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63368785" library_document_id: "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 source_sha256: "76fc83973f4e594cacf2106abbab029be1dc2dca41d661e30549a07903879ba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9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4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start=14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4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3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50&limit=10" --- #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0 | PRINTED_PAGE=132 在专制社会体的权力结构中，反生产的功能颇为不同，它不是以血缘系谱和婚姻联盟的网络来连接债务与责任义务，而是将一切义务都集中地导向专制者本人——人们必须对独裁统治者效忠，从而把原始社会体零星的、交互的反生产关系转化成为向“超编码”的独裁统治者(例如封建社会的国王)履行的一种无限的、单向的债务。比较而言，专制主义的精神偏执症(paranoia)特征，不仅可以同原始社会体精神反常症(perversion)的特点形成对照，而且还可以同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及核心家庭症(neuroses of thenuclearfamily)构成对比。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金钱公理化的出现打破了以货易货和物物交换的社会生产流通状态，标志着以抽象价值对社会编码和文化意义的一次宏大的解辖域化。资本主义与其他任何以编码和超编码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公理化(axiomatization)过程的基础之上的。公理化不仅脱离了意义、信仰和习俗，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蔑视和颠覆它们。可以说公理化把具有特异性质的活力论和现代主义赋予给资本主义。与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质量”的社会组织不同，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社会组织机制是“数量”的、严拒意义的。例如在资本市场上无名无姓(性)的工人只有作为抽象而可测量的劳动力数量才具有价值，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不再存在与性质相关的区别。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称为流(flow)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编码与超编码。它在生产厂家(包括消费生产)投资的金钱之流(劳动、物资、技术、市场开发)与生产一消费循环的末端回笼的金钱之流之间构成了一种可计数量的差异。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的，不再支撑原始社会体本土性组织的动态债务关系，也不再为了反生产的超验实体(如专制者)的原因而组织等级制的生产，而是为了剩余价值本身进行不断地生产。资本本身成为它自己反生产的例证，剩余价值变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公理化通过抽象价值对编码和意义进行第二次宏大的解辖域化(专制独裁的分配是第一次宏大的解辖域化)，金钱(资本)及其公理化原则取代了编码和意义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公理而不是用编码和超编码来将流动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与其他社会体区分出来的理由之一。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3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1 | PRINTED_PAGE=133 原始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分别与社会生产/欲望生产/反生产的三种模式密切相关，而俄狄浦斯化则是其中一个漫长的故事——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述中，欲望的俄狄浦斯刻录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尤其具有特殊的形态和意义。 一、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与辖域刻录 原始社会体是一种前国家机器，近似于原始共产主义，其社会组织形式是前种姓、前阶级的，权力弥散于整个群体，并未集中在某一个集团或个人手上。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缺场，原始社会体大致由行为、信仰和意义的符码所统制——原始机器的社会体是大地的躯体。由社会体这个准原因(quasi-cause)衍生出人际关系、经济交换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 在原始社会体中，生产和反生产的力量是通过亲属关系而运作的，核心家庭和再生产功能皆由亲属关系衍生出来。婚姻的功能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合与生儿育女的个人行为，而且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由整个社会秩序加以掌控。在原始社会，乱伦禁忌的功能除了人们逐渐认识到的生物遗传禁忌的因素外，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阻止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关系，而是鼓励人们通过向外联姻而促进社会领域的联系。而把乱伦禁忌作为一种禁制和前刻录(proscription，此词亦有“驱逐、禁制”之意)的观念，是把现代俄狄浦斯视角强加于原始社会组织之上。家庭内部的禁制意味着驱使家庭中的青年成员向外拓展社会联系，促使他们在家族或部族之外结亲，由此强化家庭联盟与社会活力。反之，将俄狄浦斯视为情结，则是将核心家庭作为再生产的机构，并且与其他社会关系分隔开来，从而阻碍了生存空间的拓展，削弱了乱伦禁忌与外婚制的极为重大的社会价值与意义的联系。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13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2 | PRINTED_PAGE=134 严格地说，原始机器是唯一的辖域化的机器。鉴于原始社会的大多数社会关系是由亲属关系决定的，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辖域机器的原始功能界定为“衰落的联盟与血统”的功能，意指它与大地躯体的血脉关系趋于衰落。亲属体制是网络式的，它通过血缘关系的组织与合作(血统)和婚姻关系(联盟)对商品、人、特权和声誉的流变加以沟通、限制和编码。其中，血统(filiation)是机构性的、等级制的；联盟(alliance)则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血统与联盟(联姻)犹如原始资本的两种形式：一是固定住资本或确立血统的根基，一是促进资本流通或推动债务无阻碍地循环。 债务一义务网络构成了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的结构。乱伦禁忌实质上是更大的社会生产/反生产组织的禁忌范畴中的一个亚范畴。原始部落的猎手们被禁止消费他们自己的猎物，恰如父母被禁止与他们的孩子生育后代一样。原始社会的普遍律则是：一切生活方式皆须循环，不管是子宫还是物品。原始社会的债务一义务和消费体制的建构，是为了防止直接接近和获取其作为生活方式或生命的对象。由于这种欲望与其直接目的是相悖的，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原始社会的组织视为反常的社会体。欲望与原初对象的联系、生活本身的源泉—大地(食物、衣物和蔽所等等)以及母亲(乳房、胎盘、子宫等等)——都必须以社会组织的律则作为中介。生产的链接综合与大地及母亲具有直接而多元的联系，因此被刻录的选言综合所分离。 这种分裂式的综合建构了原始社会秩序的反生产关系网络。当然，这是选言综合的一种排除性运用，因为原始社会组织积极地鼓励某些关系，而排斥另外一些关系。因此可以说，原始社会组织的普遍法则是由亲属关系的联姻和血统，或共时性与历时性所组构的。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的血缘关系通常仅仅涉及两代(或最多三代)脉传，而联姻关系仅止于法律姻亲关系(in-law)层面。原始社会则不同，其成员的历时性血脉则可以计算出许多代，而共时性的联姻则贯串于整个社会。①列维一施特劳斯曾经论述过原始社会亲属制度中不同部落之间的婚姻具有债务功能。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债务并不是像列维一施特劳斯等交换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互惠交换的稳定体制偶然产生的副产品，而是一种非平衡性：非平衡方能够促进赠礼与还礼的循环(不同于商品交换，那是互惠和完全交换的抽象而理想的体系，而非平衡和特权问题则导致这个系统的不断衍化与循环)。每一次礼物交换皆预设了一种赠礼方所建立的债务或义务，以及受礼方的某种声誉和特权(即一种“符号的剩余价值”)。每一个人在最初进入部落之时，他或她都在礼物交换的社群网络中被设定了自己的位置，设定了他或她与长者特权的债务联系。因此，可以说债务关系和“符号剩余价值”(特权/声誉)的链接是通过这种加入仪式的机制而产生的。在这类仪式中，初加入者的身体作为大地躯体的一部分，被(以刻绘图腾、文身等方式)刻录上联盟和血统的符号。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34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8., London:Routledge, 199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3 | PRINTED_PAGE=135 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组织是由刻录系统所实施的，它属于一种辖域刻录(territorial inscription)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刻录系统称为“残酷的系统”。它强烈地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原始社会反生产律——外婚制，排斥直接消费——则直接在肉体打上了烙印。这种刻录模式是原始社会体的表达方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德里达的说法，即原始人的书写方式意味着：“大地上的舞蹈，墙壁上的勾画，身体上的标记都是一种书写系统，一种地理文字学，一种地理学。”但是这种书写系统不是能指与所指的原始语言，因为这种书写系统“并不与声音结合，也不从属于声音”，而是与声音相链接，与声音相等同，具有多元性。①加入者的庆典是与牺牲仪式相交织的。这种场合中的声音“犹如联盟的声音”，刻录在初加入者身体上的标记则犹如“拓展的血统”的图案。虽然这时所发出的声音和初加入者身体上所留下的印记并无相同之处，但是却以一种复线的方式互相作用。每一个词语和每一个标记皆有多元的蕴涵和一种具有预期效应的力量，因为原始符号是置于场景中的，不能完全与特定的身体、场所、仪式、姿态及故事等因素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对它们之间这一因素与那一因素的关系加以固定。因此，这种刻录通过多元的符号对个体的身体加以编码，给身体打上亲属系统的印记，并且在债务的普遍经济学和符号的剩余价值内部给其指定一个位置。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p. 95\~97, New York:Routledge, 1996.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13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4 | PRINTED_PAGE=136 这种符号与赠礼的经济学同时也是一种痛苦与愉悦的利比多经济学。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中曾经指出债主与欠债者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当欠债者未能归还债务时，债主获得补偿的一般实践方式是痛苦地折磨欠债者，但这只有在欠债者的痛苦能够使得债主感到愉悦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牺牲者的痛苦与观看者的愉悦相等同的观念在初加入者仪典中是可操作的，每一笔债都是一种痛苦；每一种符号剩余价值的单元都是一种愉悦的单元。这种制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债务制度或辖域表达：一种说出或吟唱的声音，一种标记在肉身之上的符号，一种从痛苦中抽取愉悦的眼睛；这些是一个野蛮三角形的三条边，构成了一个共鸣与记忆的辖域，一出残酷的戏剧’，意指着三位一体并各具独立性质的发音之声，画图之手和欣赏之眼。”① 原始社会生活中有大量稀奇古怪的文身、穿鼻、凿耳、饰唇的现象和充满痛苦体验的残酷仪式。受到尼采《道德系谱学》的启迪，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为了造成强大到足以克服个人直接消费的生活欲望的集体记忆，需要施行大量的痛苦和残酷行为。反生产力建构了原始社会组织，原始社会体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乱伦，而是来自可能会脱离反生产力掌控的物流和人力之流；残酷的仪式和刻录的系统被用来为一切物资与力量之流编码，以便它们能够在社会中循环不已，无法脱离社会掌控。原始编码因此同时在债务一义务及消费的系统与特定的书写形式之间建立起联系。它强化前者并且使之成为可能，又使后者为原始部族创造和刻录了一种集体记忆。 原始书写作为一种刻录形式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身体(人体与大地之体)上，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声音与图画构成了刻录系统的两个独立的亚系统，它们之间不是索绪尔式的能指/所指关系。原始宗教文化的仪式在部族生活的土地上进行辖域化刻录，声音与图画最终会在公众的仪式中和集体凝视下汇聚在一起，变成刻录的原始法律。德勒兹和加塔利描述了一场联姻仪式：年轻丈夫在妻子身体上刻录下类似子宫的葫芦形图案，以标示和确认他们联姻的合法性并且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原始仪式的公众凝视功能使得每一个人都由此知道这个身体的子宫从此属于谁，更确切地说，仪式给了它在社会联姻和血统系谱的网络中的一个定位，从而确定了这个子宫的生产果实(未来的孩子)属于谁，并且将其纳入债务与消费的循环之途。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36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edipus, p. 89,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5 | PRINTED_PAGE=137 原始社会体有几个特征值得与专制社会体、资本主义社会体进行比较：其一，原始债务是开放式结尾的模式，亲属系统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而是一种实践，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策略；其二，声音与图画构成了两个独立的体系，由仪式以一种反意义的方式在集体凝视下将它们汇聚在一起。原始书写并不代表说话。残酷的仪式通过对身体或身体某些部分的标记刻录，为特定器官设定了社会位置和文化功能。生殖仪式设定了子宫在生产/反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再生产的器官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群体。德勒兹和加塔利因此认为，俄狄浦斯在组织化的原始社会中扮演不了任何角色：俄狄浦斯乱伦只不过是实际上组织原始社会的律则的一种摄影负片的后像(negative after-image)而已。这里凸现了后结构主义式的对再现论的三重符号学批判：第一，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联姻一债务系统作为“欲望的压抑性再现”；第二，把对乱伦的禁忌视为这种“压抑性再现”所生产出来的“欲望的置换性再现”；第三，将前两者与作为生活本身或生活方式的“欲望的再现”①(欲望的直接对象)区分开来。欲望在原始社会确实是被严苛地压抑着，但是由于欲望被刻录在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再现系统之中，因此实际上并不是乱伦的欲望而是生活的欲望遭到了压制。俄狄浦斯在这种压制体系中绝非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它只是作为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后像”标志着一种内在化的局限。原始社会体的再现系统是对尚未编码的生活之流加以编码，显然针对的是作为欲望生产的生活本身，而不是对乱伦的俄狄浦斯编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思想由此在对原始社会体的分析中得到了颇具说服力的体现。 ① 这三种欲望的“再现”对应的英文分别为 the repressing representation of desire / the displaced represented of desire / the representative of desire. 中译不能完全表达其含义。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73, London:Routledge, 1999.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13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6 | PRINTED_PAGE=138 / 1 二、专制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与帝国刻录 在专制社会体中，反生产的力量是通过不加掩饰的政治宰制而运作的。专制主义是征服与建立帝国的结果，其反生产的模式表现为征服者将权力关系强加于被征服者现存的社会动力学机制上，征服者或战胜国的基本行为是创造了一种再刻录体制。 专制社会体与原始社会体形成对照。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保证劳动果实的共享；而帝国式的反生产则是为了独裁统治者的奢华消费(如封建帝王宏大精美的宫殿和花枝招展的嫔妃)，强力从其臣民中抽取财富。专制社会组织的普遍法律不同于原始法律：在原始社会体的法律中一切价值物都必须纳入债务与义务的循环，而专制社会体的法律则将一切都归于某个专制者。独裁统治者的形象取代了作为社会体和一切血脉系谱的始基的大地，并且将自己的高贵血统富于特征地与一神教意义上的天神建立了新的联姻(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天子，古埃及的法老)，将其自上而下地强加于原始社会体的联姻与血统关系网络之上，其臣民则成为彼此毫无区别的芸芸众生。为了建立身份金字塔与社会等级制，在专制社会体中，行为、信仰和意义的不同符码都被人为地纳入为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服务的频道，专制主义成为国家机器。专制机器社会体的独裁统治者“强力建构了一种新的联盟体制，并且直接把他自已与神的血统接续起来”，以他自己的维度将一切关系都加以超编码化，剥夺了原始社会体的联盟和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独裁统治者以他自己身体为象征，建立了野蛮社会体和专制独裁的法律。而对大众而言，法律的处罚不再是原始机器时代节庆式的消费处罚，而是暴戾的惩戒式的处罚。 原始债务也产生了质的改变：在专制社会体中不再有互惠的、可卸脱的债务，人们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的权利，都属于独裁者。通过金钱的发明，原始的债务嬗变成为无所不在的东西，最终成为“存在的债务，主体自身存在的一种债务”(《反俄狄浦斯》，179页)。“皇恩浩荡”下的无限的债务当然也包括子宫和拥有子宫的女性在内；奢侈糜烂的帝王在生活中可以无视任何女人原先的血统与联姻而加以攫取，其中凸现出处女情结。在文化象征意义上，独裁者原则上已经成为父亲，同时也是儿子、兄弟和连襟，从而成为乱伦交迭的形象。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38 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7 | PRINTED_PAGE=139 原始社会体中仅仅作为心理学“后像”的俄狄浦斯幻象现在变成无处不在、无可规避的现实具象，独裁者乱伦的权力使他完全脱离了普通的道德伦理。但是，专制帝王的乱伦仍然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一般人的乱伦，因为其形式并不是对乱伦的普遍禁制，而是仅仅让独裁者个人合法化享用的等级制金字塔上的权力。 而与此相应，原始社会体的辖域刻录体系在专制社会体中也变成了帝国刻录(imperial inscription)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恐怖的体系”。独裁者创造了新的书写或刻录方式：“立法、官僚制度、计算、敛集税费、国家垄断、帝王旨意、官方行为、历史图式—所有一切都书写在独裁者的群像身上。”(《反俄狄浦斯》202页)原始刻录中声音与图画具有独立性的特征消逝了，书写与声音结盟。于是声音犹如太上皇般隐退，成为一种基本缺席了的声音(恰如德里达所表明的，这可适于一切书写)。因为帝国的幅员辽阔，无法以个人的声音统治，于是由国家机构撰写条文治理天下。原始刻录体系中声音与书写的两个独立的亚范畴变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书写进入可视的实践领域，但是也屈从于缺席的声音(帝王的旨意)。将口耳相传的民族与使用文字的民族区别开来的不在于图案系统的缺场，而在于在说话的声音与刻录之手之间一种固定联系的缺场。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原始表达式是一种内蕴的秩序（orderofconnotation)，其所说之词语是一种多声符号，而所指涉的事物同样也是多元符号，声音与绘写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之相反，独裁的表达式则以一种屈从的秩序(order of subordination)取而代之：原始的图形符号被加以解辖域化，剥夺了其多元的内蕴，变成单维声音的副本；最后声音被一种超验的权威赋予意义，从而强化了语言规律，一种固定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建立了起来。文字图形系统屈从于声音系统，从声音中萃取出一种解辖域化的抽象之流，从高处招来一种“沉默的声音”。R.博格认为：“这种来自高处的沉默的声音是独裁者一神论的法律，而这种解辖域化之流则是索绪尔的能指。”①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索绪尔语言学是彻头彻尾地基于独裁专制的表达式。索绪尔符号理论是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并且主宰着所指：能指与所指的配对是符号的竖式关系，而所指的相关意义或价值是由能指之间横向的差异关系决定的。通常结构主义认为任意性的能指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导致了意义的产生，但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对结构的阐释预设了两种因素：一种是强调任意性能指的力量，另一种是固定住能指与所指的联结的力量(即强制出一种语言的超验律则）。索绪尔及其追随者因此将能指与高高在上的权力、法律联系起来，因为在他们的符号理论中，能指明显具有独裁专制的功用。能指不仅是一种任意性的实体，而且还是一种声音的形象(sound-image)，是“来自高处的沉默的声音”的回响。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99,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13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8 | PRINTED_PAGE=140 在专制社会体中，专制帝国的臣民始终笼罩在灾祸与死亡的阴影下，需要蠡测统治者的好恶。由于自上而下的神秘的、沉默的、写好的声音(独裁者能指)需要阐释，书写不再直接设定欲望的价值对象，阅读者和接受者亟待通过书写揣摸某个缺席的他者的意图和需要，欲望变成了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是权力社会具有特征性的欲望形式。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专制主义仍然不属于俄狄浦斯情结领域，因为俄狄浦斯乱伦并未成为欲望本身的表达式这只有在资本主义才得以生成。俄狄浦斯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未完成状态：它从原始社会的置换表达式开始迁移，进人专制主义社会的压抑表达式，继而变成资本主义的欲望表达式。资本主义体系涵盖了这三种观念。 三、资本主义社会体的反生产关系与资本刻录 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形成对照，它是唯一大量生产的社会生产体系，但是也有自身反生产的深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反生产的力量是通过市场来运作的；反生产关系是经济的而不是个人的：人际联姻和血缘系谱不再经由人们而是经由金钱所决定。犹如在专制社会中一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债务仍然是无限的，但是其作为基础的社会体却不再是独裁者的形象，而是资本，尤其是工业资本。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看法，专制主义完全属于一种权力社会，而不是经济社会。资本主义是以权力与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体，其权力与经济之间无休止地冲突着。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不断加强，故而能够普遍地丰富人类的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却只适于个人化，或为了自身的原因而采取禁欲主义对待不断增长的生产。这就构成了其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仍然没有消失，但它不再代表凌驾一切的、超验的、君权神授的独裁者，而是内在于社会力量领域，作为解编码和公理化之流的调控者。因此，其反生产的功能不再是对社会消费的外部阻遏和限制，而是一种内在的消费刺激，以试图避免过度生产所导致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债务一方面仍然像专制社会那样归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单维的实体，但是这个实体不再是专制者而是资本。另一方面，在反生产的机制下，债务已经从外在性变成内在性。消费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为的是保证在社会生产的下一个循环中流动资本的再投入。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4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49 | PRINTED_PAGE=141 在生产与反生产的关系上，资本主义是一种“后国家机器”资本主义机器的社会体是资本自身。而资本主义反生产机器不再是反生产的超验实体(专制者)，而是对生产机器运作的一种实现其剩余价值的调节机制。因此，资本主义反生产并非呈现在帝王将相的豪华宫殿和巍峨陵墓的耗费或挥霍之中，而是表现出一种病态式的贪婪—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政治一军事一工业情结”。资本主义有一个巨大的反生产系统处于生产的核心，以吸收过度生产和保持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20世纪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策略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核武器竞赛都蕴涵了这种有意图的效应。 资本主义社会体的刻录因此也有其不同于前两个社会体的一些特质。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刻录体系称为“犬儒主义体系”；尽管这个体系也掺和着某种程度的“虔诚”(多数是虚假的)。人们继续假装去相信“进步”、“技术”、“生活方式的选择”、“历史的目的”等等，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信仰的东西了。 霍兰德指出，犬儒主义与虔诚表达了资本主义编码形式的两种要素：解编码与再编码。它们与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相呼应，构成了资本主义公理化的基本韵律。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解编码是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积极要素，因为它把欲望从扭曲的樊篱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持续扩张的两种情况的描述，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观念在学理上是相通的：其一是一种新的、更具生产性的资本流，是“生产方式的持续革命”，它转化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机器，对现存的劳动和资本解辖域化，这种解编码过程遍及整个社会；其二是这种进步运动突然被中止，一切都被再辖域化，把生产与消费关系套上剩余价值私人占用的辔头。①再辖域化使资本主义的权力要素现实化，以一种倒退的力量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因为不愿再投资进行消费生产而拒斥消费；而解辖域化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则代表着“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把生产力和消费从它们现存的对象和局限中解放出来。权力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差异，揭示了资本主义两种要素之间的矛盾。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141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5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