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众所周知，西方精神分析奠基人弗洛伊德把表现“弒父娶母”题旨的古希腊神话与悲剧故事《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为一种潜在的、基本的人类戏剧符号，从中萃取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认为其代表了一种隐匿的、普遍性的人·类欲望，一切梦幻、幻象、幻觉和文学都是这一神话的嬗变。无意识则以不同的形式重述这一故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由此获益匪浅)。无意识因此发挥着个人的和“无时间”的“戏剧”功能。在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儿童仇视异性的父母，由此产生与男孩相关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以及与女孩相关的伊莱克特拉情结(ElectraComplex)和阴茎忌妒。孩子、母亲和父亲共同构成一种家庭三角结构，这种结构在决定个性的形成与成人欲望的轨迹问题上，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是诊断许多病理学现象的参照点，并且启发了拉康关于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三维结构的构想。弗洛伊德在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三部伟大的世界名著—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找到共同的俄狄浦斯情结轨迹，似乎证实了他精神分析学说的正确性和普遍性。E.琼斯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哈姆雷特踌躇之谜，曾经激发了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家们的热情。

德勒兹和加塔利从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出发，颠覆了弗洛伊德对神话与文学的阐释。他们认为，无意识远不是神话的、再现的或某种亟待解释的东西，而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生产性的。人类隐秘玄奥的无意识生产出各种奇怪的联系和形象，例如狼人对狼的迷恋，孩子对机器的浓厚兴趣，艺术家对颜色的痴迷，吸毒者对幻觉的快感联想，等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把欲望的联系和生产性加以临床诊疗般的索解，探求表面现象之下隐匿的深层蕴涵，把无意识欲望视为俄狄浦斯戏剧的能指。例如，认为狼即是狼人的父亲，梦幻是失却的欲望的补偿，孩子的玩具是母亲身体的替代物，等等。弗洛伊德之误在于把俄狄浦斯戏剧视为再现而非创造—欲望形象的创造。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死亡之间建构了联系；而这种父亲一母亲形象的联系在剧中直接提示了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维度：国王与王后。德勒兹和加塔利追随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本质不是个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出古希腊悲剧演示的不是“无时间”的俄狄浦斯式的“人类家庭戏剧”原型，而是特定的国王和政治权力。现代关于“父亲”的概念是从集体的和政治的投注(investments)发展出来的。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现代父亲是从这种投注的男性政治领导者形象中衍生出来的。在男人或父亲的个人形象出现之前，社会机器(通过诸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事件)已经塑造了国王、暴君、银行家、警察或法西斯主义者形象。男人(man)是从社会角色中生成的，这种社会投注须得在集体观看中创造：从古代磨难仪式到现代电影和大众文学都是这种投注式的观看。这意味着文学不是再现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文学具有促发欲望、创造新的思想与情感效应的力量。“文学是一种超越任何既有的思想形象”或艺术规则的生成力量。经由文学而生成女性或摧毁俄狄浦斯男性，意味着政治和未来的开端。……文学因此不是屏蔽和再现无意识和无时间戏剧的工具。文学生产新的戏剧和强度。文学不能简缩成为男性的故事和解释；它永远拥有超越男性的力量：生成女性。”①从反俄狄浦斯的思想立场出发，德勒兹从其生成哲学的维度阐发了无意识欲望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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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扬弃并不是完全割断与它的关系，而是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一方面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观念如利比多、自由联系、原初压抑等仍然被保留下来，成为分裂分析的思想资源。例如，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是作为欲望之抽象的、主体本质的利比多概念，这种自由形态的利比多没有任何前决定的欲望对象，是一种流动的欲望，可以合乎情理地运用无意识的综合。但是，弗洛伊德却背叛了他自己最伟大的发现，给欲望设定了普遍性的、前决定的对象和目标：性欲驱动的杀父娶母(对母亲的性欲和对父亲身份的认同属俄狄浦斯乱伦禁忌)——俄狄浦斯情结。这就把流变的、生产性的欲望纳入僵死固定核心家庭范畴而忽略了复杂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网络关系，误解了欲望的本质。因此弗洛伊德将伟大的发现用于了荒谬狭隘的范畴。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一些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观念(如升华、移植、死亡本能、俄狄浦斯情结等)则被当作误导思想的靶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德勒兹和加塔利尤其不赞同精神分析把俄狄浦斯情结视为普适性的模式，他们考察了原始社会家庭(部族)联姻与血统的关系和专制社会中家庭的社会角色，认为家庭无法与社会体分隔开来，从而强调了家庭的社会维度。俄狄浦斯模式无法在这两种社会体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只有在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才内在化地凸现出来。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父亲的形象外，几乎一切符号都被市场解编码。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代表的是资本主义欲望压抑的表达式，并非普遍性的、总体化的机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首先是从弗洛伊德学说中找到了理论思辨的切入点。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44\~145, London: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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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康与俄狄浦斯情结

拉康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复杂玄奥、影响重大的人物，一般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主要是从无意识话语、语言结构、宏观文化修辞等角度阅读弗洛伊德的，他将弗洛伊德神秘化的个体潜欲望和无意识学说加以历史化、政治化，并置诸宏阔的文化语境中，以意识形态结构消解人的主体中心位置。

在俄狄浦斯问题上，拉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传统精神分析话语的策略与表达式经由拉康的质疑和语言学拓展后，成为众多文艺美学思想观念和理论思考的参照点或生发点。拉康是从隐喻的维度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因为这牵涉到其关键的置换概念，以父亲之名(the Name-of-Father)的概念置换了弗洛伊德母

亲之欲(the desire of the mother)概念。拉康以三环相联互扣的新几何学“鲍罗密欧结”①，即ISR(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个秩序置换了弗洛伊德关于核心家庭的“爹地一妈咪一我”俄狄浦斯三维结构。由此，俄狄浦斯情结被转换成一种语言学现象和文化结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变成了文化无意识意义上的父亲之名(父亲的角色是母亲和法律地位的拥有者)，并由此从想象秩序进入了象征秩序：在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重读的基础上，拉康在20世纪中叶把弗洛伊德式的个体精神分析领域拓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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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鲍罗密欧结(The Borromean Knot)是一种由三个等大的圆环构成的几何图案或链接。它们互相扣结，各有一部分向心式的均衡地交迭在一起，若其中一环被离断，其他三环也被分开。它因鲍罗密欧家庭(the Borromeo family)用于臂徽而得名。拉康将其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之间的关系以此三环图式标示。参见 D. Evans，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Psychoanalysis, p. 18, New York:Routledge, 1997.

拉康的镜像阶段标志着俄狄浦斯过程或父亲隐喻的一个高峰。父亲作为结构的第三维侵入了儿童与母亲的想象界二分体，代表了法律，导致了菲勒斯强力和阉割恐惧的象征秩序。接受了父亲的权威，儿童就在社会象征秩序内有了一个位置，一个名字，一个说话的立场。菲勒斯把不同性别的男孩和女孩都导向了象征秩序。拉康经常用父亲隐喻(paternal metaphor)来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相联系。这是社会象征意义上的父亲禁制，代表了父权制统辖下的社会性别。在弗洛伊德看来，阉割情结的焦点是身体的阴茎(thepenis)，在拉康看来，父亲隐喻的焦点是文化象征的菲勒斯(the phallus)，它对男孩女孩都有权威，使女性屈从和被边缘化。菲勒斯既意指父权制秩序的统治和父亲的法则，同时又是幻象。在某种意义上，菲勒斯代表了人类欲望永远不能达到满足的困境。象征秩序就是以欲望不可满足性的认识为前提的。拉康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完满的统一体，而他者性(otherness)却具有存在的可能性。无意识对主体而言是未知的东西，与他或她异质，因此“无意识”的概念就导向了“他者”的观念。拉康赋予这种主体的符号是“\$”—其内部永远是分裂的。而由于主体是由某种缺失了的东西构成的，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欲望。欲望被主体体验成一种缺失(lack)，欲望的满足则是对缺失的弥补，这就表现出一种动力学状态或动态。正是欲望使得人类不同于动物：动物体验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需要(need，此词含缺乏/需要二义)而不是心理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要求(demand)的欲望。无意识在各种填补空缺的途径中展现了自身。拉康在性别与语言的联系上区分了需要和要求、阴茎和菲勒斯，从而刷新了弗洛伊德学说，他从语言学角度对主体加以定位，重写了经典的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拉康认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是“能指的宝库”。人类生活在一种由象征符号所创造的秩序之中，正是文化和话语使我们聚集成人类社会。因此文化是一种无意识规则、一种建构我们生命意义的密码和结构。拉康将弗洛伊德的拓扑图模式置入了语言学维度，借用了索绪尔关于能指、所指的结构模式和雅克布森的“语言基轴”概念，在隐喻和转喻的结构中强调转喻，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强调能指的功能。他认为：正是修辞形象提供了无意识工作的方式，从而产生意义。孩子与母亲的分离(脱离哺乳期)意味着与一种身体或存在失去联系，这时人们就开始进入了象征秩序的意义与语言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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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概念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思想是在欧洲1968年五月风暴的背景下形成的，1972年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面世，旨在揭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法国知识界所扮演的暖昧角色。弗洛伊德本人认为自己的精神分析方式是革命性、颠覆性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也确实是影响深远，促进了多个学科或者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罗兰·巴特后来借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进行精神分析，拉康则认为弗洛伊德思想开拓了心灵解放的道路。拉康关于弗洛伊德的研讨和相关著作闻名遐迩。“因此，当德勒兹与加塔利著述之时，精神分析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社会批评家们乐于采用的理论方法。不仅在法国确实是这样，而且在德国也是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那里获得了灵感。………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认为，精神分析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相悖的，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本质上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学说—是一种支持资产阶级压制’的学说。”①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流变思维反对固化的、压制性的力量和范畴，他们的反俄狄浦斯概念，就是反对同质异构的资本主义与核心家庭。鉴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心题旨的框架—俄狄浦斯情结—是以“爹地一妈咪一我”的核心家庭结构束缚人性的，忽略了更为宏阔、更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关联域，因此，有必要打破精神分析的模式，从而在思想、社会、人性等方面对固化的、压制性的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进行解辖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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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p. 270,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哲学上基于尼采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和对差异价值的张扬，对精神分析加以反拨或转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历史唯物论的改造。他们用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分裂分析方法勾勒出反俄狄浦斯的利比多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图式，批判了弗洛伊德俄狄浦斯的家庭模式和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图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弗洛伊德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情结忽视了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囿于一隅；拉康的鲍罗密欧结或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个“秩序”对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之名维度(象征界、菲勒斯、文化律则、权威)的强调和对能指的侧重具有结构性的等级制特征，是“能指的暴政”。而能指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属性，具有专横、恐怖、阉割的特性，是“专制超编码的法则”。因此，德勒兹说：“我们转向了叶尔姆斯列夫。他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流，内容和表达的流，不需要能指。语言作为内容和表达的持续流系统，被离散的、断续的辞格的机械搭配所切断。……我们纯属功能主义者，我们感兴趣的是某一事物如何运转，如何运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而能指尚属其为何意？’这一问题的范畴，甚至是一个被划掉的问题。”①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与观念具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

在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语言问题上，德勒兹在其著作中一以贯之地批判将语言作为“能指”的索绪尔渊源的语言学概念。他认为这种概念提示了存在着一个外在的世界(参照系)，我们给这个世界加上意义或从中寻找出意义(所指)，然后我们再使用标记或声音将这些意义系统化(能指)。德勒兹从多元生成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对此从两方面予以回应：

第一，并非先有一个现存世界然后才有一个再现式的语言系统。世界是意义的一种内在平台，是联系和生成的链接，生活中充满了符号和编码，而决不仅止于语言。例如，基因密码，昆虫“阅读”植物，肠胃分析和吸纳营养，神话意象与仪式，电脑处理信息和资讯……存在着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人类的、动植物的、机器的)符号选择与反应之链。语言只是大千世界众多褶子或块茎之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4～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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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尽管它对人类而言极为重要。

第二，在符号被再现和拓展之前，它们是有强度的。强度先于语言系统。例如，原始部落欣赏和投注于某种形象(动物、身体某些部分，如生殖器或铭记），形象因而成为图腾，产生一种装配、联系、凝聚部落的功能，但不是再现功能。德勒兹和加塔利谓之辖域化或集体意识投注。当部落之人所欣赏的形象成为具有某种社会意义的符号，成为惩罚与崇敬的超编码时，原先自由漂浮的形象层面不复存在。最终这种超编码化过程导致了社会机器和“人”的产生。原先的情感性欣赏和心理投注变成了符号，符号隐含了某种前存在的现实和前语言系统的强度。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俄狄浦斯问题上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判，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加以整合和扬弃，将无意识欲望与更宏阔的社会生产联系起来，将俄狄浦斯情结模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及功能挂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两个维度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二是寻绎出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模式的局限性和荒谬性，从而颠覆俄狄浦斯模式。这方面关涉到他们的反俄狄浦斯概念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Object Relation School)之间密切的理论联系。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如克莱因(MelanieKlein)和客体关系学派认为，应当赋予前俄狄浦斯阶段以更多的重要性，在此阶段，儿童与其母亲关系是更独特的。这一学派的拥护者力图把众多的病理学行为的形式追溯到这种儿童与母亲的关系的两相结构中，而不是归之于俄狄浦斯三角形。这种立场对女性主义理论家如 Nancy Chodorow等人有着重大影响，她对母亲角色的论述引人注目。在这一流派中，可以把反精神病学’的拥护者置于其中，加塔利堪为代表。加塔利与哲学家德勒兹倡导分裂症式的前俄狄浦斯世界，将其作为取代俄狄浦斯情结的宰制的一种选择。他们把俄狄浦斯情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压制结构的同盟”①。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俄狄浦斯模式的批驳相呼应，著名人类学家B. 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近来 M. Cecile 和 E. Ortigues 等人都质疑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适性，他们试图描述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结构，其中一些社会并非是孩子、母亲、父亲构成的核心家庭文化模式，另一些社会结构中，父亲并未扮演规训、象征性禁制和压抑性的主导角色。这提示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拉康的象征秩序以偏概全的局限性和夸张特征，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复杂多元的特质。他们的研究结论，可以说与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解辖域化、块茎、分裂分析、褶子等概念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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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14,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拉康凸现的是一种“能指的霸权和专制”，拉康把传统精神分析话语中的“俄狄浦斯”①视为一种想象界，一种心理结构和动力学的表达式，并且设计了它的对位领域象征界，即一种以结构观念和语言学阐释欲望的符号学，但是，拉康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俄狄浦斯问题。

德勒兹与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第三章论述的社会生产的系谱学模式，揭示了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俄狄浦斯”拉康版本实际上也具有社会历史的渊源。母亲的身体作为失去的实体和存在领域，源自原始社会辖域的丧失，而部分客体的编码仍然内在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同样，父亲的阉割戒律来自专制者关于社会等级制的分封体制，父亲隐喻的角色(或能指的概念)，则呼应着专制者的超编码。处于阉割阴影下的普通臣民的欲望成为超验他者(专制君王)欲望的工具式的欲望；专制者作为无限债务的债权人和主管欲望的超验他者在转喻的意义上以“父亲之名”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再编码，以取代与“部分客体”的联系。

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中，欲望生产是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的流变有两个主要倾向：解编码化(解辖域化)和再编码化(再辖域化)。前者与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相关，后者与精神分析偏执狂(父亲之名、能指霸权、大一统的独裁专制者)相关。而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三角则是一种精神偏执症的简略化、再编码化和再辖域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消极反动的无意识欲望投注。精神分裂症或分裂分析就是要颠覆这种专制者和法西斯式的偏执狂力量，拆解俄狄浦斯三角，开拓和生成丰富多元的新领域。他们对俄狄浦斯机器加以驳难，在奥斯维辛之后至五月风暴的欧洲历史文化背景下，吸引了大批读者和拥护者。

①俄狄浦斯(Oedipus)一词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中有多种变异的内涵。例如，它不仅指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和传统精神分析所界说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亦指俄狄浦斯机器、机制、过程、结构和模式。参见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第3页及英译者注解(Deleuze andGuattari, Anti-Oedipus,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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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分裂分析是一种自由流变的微观分析模式，与宏观意味的俄狄浦斯化的精神分析等级制或能指暴政的无意识概念针锋相对。他们强调无意识的功能，而认为“无意识是一种微观无意识，它是分子的，精神分裂分析是微观分析”，“在微观复数、微观机器、欲望机器、分子组合的世界里，功能主义却是王者”，“唯一的问题是其如何与强感、流、过程、部分客体，与一切不想表明什么的东西一起运转”。①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医生在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引导患者自由联想，进入往昔的创伤性回忆，让患者无拘束地说出一切，但实际上，这是医者以俄狄浦斯禁制将无意识欲望加以规整，纳入俄狄浦斯化的频道。其中的律则告诉我们，要成为禁制性的权威(父亲、菲勒斯、老板、资本)宰制之下的温顺、驯服、禁欲主义的主体，不要杀父娶母，不要犯上作乱。引申而言，精神分析学家由此成为禁制欲望的独裁者和编码机制。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俄狄浦斯情结迎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制形式，是一种资本主义结构。俄狄浦斯化是资本主义挫败敌手的辖域化策略。他们反俄狄浦斯的分裂分析则强调无意识欲望的生产性，将利比多视为流动的欲望，可以进入不同于俄狄浦斯禁锢的多种多样的频道。欲望本身的解放不能仅仅视为性欲的解放，它还有着哲学和社会历史维度的意义。欲望诸流先于再现与生产。既有的一切被辖域化的国家、家庭、教会、学校、政党皆可以解辖域化。“无意识是个孤儿”，不囿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界定。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赞同并强调的M.Klein的“部分客体”是一种前语言学的体验，极为重要。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拉康。拉康认为欲望是继发的，在语言之前不存在无意识这类东西。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是始源的、生产性的。

就西方哲学语境而言，俄狄浦斯机器具有总体化(简略化)、本质主义或基要主义的特征，弗洛伊德的性别斗争与家庭三角形模式、拉康的“父亲之名”的能指霸权，都具有原型、律则或真理的意蕴。德勒兹和加塔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两个维度对俄狄浦斯情结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们所倡导的生产性的欲望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力量，具有机器式的装配结构和功能，“欲望之流在受阻、改道和转变之际，整个装配路径—可以想象是一种巨大的身体，内部没有任何系统决定论的器官(即没有任何有机统一体)—也随之改变。而由更小的机器形式(嘴、手、脚等)装配所构成的个体，则以一种任意的、非预见性的、非决定性的游牧’方式在这个巨大的装配体内外运动。这种游牧主体是装配性的，与系统的、必要的、有机的、完成的巨大社会体格格不入。而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聚合的、非系统和非必要的品质，由此抗衡着理性化和社会同质化。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维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抵抗着外部的力量，颇近于萨特所界说的绝对自由。这就把我们带向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社会批判的更为核心的对象，这种批判对象既不是弗洛伊德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阻碍自由之路的社会状况和态度”。①总而言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当时正试图与法西斯主义战斗——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恐怖、僵化、压迫和剥夺个人领域的力量。扩而广之，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压制欲望的主流社会体制是法西斯式的，甚而任何社会本质上都是压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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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莎拉帕(M.Sarup)指出：“近来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都对西方基本叙事的绝对主义或普世论的形态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那些与全球性社会构想、人类解放相关联的启蒙思想得以立足的形态提出了挑战。…在这个新的后现代主义世界里，关注的是外观、表面、文本性和自我商品化，再也没有与模仿对应的现实领域，没有原本，和摹本，只有同一层面的拟像。”“其要点是：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排斥真理维度的理论，它把真理维度缩减成为一种文本的真理效应’。这与拉康恰恰成为对照，拉康总是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真理体验。”②从理论基点来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反总体化、反基要主义的重要一翼。

① Robert Wick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From Existentialism to Postmodernism , p. 274,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3.

② Madan Sarup, Jacques Lacan, p. 161f., 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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