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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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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分裂分析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命题中，无意识欲望具有两极：一极是精神偏执症(paranoia)，另一极是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它们既是精神病学富于特征的症状类型，更是哲学和美学意义上互相对照的不同取向，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力量和运动方向。前者是顽固或执著地追求统一、秩序、类同、整体、身份认同和辖域化；后者则是弥散性的和游牧性的，具有如下特色：多元、增殖、生成、流变、片段、解辖域化，等等。在资本主义体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精神偏执狂类型与精神分裂症类型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全球性的体系、唯我独尊的控制力量、全景主义和中心主义，将个人置入其形象模子中加以重塑，因此是法西斯式的、恐怖主义的类型，是树状体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精神分裂式的方式则是块茎式的，没有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僵硬的结构。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一术语常常招致误解。此词最初借用于精神病学，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此来描绘资本经济、文化和利比多等的动态之流变。他们倡导分裂症的概念以抨击资本主义体系，把分裂症视为建设性、革命性的正常状态，而把偏执狂视为疯癫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把文学视为类似分裂症的革命机器：文学能够通过审美超越，打破现存体制，孕育新的视界。卡夫卡及其相关的少数族文学概念是他们的著名例证，其中蕴涵着反抗正典文学，反德国法西斯主义、反英美官僚技术机器、反奥匈帝国城堡、反西方菲勒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力量。同时，他们也期冀着相应的分裂分析型的读者出现，其任务是将文学文本转化成欲望机器和革命机器，①以新视野读出文本的新的意义。“更确切地说，德勒兹和加塔利使用精神分裂症以意指精神与社会功能的一种特定模式，具有既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压抑，又为资本主义经济所生产的特征。”①霍兰德以爵士乐与交响乐的对比，以及美式足球与英式足球的对比，来对精神状态的这两极加以例说。交响乐队与英式足球队，爵士乐与美式足球显然都不是精神疾患，但却分属两种类型：交响乐队与英式足球队类似精神偏执症，因为它们分享某种组织和运作模式，明确地分派固定的角色，追求某种统一效应。而爵士乐与美式足球则近于精神分裂症，因为它们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群体中的人物互动更为自然随意、自由无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精神分裂症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的一种解辖域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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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一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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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righ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pp. 159\~ 165, London: Routledge, 1989. A. Edgar and P. Sedgwich,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Thinkers, pp. 39\~42, London: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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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一词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后结构主义重要概念，其前缀“schiz一”既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又指更具哲学普遍意义的裂变、划分、生成的过程，标示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拆解总体化思想的特征。②德勒兹在他的著作《对话》(Dialogues,1977)中对这种分裂分析作了颇为详细的描述。德勒兹和加塔利把“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与作为医院临床实体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区分开来”。他们把精神分析，尤其是其中标志性的俄狄浦斯情结，视为一种总体化的阐释范式和归纳模式，它如同频道，把欲望纳入适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中。而“分裂分析聚焦于亚个体的身体诸部分与超个体的社会联系，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领域整合成为单一的欲望生产领域”③。分裂分析并不是回归弗洛伊德或马克思，而是尼采式地注重关系之中的差异因素，注重多样性、机遇与生成，是以无羁的思想和欲望之流取代索绪尔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能指霸权的一种积极、革命的逃逸线。可以说，分裂分析既是认识论一心理学批评，也是社会历史批评。

在西方思想史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倡以后结构主义的分裂分析替代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一切欲望皆属于社会而不囿于家庭。他们质疑精神分析关于利比多与匮缺论之间的关系，反思超越家庭的欲望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相，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分裂分析把欲望(精神分析)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两个体系转换成为“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的概念，否定了从柏拉图以来(包括弗洛伊德和拉康在内)将欲望视为“lack”(此词具有“匮缺”与“需要”双重含义)的概念，把欲望看成是第一重要的生产力，认为无意识欲望是一种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是一种“欲望机器”。在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经典理论相关方面，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欲望视为基础的一部分，而不是上层建筑。分裂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利奥塔所说的“利比多经济学”相结合，拒绝两者中任何一者有优先权。在分裂分析的理论视阈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强化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马克思相反，将社会与个人分离。“欲望生产”则体现了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加以弥合的理论努力，《反俄狄浦斯》的核心章节区分了精神压抑(该书第二章主旨)与社会压制(该书第三章主旨)，意在将弗洛伊德加以社会历史化。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 —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x, London:Routledge, 1999.

②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6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83, New York:Routledge, 1996.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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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勒兹和加塔利分裂分析的思路与方法而言，社会压制与个体心理压抑有着重要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社会压制的形式决定了心理压抑的形式，两者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总是站得住脚的。对分裂分析而言，精神分裂症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病状或精神错乱，相反，而是指在由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分裂式的动力学力量，以及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机构(包括精神病院、精神分析和核心家庭等结构)之间的不协调状态。因此之故，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皆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作为副标题。在此意义上，无法再以单纯而狭隘的心理学维度或病理学个人疾患来界说精神分裂症，而应将其作为一种过程哲学或动态美学，并且将其置人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阈。

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分析具有“唯物论精神病学”之称，有较为复杂的理论资源和唯物主义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起点是19世纪三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分裂分析从他们原创性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此外，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受惠于斯宾诺莎和柏格森，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例如混沌理论与分子生物学理论。W.赖希(WilhelmReich)认为心理压抑依存于社会压制，他因此被德勒兹和加塔利视为“唯物论精神病学”的真正的奠基人，是“提出欲望与社会领域相联系问题的第一人”①。尤其是他突出了大众法西斯主义情结问题，而不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意识形态问题或虚假欺骗问题。这与福柯把《反俄狄浦斯》读解成为“反法西斯主义之书”的结论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从学理渊源上说，德勒兹的分裂分析哲学有两类思想资源：一是早期他钟情并浸润于斯宾诺莎、柏格森、尼采的思想中所汲取的反叛、差异的哲理，二是他后来与加塔利合作并密切接触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理论视野由此大为拓展。分裂分析的概念就在这两类皆颇具价值但又迥然不同的思想或著作之间激荡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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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哲学的观照下，《反俄狄浦斯》所讨论的最基本关系是利比多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而扬弃了其他关系或问题，例如临床医学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界说，心理学视欲望为“匮缺”的定义，俄狄浦斯模式等都遭到他们的扬弃。但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纳入问题框架进行整合，德勒兹和加塔利并非始作俑者。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是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杂糅的佳例，W.赖希的《性高潮的功能》亦颇为著名—它们都是《反俄狄浦斯》的前驱。马尔库塞实际上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历史概念、韦伯的宰制概念落实到弗洛伊德的表达模式上，把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标靶，由此改变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的历史观。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原始部落神话和原初弑父的母题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非真正的人类学，也不具真正的历史价值。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施行压迫与压抑的权威象征，在马尔库塞的神话一历史图式中第一次由家庭向外拓展到社会，从父亲形象延伸到头领、牧师、老板等形象。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明显地体现了融合马克思与尼采的旨趣：韦伯改革基督教心理学(尼采最喜爱的目标之一)以适于资本主义剩余生产的动力学(马克思分析的主要焦点)。韦伯的关键概念“理性化”既来自尼采《道德系谱学》对作为等价物的堕落文化的现代性分析，也与马克思关于作为资本主义普遍等价物的资本经济看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卢卡奇把韦伯的“理性化”移植成“具体化”(视之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直接效应)，都接近于分裂分析对尼采与马克思的糅合。①德勒兹和加塔利与韦伯、霍克海姆、阿多诺、卢卡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效应：解编码与重新编码。他们避免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铁笼、霍克海姆/阿多诺关于单维度的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卢卡奇对前市场化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怀旧情感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抨击等片面的悲观主义倾向。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 London:Routledge, 1999.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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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他们与其他所有后结构主义明显不同的一点，在于其将尼采与马克思的唯物论结合在一起。尼采与马克思一方面都强调身体及其力量(权力意志、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身体能做什么”的历史延伸维度。他们都认为精神结构(如信仰)和社会结构阻碍或制约了人类力量的发展。尼采和马克思皆批判当代社会，只是分析的对象殊为不同：尼采侧重于心理与文化维度，马克思则是侧重于社会经济维度。他们的结论也不同：尼采认为要通过追求个体的自我改变而从虚无主义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则认为要通过追求集体的社会变革而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借用韦伯的观点来说，现代新教禁欲主义与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以对个体的压抑为特征，后者则以对社会集体的压制为基础，因此尼采对禁欲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德勒兹和加塔利则更进一步从反精神分析的维度指出：严格地说，不是北欧的新教，而是核心家庭成为人类再生产(禁欲主义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精神分析聚焦于核心家庭，错误地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人类生产的普遍形式，从而使得弗洛伊德学说成为一种本质上与资本主义辖域化合谋的禁欲主义心理学。反精神分析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上，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必须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加以历史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反驳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关于“匮缺”形态的描述。他们追随巴塔耶，认为社会总是在生产某种剩余物——不管境况多么糟糕，剩余物多么微不足道。社会的组织安排围绕着如何决定和由谁分配这些剩余物而运作。将弗洛伊德历史化和加强对人为的匮缺性的社会管理，这两者对分裂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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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ff. , London:Routledg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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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弗洛伊德与尼采历史观的问题上，德勒兹/加塔利与布朗(N.O.Brown)的观点形成交织和对照关系。虽然他们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弗洛伊德与尼采认为西方文明社会不断地对人类犯罪，但是布朗倾向于借用弗洛伊德学说对此加以解释(尽管他在对弗洛伊德的修正中也乞援于尼采关于金钱的分析)，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倾向于借用尼采思想对此进行阐发。布朗认为金钱的原初功能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创造与支付债务，由此既滋育又缓解了犯罪。在古代社会，债务被归于神，因此在原则上是可以清偿的，而且实际上也呈现周期性清偿的现象；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当债务归于他人并非归于神的现代来临时(新教世俗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债务便变得无限循环且不能清偿了。布朗认为，只有完全拒斥新教一资本主义罪与债的文化，将此理解成为精神病的一种形式，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德勒兹和加塔利钟情于尼采式的社会政治解释，在旨趣上迥异于布朗式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维度的解释。他们的历史观清楚地表明：历史绝非是精神病症，而是机遇和流变。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它建立在非个人市场联系的“现金关系”(cash nexus)的基础上。但布朗的看法也给予了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极大的思想启迪，他们由此看到尼采和弗洛伊德关于罪恶的分析对于马克思的剥削分析理论具有重要的互补性：金钱不再仅仅被设想为交换和积累的工具，而且也是制造和施加债务与罪恶的工具。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后现代探索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在社会文化层面，精神分裂症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揭示了其内在矛盾。总括而言，资本主义孕育了精神分裂症，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主导世界历史的重要社会文化模式和流变力量，不断地在扩张。但是，无论是地理上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还是心理上利益驱动的扩张(欲望的市场竞争)，都消弭了现存的意义与信仰，因此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资本主义的另一极“精神偏执症”则倾向于建立绝对的信仰系统，企图将一切意义加以固定。尽管“偏执狂”与“分裂症”两个术语皆有精神病学的渊源，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主要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规律和组织原则。前者古老、传统，以信仰为中心，以辖域化为特征；后者生气勃勃、自由无羁，具有革命的或积极的潜力，呈现出解辖域化的趋向。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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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作为一种历史向度的唯物论精神病学，分裂分析从现代三种唯物论中汲取了养分：《反俄狄浦斯》的专门术语及其运用不仅融合了弗洛伊德利比多概念和马克思劳动力的概念，而且正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成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欲望生产)的基石。但是，若把分裂分析理解成为这三种唯物论的大杂烩却是错误的，因为对这三种分离的视角进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合几乎不太可能。确切而言，它们之间不是总括或补充的关系，而是交互干扰或矫正的关系。而对《反俄狄浦斯》而言，分裂分析的核心问题不是“它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它能够做什么”和“它如何做”的问题。①与其说分裂分析是理论问题，毋宁说它是实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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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 霍兰德在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分小节论述了分裂分析“如何做”的三个批判性运作机制，分别与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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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

如前所述，霍兰德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俄狄浦斯批判分为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两方面：内在批判旨在于阐发欲望生产，外在批判旨在于阐发社会生产。

在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核心论旨集中在欲望生产的概念阐发上。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微观政治哲学阐发反映了五月风暴之后欧洲一代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理论加以整合和扬弃的努力。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与经典精神分析学派俄狄浦斯学说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颇为不同的欲望观和生产观。他们的分裂分析将欲望(精神分析)和劳动(政治经济学)两大体系转化成为“欲望生产”的概念，开辟了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的新领域。

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分裂分析的思路在精神分析层面对俄狄浦斯情结解辖域化，以系谱学方法探究在社会历史层面俄狄浦斯由何而来，在前社会中它是什么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如何通过核心家庭再生产的私人化而转化和实现的，进而分析原始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三者在生产、刻录和消费方式上的性质与差异。以下主要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的题旨，结合霍兰德的《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1999)与R.博格的《德勒兹和加塔利》(1996)的相关阐述，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概念及其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的维度的历史叙事问题试加论析。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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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欲望生产的三种综合与构型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理论具有复杂丰富的内涵：在精神病学层面，精神病患者常常体验到他们身体的各个部分是分离的实体，有时感到它们像是侵犯和迫害人的机器。精神分裂症发作时患者似乎可以看到体内没有器官；有些患者则看到影踪不定、多种形象的人物，并在臆想中认为自己是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如拿破仑、耶稣等等。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以精神病学的经验为基础，从心理学维度提出欲望生产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将精神疾患浪漫化，而是力图由此揭示在当代哲学和美学语境中颇为重要的无意识问题的核心症结，并且将其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史联系起来，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在学理上，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欲望生产是一种持续不断且似乎无所不在的创造流和强烈情感流，并以多元和弥散的方式体现出来。无意识没有提出意义问题，而只提出使用的问题。欲望问题不是“欲望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而是“它是如何工作的”问题。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皆将欲望等同于缺失，德勒兹和加塔利则扬弃了这种传统的欲望观，而将欲望视为第一重要的生产力，并试图将无意识欲望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起来。

鉴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是从精神分析的维度切入而展开论旨的，因此他们的欲望生产观念具有对人的精微复杂的心理机制加以深入探究的微观特性。根据霍兰德的看法，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题旨下的反俄狄浦斯的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皆直接来自对心理情综的分裂分析理解。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研究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①他们对欲望生产的心理情综(the psyche)的分裂分析模式是一种机器模式，或机制模式—欲望机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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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生产与三种逻辑综合和三种无意识构型密切相关。德勒兹曾经在他的《意义的逻辑》中阐发了三种逻辑综合：链接综合、选言综合和联言综合。而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它们分别与不同社会体(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维度—生产、刻录和消费—联系起来，构成与欲望机器相关的三种无意识综合。

反俄狄浦斯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揭示欲望生产的这三种综合机制：生产的链接综合，刻录的选言综合，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因为欲望机器是根据这三种综合而运作的。与这三种综合相应，R.博格认为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是精神(病)体验的三种构型(霍兰德则认为是无意识的三种构型)，它们构成了欲望生产的基础。②德勒兹和加塔利从精神分析和社会生产的层面把这些情综的功能模式称为综合(synthesis)，部分原因是为了引起与康德统觉的综合(syntheses of apperception)相类似的联想。正如康德的统觉综合是建构知识的方式一样，这些综合是对过程加以把握的方式或建构经验的方式。从欲望生产概念的主要脉络中，可以梳理出三种综合与构成类型。以下试分述之：

一、欲望机器的“生产的链接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机器(desiring-machines)概念属于分裂分析的范畴，而不是一种文学隐喻。他们否定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利比多欲望观，而认为无意识欲望是一种生产方式和思想方式，而且欲望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异质的、流变的和多元性的；由于不同的社会对欲望流的编码和辖域化的方式不同，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欲望机器生产的链接综合（theconnective synthesis of production).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25, London:Routledge, 1999.

②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95f., New York:Routledge, 1996. 本书关于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的阐发主要参考此书。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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