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63368785" library_document_id: "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 source_sha256: "76fc83973f4e594cacf2106abbab029be1dc2dca41d661e30549a07903879ba1"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9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8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start=8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8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7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90&limit=10" --- #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0 | PRINTED_PAGE=72 / 一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德勒兹创造性地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褶子概念与巴洛克风格联系起来，进而提出了具有后结构主义思想特色的游牧美学。C.V.Boundas和D.Olkowski 编著的《吉尔·德勒兹与哲学戏剧》指出：褶子的特质在于它有三重套叠：①它是一个反外延的多元概念，一种迷宫式的复杂性的多元表达；②它是一种事件或一个反辩证的概念，是让思想与个性互相“分层”的操作者；③它是一个反笛卡儿(或反拉康)的主体概念，是绝对内在性的一种“传播”(交流)形象，既与世界等同，又是审视世界的一种视点。③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攫住生活，强调活力论：生活本身既是整体的，又是富于差异的。德勒兹在《褶子》的最后一章以“新和谐”为题旨，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monadologie）进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思想过滤，提出以游牧论(nomadologie)取而代之。虽然这两个术语在法文中只是拼写上调换了m与n的位置，但是却意味着从“单子”的闭合与拣选的世界中延展出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德勒兹说，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折叠方法和新的包裹，但是我们依然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信奉者，因为所涉及的仍然是折叠、解褶、再折叠。④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72 ①[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20，123，137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1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③ C. V. Boundas & D. Olkowski, Gilles Deleuze and the Theater of Philosophy, p. 5 New York:Routedge, 1994. ④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36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一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1 | PRINTED_PAGE=73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数字化时代，传媒技术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导致超褶子与(新)巴洛克美学成为新的现象与前沿学术研究领域。在这方面德勒兹的褶子论不啻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德勒兹在关于福柯的著作“附录”中提出了超褶子(the superfold)的概念，将目光朝向了未来世界。德勒兹认为超褶子由三种未来褶子所促成：一是分子生物学的褶子，或者遗传学基因密码的发现；二是硅碳结合的褶子，或者第三代机器(电脑)的出现，即控制论与信息论技术的出现；三是语言的褶子，或者“语言内部的奇异语言的揭示”，这是一种存在于语言限度内的反类型、反意义的表达形式。这些褶子导致人类转向非人类的开放空间，从而生产出新的存在方式和表达方式，生产出新的生命体和新的主体性。譬如，哈拉维(Donna Harraway)所提出的赛博人(cyborgs，人机一体者)，以及曾以“新的共产党宣言”之誉而轰动一时的《帝国》作者哈特与奈格里笔下的“新野蛮人”，都是政治哲学意义上新异的主体。①在当今后地理、后历史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中，数字成像可以让已故的艺术大师和当红的流行歌星、画苑大腕甚或普通票友同台献艺，数字装配可以使本雅明关于艺术作品“祛魅”的文艺美学理论显得过时，因为充满着复制、类像与拟真的多媒体的电子传媒技术可以使作者、读者、观众、听众、网民、受众、分众之间实现真正的互动与艺术创造，从而让艺术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光韵”复现，将现代性空间的解魅化合乎逻辑地转换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数码美学的“复魅化”。② 四、机器(Machine) 在20世纪法国哲学中，机器的概念受到重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曾经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发展了列宁著名的“国家机器”的概念，而贯串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著作并且与他的时间哲学相联系的一个关键概念也是“机器”。在德勒兹看来，机器本身没有主体性或有机论的中心，它不过是一些装配、联系和生产，是解辖域化或生成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① A.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p. 105,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麦永雄：《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原载《文艺研究》，2006(6)。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7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2 | PRINTED_PAGE=74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力图摆脱正典的人本主义和有机论模式，他用机器的概念描绘一种内在性的生产图式：不是某人产生某物，而是生产链接生产，强调的是一种无根基的时间与生成。从德勒兹对文学、电影、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等论述中都可以看到机器概念的重要性。由机器衍生出来的文学机器、欲望机器、战争机器等概念，成为德勒兹及加塔利哲学和美学思想表述的一大特色。 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运用机器、装配、联系和生产等一套术语来分析问题。在《反俄狄浦斯》中，他们坚持认为，机器不是一种隐喻，而是一种生活之流和思想机制。机器的概念对于德勒兹伦理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否弃了基要主义的超验上帝和主体观念或评判标准，意味着事件的不断链接与生成的不断更新，凸现了链接(and)的内在性的经验逻辑。机器概念与有机论、机械论颇为不同：有机论意味着捆绑在一起的整体，有其身份认同与所追求的目的。机械论意味着一种封闭的机器，有着其特定的功能。而德勒兹式的机器除了它的联系以外什么也不是，它不由任何事物构成，也不为任何事物服务，它没有封闭性的身份。由此可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机器观具有一种特殊的反传统的意义。以自行车为例，它本身显然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目的或意图。只有当它与其他机器(例如人类的身体)联系起来时，才能得到定位和发挥功用；而不同的机器只能通过相互联系才能导致生产(生成)。人体与自行车这种机器相关联时，人才变成骑自行车者，车轮才变成交通工具。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不同的联系产生不同的机器。当把自行车的车轮放在画廊中时，它则变成一种艺术品。人与其他机器的联系也一样：当骑车人的身体与画笔相关联时，人就变成了“艺术家”。①生活既是机器联系的一种不断增殖，生活也是一种时间之流或生成之流。 德勒兹由机器所衍生出来的“装配”的概念指涉一种多元性，它有很多异质的维度，不同维度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跨越不同的年龄、性别和辖域，又有自己的特质，因此，装配是一种复合功能的统一体，是一种共生和共振。它从来不是等级制的血统，而是不断链接的联姻、合金。机器装配一面涉及“层面”，一面涉及“无器官身体”(关于“无器官身体”的概念，请参见下一节和第四章有关内容)。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74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2, London:Routledge, 200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3 | PRINTED_PAGE=75 在哲学维度，千高原、块茎、褶子、机器诸概念实际上从多方面构成了德勒兹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系列图式，它们充分展示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强调生成、差异、开放、多元、流变的思想特征，是他们对社会、历史、文化、主体、女性、心理、美学、语言符号学等既定辖域加以解辖域化及再辖域化的基础。 第二节“生成”论美学意蕴：游牧、解辖域化、无器官身体 一、生成(Becoming)论 在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生成”论是最重要的基石之一，甚至被认为具有后结构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德勒兹“生成”论的概念或主题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凸现，是与他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的。可以说，德勒兹的全部思想与著作，都贯串着对生成(becoming)而非对存在(being)的强调。生成的概念与德勒兹的其他关键词如差异性(difference)、活力论(vitalism)、多元性(multiplicity)等等有密切联系。它们反映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差异哲学和流变美学的特质。P.海顿著的《多元性与生成论》(1998)和约翰·马克斯的《德勒兹：活力论与多元性》(1998)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德勒兹的“生成”观念。马克斯认为：正如柏拉图创造理念(idea)的概念以回应雅典城邦的民主论争问题，柏各森创造直觉(intuition)的概念以对付那些难于分析的复杂情况那样，德勒兹则创造了生成(becoming)的概念以分析他所处时代的哲学、心理学、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电影美学等问题。 根据科尔布鲁克的看法，德勒兹所倡导的“生成”概念代表了20世纪末西方典型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时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并未有意识地形成群体。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对20世纪盛行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加以回应。现象学与德国两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相关联，主张拒斥知识的前体系存在，致力于以生活的呈现(现象)来考察生活。结构主义通常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相关联，是20世纪的另一思潮，它试图以某种科学而严谨的方式去研究语言和社会体制。这两种思潮皆否定人作为知识主体的观念，皆努力寻求某种更为坚实的基础：现象学的基础是体验本身，而没有关于是谁或怎样实施这种体验的前提。对结构主义而言，知识不应该以体验而应该以结构来获得，因为是结构使得体验成为可能。结构主义者认为，没有本身就具有意义的事物；意义是由其与系统结构中其他因素的关系而被确定的，因此，一个词置于其语言体系之外便毫无意义可言。后结构主义则主张，不管是通过纯粹的体验(现象学)还是通过系统的结构(结构主义)都无法真正获得知识。德勒兹与许多其他的后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不可能为生活确定一个基础，也不能把生活置入封闭的结构中。这非但不是令人沮丧的结果，反而是值得庆幸和走向自由解放的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有机会进行发明创造和体验生活，去接受转化生活的挑战。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7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4 | PRINTED_PAGE=76 德勒兹的“活力论”认为，人类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倾向于建构自身的形象，如理性精神或主体的形象。对德勒兹而言，与现象学体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倾向于假设某种关于体验的正典或标准的体验模式，例如人类生命体的模式，而不得不忽略非人类的体验(如动植物、非有机体的体验，甚或那些我们至今尚无法形象描绘的未来体验)。而与结构主义将知识基于结构的相关问题是，任何对这类结构的描绘都必须假设立足于结构之外或居于结构之上(结构主义人类学者即是如此，他们审视其他文化以描绘它们的结构，但却从不去问他们自已的知识立场是如何建构的)。如果我们想去理解我们语言的结构，我们仍然需要使用某种语言去阐释它。甚至“语言”一词也有赖于某种分辨的结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某种文化，它没有关于语言的普遍术语，却可能有关涉符号或象征的概念。不仅结构主义，而且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基于存在与认同(being and identity)，德勒兹则相反，他强调的是差异与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皆将差异与生成置于某种基础之上：或是语言结构，或是体验视点。后结构主义思潮通常是反基要主义的，拒斥以静态的差异结构作为认知世界的基点。后结构主义思潮关注的是结构何以出现和动态如何生成：例如像语言这样的系统是如何生成的？又是如何随着时空衍化而变异的？因此，德勒兹及其一代人力图把差异和生成加以概念化，但又并不是把它们固化成为某种存在。“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不仅是当时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运动，而且也是整个西方思想史。”①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7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5 | PRINTED_PAGE=77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论作为一种富于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意蕴的概念在众多层面或范畴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他们的生成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在于对柏拉图主义及模仿论传统的颠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情感流变来认知世界，永远无法看到事物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反对文学这种第二序列模仿的原因；我们的感觉已然离开了真实的事物，而文学艺术则只不过是表达了比感觉印象更远一步的拟象而已(影子的影子)。1990年德勒兹谈到他的法文版著作《感觉的逻辑》(1971)的主要构想是颠覆柏拉图主义。当代语境中后结构主义思潮对生成与拟像的肯定即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否定，即认为不再有某种源头或存在作为生成的基点，也没有需要经历的某种拟像过程。在颠覆柏拉图主义的同时，德勒兹拒斥了外在性原点存在的基础，倡导内在性的“生成”。他以无根基的类象否定柏拉图所预设的基要主义理念观，对其原本/摹本、真实/虚假的二元模仿论加以解辖域化。这不仅仅是对生成(becoming)的评价高于对存在(being)评价的问题，而是对柏拉图式的二元对立哲学观和等级制思想的消解。 其次，他们生成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表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逻各斯思想传统的解构与活力论重构。德勒兹的著作是反柏拉图主义的，也是反人本主义的，反启蒙的。德勒兹认为，我们错误地设想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隐匿在生成之流背后，那是一个稳定的存在(being)世界。但是，实际上大千世界除了生成之流以外别无他物。一切存在皆不过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之流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由此，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的人本主义和主体中心论被后结构主义哲学视为妨碍生成思维的障碍，因为它们以人类或主体为生成的基础。德勒兹拒斥以人作为基本存在的观念，肯定大千世界各种存在都有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凸显了一种多元、动态的生成观。在“生成非感知”(becoming-imperceptible)意义上，我们所感知的现实(actual)世界是由虚幻(virtual)之流构成的。颜色是人将光线现实化的结果，音乐是人将声波现实化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生物将光线和声波加以现实化的方式，例如人类眼中五彩斑斓的世界在响尾蛇眼中则是一幅红外线的单调图景；蝙蝠将声波视觉化，迥异于人类将声波听觉化的途径；雌雄蛾子之间、大海中鲸鱼、陆地上大象之间交流而发出的次声无法为人耳所接收，因为它们将声波现实化的途径或方式不同于人际交流。即使同样是人，色盲者、色弱者眼中的世界亦异于常人。因此，维度不同而“生成”殊异。一种植物，尽管我们把它看成是静态的事物，但实际上植物是对光线、热度、湿度、虫害等的接受体，是与其他becomings相关联的一种动态“生成”过程。人类的眼睛、大脑和心灵只对自身感兴趣的东西加以感知，把感觉的混沌世界缩减成为特定的客体，而自己成为观察这种客体的主体。在此意义上，德勒兹所倡导的becoming一imperceptible(生成非感知)概念与由古希腊 theoria(意为 to look，即“观看”)一词而来的主体理论观形成对照，是以“活力论”的多元视角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阈的解辖域化。而文学则是这种自由解放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加塔利欣赏卡夫卡文学的原因：在卡夫卡创作的故事中把生命想象为甲虫、洞穴动物或机器。由此，我们可以从一种非人类的视角想象生活。”①在当代哲学、美学以及人类学语境中，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一维度与巴赫金的“超视”、“外位”及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位”、“客位”视角之间有着交叉互补、互阐的理论空间。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3, London:Routledge, 2002.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7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6 | PRINTED_PAGE=78 再次，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哲学与流变美学的意义还表现在文学层面的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的概念上。这方面尤其突出的体现在他们论卡夫卡的旨趣上。“生成他者”的思维的途径之一就是经由“生成动物”。生成动物并不是像某种动物一样或是某种动物，并不完全离开人类领域；这是一种becoming-animal而不是 being-animal，因为那是人兽杂交。我们从非动物出发，既不是动物，又不是人类，而是一种“横截线”，既链接又超越人与兽的视阈。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卡夫卡小说就是关于横截线式的生成的文学世界，其中“生成动物”—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becoming的问题。德勒兹认为，横截线式的生成对于生活的开放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生活并不是由前给定的形式构成的，多种生成的线索与方式交汇并且互相作用，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新的生成状态或“逃逸线”。多元性生成是变幻多姿的。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的少数族文学特征，强调具有差异哲学特征的“生成”观，阐发卡夫卡小说中“生成动物”的“逃逸线”及其喜剧性质。由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现代主义关于卡夫卡的传统看法和阅读方式提出了挑战，否定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卡夫卡作为俄狄浦斯情结叙事者，作为孤寂、苦行、神秘、忧郁的作家，作为现代异化与焦虑的编年史记录者等形象。进而论证他是一个反个人的文学机器创造者，其作品充满了社会与政治的意蕴，渗透了愉悦与幽默。卡夫卡绝非退缩于世界，而是揭示了父性权威，揭露了“未来的恶魔式的权力”奥匈帝国模式的法西斯、苏联和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权力。①同样，生成论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体观也有重要联系(参阅本书第九章)。 D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78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25\~128, London:Routledge, 200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7 | PRINTED_PAGE=79 二、游牧(Nomad)论 德勒兹常常被视为“游牧思想家”，这并非空穴来风或者单纯的文学隐喻。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未给“游牧”以明确的界说，但是这一概念却几乎贯穿在他全部重要的著述之中。在《差异与重复》中，游牧意味着由差异与重复的运动构成的、未科层化的自由装配状态；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分裂症的本质在于欲望的自由游牧。人们无法设定任何目的来拘囿欲望，因而欲望的游牧呈现非确定性和多元性。游牧意味着新的大地(newearth)，精神分裂症者犹如游牧者外出巡游，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与外界产生联系，因此分裂症模式要好于作为分析对象并躺在精神分析家床上的精神病患者模式。② 在《千高原》中，游牧与世界范围的文明迁徙中游牧民族制造的战争机器相关。在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中，战争机器与国家机器形成对位，分属游牧类型与辖域类型。两者的关系犹如游戏理论中围棋与象棋的关系。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围棋的“游牧”与象棋的“国家”相对峙，游牧战争与政治国家相对位。围棋属于“光滑”的流变空间，象棋属于“条纹”的固化空间。象棋中各个棋子皆身份明确，帝王将相兵炮马车后职责分明，其战争遵从机构化、编码化的规则，有前线，有后方，有作战机制；围棋中各个棋子则是匿名的、聚合的、单一的，具有第三人称功能，是非主体的机器装配，没有作战的等级制机构，只有情境联系或战略。①我们认为，体育竞赛和文艺节目表演也同样是典型的例证，它们分别代表着游牧类型与辖域类型的对位关系。体育竞赛充满着非确定性和可能性，其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千差万别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具有游牧韵味的魅力十足的光滑的空间；而文艺表演则是事先设计、排练、按部就班完成的，具有明显的预定结构与既定目的，因而是一种可掌控的辖域化的“条纹”的空间。相对国家机器与既定辖域而言，战争机器与游牧方式均有破除既有状态，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逃逸或生成新的状态的性质。 ①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2002. ②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 2,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7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8 | PRINTED_PAGE=80 在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的维度，世界是如何被图式化和科层化的？德勒兹和加塔利从符号论框架中历史与文化的力量冲突的维度对此加以阐发，其中“游牧”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念，世界是由多个符号系统构成的。其中不少系统迥异于作为“特殊的欧洲疾病”的西方理性哲学超验传统。这些符号系统可以根据其意义和特征分为三种体制：①前意指的符号论(presignifying semiotic)——这是多元的、多声部的符号论，它规避普遍性的暴政；②反意指的符号论(countersignifying semiotic)—它以“游牧”为特征；③后意指的符号论(postsignifying semiotic)—它指向“主体化”过程，即建构主体性模式的具象化过程。这些符号论可以融为一体，可以与不同的“装配”相关联，但往往以其中一种符号系统为主导。 以世界文明中迁徙型的希伯来(犹太)文化为例，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前意指的符号论与以游牧为特征的反意指符号论曾经建构了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旧约》曾经描绘摩西率领犹太人走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文化迁徙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后来为上帝信仰模式的具象化过程或后意指符号论的一神论信仰所覆盖。上帝的超验主体观念就是这种一神论的高度极权主义的表达式。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80 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p. 352\~ 353,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89 | PRINTED_PAGE=81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把西方基督教传统解读为杂糅的符号学形式，它合并了激情主体形式和偏执专制形式，对其加以反拨的结果之一即是宗教改革。尤为重要的是，二希文化的结合导致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潮发展成为灵肉二元论，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cogito)就是这种以理性为主体的二元论的典型形式。德勒兹于1962年解读尼采，把理性视为一种主要的“反动力”。理性/情感(灵/肉)固定的二元论与游牧的流散性质的多元论恰成对照。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取向显然看重的是多元流变的游牧论。 在此意义上，这种后意指符号论的超验主体模式是直接与游牧符号学相对立的。如前所述，游牧符号论是一种反意指的符号学。它抵抗希伯来一神教的极权体制以及其他的控制机器，例如国家机器和霸权主义。游牧论(nomadism)集中体现为“生成”状态，发挥着挣脱严谨、固定、独裁、等级制的符号体系藩篱的逃逸线的功能。类似地，其块茎的本质特征是宇宙混沌无序的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游牧论在定义上是与上帝无所不在的教义和笛卡儿主体理性中心主义cogito(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普遍性相悖立的；反之，它与特殊性的表达式相关联，与具体的犹太民族相联系，因此也就与一个特殊的种族及其历史语境相关联。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主体化的极权主义过程最纯粹地体现在犹太民族的命运之中”，他们提倡游牧思想以对峙权威化、绝对化、普遍化的超验主体性，认为历史并非基因的叙事或进化的叙事，而是游牧的旅程图式。德勒兹曾经说尼采的思想就是游牧的思想。同样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也是游牧的思想，是一种游牧美学。 但是，这里似乎也存在某种悖论：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游牧”概念所建构的这种意义模式，一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基要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是一种多元性、多声部的漫游与生成，恰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另一方面，生存与发展的欲望是游牧的主导内驱力；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构想的游牧“多声部”模式的背后，又掩盖了其游牧本质的基要主义性质。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符号论依赖于一种活力论的形式。这种活力论在历史编纂的年鉴中是无法找到的。德勒兹认为游牧“没有历史”，“只有地理学”。①因为历史是极权主义和权威叙事的产物，历史总是拒斥游牧者。游牧的“逃逸线”是试图从历史中逃遁的一种努力。②德勒兹和加塔利由此在其多元符号论和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关于文化与力量取向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文化叙事。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81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14d89a-8f9c-43cd-a731-6232c6f80477.md?start=9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