔Nchof〕或梅尼尔菲尔曼{Mesnil-Firmin)），习艺所（如兰斯的伯利恒〔Bethleemde

Reims〕或南锡习艺所〔Maison dcNancy〕，甚至出现了上广—修道院，如拉索瓦热尔〔La Sauvagère]、塔拉尔〔Tarare]和瑞瑞里约Jujuriew〕，年轻女工在13岁左右进入这些地方，几年内过着禁闭生活，外出必须有人监督，领取的是记账单而不是.1资；劳动热情高、表现好，可多得奖金；1资只有在离开时才能拿到)。再扩大些看，还有一系列的机制虽然没有采用“严密的”监狱模式，但是使用了某些“监狱方法”，如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提供帮助但也进行监督），工入住宅区与集休宿舍—最原始的宿舍依然带有十分明显的教养制度的痕迹。[2]最后，这个大“监狱网”包容了遍及整个社会的所有规训机制。

我们已经看到，在刑事司法中，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一种教养技术，而“监狱群岛”则把这种技术从刑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这就产生若干重要后果。

1. 这个宏大的机制建立了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这就容易很自然地从不守秩序过渡到犯罪，反过来，从触犯法律过渡到对准则、常态、要求和规范的轻微偏离。在占典时代，尽管有某些关于犯罪的一般提法，〔3]但是犯罪（crime）领域、罪愆（sin）领域与不良行为领域始终是分开的，它们有各自的标准与各自的权威（法庭、忏悔、禁闭)。相反，具有监视与惩罚机制的监禁是按照一种相对连续原则运作的。各种机构本身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公共救济与孤儿院、改造所、教养所、规训营、监狱相联系；学校与慈善团体、工厂、救济院、女教养修道院相联系；工入住宅区与医院、监狱相联系)。惩罚标准和机制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以单纯的离轨行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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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强化准则和增加惩罚，（在知识须域与权力领域）已确立的、专业化的、有权能的权威有一种连续的等级。这种权威绝不恣意妄为，而是严格地照章办争，借助观察与评估，划分等级，分辨程度，做出裁决，施加惩罚，从矫工反常逐渐地过渡到惩罚犯罪。这种“监狱体系”具有许多分散或紧凑的形式，具有许多监督或限制、周密监视或持续强制的机构，从而保证了惩罚手段按照质和量相互沟通。它根据十分微妙的划分，把轻重刑罚、温和与严厉的处置、不好的评分与不重的判决连成序列。最轻微的无纪律似乎也预示着，你将最终被送上囚犯船；严酷的监狱则向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说，我将记录下你的任何不规矩行为。18世纪的人曾在有关表象与符号的“意识形态”技术中寻求惩罚功能的共相。现在，各种“监狱机制”的复杂、分散但统一的扩展与物质构架，成为这种共相的依托。结果，某种重要的共相贯通了最轻微的不规矩与最严重的犯罪。它不是犯法，不是对共同利益的冒犯，而是对规范的偏离、反常。正是它纠缠着学校、法庭、收容院与监狱。它在意义与功能的领域中统一了“监狱”在策略领域中所统一的东西。社会的敌人取代了君主的对头，同时也被变成一个不正常者，他本身带有捣乱、犯罪与疯癫等多重危险。“监狱网络”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惩罚与不正常这两个复杂的长序列联结起来。

1. “监狱”及其广泛的网络允许募用重要“过失犯”。它建立了“规训职业经历”：在这种经历中，经过各种排斥和遗弃后，就启动了一种纯粹的进程。在古典时期，在社会的禁区或空隙汗辟出一个浑沌的、受到宽容的、危险的“非法者”领域，至少是逃避权力直接控制者的领域：这个不确定空间对于犯罪来说是个训练场或避难所。在那里，贫困、失业、逃避尤辜迫当，狡猾多诈、反抗权势，无视义务与法律、有组织的犯，都因各种缘由汇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冒险领域，占尔·布拉斯、谢泼德和曼德兰都以各自的方式栖身于此。19世纪的情况则不同：通过规训区分，构建起体系内的严格渠道这些渠道借助相同的机制，培养驯顺状态，制造过失犯罪。这里有-种连续而强制性的规训“训练”，它有某种教育课程与某种职业网络.从中产生了安全的、可预知的、属于社会生活的职业经历：救济团体、寄宿学徒、劳改农场、训练兵营、监狱、医院、救济院。这些网络早在19世纪初已被规划出来：“我们的慈善机构是一个极其协调的整体，穷人从摇篮到坟墓无时无刻不得到帮助，观察一下不幸者的人生旅程，你会看到，他出生便遭遗弃，被送进育婴堂，然后进人孤儿院，六岁时进入小学，以后又进入少年学校。如果他没有工作能力。他就被列入地区慈善机构的名单，如果他病了，他可以在二家医院中选择就医，……最后，当这个可怜的巴黎人接近生命的尽头，七家救济院在等待他，它们那有益于健康的制度使他的风烛残年得以延长，超过了富人的寿命”(Moreau de Jonnès，转引自 Touqu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