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解编码与再编码之间的联系也与此类似。它们都源于资本主义的公理化进程：解编码代表着积极的方面，将欲望生产从固定的编码中释放出来，而再编码则相反，它在为再辖域化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的人为编码中重新攫住欲望。但是解编码或解辖域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是更强大的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基本上是无意义的，而且持续不断地释放出超过再编码力量的解编码流。再编码作为一种反动的力量，试图以固定的编码重新攫住和压制欲望，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体是以可计量性而不是以符码流组织起来的，因而一切传媒的符号系统最多扮演一种二流角色。资本主义刻录体系因此不源于书写与声音的关系(这与原始社会、专制社会都不同)，而是源于公理化的动力学，源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解编码和再编码。

资本主义社会体以解编码/再编码取代了原始社会体的编码和专制社会体的超编码，一切社会关系皆衍生于作为它们准原因的资本。资本主义的表达式不再是脉络清晰的稳定系统，不再是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构成等级制的符码结构，而是非意义的符号，点符号(non-signifying signs，point-signs)，具有多个维度、断流和裂变。一种流(flow)进入另一种流，它们不是以能指/所指构成意义，而是以内容/表达构成“非意义的点符号”：若非作为内容，就是作为表达。流与流的交融导致变形。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一个经济过程中作为中介而发挥作用。这种中介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中各个因素加以转码和协调，譬如电流——电流可以统合词语流、视频流(形象流)、声频流(音乐流)、数码流，可以控制无数的技术机器，但是这种统合之流并未特别地意味什么东西，各种流只是以它为频道通向四面八方。这些解辖域化之流不时地逸出资本主义生产僵硬的循环，由此，过分丰富的常规的商品的符号便生成了欲望的分裂与流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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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0, London:Routledge, 1999.

如果独裁机器的力量来自外部，那么资本主义机器的力量则来自内部。资本主义趋向于用一种抽象的等价物替代原始机器和专制机器关于人与物之间的固定、局限的关系，从而使自由交换成为可能。这种等价物使得一切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换，不仅与开放性市场的货物建立起了等价交换的关系，而且身体、行为、观念、知识、幻想、形象等都可以起着商品的功能，并且能够转化成其他商品。资本主义商品化犹如解辖域化的分裂症的流变，消解了前资本主义既有的社会编码和各种辖域。但是，资本主义机器并不简单地是解构之流，它同时也是不断地再辖域化之流：资本主义机器按照自身的原理取代旧的编码，组织起一切解构之流，包括科技符码之流，生产资本主义体系的利润。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机器把劳动之流加以抽象(对工人解辖域化)，把资本之流加以抽象(对金钱解辖域化)，又把这两种流(flows)以形形色色的关系交融起来。工人和资本家(以及类似的一切变体)都是资本的功能而已，都不过是抽象的数量的具体化。原始社会体的联盟与血统，专制社会体所更新的超编码化的联盟与血统，都为资本主义社会体工业资本的“新新血统”(金钱能够生产金钱)和商业金融资本的新新联盟(new-new alliance)所取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最终在全球化的层面取得了胜利。

但是也必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体的符号并未完全取代专制的、索绪尔式的符号。资本主义机器消解并且吸收了专制符号，赋予其新的经济功能，使之成为再辖域化的因素。实际上，这加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的两极—偏执狂和分裂症—的摇摆性。社会被引向两个方向：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伪拟古主义与超未来主义。资本主义所强化的专制主义代表了欲望的偏执狂、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企图以克分子(molar)聚合的方式强行建构一种中心化的、统一的组织，而资本主义所促发的解辖域化之流则代表了欲望的分裂症、革命的倾向：建构异质因素分子(molecular)的非系统联系。在化学中，分子是独立存在而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分子有一定的大小和质量；分子间有一定的间隔；分子在不停地运动；分子间有一定的作用力；分子可以构成物质，分子在化学变化中还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微粒：原子。德勒兹与加塔利把“克分子”与“分子”欲望的对比贯串于《反俄狄浦斯》全书，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它们是不同的聚合模式。前者是等级制和总体化的，后者则是非等级制和解中心的。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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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对欲望生产中精神分裂症的解辖域化概念与偏执狂的再辖域化概念进行思辨，反对弗洛伊德一脉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而用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分裂分析方法扬弃其家庭化、个体无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将欲望与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展示了宏阔的思想视野。他们对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观念的综合与扬弃，创造性地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欲望与政治相结合，开创欲望微观政治学批判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欲望生产呈现出两极分流的发展态势：一极是解辖域化的精神分裂症运动——对固定的编码加以解编码，使已规范的权力关系断裂；另一极是再辖域化的精神偏执狂运动—将离散的符码和权力关系以有机的、严格的、互相作用的循环方式加以重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历史就是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不断加以解辖域化的历史，它解构亲属体制、宗教实践、阶级等级制、文明禁忌等等—通过颠覆现存世界中的编码和不可通约的因素，把它们变为商品，商品能够在一个无区别、非决定的交换系统内互相替换。但是，商品也持续地对社会关系再辖域化，确立其自身的常规性运作，对以往实践加以犬儒主义的戏仿，以重新激活死亡了的符码和体制。

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特征常常被视为是后现代的特征——普遍性的商品化，拟像与类像凌驾于一切之上，生产服务于消费，情感衰颓——这一切显然是资本主义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共时发生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所致。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面对在消费社会的商品文化中拟像的增殖现象，欲望生产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解辖域化，整个社会领域都有失衡点，不稳定的区域剧增，并且导致这些区域的创造性转化。内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解编码和释放权力的趋势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如同对后现代状况下众多理论家一样，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理解资本主义的机制与运作是理解当代世界的核心。但他们并未像鲍德里亚那样，把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导向对拟像游戏的被动接受；也不像利奥塔那样，摒弃集体性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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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市场使家庭彻底遭到贬黜，它全面接管了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而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这种功能大致是属于家庭事务和国家直接的政治统治范畴。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家庭、亲属与社会关系是直接吻合的。即使是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大多数社会等级划分，依然与家庭密切相关，只不过专制者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政治性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曾经凌驾一切的国家政体变成了“解编码流的调控者”，基本社会关系不再是从家庭、人际、政治维度编织起来的，而是由市场构筑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皆通过金钱流和资本流而产生。而家庭则被颇为特异地划分为私人领域，与社会生产、再生产的公共领域或经济领域分隔开来。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马克思的看法，认为伟大的变革发生于伴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抽象劳动实现之后。他们认为，当资本不再是联姻资本之后，资本主义机器就开始生成血统资本(filiative capital)了。当钱生钱，或者价值生产剩余价值之时，资本就变成血统资本了。唯有在此条件下，资本才变成占用一切劳动力的新社会体。由此，血统资本实际上取代了专制者的位置而成为社会生产投资的焦点和基础，成为一切债务之源。这种社会体直接变成了作为金融资本的经济。它所刻录的也不再是生产者和反生产者，而是作为抽象计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反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反生产关系……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最终一个环节落实在资本主义与核心家庭的关系上。鉴于联姻与血统不再经由人而是经由金钱得以决定，因而家庭变成了一个缩微宇宙，父亲、母亲和孩子全都变成了资本形象的拟像(资本先生、大地太太及其工人孩子)。家庭的决定性变成了社会公理的应用，家庭变成适应整个社会的亚聚合体。如果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角色业已是经济功能的形象，那么家庭角色只不过是这些形象的形象，是衍生物的衍生物。当然，资本主义家庭也复现其他社会形式的压制的基本因素：与生活方式的分离，遭禁制母亲形象的肉身化，对专制法律的服从，禁制者父亲形象的肉身化。作为情结的俄狄浦斯已经来临。随着资本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公理化，核心家庭中的人类再生产也分离出来，俄狄浦斯情结随之完全渗透了乱伦禁忌的三重表达式：不仅是乱伦的压抑表达和置换表达，而且变成了真正的欲望表达。欲望在原始社会体中是生活方式的直接应用，在专制社会体中是通过反抗政治统治获取自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尽管欲望仍然采用诸如此类的形式，如保全生活方式，终止政治宰制，但是，这时核心家庭的有形的机构却以一种“客观”形式弥补了其表达的缺陷，设定了欲望生产的陷阱：俄狄浦斯。德勒兹和加塔利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是一种诱捕欲望的形象，而且还指出俄狄浦斯与死亡本能的关系：在专制社会首先引发的死亡本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更为弥散开来，但是它不再是来自专制者的高高翱翔于众人头上的恐怖威胁，而是变成了内在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死亡威胁。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的金钱养家糊口，担忧失业，担忧失去市场份额……正像资本主义其他的禁欲主义因素一样，这种基于市场的死亡本能的形式由核心家庭的动力学所折射和强化，父母之爱是作为金钱而发挥功能的。如果孩子被剥夺了父母之爱，如果他们破坏了“父亲的法律”并且无法获得母亲的支持，他们就会夭折，因为他们是被有效地与其他养护之源相分隔的柔弱的孩子。死亡本能就这样逼迫欲望不断地妥协和作出反应，从而把他者的欲望作为自己的欲望—只不过现在不是专制者的欲望，而是老板或父亲的欲望。①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俄狄浦斯情结才真正地变成现实，而反俄狄浦斯是一项艰巨而具有现实性的任务。尽管资本主义核心家庭与社会相分隔，但它绝不是自主的或独立于社会的。恰恰相反，通过生产方式，核心家庭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角色—再编码、禁欲主义主体的塑造、欲望的妥协和非个人化。显而易见，在所述的三种社会体中，俄狄浦斯从来就不是原因，它依赖于某种类型的社会结构，是欲望的社会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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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望的家庭投注与欲望的社会投注之间，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后者以首要地位，并以此揭示出反俄狄浦斯题旨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化政治意义。他们坚持认为，现代精神分析的主旨早就被俄狄浦斯化了，精神分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俄狄浦斯化运动。弗洛伊德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发现—移植——反过来成为他最致命的东西。现在，俄狄浦斯情结在屈从偏执狂式的再辖域化方面是以核心家庭结构中个人心理内化的形态出现的。人们从小就在核心家庭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传媒有效地默移潜化下，被规训成为服从父亲法律与市场法律的主体：要自我克制、认同、遵从和工作，否则就完蛋！实际上，家庭从未完全与社会解编码分隔开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和公理化进程日益削弱了家庭再编码和父母权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更多的是基于金钱而不是父母之爱。这时精神分析站出来加固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是欢迎欲望的解编码，为的是压抑生产性、解辖域化的欲望之流。核心家庭是与资本主义之前的血亲与联姻社会体不同的缩微结构，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和理论皆围绕着核心家庭、移植和俄狄浦斯情结，去掉了其社会功能，因此与资本主义再辖域化的精神偏执症同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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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5, London:Routledge, 1999.

四、关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资本主义题旨的评价

如前所述，德勒兹和加塔利以解辖域化为核心的哲学概念来叙述资本主义的生成与特质。资本主义的生成有消极和积极两面性。在消极的层面，它有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特征：资本主义倾向于将一切都纳入同一性之中，纳入统一的量化之中，以资本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固定住一切生成。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能够把丰富复杂、异彩纷呈的生活都纳入某种单一的交换系统之中。而在积极的层面，资本主义表现出解辖域化的特征：它以交换之流消解了一切既有的物质形式，是什么东西在交换中循环并不重要—无论是金钱、货物、信息还是商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不断交换的流变运动的力量。这是一种积极的资本主义倾向，它渗透到全部生活，促进了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进程。这种解辖域化的流向打开了各种交换互动的系统。“然而解辖域化不仅有赖于最初的辖域化，同样也伴随着再辖域化。通过量化资本之流的所有交换，资本攫住了它的流向，生产并打开了流变之门。在资本主义中一切都变得可以用金钱或数量来衡量——甚至艺术的商品价值和概念的信息价值。”①值得指出的是，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论析与批判并不是企图回到资本主义之前的所谓“黄金时代”中去，他的非时间概念和空间解辖域化概念，都是从微观欲望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维度强调社会领域的生成与流变。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时期，它既意味着最大开放程度的解辖域化，也意味着最大限度封闭的再辖域化。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85, London:Routledg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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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这类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抱有完全不同于经典哲学家的目的，他们无意于写出伟大的真理和演绎哲学的最终形式，而是想写出有趣而又激动人心的东西。恰如詹姆逊所言，他们“不是致力于冥思苦想构筑坚固的哲学大厦，他们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论述，一种商品，就像玩具一样，你喜欢就玩它，不喜欢就可以换一个”①。可以说，对他们《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不同的视角和受众完全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詹姆逊侧重对反俄狄浦斯作出符号学的解读，他在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从社会发展理论的维度将德勒兹与马克思以及摩尔根加以比较，列表如下：

马克思：(生产方式)

原始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摩尔根：(《古代社会》)

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

符码化一超符码化一解符码化(再符码化)

詹姆逊认为：“德勒兹的理论基本上是将前两种说法转译成了一种信息理论，和语言学有联系的信息理论。”②詹姆斯还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论析的资本主义大致对应于摩尔根的“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使一切解符码化。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以对宗教批判为起始的，是使宗教和一切神圣的东西解符码化。马克斯·韦伯使用过的德语解符码化(Entzauberung)一词的意思是非神圣化(desacralization)，意即神秘或神圣性消失，也就是“祛魅”。“世界失去其魔力和神圣性，现在的空间并不是一个中心人化的空间，而是几何形式，栅格化的空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解符码化，“在西方文学史上，解符码化的第一部小说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其核心手法是现实主义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的急剧扩张，以及神圣感的失去，“诗人眼中的世界变成了一片《荒原》，没有水，没有生命，一切已经死亡。艺术家诗人们于是创造了另一种宗教。……在一片干涸的荒原上创造新的神圣的东西，创造新的神秘。这种艺术就是一种再符码化，是个人而不再是集体完成的事情。……这一切现象，从符码化到再符码化，形成了历史，而要摆脱超越这一切是很困难的。德勒兹在他《反俄狄浦斯》一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出路，那就是精神分裂”①。从詹姆逊的思路引申开来，在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领域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神圣化辖域最终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们解魅化和现实化的对象。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微观政治哲学的剖析下，浪漫主义虚构的“爹地一妈咪一我”的俄狄浦斯情结和“核心家庭的罗曼司”，已经不再是公理性的、无所不在的精神分析恒定的三角模式，而是资本主义欲望生产的特殊表现形式—分裂分析导致了俄狄浦斯帝国大厦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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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2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1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此处詹姆逊“符码”(code)等词，与本书使用的“编码”、“超编码”、“解编码”、“再编码化”等词相通，为中译名的差异。

B.玛苏弥、罗纳德·博格、克莱·科尔布鲁克和霍兰德从德勒兹与尼采系谱学的思想关联出发，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视为综合了系谱学、地质学等多学科性质的微观政治学反历史哲学叙事。

从哲学方法论而言，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方法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分析颇为不同的批评模式或视角。他认为我们无法假定真实的利益，也无法假定可以发现在权力和形象掩盖下的某种前社会的基本个体。其后结构主义的生成哲学鄙弃是什么(being what)的问题，而关注如何生成(howbecoming)的问题。他的超验方法首先致力于“展示个人与利益是如何从欲望的混沌之流中生产出来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此称为微观政治学””①。这种微观政治学展示出个人欲望与利益是如何被编码成为政治、社会、文化的延展性范畴·的，而不仅仅是“核心家庭的罗曼司”。反俄狄浦斯旨在于以系谱学方法探究在社会历史层面俄狄浦斯由何而来，在不同的社会体中它是什么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是如何通过核心家庭再生产的私人化而转化和实现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俄狄浦斯的系谱学批判的主要实质是打破核心家庭令人窒息的樊篱，让欲望回归其完整的社会历史语境，揭示隐匿在这种家庭简略化模式后面的无意识社会投注的本质。分裂分析的任务是考察资本主义公理化、解编码化和再编码化是如何对欲望加以确定的，探索在什么条件下精神分裂症的欲望能够集结成为一种力量，以反拨和驱除社会中的精神偏执症的力量。②

①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1～25页，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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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它们都聚焦于资本主义分析这个题旨，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五月风暴是它们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B.玛苏弥在《千高原》英文版译者序中指出：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在五月风暴之后都由激昂亢进转向颓丧怠惰，然后又皈依宗教或政治保守主义，但德勒兹和加塔利却从未放弃反叛精神。《千高原》是他们耗费7年心血所写出的著作，是他们否定“笨重的学术机器”的新成果。其游牧思想的空间不同于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国家哲学传统空间：前者是光滑的、开放的、块茎的、反中心化、非等级制的，而后者是“条纹”的、封闭的、树状的、中心化、等级制的。《千高原》与《反俄狄浦斯》的构思颇为不同：批判性减少而积极的游牧思想和实践变得更为突出。

尽管德勒兹和加塔利这两部著作共享着“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题旨，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切入点：《反俄狄浦斯》从批判精神分析入手，而《千高原》则倡导一种多元生成的哲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题旨主要体现在《反俄狄浦斯》中，而《千高原》更重要的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哲学性质的“微观政治学”反历史叙事。在总体上，《千高原》给人以反系统、反历史哲学的印象。其反系统的结论来自它碎片化的形式，非编年史却标明日期的叙事结构，跨学科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借自那些五花八门、看似光怪陆离的理论的概念。这使人感到它“不是竖起一座山，而是生出千条路，这些路四通八达，与海德格尔的路相反。彻底的反系统，拼贴连缀的布片，绝对的散佚，这就是《千高原》”①。这两部著作综合起来，构成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微观反历史哲学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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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2, London:Routledge, 2002.

②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91, London:Routledge, 1999.

这种反历史哲学叙事的取向体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对哲学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的描述特点。因为他们不把历史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序列，具有反历史的或反历史哲学的韵味。德勒兹实际上是以空间哲学、地质学和系谱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审视历史的。他以空间化思维创造千高原的图式，以系谱学辨析社会体的差异，追溯事件如真似幻的起源—例如人(男人)(man)这个政治概念就是将独裁者或统治者的暴君形象缩减成为普通公民形象的结果。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地质学的维度展示生活和时间是如何生成多样性的层面的：遗传学、化学、地理学和文化事件共同建构了生活的不同层面或“原”。任何单一的历史都不能将全部生活安排妥当。地质学的概念提示有一个差异平台——构成生活的一系列平台或“原”，而这一系列平台或千高原无法放入一个主题的单元之中。②时间是一个差异生成的过程，生成意味着不断生产新的事件。唯一真正的重复是差异的重复。

总括而言，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用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的理论方法反拨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偏执症式的精神分析的偏颇，以欲望微观政治哲学解读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种社会体，凸现出反俄狄浦斯的资本主义批判论旨，表现出反历史哲学叙事的特征。这是与他们独树一帜的多元生成、差异与流变、逆向思维的哲学观念以及批判意识分不开的。他们反对僵死、固定、专制、大一统、褊狭的事物的哲学叛逆精神，与奥斯维辛和五月风暴背景下的欧洲现实密切相关，因此，毫不奇怪，《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共鸣。德勒兹和加塔利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联性入手建构他们自成体系的欲望微观政治哲学批判，丰富和深化了对资本主义这一近代以来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和研究。

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58, New York: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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