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第一节 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

首先，应当在奥斯维辛之后与五月风暴以来的欧洲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把《反俄狄浦斯》部分地理解为是对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反思。这场运动显而易见地激发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思考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关联性的灵感。《反俄狄浦斯》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其寻绎的那种反中心、小范围、即兴的微观政治学斗争，当年春天在巴黎不断发生，并且蔓延到整个法国，影响整个欧洲。

精神分裂症的生命体按照自身的规则或符码行事，逃逸出主流社会文化符码的桎梏，是与社会格格不人的局外人。在欧洲社会文化语境中，德勒兹及加塔利具有流变、规避、滑动、离心特质的分裂分析概念因此与罗兰·巴特、德里达、萨特、利奥塔、福柯等人形成思想共鸣。巴特曾经在1977年的就职演讲中描绘了人的定位不断滑动变化的图景；德里达的“异延”论宛如思想柔道，暗中破坏了静态的主体定位；萨特把个体视为偶然、意外、本质上无法理解的存在，表达了异化的文学主题和现代主义的恶心情绪；利奥塔倾情赞赏崇高，以之与理性主义的认知范式相抗衡；福柯则关注疯子、麻风病人、囚徒等遭到理性文明史、正典文化、主流社会及主流意识形态遗弃的边缘人，并且借此挖掘社会文化的本质。“由此可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症的概念，提供了一种绝对的社会局外人的形象，其异化的心灵不仅抗拒典型文明社会，而且也抵抗在理解人类心理方面最强大的理论之一，即精神分析。”①

德勒兹在访谈录中坦承他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概念是五月风暴的一个产物。五月风暴激发了他们对欲望与权力(或法西斯主义)关系的思考，对精神分析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他们的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精神病学的，而前者不能简化为后者，后者也不能简化成前者”。他们在共同研究和合撰《反俄狄浦斯》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他们惊讶地发现：仅仅是从所选读的一些文本中，“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荒谬绝伦，这就更加使我们坚信俄狄浦斯的谬误和精神分析学的可悲”。德勒兹认为，精神分析本身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从一开始就没走好。弗洛伊德发现了作为利比多的欲望、生成的欲望，而同时他又不断地使利比多在家庭的表现(俄狄浦斯模式)一再异化。这种“精神分析的唯心主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欲望生产被简化成为一套称作无意识的表现的系统，无意识工厂简化为一种戏剧舞台，简化为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简单的表现价值代替了无意识真正的生产力，“利比多的社会蕴涵被简化为家庭蕴涵；欲望被叠合在家庭的坐标上，叠合在俄狄浦斯上”，欲望机器被简化为制造幻觉，制造戏剧效果的机器，所有的欲望生产都被粉碎。精神分析家们“以俄狄浦斯的名义所说出的蠢话，首先是关于儿童的蠢话，都是一派胡言乱语”。因此有必要反俄狄浦斯，建构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将生产引入欲望之中，并且反过来将欲望引入生产之中”。“精神分析学家将精神病理解为妄想狂’之线，这条线通向俄狄浦斯、阉割这类插入无意识之中的抑制器具。但是谵妄的精神分裂症的实质，这条画出非家庭图像的精神分裂症’之线，则完全被漏掉了。”因此，必须以“战斗的、经济利比多的、政治利比多的”精神分裂分析取代荒唐狭隘的精神分析。①作为无意识表征的谵妄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父亲”无关，甚至与拉康式的“父亲之名”也无关，而是与历史之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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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2,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其次，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意义上，《反俄狄浦斯》是一部反法西斯之书。福柯曾经为《反俄狄浦斯》写了一个简要的序言，文字不长，全文引证如下：

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得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而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尺度。

接踵而来的是五个短暂、激情、狂欢和谜一般的年头。在我们的世界的门

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15～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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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越战，当然也有对既有的权力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而在我们的院墙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种混合了革命与反压迫的政治综合体？一场在两条前线打仗的战争：一方面反对社会压制，一方面反对精神压制？一波为阶级斗争所调转的利比多浪潮？或许，无论如何，这种人们熟悉的、双重的解释对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件自以为是地作出了阐发。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符咒般迷魅住欧洲的梦幻之都—威廉帝国的德国和超现实主义的法国—的那种梦幻，已经回归并且对现实本身纵火：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在同样熊熊的火光之中。

然而，这一切真正地发生了吗？是否30年代的那种乌托邦的构想重新复燃，这一次是在历史实践的范围内复燃？抑或相反，是一场走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所规定的模式不再和谐的政治斗争运动？走向的是一种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体验和技术。确实，旧的旗帜已经举起，但是战场却转移了，延伸到了新的领域。

《反俄狄浦斯》展示了众多领域是如何被覆盖的，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止于此。尽管它大量地取笑弗洛伊德，却是直截了当地对旧偶像加以质疑。最重要的是，它激励我们向前走得更远一点。

把《反俄狄浦斯》解读成一种新的理论参照可能会是一种错误(众所周知，颇为前卫的理论最终却是无所不包，最终总体化和重蹈旧路；我们被告知的最“迫切需要”的理论，在我们这个弥散化和专门化的时代里却是缺乏“希望”的)。人们不要在书中极为丰富的新观念和令人惊讶的概念中间寻找“哲学”：《反俄狄浦斯》并非是华而不实的黑格尔。我认为，最好是把《反俄狄浦斯》读成一种“艺术”，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它以“色情艺术”的术语表达了这一特征。通过对多元性、流、安排以及联系等看似抽象概念的阐发，它对欲望与现实、与资本主义“机器”的关系的分析回答了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再关注为什么(why)这样或那样，而是关注如何(how)去进行。人们如何将欲望引入思想，引入话语，引入行为？欲望如何在政治领域内展开其力量，如何在推翻既有的秩序的过程中变得更为强大？色情艺术、理论艺术、政治艺术。

《反俄狄浦斯》由此遭遇了三个敌手。三个敌手的力量不一样，它们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危险，本书以不同的方式与它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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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苦行僧、忧心忡忡的斗士、理论的恐怖主义者。他们会保护政治和政治话语的纯粹秩序。他们是革命的官僚和真理的公仆。

1. 可怜的欲望技术员——精神分析家、一切符号与症状的符号学家—他们会把丰富多彩的欲望压制到结构与匮缺的双重律则之中。

1. 最后但不是最无足轻重的敌手，这个主要敌手，战略上的敌手是法西斯主义(而《反俄狄浦斯》所面对的其他敌手更多的是战术上的敌手)。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能够极为有效地激发和利用了芸芸众生的欲望，而且还是居于我们大家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宰制和剥削我们的那种东西。

我想说《反俄狄浦斯》(请其作者恕我直言)是一部伦理之书，是长久以来用法语撰写的第一部伦理学著作(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成功并不限于特定的读者群：因为反俄狄浦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和生活之道)。人们如何避免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尤其是)当你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时候？我们如何搜捕出我们行为中根深蒂固的法西斯主义？基督教的道德家追寻居于我们灵魂深处的肉体之踪迹。德勒兹和加塔利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追索着身体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最轻微的蛛丝马迹。

在此谨向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①致以最谦恭的敬意，人们可以说，《反俄狄浦斯》是一部《非法西斯生活导论》。

这种反对一切形式法西斯主义(无论是已经存在的还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具有一系列基本原则。倘若我要把这部杰作制作成为一本手册或日常生活指南，则需要将这些原则概述如下：

将政治行为从所有整一的和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放出来。

通过增殖、并列和分离，而不是通过次第分层和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化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

①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是17世纪的牧师，日内瓦大主教，以其《虔诚生活导论》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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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效忠于否定式(法律、限制、阉割、匮缺、空隙)的陈旧范畴，西方思想长久以来把否定式奉若神灵，视之为力量的形式和现实的通道。要钟爱积极和多元的事物，差异性胜于一致性，流变胜于统一，动态协调胜于静态系统。相信生产性不在于固着不动，而在于游牧。

不要认为想成为斗士就得忧心忡忡，即便是人们与之斗争的对象是可恶的。唯有欲望与现实的联系(而不是退缩到其表达形式中)才拥有革命力量。

不要把思想作为政治实践的真理基础；也不要怀疑政治活动，将其仅仅作为推测，作为一种思路。要把政治实践作为思想的一种强化剂，把分析作为政治活动介入的形式和领域的倍增器(multiplier)。

不要求用政治去恢复个体的权利，因为哲学对个体作了界说。个体是权力的产物。要通过多元化、移植变形、异质合并的方式“解个体化”。群体不必是将等级制的诸个体统一起来的有机的束缚，而应是解个体化的永动机。

不要变得迷恋于权力。

可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很少关注权力，他们甚至一直试图将与其话语相联系的权力影响中性化。故此本书中到处都是游戏和陷阱，对它的翻译需要真正超凡的才艺。而这些陷阱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修辞的陷阱；后者左右读者而不使其意识到被掌控，最终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取胜。《反俄狄浦斯》的陷阱是幽默的陷阱：众多的诱惑邀请你走出来，当你离开文本之际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本书常常引导你，使你相信全都是开玩笑和做游戏，而这时却出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某种极为严肃的东西：寻觅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的踪迹，从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①

福柯在“序言”中强调了20世纪中叶欧洲的思维方式、政治话语和道德伦理三个维度，以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符号系统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福柯提醒读者“把《反俄狄浦斯》当作一种新的理论参照来读是一种错误”，他建议最好把《反俄狄浦斯》读解为“艺术”，把法西斯主义与伦理学的对立视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构想的一个组织原则。法西斯主义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渗透到个体的无意识深处的微观欲望。因此，反俄狄浦斯不仅仅是反对“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能够极为有效地激发和利用了芸芸众生的欲望”，而且还是反对“居于我们大家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宰制和剥削我们的那种东西”。日常生活的法西斯主义因其隐蔽性而更具危险性，铲除掉它们的任务也更为艰巨。社会历史现象和语境侵扰着所有形式的思想运作，甚至哲学概念的创造亦非完全纯粹的。因此，德勒兹哲学不仅具有反理性主义、反形而上学、反基要主义的思想特质，而且也是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反法西斯既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维度，也有隐匿无形的伦理维度。从分裂分析和微观政治哲学的视角而言，反俄狄浦斯要超越历史维度的反法西斯及其权力，也就是超越政党或国家的斗争，而将其拓展到伦理的、文化的、家庭的、个人的和利比多的领域。卢梭曾经说，最有意义的法律不是镌刻在大理石碑或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同理，最可怕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围绕我们、压碎我们的那些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而是已经变成我们内心欲望的“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残酷痛苦的小小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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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xi\~xiv,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自马基亚维里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政治上(法西斯主义)对欲望的控制与哲学上(形而上学)对欲望的控制是一回事。他们认为“真”与“美”从来就不能离开权力和语用学而得到解释。H.Bertens等人指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在把欲望与权力联系起来分析方面，他们的大多数分析都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7/1975)的微观政治学更先一步。他们对资本主义“堂皇叙事”既解构又重构，是后现代思想家通常所采用的一种策略。①福柯的“权力”概念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概念类似，是弥散于一切社会关系、渗透到亚个体身体的东西。德勒兹和加塔利理论中精神分裂的世界，呈现为一种小型的“欲望机器”—嘴、手、胃、牙等—的聚合图式。这个世界充满了混杂、拮抗、离合的因素，变幻不定，宛如动态的马赛克或者肢解了的提线木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种幻象类同于加缪对荒诞的理解，所不同的是他们将存在的荒谬性提升到更高更强的程度，并与某种严重的精神疾患联系起来。①在福柯看来，《反俄狄浦斯》中原始的、专制的、资本主义三种机器皆是权力的体制，是身体政治学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福柯与德勒兹/加塔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福柯把权力视为首要因素，而德勒兹与加塔利把欲望视为首要因素，权力是一种辖域化的限定形式，欲望则是一种解辖域化形式。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以欲望的分裂分析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历史文化批判，具有一种“欲望微观政治学”的意蕴。

① H. Bertens and J. Natoli ,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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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的概念内蕴着德勒兹和加塔利长期的哲学和美学思考。1972年德勒兹与加塔利出版《反俄狄浦斯》之际轰动一时，引发了热烈的争议，继而在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引起不同强度的反响。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该书中对精神分析的信条，尤其是对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巴黎知识界盛行的拉康一脉的精神分析学说施以全面否定。人们在这部著作中看出了1968年5月学生运动即五月风暴精神的哲学表达——有些人认为该书在反结构主义的、尼采式的自由题旨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作了非凡的、反圣像崇拜的综合；另一些人看来该书表达了一种无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利比多自我放纵的政治学。这部著作大获成功，一时成为人们竞相争论的热点，一直被公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最负盛名的著作。《反俄狄浦斯》流行于世，似乎得益于其恰逢其时的狷傲激进之风格和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但《反俄狄浦斯》既非五月风暴反理性主义情感的自然流露，亦非机会主义式地利用拉康主义的迷信。确切而言，这部著作是其作者花了近20年的时间研讨哲学、精神分析和政治理论的结果。因此，《反俄狄浦斯》既是五月风暴的反应，更是对西方数十年来理论思潮的一种回应。它反击拉康式的“能指的暴政”，强化了对结构主义的抨击，其反理性主义的取向，与五月风暴所激发的大众情感无疑产生了共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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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3,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最后，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思想批判还有一种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实践维度。他们认为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理论脱离实际，忽略了我们的世界的生产性方面，无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变化中的社会状况。精神分析过于理论化是一种缺憾，马克思曾言：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概言之，自由解放和实践性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思想旨趣的两个重要方面。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解放的理想和弗洛伊德关于利比多是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力量的观念，但他们否弃了马克思关于建立和谐完善、有机统一的社会体系的理想和弗洛伊德关于家庭单元作为核心的理念。“在欲望本质的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几乎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所有理论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传统上—正如我们所知，叔本华、萨特就是如此，更无须再提及佛教和《奥义书》的众多版本———欲望被视为一种匮缺’或者一种亟待满足的需求……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另辟蹊径，他们将欲望视为生产性的(desire-as-productive)的概念，认为欲望就是一种力量的漫溢(energy-overflow)，它能够不断地延展，总是‘想要更多’。”①这种看法，显然也承惠于尼采哲学。

因此在如何阅读《反俄狄浦斯》的问题上，德勒兹曾经回答访谈者说：应当把它当作工具或机器来读。他提到，《反俄狄浦斯》不能说已经摆脱了知识工具的藩篱，它还是非常学院气，还相当圣贤气，这不是理想的大众哲学或理想的大众分析法。但是有一点使他感触良多：觉得此书特别难懂的人，恰是那些最有修养的、尤其是有精神分析修养的人。他们说，何谓无器官身体？何谓欲望？相反，那些懂得不多的人，那些未受精神分析腐蚀的人倒没有那么多问题，他们毫无顾忌地将不懂的东西丢到一边。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勒兹强调此书是面向15～20岁读者的，而阅读此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书与学问结合，追根究底地在书中寻找能指或所指，“人们将随后的书视为装在前面匣子里或包容前面匣子的一个匣子，人们将进行评论、解释、要求解释，人们将撰写关于此书的书，如此这般，永不休止”；另一种读书的方式是将书视为一个非能指的小机器，问题只是：“这小机器灵不灵？运转得好不好？”如果不灵，运转得不好，那就另换一本书。这是一种快速阅读。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没什么可说明的，没什么可领悟的，没什么可解释的。这是一种电路的连接。德勒兹说，我认识一些修养不高的人，他们凭着自己的习惯，凭着他们的理解方式，立刻就理解了无器官身体。这第二种读书方式与前一种相异，因为它将书与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书是一部复杂得多的外界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写作是诸流中的一个流，同其他流相比，它没有任何特权。它同其他的流，诸如秽语流、精液流、讲话流、行动流、色情流、货币流、政治流等等，构成了潮流、反潮流或回流的关系。”①按照德勒兹所提倡的第二种读书方式，深受等级机制所苦的人，在《反俄狄浦斯》中可以读出一种微观政治学干预；对那些身属激进团体又担忧五月风暴后的欧洲前景的人，此书可以有助于揭露微观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而对厌烦了精神分析，讨厌听到“爸爸、妈妈、俄狄浦斯、阉割”等白痴般话语的人(尤其是青年)而言，反俄狄浦斯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共鸣效应。但是，如果其中没有你关注的兴奋点，你完全可以把它扔到一边。正是因为《反俄狄浦斯》内容丰赡，思想深刻，同时又贴近大众，无所拘束，所以毫不奇怪，这样一部艰深玄奥之书，竟然成为五月风暴之后的学术热点和大众畅销书。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p. 273\~274,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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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精神分析背景下的俄狄浦斯问题

20世纪，马克思在社会学，弗洛伊德在人类深层心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重大发现，日益使人类成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并开拓了广袤而丰富的研究空间。在西方文论发展史的视阈中，弗洛伊德作为奠基人的“无意识”观念是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关键词之一，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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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精神分析批评在20世纪文艺美学领域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复杂对话关系，并且出现了众多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关于人类无意识精神分析的深层心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第一次把人类的注意力引向了深不可测的无意识领域—这个新领域甚至比邈远的宇宙天体更加广阔玄奥，因此，弗洛伊德对人类精神史、思想史的贡献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怎样评价他的贡献都不过分。精神分析学派关注人自身深层的、隐秘的、微妙的甚至病态的内心无意识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成为20世纪主要理论模式和思想领域之一。但是，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诊疗并不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方，人的精神病态和生存的特殊体验，还有更复杂深刻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历史等原因值得去探讨，因此尽管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特色斐然，但是也具有较明显的适用局限性。拉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重镇，从语言学维度将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拓展为文化无意识，深化了精神分析领域的问题研究。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无意识学说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学说中发挥着主要功能。因此，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所针对的对象，俄狄浦斯情结问题必须置入弗洛伊德一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背景之中加以论析。

一、弗洛伊德与俄狄浦斯情结

虽然弗洛伊德对人类无意识的发现与诠释曾经被誉为20世纪三大发现之一，与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物理的相对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相提并论，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弗洛伊德学说的绝对性不断地受到扬弃和质疑，不少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维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展开对话。例如荣格的“个体无意识”、拉康的“语言无意识”或“文化无意识”、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等在这一领域皆有里程碑的意义。E.赖特的著作《精神分析批评：实践中的理论》分章论述了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后弗洛伊德批评(E. Kris/S.O. Lesser/N. N. Holland)、原型批评(荣格)、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结构心理学(拉康)、后结构心理学(德里达)、精神分析与意识形态聚焦于性与社会关系的精神分析话语(福柯关于性与权力、德勒兹及加塔利的分裂分析)等题旨。由此可见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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