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63368785" library_document_id: "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 source_sha256: "76fc83973f4e594cacf2106abbab029be1dc2dca41d661e30549a07903879ba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9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7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start=17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7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6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80&limit=10" --- #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0 | PRINTED_PAGE=162 从德勒兹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来看，少数族与多数族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分子与克分子之间的区别。少数族政治学、美学没有以前给定的(或超验的)尺度或标准来囊括一切，进行认同。加在群体之上的每一点东西都会改变该群体的原状。例如，当第三世界或黑人妇女参与和汇人欧美女性主义运动时，原先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和特征也因之改变。少数族文学通过续写、重写、逆写、改写和戏仿多数族文学经典，从而重复过去、介入现在以创造未来。例如，女性主义文本、后殖民文本常常重复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加以逆写，从而创造新的维度。譬如，英国当代女作家琼·里斯(JeanRhys)的中篇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重写”了夏绿蒂·勃朗蒂的《简·爱》(1847)，创造性地改写了这个经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之口讲述出来的前妻故事，即“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故事，使之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对买卖婚姻与男权统治的有力控诉，揭示了罗切斯特作为压迫者、欺骗者的形象以及冷酷、生活放荡、道德责任缺失等人格缺陷。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琼·里斯的《藻海无边》都是对《简·爱》进行抗拒性批判解读的经典文本。此外，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的《敌人》(Foe，1986)“重写”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彼得·格林纳威(P.Greenaway)的电影《彼罗斯彼洛的魔典》(Prospero's Books,1991)“重写”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1623)；等等。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少数族的概念上，这类女性主义文本和后殖民文本的续写、重写、逆写、改写和戏仿是差异与重复的佳例。重复传统文学的声音与律则是为了寻求新颖而特殊的维度，拓展新的文学世界，创造异质的美学体验。 少数族和少数族文学的概念中的重复与差异问题是与尼采一德勒兹“永恒回归”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正伟大的文学实际上都是少数族文学。在“永恒回归”思想的观照下，唯一重复或回归的是差异本身。自然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生中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瞬间。时光之流中，任何事件的重复必然是有差异的。生活的力量在于差异与重复，在于差异的永恒回归。文学中的每一事件都会改变文学整体。例如，在我们读过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情歌》和《荒原》之后，便无法再以原来的方式阅读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了。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6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1 | PRINTED_PAGE=163 总体而言，德勒兹和加塔利拒绝把语言视为再现的方式。他们认为并非先有一个怠惰呆滞的世界，而后再通过符号将其整理编序，加以再现。相反，一切生活都是创造差异的过程或亟待辩读和反应的符号学，语言流是生活和差异之流的一种模式。在文学中，我们不把语言视为世界的图画，而视为一种体现差异的维度，它能够生成不同的世界。在多数族模式中，文学再现传统、原文本、普适性的人类精神，强调身份认同，致力于阐释超验的根基。多数族文学重复既往的形式，具有趋同的特征。在少数族文学中，我们把语言视为积极的形式，可以用来创造新的风格样式和言说的可能性。少数族文学创造集体装配，建构新的领域，不断地挣脱普遍性主体的形象。它重视经验的、单一的、特异的事件，重复单一事件就是重复整体，导向差异。“它的生成是不合时宜的，而不是趋炎附势的。差异并非不同形式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源于某种原初模式的差异；差异是持续不断地生成新形式的力量。”①受尼采哲学和美学的启迪，德勒兹所倡导的少数族文学具有永恒回归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的文学观是反语境的。他认为文本(text)没有“语境”(context)，因为语境意味着限定或框架，窒息活力。真正的文学改变其语境，表达差异的力量，拓展新的语境。差异因此不是时间之内的力量，而是时间本身的力量。唯一不变的是时间本身：永恒的差异。 生成动物与少数族文学的关系在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和流变美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维度，卡夫卡及麦尔维尔的作品堪为例证。卡夫卡与麦尔维尔一直都被认为是令人困惑的作家，他们所创造的形象或符号意义甚至可能是永远无法索解的，如卡夫卡的“大甲虫”，麦尔维尔的“白鲸”。卡夫卡的《审判》(1925)通常被解读为关于难以捉摸的法律的一个隐喻，小说主人公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但永远无法抵达法律。按照否定的和传统的阅读，我们看到的是卡夫卡的法律永远隐匿着，我们只能塑造法律的形象和对法律的阐释，永远不能探究法律本身。卡夫卡小说是异化的象征，让我们失却了对上帝和法律的感觉。《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变成大甲虫，是人类生活为非人的生活所置换，是象征或寓意。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曾经被解读为“寻找人类意义的小说”，一些文学批评家以阐释学和拉康式的理论方法将白鲸视为“漂浮的能指”，认为这种能指在理解人类的意义链上不断地滑动。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123, London:Routledge, 2002.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16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2 | PRINTED_PAGE=164 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对这类阐释方法，认为这是将文学超编码化，其基本理论取向是致力于在文本表面之下寻求深匿的意义。文学关涉的不是意义的表达，而是感觉的生成，关涉情感效应和强度，使新的感知与新的世界成为可能，因此，应该从文学所产生的效应和转化功能阅读文学。德勒兹和加塔利拒斥追索文学深层意义的旨趣，他们不是把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视为象征，不把法律视为永远是他者的隐喻。相反，他们把文学中的“生成动物”视为开拓了一种新的感知方式，提供了差异的视野。卡夫卡不是历来所认为的否定的、抑郁的作家，而是肯定的、充满乐观精神的作家，卡夫卡小说是一种生成文学—少数族文学的代表。 卡夫卡小说充满着对运动本身的欣赏，表现出一种强度。他笔下的人物和动物不耽于固定的空间，往往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从一条通道走向另一通道，没有完成式。西方思想文化的痼疾“阐释症”会习惯地人为加上某种律则，如认为这种从此门到彼门的游走不休一定是有什么目的，人变成动物就一定是失去人性的异化。德勒兹却认为，在卡夫卡小说中没有某种最初的源头和最终的目的作为驱动力，一切律则或意义都被凸现为居间(in-between)或毗邻性运动的效应。卡夫卡小说中的“大甲虫、鼹鼠、饥饿艺术家，以及城堡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它们生成新的感知样式。作为一种动物，作为走向乌有之邦(going nowhere)的一系列通道，或者从一个衰竭的身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着迷于动物就是着迷于审视世界，不是从一种已经组构好的视点出发，而是要从一个新视点来看世界”①。把人描写成为动物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种文类，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类“生成动物”的叙事表达了文学的一种打破人类中心论窠臼的力量，能够把情感从人类旨趣的戏剧或泥沼中拯救出来。“生成动物”并不意味着像动物一样行动，而是意味着以变化多端的非人类(动物)的方式审视世界，而不带上人类主体预定的意图或目的。一言以蔽之，“生成动物”与少数族文学意味着从任何僵硬的人类规范和静态的多数族文学解放出来，因而强调运动、嬗变与生成，在永恒回归的意义上走向未来。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64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28\~139, London:Routledge, 200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3 | PRINTED_PAGE=165 哲学家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学家兼政治活动家加塔利一直被认为是跻身于他们那一代中最重要的人物之列的思想家。“近十几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法国精神生活中已经成为主要人物，在后结构主义中占据了富有意义的地位。《尼采》和《反俄狄浦斯》尤其标志了法国当代思想的转折点。”从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到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裂分析的欲望哲学”，他们的观念跨越了广泛的学科——从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到符号学、美学和语言学。他们以尼采式的生成美学为基石，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对德里达、福柯和拉康等法国理论家加以补充和挑战。他们的思想复杂难懂，读他们的著作有时会遇上一大堆令人困惑的术语。但是在实践层面，他们对卡夫卡、普鲁斯特和马佐赫三人的小说的分析，展示了其诗学理论是如何影响批评实践的。“如果文学批评可以简单地界说为文学作品的研究的话，那么，德勒兹的《普鲁斯特与符号》和《受虐癖》(作为马佐赫《穿皮裘的维纳斯》的一个拓展性的导论)都可以归为文学批评著作。但是，如果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对情节、人物、主题、风格之类事物的分析的话，那么，德勒兹的这些研究必须置于另一个范畴。尽管德勒兹在这些著作中触及了传统的文学问题，但是他首先关注的是对构成普鲁斯特和马佐赫作品主体的思想体系的勾勒。”①德勒兹认为文学与哲学皆属于思想领域，不能简单地用虚构与真实、客观与主观分开，文学、哲学和科学一样，都创造了生活新的巨大可能性。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35, New York:Routledge, 1996.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16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4 | PRINTED_PAGE=166 第五章 走向少数族文学：“褶子”论与卡夫卡的诗学解读 走向少数族文学的表述源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1975)一书。该书1986 年译成英文，进入英美文学理论视野。1993年，作为“文学与文化研究”选题，被收入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理论与文学史丛书”，与托多罗夫的《诗学导论》、姚斯的《接受美学》、普罗普的《理论与民俗史》、杰·阿莱克等的《耶鲁批评学派：解构在美国》、保罗·德曼的《盲视与洞见》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等三十余部文艺美学名著辑为一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该书中以卡夫卡为研究个案，阐发了他们独到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美学观念。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部文学研究专著是他们把后结构主义的哲学观念和分裂分析的理论方法最为详细、广泛地用于文学批评的范例。他们以卡夫卡的全部著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迥异于西方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树状模式的“块茎或洞穴”，是非中心、迂回曲折的生长的“蟹状草”，具有平原上鼠穴或兽径式的复杂多变的“逃逸线”。卡夫卡作为少数族文学的喜剧性代表作家，揭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与文化模式。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6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5 | PRINTED_PAGE=167 少数族文学是文化多元共生时代与双语或多语言生存状况相关的一种特殊现象。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对卡夫卡的研究，对少数族文学进行了界说并提出了它的三大特征。他们认为，少数族文学不是用少数族语言写作的文学，而是在主流语言中建构出来的少数族性(minority)。“少数族文学”的概念因此可界定为：使用主流语言同时又从内部颠覆这种语言文化的文学。当今世界许多人都生活在并非属于他们自已的语言与文化中，如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海外华人，美国黑人等等，尽管他们生活在异质的社会语境之中，用主流语言写作，但是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完全可能是与所在国主流意识形态及主导文化相异的精神产物。德勒兹和加塔利为现代读者所阐发的少数族文学概念，对旧有的传统范畴(文类、模式、风格等)加以质疑，对人们熟视无睹或习焉不察的文化正典和学术范式提出了挑战，为文艺美学研究和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以下侧重从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言的少数族文学三大特征并结合卡夫卡的个案进行论述，以期揭示卡夫卡研究在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领域的发展态势，探讨走向少数族文学的理论内涵与特征，揭示少数族文学与当代性的关联及德勒兹诗学的意义。 第一节 语言的“褶子”问题: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 德勒兹认为语言的解辖域化是少数族文学的第一个特征。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是德勒兹审视世界的差异哲学与流变思维的关键概念之一。当把这一套术语用于语言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论转向”问题上富于特色的表述。如果说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质的隐喻关系，拉康突出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转喻关系的话，那么，德勒兹则展示了他在语言符号问题上的褶子哲学或块茎思维的特征。 少数族文学的语言问题可以从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褶子”论的维度理解为高度复合的语言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之“三折屏”式的展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单子世界，是一种褶子。每一褶子皆具相对确定的边界，都是一个辖域，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同时又具有绝对流变的可能，褶子可以无限地展开(unfold)和重新折叠(refold)：我们的世界既是相对确定的，又是绝对变幻多姿的。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16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6 | PRINTED_PAGE=168 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解辖域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认为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生成动物(the becoming-animal)——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生成(becoming)的问题，其容纳了最大的差异。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没有表层现象，也没有深度模式，是反意义的。因此在文本阐释上要运用以关注裂隙、异质和嬗变为特征的后结构主义美学方法来加以把握。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块茎式的褶子世界，而不是等级制的树状世界： 我们如何进入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著作是块茎，是洞穴。这个城堡有着多个入口，它们的用途和位置不太为人所知。《美国》中的饭店有无数的主门和副门，有无数的看守在守卫着，甚至还有没有门的入口和出口。……我们只能试图发现我们的入口与其他点有什么关联，所经过的十字路与走廊与其他两个点有什么联系，这幅块茎之图是什么形状以及如果人们从另一个点进来时，这一图式又会如何改变。只有多元性入口的原理能够防止敌人的入侵，防止能指和那些企图诠释实际上完全是开放性实验的著作的人的入侵。① 德勒兹式的“褶子”论是殊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机械论、辩证思维等)的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和美学思维方式。在这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少数族文学的双语或多语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等层面。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戈巴尔(Henri Gobard)的四种语言学模式来研讨这些问题。这四种语言模式是：方言(母语或地域语，农村社群使用或具有农村渊源)，媒介语(城市、政府、商务语言，是一种解辖域化的语言)，参照语(文化与感觉的语言，限定文化的再辖域化)，神话语言(在文化的视界中将精神或宗教再辖域化)。这四种语言学模式的空间范畴颇为不同：方言在“此”(here)，媒介语在“四面八方”(everywhere)，参照语在“彼”(there)，神话语言在“上”(above)。这些语言的属性变动不居，一个时代不同于另一个时代，具有模棱的边缘和正在嬗变的界域。例如，拉丁语在变成参照语、进而变成神话语言之前，曾经作为一种媒介语长期流行于欧洲；英语已经变成了今日世界的媒介语；等等。我们可以用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概念对这些语言加以评估。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也是一个解辖域化的历史、语言、文化过程。卡夫卡是布拉格少数几位会说捷克语的作家之一。德语扮演了媒介语和文化语言(参照语)的双重角色，歌德总是在这一视界上(卡夫卡还懂得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希伯来语是他后来才学习的拥有梦幻般活力的神话语言。卡夫卡把意第绪语视为重写德语的解辖域化的游牧运动，把这种大众口语性质的语言改造成为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推动了布拉格德语解辖域化的进程。因此在语言上卡夫卡的作品是革命性的，是对已辖域化的主流语言的解辖域化。“布拉格德语是一种解辖域化语言，具有陌生的、少数族的用途”，今天许多人都生活在不属于他们的语言圈子中，“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面临的难题，少数族的难题，少数族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①德勒兹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强调具有差异哲学和流变思维性质的逃逸线(theline of escape)，力图揭示卡夫卡文学语言在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之间复杂的“褶子”关系中解辖域化以及再辖域化的特征。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68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3,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7 | PRINTED_PAGE=169 德勒兹论卡夫卡的上述四种语言模式和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为我们思考当代国际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褶子”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对全球化、后殖民批评语境下“流散写作”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启迪意义。例如，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寒冬心灵》(1984)中曾经指出：“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种多重视野产生的一种觉知……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他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①在德勒兹少数族美学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我们可以看到，曾以“东方主义”概念蜚声一时的萨义德本人就是一个当代国际学术界的文化与语言迁徙与折叠的范例，他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东方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又是入籍美国的西方学院体制内人士。他的博士论文选择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为论题，因而也有特殊的含义。康拉德可说是又一个典型的褶子。萨义德深谙知识分子流亡者或文化迁徙者的特质与要旨，指出康拉德是一个“自觉的外国人，以异国的语言(英文其实是康拉德的第三语言)撰写隐晦的经验，而他太了解这一点了”。②在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有多种交迭身份的著名人士，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他们的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种身份皆影响与作用于其他身份，因而充满着各种张力与矛盾。德勒兹的差异哲学观念，有助于打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等等)，在认同与差异的不同取向中强调开放、生成与增殖不已的差异维度。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p. 16\~27,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第三编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16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8 | PRINTED_PAGE=170 第二节 精神分析与政治视阈：反俄狄浦斯与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 德勒兹认为少数族文学第二个特征是：这种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或具有政治的屈折形式(a political inflection)。比较而言，在主流文学中，对个人的关注(家庭、婚姻，等等)是与其他的类似的个人关注相联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只是一种环境或背景而已；俄狄浦斯情结因此能够得逞。少数族文学则完全不同，它把个人空间与政治直接或间接联系起来。这有点类似詹姆逊关于一切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观点。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文学，尤其是少数族文学不是象牙塔和避难所，文学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与语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70 ①，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中译本“扉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②[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79 | PRINTED_PAGE=171 言、权力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是从他们反俄狄浦斯的思路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哲学和美学方法。 反俄狄浦斯可释读为一种(反)精神分析的系谱学。首先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精神分析层面。卡夫卡小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传记批评家历来颇为关注卡夫卡生平和创作中父与子的冲突和母题。例如索克尔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可称之为由隐喻伪装起来的精神自传。”①他指出，卡夫卡笔下的父与子的冲突是一个重大的主题：人完全屈服于以父亲为标志的某种存在或强力的权威统治之下，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仔细研究卡夫卡全部作品中所有权威代表(无论其多么一般化和抽象化)的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从《判决》和《变形记》里父亲的特征派生出来的。”② 卡夫卡笔下父亲的形象和父与子冲突的主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从古希腊悲剧中抽绎出来的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从精神分析维度研究卡夫卡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课题。卡夫卡和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许多关联点：两人都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现在属于捷克(卡夫卡在布拉格，弗洛伊德在弗赖堡)的犹太人家庭；两人都有温柔的母亲和冷漠粗暴的父亲。据称卡夫卡曾经详细读过并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具有比较特殊的生活体验，而“卡夫卡1919年的《给父亲的信》是弗洛伊德分析父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著名例证……父亲似乎成为他想象中的敌人”，卡夫卡“惧怕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因此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常病态就是父权社会的病态反映”。③因此，卡夫卡文学世界里的父亲形象是弗洛伊德学说中“超我”概念的绝佳注脚。 其次是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阈。弗洛伊德的“父亲”角色基本上属于个体无意识范畴和家庭关系范畴，其重点在于生物意义上的阳物(penis)而不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菲勒斯(phallus)。拉康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语言与符号学维度重读了弗洛伊德，把个体无意识领域拓展到文化无意识领域。拉康的“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而成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的名言，揭示了“父亲”作为文化规则和社会法律的性质。“父亲”成为“父亲之名”，“阳物”崇拜成为“菲勒斯”象征。在拉康关于主体心理发展的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中，镜像阶段(婴儿0～18个月，亦称前语言阶段或前俄狄浦斯阶段)是以婴儿与母亲二元对立的符号结构为特征的。而俄狄浦斯阶段源于“第三者”父亲的出现。拉康阅读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两兄弟弑父夺母、争斗无休、重订社会契约以和平相处的故事，论证了虽然“父亲”肉身被杀但精神统治却并不消亡的理论，重新阐释了“杀不死的父亲”作为文化规则、菲勒斯象征和法律的意义。“拉康的父亲’只是父名’，它是语法规则。”①西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汲取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思想，创建了他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观念。超我、“父亲”、菲勒斯和意识形态等作为先在性的文化和政治结构，消弭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关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观念。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就有一个“父亲”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之网在等待着他，决定了他在世界中的存在和思想行为方式。拉康“鲍罗密欧结”ISR中的象征界对西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①②叶廷芳：《论卡夫卡》，6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③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32\~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171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18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