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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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编主要论述德勒兹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的关联域，侧重评介德勒兹与文学的关系。除了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相关论述之外，分别以三章篇幅论析德勒兹(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三部文学研究专著中所展现出来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概念和美学题旨：卡夫卡与少数族文学，普鲁斯特与符号，马佐赫与受虐癖。

文学研究在德勒兹哲学思想的表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I.布坎兰和J.马克斯在他们合编的《德勒兹与文学·导论》(2000)中说，文学对于德勒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①在文学个案研究方面，德勒兹著有《普鲁斯特与符号》(1972/1964)、《受虐癖》②(1989/1967)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1986/1975)等三部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其中关于卡夫卡的论析最具思想启迪性。德勒兹的其他哲学和美学著述中也包含着不少有关文学的重要论述。例如，《千高原》中用很长的一段文字论“生成”哲学观念，并对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代表作《白鲸》作了解读与阐发，在德勒兹辞世后出版的论文集《批判与诊断》(1997)中，也牵涉到很多文学问题。

德勒兹作为思想领域的游牧者在文化与文学、电影艺术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等千高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西方文艺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奠定了把哲学、美学思想与文学艺术现象(如史诗、悲剧等等)融合并作出理论归纳总结或观念阐发的传统，他关于悲剧的著名界说就是一个范例。亚里士多德关于发现与突转、怜悯与恐惧、卡塔西斯、悲剧过失、情综模式等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悲剧研究领域的经典阐释。20世纪的德勒兹不仅继承了这种诗学传统，而且在后结构主义文艺美学的维度进行了富于特色的新的拓展。他不仅从理论层面阐释文学现象，而且进一步把文学视为创造新的思想形象的领域。

德勒兹和加塔利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以文学为基点的文艺批评家，他们基本上是从哲学的立场出发，在文学作家与文本研究中阐发他们别开生面的后结构主义美学思想和诗学观念，因而他们的文艺思想要较一般文论家更为深刻。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标志性作家卡夫卡的研究中，颠覆了传统看法，将卡夫卡重新定位，以反俄狄浦斯的分裂分析方法揭示出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家庭三角模式的局限性，描述了欲望与权力的多元社会文化网络图式，展示出他们块茎或褶子哲学观念和政治话语分析的特色。爱尔兰出生的法国作家贝克特，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这位以荒诞剧名世的作家还创作了诸多当代西方小说经典—富于先锋实验精神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后现代叙事风格与特色，甚至具有超越其戏剧的丰赡内涵与重要性，并且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及美学旨趣密切相关。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诗学观念互渗交迭，互阐互证，共同构成了当代离散性美学的居间性和气象万千、变化生成的千面平台，具有理解与诠释上的丰富可能性。贝克特的小说不仅仅是属于文学，它们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触媒与哲学和美学范式。德勒兹在普鲁斯特的著名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发现了不同于索绪尔渊源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拓扑符号，并据此阐发了他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力图揭示差异的美学特质。德勒兹在对奥地利小说家马佐赫《穿皮裘的维纳斯》的评介中，对病态心理学的“施虐癖一受虐癖情结”加以解辖域化，将问题还原到文学文本，重新从法律、心理和文学等维度对此加以哲学思辨。在展开下面各章的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概略地评介一下德勒兹文学观的特质。

①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 1,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②《受虐癖》法文版1967年原本的题名为“冷酷与残暴”，载《马佐赫的表达》一书（“Le Froid et le Cruel" in Pre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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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德勒兹而言，文学与其说是与语言和文本相关的再现问题，毋宁说是创造的问题。德勒兹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思想形式——艺术、科学和哲学，它们是转化生活的主要力量。文学不应基于某种大家共享的体验，表达一些共识或常识，文学应当令人震惊、战栗，唤起新的生活体验。文学是虚构本身的一种力量，它的价值不在于描述生活是怎么回事，而在于唤起对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想象。我们通过文学想象力把生活扩展到其最大的限度，却又往往悖论似地运用思想创造的某些形式——逻辑和语法——囚禁住生活与思想。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中明晰地描述了艺术、科学和哲学三者的特质：艺术是情感的创造，科学是功用的创造，哲学是概念的创造。而文学艺术与哲学都以精神探索为特征，超越庸常的思想与现实。对德勒兹而言，哲学史和文学皆不应把文本置于它们原来的语境之中以再现社会历史。例如，人们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的任务不是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回纳到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不是把它们作为对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质疑，而是要看到艺术与哲学是超越时空和别具一格的，因为它们具有创造全新的时空领域或“逃逸线”的力量。莎翁的艺术力量不仅在于再现了他的时代，更在于构想了异质的时空。他的历史剧、悲剧不只是勾画、再现、质疑历史中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开拓了一种新的历史体验和美学价值。它们所表达的不是时间之内的事件，而是将时间作为表演，作为向未来开放的时间，时间是戏剧，不是命运。倘若我们今日重述莎士比亚，例如好莱坞电影《莎翁情史》，那么艺术的力量不在于重复他的人物与事件，而在于通过重复以攫住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情感效应。从德勒兹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来说，差异赋予重复以新的生命力，而重复莎翁即是不断地通过重复以生成新的差异，在重复中超越莎翁时代语境。这是一个文学事件不断生成和变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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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德勒兹的文学观与其关于空间、褶子、生成、流、逃逸线、机器装配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颇有关联。文学人物是生活和差异的产物，可以视为随意汇聚的效果装配。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塑造常常使人们产生颇感诧异的效果。奇特的句子、怪异的身体抽搐、非理性的欲望和情感，以及碎片化的叙事构成了狄更斯这位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常遭到忽视的一面。在他的名著《伟大的期望》中，哈维萨姆小姐这个人物形象是由憎恨男人，腐烂的婚礼蛋糕，衰颓的身体，阴暗的房间和复仇的欲望装配并烘托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历史塑造出文学人物，装配或创造出情感效应，我们都是生活的事件。德勒兹的文论专著《普鲁斯特与符号》即分为两大部分，前者论符号问题，后者论文学机器问题。1987年德勒兹的访谈录《论英美文学的优点》是一篇富于德勒兹诗学特质的文学论文，他将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两相对照，其关系如下简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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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舒林将上述对照视为德勒兹的“地缘文学的想象”，认为其与地缘哲学相关：英美文学的优点来自三种哲学运动，即英国经验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斯多葛主义。德勒兹心目中的英美正典作家包括这样一些似乎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夏绿蒂·勃朗蒂和爱米丽·勃朗蒂姐妹、哈代、麦尔维尔、史蒂文森、惠特曼、刘易斯·卡洛尔、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维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D.H.劳伦斯、T.E.劳伦斯、M.洛利、拉夫克莱弗特、菲茨杰拉德、亨利·米勒、贝克特、W.泰西格、爱德蒙·卡彭特、亚瑟·米勒、巴勒斯和克鲁亚克等。同时，德勒兹还清楚地表明，具有以作品创造装配效应的并不限于那些碰巧以英语写作的作家，甚至还包括世界文学的“第一部小说”《圣经》(德勒兹视《圣经》为类同于英美文学作品的原型)和非英语作家，如荷尔德林、G.卢卡、阿尔托、热奈特、F.维伦和图尔纳等。德勒兹在与加塔利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谈话中说：“我们在英美小说家的作品所发现的，是那种法国作品中很少有的东西：强感、流、机器书籍、实用书籍、精神分裂书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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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净能范质思：学美营文举蓝像画剩三

由此可见，德勒兹关于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范畴的划分，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国别文学的概念，而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哲学思维和美学取向的分野。所以，按照德勒兹的文学批评标准，英国作家特洛罗普或司各特更近于法国左拉或法朗士；异类的法国作家阿尔托和热奈特在原则上更应属于英美而不是法国。德语文学的克莱斯特和卡夫卡被归于杰出的英美作家之列。德勒兹“地缘文学想象”的目的是颠覆与圣·佩甫、丹纳及兰森相关的传统地域概念和僵硬的树状文学分类系统，建构不同于法国模式的反传统的文学块茎或星丛。

在哲学、美学、伦理和政治诸层面，英美文学有自己的印记，并且与法国相区分。德勒兹认为英美文学是块茎原则的范例，它知道“如何在事物之间运动，建立一种动态的链接的逻辑，推翻本体论，清除基础，消解终端与开端”。他以一大群英美作家为例，认为装配使“人口、多元性、辖域、生成、情感、事件”互相关联，英美文学由“伍尔夫装配”、“哈代装配”、“福克纳装配”等汇聚成为特殊的哲学装配、美学装配、伦理装配和政治装配。英国经验主义强调过程或功能，而不是强调原则，能够以发展的“AND”(链接)取代权威式的、静态的“IS”(是)或盖棺论定的界说。“休姆装配”强调反常与例外。德勒兹的英美文学概念也从斯宾诺莎和斯多葛那里汲取了类似的装配思想：以链接的动力学反对静态的僵化模式，不断地体验、遭遇和延展。“德勒兹哲学的反传统是由链接斯多葛、斯宾诺莎、休姆，以及司各特主义、尼采和柏格森装配(莱布尼茨后来才对德勒兹重要)而形成的，每一个装配都与生成(becoming)的脉络史相关，聚集在一起而建构了不同于存在史(the history of being)的选择。而这种存在史的发展轨迹从柏拉图和黑格尔蜿蜒至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也被包括在其中作为持异见成员。……就德勒兹而言，唯有这种斯多葛一司各特主义一斯宾诺莎一莱布尼茨一休姆一尼采—柏格森的超级装配’能够赋予这种外位’之思以资质，这是情感之思。”①综上所述，德勒兹的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之分，实际上并不拘泥于国别与语言的限定，而在于强调一种能够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产生思想共振的文学观念。这种区分虽然有重蹈二元对立覆辙和悖反混乱之嫌，但与德勒兹关于少数族/多数族的思想观念类似，德勒兹哲学一旦生成二元对立态势，便很快就会对这种二元论解辖域化，对峙的双方的边界开始消融、互叠、贯通。而德勒兹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得以表达的，这就是由地缘哲学所衍生的地缘诗学和地缘文学的概念。

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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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曾经在《什么是哲学？》中以专章论述地缘哲学，认为有三个主要的再辖域化哲学领域：往昔的希腊哲学，现在（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即cogito为基本工具)的现代国别哲学，未来的新人与大地的哲学。在所有的国别哲学中，唯独英国哲学没有摒弃地缘哲学所追求的内在性平台，地缘哲学以未来新人和新大地的名义寻求恢复这种内在性平台，并通过“自由的、狂野的概念创造”开展伦理学和政治的构想。

由此，德勒兹超验的经验论或隐或显地在法国文学与英美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真正的文学与平庸的文学。他对普鲁斯特、卡夫卡、马佐赫、梅尔维尔、狄更斯、维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丁都作过精彩的论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勒兹倡导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哲学“想象”的文艺美学。

再次，在文学领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积极倡导一种富于后结构主义诗学特色的“少数族文学”观念。少数族(minoritarian)与多数族(majoritarian)是贯串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重要著作《千高原》中的两个不同概念。少数族观念在他们论卡夫卡的著作中有精彩的阐发，它与德勒兹“一事物折叠于另一事物之内”的感觉逻辑及莱布尼茨的“褶子”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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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enneth Surin, The Deleuzian Imagination of Geoliterature, in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67\~193, 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德勒兹和加塔利所使用的少数族文学概念与人们通常的理解不太相同，并不是指那些相对不重要的文学或亚文学，也不是指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而是指既用多数族性的语言来创作，但又暗中对其加以异质化或解辖域化的具有少数族性的文学。少数族文学作家往往有着多重文化身份，他们的作品具有流散文学的特质，卡夫卡堪为代表性的例证。因为卡夫卡虽然用当时奥匈帝国的主流语言德语来写作，但是作为犹太人出身并且居住在捷克布拉格的作家，他还具有犹太文化、意第绪语、捷克语等复杂的异质语言文化背景。德勒兹和加塔利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悟出了迥异于传统文学模式的少数族文学的新意蕴。

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有的“区别”那样，多数族与少数族这两个概念看似构成简单的二元对立，但实际上关系颇为复杂。例如，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多数族模式要表达的是既定的、基于特权的、等级制的，以及用源头式术语描述的二元对立。man(男人、人类)就是这样一个多数族的术语：我们想象首先要有某种作为主体的、普遍的生命——man——然后才有由其衍生的自然变异或社会文化变异。例如在性别问题上，首先要有第一性的男人(亚当)，然后才有其所衍生的第二性的女人(用亚当肋骨所创造的夏娃)。因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划分和对立是多数族的概念，它导致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从而把女性看成是低于男性并且是男性的他者。同理，在种族等问题上，白人中心主义的产生也属于多数族话语的范畴。但少数族的差异模式并不以享有特权的术语作为界定差异的基础，也不把这种差异看成是既定的秩序。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女性或“生成女性”视为少数族的理论范畴，这是因为对女性而言没有一个享有特权的标准或规范。如果我们真正地承认生成女性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类的生活不是被关于理性、力量、优势和行动的男性的理想所界定的。对作为少数族话语的女性的强调，是一种能够拓展菲勒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社会文化界面的视野，具有开辟人类新的思想领域的可能性。女性只有保持其生成状态的开放维度(恰如早期女性主义运动为女性所奋争的那样)，才是一个少数族的词语。一旦一个术语变成了表达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那么它也就摇身一变成为多数族的了。一旦女性诉诸一种新的标准，作为爱抚、养育、被动、怜悯的具象时，这一标准就变成多数族的了：它就能以此排除那些不满足这些评判标准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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