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在逻辑学意义上，“链接综合”意指可连接的选择项(命题)。欲望生产的概念促使德勒兹和加塔利将一切都看作机器与装配，认为身体是由各种各样的机器构成的，其中具有纷繁复杂的可连接性。欲望机器的概念提示无意识不是一个剧场而是一个工厂，不是宗教的或拟人的修辞比喻，而是生产性的机制。欲望机器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机器的不同在于：技术机器把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零件)合成一个整体，要么有效地工作，要么垮掉，而欲望机器将异质的、独立的各个部分搅和在一起，“欲望机器只在它们垮掉并且不断地垮掉时才工作”(《反俄狄浦斯》，8页)，从而呈现出一种无意识欲望的动力学机制，因此欲望机器具有无限链接“部分客体”的功能，但是避免指向僵化的目标、效应或系统的统一性。

欲望生产的“链接综合”与本能或内驱力相关，它赋予客体以价值或情欲，大致与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注情(libidinal investment or cathexis)的概念相当，具有西方爱欲之神厄洛斯(Eros)或生命本能的功能。生产性链接综合的主要驱动方式是：生产性的欲望在客体之间构成联系，例如婴儿的嘴与母亲的乳房。它具有三个特征：其一，生产的链接综合与弗洛伊德式的内驱力相关，并且构成唯物论的模式的基础。其二，它联系的仅仅是英国精神分析家克莱因(MelanieKlein)术语意义上的“部分客体”，而不是整体性的个人，也不是把器官与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其三，生产性综合产生的联系是多元的、异质的和连续的。例如婴儿眼睛看到母亲头发后又看到脸，然后看到乳房、膝盖；他的嘴巴与乳房联系，然后与空气联系，然后又与手指头联系。其联系模式是一系列非定向的递进联系(即“and…and then…and then…”)，力量之流通过这类链接而生成，并将情感灌注于作为“部分客体”的器官。

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题旨下，并非是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作出了同样的发现，欲望与劳动也并非同一事物，但是，这两大发现皆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有关。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欲望机器”的概念将利比多与劳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具有思想上的原创性和理论上的挑战性。《反俄狄浦斯》第二章聚焦于对“神圣家庭”的俄狄浦斯三角结构“爹地一妈咪一我”(daddy-mommy-me)的批判，第三章将俄狄浦斯问题与“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的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讨论联系起来，强调它们体制上的联系与区别，重构了欲望与生产的关系，使欲望机器的概念与其他的分裂分析概念如解辖域化、再辖域化、解编码、再编码和欲望生产一道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辞典中的重要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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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器官身体的“刻录的选言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无器官身体的“刻录的选言综合”(thedisjunctivesynthesis of recording)涉及无器官身体、刻录和选言综合三个概念。

在逻辑学意义上，“选言综合”意味着可分离或分隔的选择项(命题)。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在意义或意指系统产生之前，有众多刻录系统(systems ofinscription)，它们具有潜在的可选择性。由此，他们坚持一种前历史的视阈，认为人类语言和意义是从原始的、身体的联系中诞生的。原始部落通过刻录、铭记、文身、在身体上切口凿孔，或在岩壁上绘画而创造了许多符号。最初这些符号标记或身体疤痕仅仅是一种初民的个人装饰或装配，并无额外的意义。但是，生活在一定时空之中的原始部落渐渐开始了辖域化的文化符号的认同历程，在“这种装配的事件被辖域化之后，这些铭记可以读解’成为某种普遍的身份认同的符号。当某个人的身体凌驾于部落之上，把他自己作为社会秩序的再现(这些铭记现在被作为再现之用)之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一个专制独裁者从部落中冒出来，自命为法律和天授神权的代表人物。这时，这些铭记变成所有权的符号，与某种外在的参照点(独裁者的身体)联系起来。原来的辖域由此被解辖域化。这时不再是单纯的诸身体的装配。一个身体已经跳出了链条之外’，把自己作为源头、意义和装配之法律的代表。……语言随着铭记的解辖域化而产生。铭记不再直接意指发出或承载它们的身体个体；铭记已成为我们共享的感觉符号……不再是单一的刻录。语言从根本上是解辖域化的、集合的、部族的……解辖域化通过将符号从单一的源头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以说话；我们可以交流，并成为集体装配中的说话者。当我们想象有一个主体始终是语言之源时，再辖域化就发生了。我们认为是人’发明了语言，而不是语言的结果之一”。①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提供了一种关于表达式的系谱学历史，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符号编码、解编码、再编码的历史。符号作为社会形态的功能要素，调节着身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无器官身体就是不同符号的系谱学刻录前最初的空白载体。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116, London:Routledge, 2002.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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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把部分客体和无器官身体作为分裂症深渊(schizophrenic depths)的两个因素。分裂症深渊是一个蛮荒之地，人们总是面临着坠入这个深渊的危险，但却可以在思想的形而上学表面安全地思考其“反映”。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深渊与表面的对立以及无器官身体固有的吊诡性和威胁性消逝了，但关涉到观念与问题的超验表面的核心特色却浮现出来，成为无器官身体的特质。在《千高原》中，无器官身体被描绘成“欲望的内在领域，欲望的一致性平台”，其上流动着“纯强度的、自由的、前物质的、前有机的单一性(singularities)”。无器官身体在一个本身是强度的、未拓展的空间中生产并且分配强度。这是一个具有强度的未形之物，没有科层化，是强度的母胎，在那儿强度等于零。无器官身体基本上是部分客体的一种聚合，它阻断“有器官身体”的三大组织原则：有机论、意义论和主体性。

在欲望生产过程中，当欲望机器被冻结并成为“一个巨大的无差异的客体”时，无器官身体阶段开始了。——这个无差异的客体就是无器官身体，即零强度的欲望机器，它标志着一个反生产的阶段出现，不断地对生产过程发挥反作用(故此，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机器只有在其垮掉时才能发挥功能)。因此，欲望机器和无器官身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面是功能的多样性，另一面是纯粹的、未拓展的零强度实体。这两种状态作为分裂的实体共存，处于不断的动摇之中。两者之间呈现出排斥与吸引的关系。

无器官身体的概念最好是在其与更宏阔的社会无器官身体的联系中加以理解。德勒兹和加塔利把零强度的社会无器官身体的(再)辖域化的形式称为社会体(socius，或译为“聚落”)①。社会体的观念对社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每一种社会都会生产出一种社会体，成为生产的自然前提或神圣前提。社会体的三种基本类型为：原始社会的大地身体，野蛮社会的专制身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身体。原始人建构了人类原住民(土著)起源的神话；野蛮的专制体制播散了统治者绝对权力的神圣起源神话；而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所展示的那样，它将资本拜物教化，建构了颠倒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神话。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神话的准因果律(quasi-causality)推衍到所有的社会，并且归结成为欲望机器与无器官身体的神化(miraculating)关系。神化就是一种魅化、辖域化或编码化，与解魅、解辖域化或解编码化相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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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词并无现成的中译文，为了论述和理解的简便，暂且译为“社会体”。但是，2001年孟夏刘禾教授在北京主持清华大学一美国伯克莱大学第一届高级理论研讨班时曾经强调，德勒兹在概念创造方面力图不落窠臼，颠覆传统，因此将socius译“社会体”会令人联想到“社会”的概念，有违德勒兹本意。当时大家讨论热烈，多数人倾向于用“聚落”之类的词来移译。

当欲望机器被神化之后，它们便作为众多互不相连的点粘连到无器官身体上面，编织起新的逻辑综合的网络。因此欲望机器与无器官身体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坐标网络，出现横截线效应。例如，一个欲望机器可以在数个不同的网络线上发挥功用(嘴巴机器可以是饮食机器，可以是呼吸机器、说话机器等等)，但不是共时性的发挥功用。欲望机器由此在网络上循着不同线索与这个或那个机器结合。而重要的是，无器官身体扮演着选言综合的角色。在传统逻辑学中，选言综合是矛盾的，因为选言意味着分裂，而综合意味着统一。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倡导的是一种“肯定的、非限制性的、包含一切的”多元开放的选言形式：既区分差异性本身，又肯定差异性的差异。

刻录的“选言综合”比较复杂，它关涉心理情综中愉悦、记忆和符号刻录的功能，与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Thanatos)相关。心理情综包含着刻录机器的概念并非德勒兹和加塔利首创，弗洛伊德神秘的书写便笺(amysticwriting pad)就是一种心理情综模式，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使自己得到满足的东西时，内驱力的注情就会在心中刻录下先前曾引起满足欲望的特定东西的形象。或者说，由于儿童的欲望难以自主实现，无法获得期待中的东西时，其情综中的刻录机器往往会臆造出虚幻的替代性(可选择性)形象来满足自己。

弗洛伊德对这种关联性颇感兴趣，视为“重复”的问题。他从形而上的角度出发认为重复是情综的核心，但是他所谓的重复是对同一性的重复，而不是差异的重复。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基于的是死亡本能—“回归生命开始前事物的无机状态”，是机械性地、线性地，回归同一与静态，而不是生成和创造，不是趋向于差异与动态。而德勒兹具有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的“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强调的重复是差异的重复，并认为这种重复在多元变化和不断分衍中展示积极的力量。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精神层面上的刻录以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在阐释情综的刻录过程方面，借用了阿尔托的“无器官身体”概念，将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概念作了戏剧性的转化。他们更喜欢用“反生产”词来取代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说法。他们的分裂分析把刻录的表面称为无器官身体，把身体视为器官的装配，不仅包括性器官和五官，还包括身体的所有部分。无器官身体的系统构成不是线性的，不同于拉康式的“意义链”，不由“欲望的转喻”制导，而是可以具有共时发展的众多意义链，具有复杂多元的符号关系，是符号中自由联系的不确定模式。它甚至不属于任何符号系统(如拉康认为无意识属于语言系统)，而是具有突出的异质性。人类的语言常常窘于表达人类的身体，故而言不尽意可以改成“言不尽体”。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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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无器官身体恰如身体与意识之间的一个屏幕。当反生产的力量把由生产的欲望所造成的积极联系加以解性欲化或中性化时，无器官身体就构成了一种刻录的表面。在器官机器和无器官身体之间，欲望生产和反生产构成交互节律。反生产的效应之一就是从既已建构的联系和满足模式中解放出来，生成一种好像亟待刻录的空白纸版(tabularasa)的“无器官身体”——欲望驱力的轨迹可以在上面生成多元性与差异性。

三、游牧主体的“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的“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the conjunctivesynthesis of consumption-consummation)除了本身具有独特的内涵外，还涉及社会体中主体、消费、债务与义务等维度及其相互关系。

主体是伴随着“上帝之死”而来的一种现代哲学观念。如果我们不再设想有某种神圣的力量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时，我们就会从新的维度把我们的世界阐释为一个有规律和秩序的整体。从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观念到20世纪阐释学的解释，都把人作为阐释经验世界的主体，力图以理性去解释或怀疑一切。笛卡儿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即是一种关于主体的宣言。显而易见，大多数20世纪和21世纪的理论都接受了这种主体原则。这种原则已经超越了哲学的范畴，而进入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的概念指涉的却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多元生成的主体观。他们把游牧主体描绘成巡游于无器官身体网络的纯粹强度的点，标示着不同的欲望机器在主体身份上混合生成的轨迹。游牧主体追溯的是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过程，即追溯主体生成植物、动物和矿物，生成“种族、文化及其诸神”的过程。这种生成过程以历史的名义跨越了自然和社会的无器官身体的世界。辖域化的社会符码是一种排外的、限制的、否定的选言综合。它们犹如频道，把欲望生产导入指定的渠道。而一旦重大的社会变革使得这些符码被解辖域化，那么，涵盖一切的无器官身体便成为可能，欲望生产的第三种因素——游牧主体也因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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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承认人作为主体是由文化、阶级和性别所决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又认为世界就摆在那儿，等待着彼此分离的、观察着的主体去体验。今日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常常设定，我们的世界是由人类依据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去建构的一个主体性的世界。尽管我们不再有外在的基础(例如上帝和真理)，但是我们仍然在创造思想形象作为某种最终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哲学具有重要性的原因。而在当代学术语境和后结构主义哲学视界中，主体概念遭到了重大的思想挑战。例如，德勒兹认为主体论只是超验论的一种形式。传统的超验哲学错误地颠倒了差异与认同的关系，以认同作为统合差异与多元性的基础，而不是从差异中萃取共同点。譬如，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是基因遗传的始基，而不是基因遗传之流中的一个“事件”。我们认为语言是说话者的工具，而不是生成说话立场的一种差异力量。正是差异与生成的哲学及美学观导致了德勒兹“游牧主体”概念的诞生：人作为主体不再是固定的、单数的(实践或阐释事物的)基点，而是生产性的欲望之流的一种多元联系和开放性语境生成的结晶。

从欲望机器、无器官身体和游牧主体这三个因素出发，可以把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无意识欲望生产的概念设想为一个巨大的蛋，上面覆盖着纵横交错的线与游走不定的强度点：无器官身体就是这个世界之蛋，是宇宙的胚胎；其区域、斜坡、强度及潜在的裂缝与刻录在其表面上的运动轨迹互相呼应；这些互相交叉的轨迹之线代表着欲望机器和它漫游的点即游牧主体。此图式实际上是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单一性平台模式的修订版：一系列单一的点与欲望机器相呼应，所有单一的点构成的平台与无器官身体相呼应，而任意的点则与游牧主体相呼应。从霍兰德关于俄狄浦斯外在批判的角度而言，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生产的上述三个因素与其说是心理学模式、逻辑学模式，毋宁说是欲望的社会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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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有体制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分子和(衡量分子的)克分子之间的差异。社会体不是根据交换而是根据刻录(inscription)加以定义的。无器官身体即是这种刻录的表面。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维度，用系谱学的方法对欲望模式的历史生成作了大量的阐述，其焦点在于社会体与欲望机器的联系，他们的哲学观念具体体现在：从反生产、刻录、编码和债务多个层面，对原始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

在反俄狄浦斯复杂的概念系统中，社会体、反生产与债务是三个基本的或更为抽象的范畴，需要先作梳理。为了表明剩余价值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具有与原始社会、专制社会极为不同的特点，必须在这三个范畴的观照下分析上述三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其中编码的形式、反生产关系和刻录系统具有特殊意义，精神分析中的俄狄浦斯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①，而分裂分析则旨在揭露其中的差异与悖谬。

正如欲望生产是由无器官身体所组织的那样，社会生产是由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言的“社会体”所组织的：大地身体与原始社会，独裁者身体与野蛮体制，资本身体与资本主义。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联系的本质在于，社会体不仅仅是生产性欲望投注的社会焦点，而且还具有“反生产”的历史性变化，并且在消费问题上表现出两种基本模式：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

由此出发，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反生产(anti-production)概念，把消费命题加以凸显。他们认为反生产在组织社会体的社会生产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类似于“欲望机器”一词，反生产的概念不仅为分裂分析提供了欲望生产领域与社会生产领域之间的重要联系，而且社会生产与反生产的关系使我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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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0f. , London:Routledge, 1999. 1

评价刻录过程的结果。

在逻辑学意义上，“联言综合”意指可联系或可结合的选择项(命题)。联言推理的组合式，即根据一个联言命题的各个联言肢为真而推出该联言命题为真。大致说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消费方式：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而从消费维度而言，这两种消费的方式和结果都是真实的、可联系或可结合的选择项。只不过传统上人们主要关注前者(生产性消费)，而忽略了后者(非生产性消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贡献之一就是对反生产和非生产性消费维度的理论阐释。

需要指出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反生产”的社会意义与巴塔耶具有心理学和人类学意义的耗费(dépense or expenditure)概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巴塔耶就没有德勒兹和加塔利分裂分析的“反生产”概念。生产性的消费以攫取与贮存为特征，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占有和积攒。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则以耗费为特征，是一种奢华消费，从不权衡利弊或要求有目的性回报。巴塔耶认为，资产阶级属于前者，他们拒斥非生产性消费，千方百计获取最大的利润，并且将财富藏在禁闭的大门内，其伪善的消费法则导致“慷慨与高贵”消释了，剩下的“只有富人与穷人的强烈对照”。巴塔耶反感资本主义消费方式，认为非生产性耗费(包括奢华排场、夸富宴席、战争、哀悼、宗教膜拜、豪华墓碑、仪式、游戏、奇观、艺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等等)是人类获得的最初动力。巴塔耶甚至认为任何社会都不会真正地围绕着生活需要和使用价值组织自身，社会组织总是以“过剩消费”为基础的。他从普遍经济的观念出发，认为“耗费”经济犹如太阳慷慨地普照和滋育万物而不求回报一样，因此过量的阳光或利润应当被挥霍掉，以避免引起失去平衡的危险。因此“过剩消费”是巴塔耶普遍经济的规律。①

巴塔耶的思想在三个方面启迪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其一，坚定了他们对“缺失论形而上学”的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瘟疫般毒害从柏拉图到拉康的西方哲学、美学与心理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不基于某种原初的缺失或需要，相反，欲望与巴塔耶普遍的、利比多过剩经济学有关，欲望本身就是生产和社会性组织的反生产。其二，分裂分析的反生产概念将权力问题导入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模式，德勒兹和加塔利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总是第一位的思想，仍然保持其自主的动力学作为欲望的基点和表达式，但是他们赋予生产力以反生产的形式与目的，认为正是这种反生产关系组织了剩余物的社会消费，并与各种权力关系的体制联系了起来。对于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二元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加上了更为丰富的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增殖成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反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之间的选择关系得到拓展，包括了新的领域即反生产领域在内。其三，反生产作为社会体的物质与力量之流的组织形式，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提供了矫正列维一施特劳斯交换论(exchangism)的债务(debt)概念。他们认为任何象征秩序最终的基础不是施特劳斯所言的平衡状态的等价物的交换，而是非平衡的、差异的或权力的债务关系(详见下面关于三种社会体的分析）。

① 参阅汪民安：《巴塔耶的神圣世界》，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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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三类社会体与欲望微观(反)历史哲学刻录

R.博格认为：“《反俄狄浦斯》中最重要的不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也不是其革命政治学观念，而是其关于欲望生产的历史论析——欲望生产的历史可以视为欲望与权力互相作用关系的社会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论的历史，是尼采《道德系谱学》关于权力的历史、巴塔耶关于普遍的、利比多过剩经济史的延续。”①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共分四个部分：①欲望机器。②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庭。③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④分裂分析导论。其中第三个部分的主要论旨是将社会生产对欲望生产的压制加以历史化，以展示俄狄浦斯是一种与其他模式颇为不同的特殊资本主义模式。实际上，社会生产方式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不能简缩成为仅仅是权力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即使是设想一种理想的分析模式也要更为复杂。每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中，社会的组织和压制、生产与反生产都还要牵涉到下列要素：①作为欲望的社会投注(the social investment ofdesire)的焦点或支撑的社会体；②反生产的具体运作方式，它与下列具体形式相关，即剩余价值、债务、编码的具体形式、刻录系统。上列要素构成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复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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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105, New York:Routledge, 1996.

在社会生产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勾勒了三种类型的社会机器：前国家机器(原始的辖域机器)，国家机器(野蛮的专制机器)和后国家机器(文明化的资本主义机器)。它们大致吻合于马克思提出的三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霍兰德提示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这三种模式——原始模式、专制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的描述，最好是从俄狄浦斯系谱学维度而不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维度来加以理解。“系谱学”一词，在福柯从尼采哲学萃取而来的意义上说，其所基于的前提是：历史机构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并非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顺畅、持续、渐进地展示它们的潜力和实施其现实化社会进程的，所谓线性发展的大一统历史其实充满了话语权力的运作和非连续性的断裂，因此社会历史必须从差异的维度而不是连续性的维度加以理解。①同属后结构主义哲学一脉的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微观历史叙事在精神实质上与福柯相通，但他们建立在分裂分析方法论基础上的(反)历史哲学刻录的思路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史研究的线性发展或编年史观念颇为不同。

社会生产和反生产与不同的社会体的剩余价值模式及编码方式密切相关。生产与反生产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之流变构成了特定的组织形式，按照霍兰德的看法，这类组织最终是以两种方式完成的：质量的或数量的，象征性的或经济性的。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分别是经由编码和超编码(codesand over-codes)象征性地组织起来的；而资本主义则是经由公理(axioms)经济性地组织起来的。以下分别予以简述：

原始社会体的反生产系统主要是对特定商品的剩余价值加以临时的积累，他们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编码决定了什么东西具有价值，例如牲畜、薯块、贝壳之类的东西在整个部落看来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会把它们积累起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编码的剩余价值”。原始社会体常见的挥霍浪费的狂欢仪式具有阻滞积累的功能，通过毁弃或分散所积累的物品使每一个部族保持其在象征秩序中的合适位置并且承担其义务。因此原始社会体反生产系统中的债务是零星的、交互的，它们仍然内在于由血缘系谱和婚姻联盟构成原始社会组织的亲属体制之中，具有将权力与(任何一个家庭或部族的)利益相分离的编码功能。

①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58, London:Routledg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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