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最后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具有块茎或褶子意味的反俄狄浦斯和分裂分析的观念。如前所述，“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是他俩作为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重要代表人物的原创性概念之一，其前缀“schizo一”既指精神分裂症本身，又在哲学和美学意义上指具有普遍意义的裂变、分离的过程，标示了他们拆解总体化思维的特征和解中心的哲学趋向。他们把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总体归纳的阐释模式，它如同频道一样把欲望纳入安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例如俄狄浦斯情结。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倡导自由流变的概念和碎片式的主体，把精神分裂症视为解辖域化的完美存在方式，并将其作为一种模式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存策略服务。②他们著名的反俄狄浦斯思想导致他们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对弗洛伊德关于两性与家庭恒定的三角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进行了反讽式的解构，将弗洛伊德这一最具影响的概念讥讽为“爹地一妈咪一我”的模式。他们的这些思想观念，拓展、深化乃至颠覆了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和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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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J. C.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6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①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德勒兹与加塔利都反对神话一原型批评寻找总体性的“原型”的理论方法、反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以及精神分析的追溯深层隐匿的无意识批评模式—如认为城堡即是上帝，即是父性原则的世界，即是无法捉摸的权力；蟑螂或甲虫即是焦虑，是阉割、梦界及其各种变异等等。他们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进行了解家庭化(defamiliarize)的理论努力，并指出：在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家庭三角关系之外还活跃着很多更有意义的千高原或块茎式的三角关系，构成分裂式的流变和差异，如《审判》等小说中“法官一律师一疑犯”三角、“叔父一律师一布洛克”三角、“银行雇员一警察一法官”三角，《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妹妹(母亲)一父亲”家庭三角、“秘书主任一父亲一三个官僚房客”三角，卡夫卡本人的“德国人一捷克人一犹太人”三角(卡夫卡运用的是主流语言德语，文化背景是边缘民族犹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写作)，等等。家庭三角是与其他众多三角商业三角、经济三角、官僚三角、法律三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决定了家庭三角的价值。①仅以《变形记》中妹妹的形象而言，她本身就是“姐妹一侍女一妓女”三位一体的三角。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有两种乱伦：俄狄浦斯乱伦(Oedipal incest)与分裂乱伦(schizeincest)。前者是与母亲乱伦，母亲是一种辖域，一种再辖域化；后者是与姐妹乱伦，这是一种解辖域化的乱伦。精神分析常常混淆这两种乱伦，把姐妹作为母亲的替代物，把侍女作为母亲的偏移，把妓女作为一种逆转形式。事实上，姐妹不是母亲的替代物，而是阶级斗争或社会存在的另一个方面，即侍女和妓女方面。家庭容不下妓女，妓女链接的是社会。俄狄浦斯乱伦是与图像、画像及虚假的童年记忆相联系的。与此相反，分裂乱伦是与声音及声音所飘逸的方式相联系的，其中并无童年的记忆的障碍；分裂乱伦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关联，是一种多元的拓展，它以侍女和妓女为中介，把她们置于社会的系列中而不是与之相反的精神病态的家庭乱伦中。这两种乱伦的对比在《变形记》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一方面是作为俄狄浦斯乱伦对象的穿皮裘大衣、裹着脖子的女士肖像(格里高尔在妹妹和母亲搬他房间里的家具的场景中趴在这幅肖像镜画上，“他那火热的肚子顿时觉得惬意多了”)；另一方面是裸露着脖子的妹妹，她演奏着小提琴，是一种分裂乱伦的对象。①妹妹演奏音乐，不是自娱自乐，而是想愉悦三个官僚房客，因为他们的房租，是一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有两种误释卡夫卡的方式：一种是生物自然的方式，一种是神学超自然的方式。无论是前者的精神分析还是后者的神学分析都偏离了卡夫卡诠释的基点。前者将卡夫卡置于幼儿园—将他俄狄浦斯化，使之进入母一父之联系；后者将卡夫卡局限于神学的形而上学思考，损害了贯串卡夫卡全部著作并在文学史上占特殊位置的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维度。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lf.,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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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开放的多维世界，它拒绝僵化固定的能指与所指。德勒兹等所提倡的差异哲学和流变美学，力图将无意识欲望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器结合起来，打通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学理联系，提出解辖域化、欲望机器等概念，阐发了一种精致的微观政治学批判(如论证法西斯就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欲望之中)。卡夫卡研究正是他们阐发自己的哲学和美学观念的一个符号学版本。

本雅明论述的终点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论卡夫卡的起点。卡夫卡之于现代性犹如古典神话之于传统社会。对卡夫卡而言，官僚社会与父亲社会是同一个东西。卡夫卡的世界比神话世界更为古老，神话世界有救赎，而卡夫卡的世界没有救赎。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的政治学“既非想象的，亦非象征的”，卡夫卡有意杀死一切隐喻和一切象征。以对《变形记》的分析为例，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的是解辖域化的“生成动物”、“解家庭化”和“逃逸线”。在《审判》中，无可辨认的法律总是在办公室的另一扇门，或在门的后面，直至永远无法捉摸；第一章中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下一扇门的房间”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在文本中寻求原型和俄狄浦斯情结是画地为牢，是对精神的辖域化或再辖域化；而“生成动物”则与之相反，解构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是解辖域化的表现，但这不是走向自由，而是一种逃逸。在儿子对父亲的反叛中既有悲剧也有喜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的素材。生成动物与恋母情结和无意识神话原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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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66f.,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因此，卡夫卡的父子冲突主题和家庭三角不是俄狄浦斯幻象问题，而是政治事项。卡夫卡笔下父亲的形象包含着犹太人所有的尴尬的文化历史处境和存在的暖昧状态—父亲离开捷克乡村进入德国城镇，进入了解辖域化过程。但是他从未在家庭里、在事业中、在他所屈从的系统和他的权威系统中停止再辖域化的努力。法官、专员、官员等并能不取代父亲，相反，父亲是所有这些力量的压缩，他屈从于它，也试图让儿子屈从于它。使卡夫卡直接感受到痛苦压抑或快乐逃逸的不是父亲，或超我，或某种能指，而是美国技术统治机器，或俄国官僚制度，或法西斯主义机制。

马克思和西方精神分析理论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一些特征，并且有一些交迭点，如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和现代病态心理学的“恋物癖”都可以用英文“fetishism”①一词表示，等等。但是，马克思忽视了欲望的维度而弗洛伊德主义则将欲望纳入核心家庭，忽视了社会力量或阶级斗争的维度。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们以分裂分析揭示了欲望的无意识的渗透要比国家体制更为强大。欲望并不为权力所束缚，它们不断地运动，总是寻求逃逸线或出路(Ausweg是卡夫卡作品中的关键词)，总是拒绝权力机器的最终具象化。它们扭转资本主义偏执狂式的表达式，而呈现出分裂症式的生成、流变：卡夫卡的逃逸线是文学创作，他描写人变成动物，动物变成人。人在他的笔下变成大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鼹鼠，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但却不是变成官僚、警察或法官等权力机器。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充满着从俄狄浦斯权威的掌控中逃逸的描写，这是对宏大的权力机器进行拆解：无论是技术机器(《美国》)，还是法律机器(《审判》)，或是官僚机器(《城堡》)，都是被拆解的对象。例如法律机器由厅室、法官、书籍、色情式的法律构成，欲望居于法律之内。洗衣妇在法庭的门道内与大学生做爱；一个女人把K从辩护律师房内引诱出来——这个女人部分是姐妹，部分是女仆，部分是妓女，处于反婚姻、反家庭、反俄狄浦斯的位置。俄狄浦斯核心家庭三角形(爹地一妈咪一孩子)之外，有一系列社会的、司法的、人际的、文化的三角形在卡夫卡的文本中增殖。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可视为对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的解辖域化的大胆尝试。他们拒绝相信欲望从一开始就是被禁锢的，他们力图将文本阅读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政治行为，发现其中的省略、断裂、[牾之处，但是又不是止于解构分析，而是加以重新装配。他们比弗洛伊德和拉康都更进一步，将患者视为一种无器官身体(即本质上未经分析者编码的身体)而不是亟待辩读的文本。欲望变成了一种逃逸线，一种解辖域化运动。卡夫卡的文本因之变成了一种异于文学传统批评的新形式。①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成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的分裂分析范本。

①“恋物”一词于18世纪用于研究“原始宗教”客体崇拜的语境中流布开来。马克思在19世纪借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事物之间的幻象形式。Krafft一Ebing于19世纪末首次用Fetishism一词来描述性行为(性倒错)，由此弗洛伊德和后来的大多数作家都采用这种意义。参见 D. Evans, 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p. 63, New York:Routledg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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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学“机器”与声音的集体装配

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少数族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它所蕴涵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或具有集体的屈折形式(a collective inflection)。少数族文学的政治性使得这一领域的一切陈述都染上了集体的色彩，因而少数族文学普遍缺少主流文学的众多的天才和文学大师。而这一点似乎恰与人们对卡夫卡的传统看法相悖。

人们通常认为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描写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最出色的作家之一，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在隐喻的意义上，西方现代主义的关键词是加缪所言的“西绪福斯”。卡夫卡是20世纪西方现代寓言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中独树一帜，有强烈的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韵味，出色地展示了一个充满悖论和困惑的现代西绪福斯式的生存世界。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出色地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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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righ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Theory in Practice, pp. 159\~ 165, London: Routledge, 1989.

德勒兹则认为，传统对卡夫卡的阅读将卡夫卡视为俄狄浦斯化症候的例子，误导读者，使卡夫卡晦涩难解，使人们认为卡夫卡对人类黯淡前景和荒诞存在作了阴郁的描述。但实际上，卡夫卡是一个快乐者，一个有着生之欢乐(ajoie de vivre)的作家(从《审判》的开端起，一切都指向笑)，一个激进政治的倡导者，他坚决抵制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文学领域僵化的等级制。卡夫卡《变形记》中俄狄浦斯模式的喜剧性扩展，出色地表现了家庭三角与官僚三角的交织和孤儿般的生成动物者格里高尔的逃逸路线，他变成大甲虫是一种解辖域化。情节是在官僚三角和家庭三角所构成的块茎式的联系和在逃逸线的嬗变中展开的。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中从对卡夫卡的传统阅(误)读中拈出论题。他们认为少数族文学中任何个体皆是集体存在(collectivebeing)，卡夫卡并非孤独的、受折磨的艺术家，而是一个集体的、政治的作家。卡夫卡有意识地把他父亲的俄狄浦斯化形象夸大到宇宙般的范围，因此，传统的精神分析将卡夫卡的生平与作品相关联的释读并不能令人满意。父亲只不过是20世纪曾经统治社会的巨大的官僚机器、军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已。父亲形象浓缩了法官、专员、官僚等形象。卡夫卡的作品为反抒情主义和反审美原则所驱动。卡夫卡是用德语创作的布拉格犹太人，是少数族文学的代表，不是背负地球的神话力士阿特拉斯的后代。少数族文学不是一种审美选择，而是对少数族作家存在境况的窘迫性的一种反应。

德勒兹和加塔利是第一次强调卡夫卡著作中欲望力量的人。他们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进行了激进的批判性综合与扬弃，以图理解卡夫卡的意义。他们将法律与欲望相联系，因为法律起源于对欲望的制约。他们的分析最终把卡夫卡的著作视为一种生产效果的机器，一种表达机器或文学机器。他们认为卡夫卡小说是一种集体声音的装配，《城堡》和《审判》具有像机器装配一样的功能(卡夫卡把生活中围绕他的官僚主义碎片组装成为一部奇特的、预言的机器，如《城堡》)。这种装配的目的不是阐释超验的法律机器，而是启动抽象的欲望机器。因为卡夫卡眼中的法律公正只是欲望的产物，活跃在每个人内心世界里的是欲望而不是法律。

马克思主义尽管敏感于被压迫的少数族问题，但是也忽略了欲望的革命性维度。用阿尔都塞的理论来说，存在着一个“召唤体系”：在“伟大文学”停工时，少数族文学才充分发挥作用。故此，少数族文学是反俄狄浦斯的理想文本，是分裂分析的例证。少数族文学是“精神分裂”文学，具有逃逸线和亚原子式的性质，可以对文学的“强度”加以自我解构。德勒兹将卡夫卡从主流文学剥离开来，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质自然地与边缘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和主流文化价值的霸权问题结合了起来。这正是一种理论观念上对既定的辖域化世界进行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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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卡夫卡小说是弱势的、少数族的声音的“集体”装配，具有明显的预言性，预告了未来“恶魔式”的力量：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来临。①德勒兹认为卡夫卡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它能让我们得以描绘我们与世界、身体、欲望以及生与死的结构的真实的联系状况。《审判》中，权力不是金字塔，而是线性与片段，且每一片段皆是权力，皆是机器。事件总是在隔壁房间发生的毗邻性(contiguity)取代了法律的等级制，这种延误是完美的、积极的，它拆解机器，不断装配，永远由此到彼地嬗变着。

德勒兹和加塔利开拓了文学研究新空间。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美学视阈中，卡夫卡是文学“新大陆”—少数族文学的新大陆的创造者。通过解读卡夫卡，德勒兹犹如在等级制的、正典化的文本和理论中发现一颗定时炸弹。可以说卡夫卡引入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方式。卡夫卡的多形态著作抵抗僵化的精神分析，卡夫卡文学并非“影响的焦虑”，而是创造了新领域。德勒兹的少数族文学概念不仅仅是对文学进行简单的再辖域化的价值重估，而且使文学在文类上的等级制秩序的整体中心结构完全改观。文学不再源于普遍的人类(性)，而是始于具体的男男女女或不同群体的相互生成。

少数族文学的三个特征—语言文化的解辖域化，政治性(反精神分析)；集体价值—都突出地体现在卡夫卡身上。他身为犹太人，在布拉格写作，用主要语言德语来实现他作为陌生人的快乐的“逃逸线之旅”。在主流语言与文化框架内运作的所有批评话语和此前存在的范畴与文类在卡夫卡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卡夫卡的创作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的文学，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可以用这种模式来重新审视和理解所有的批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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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p. 6,125,136\~137,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因此，后结构主义式的少数族文学和诗学观念，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批评和比较文学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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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

2006年是爱尔兰出生的法国作家贝克特的百年诞辰。贝克特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这位以荒诞剧名世的作家富于先锋实验精神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后现代叙事风格与特色，甚至具有超越其戏剧的丰赡内涵与重要性。从西方文艺美学维度来看，贝克特又是在从现代主义诗学向后现代主义诗学转型中具有重要而特殊意义的人物，他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创新实践，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及美学旨趣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在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关联域中进行思想游牧，探索其相关意义。

第一节 戏剧光辉所掩盖的小说大师：贝克特小说三部曲

作为20世纪西方荒诞剧的标志性人物，贝克特以《等待戈多》等名剧蜚声世界文坛，并且为中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界和翻译出版界所重视。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戏剧《等待戈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位20世纪极富独创精神的作家却是一个被他的戏剧光辉所掩盖了的小说大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他小说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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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小说在数量上远远大于其戏剧作品。贝克特正式的文学生涯，是从小说创作和写诗开始的，也终结于亦可称作小说的文本上。通常将贝克特的长篇小说《莫洛伊》(Molloy，1951)、《马龙之死》(Malone Dies，1951)和《无法称呼的人》(TheUnnamable，1954)称为其小说三部曲。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除了三部曲外，还包括《莫菲》、《瓦特》等。贝克特小说三部曲是20世纪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小说里，贝克特思维的触须得以无限延伸。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在这里达到了更为玄奥、复杂、彻底的境界。200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余中先等人翻译的贝克特作品选集(多卷本)，这为中国读者乃至中国研究者欣赏与理解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国外对贝克特小说的重视则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C.赖利在其主编的多卷本《当代文学批评》(1973)中就指出：贝克特的“荒诞喜剧聚焦于孤独、沉默、无意义与绝望。尽管作为戏剧家的贝克特往往比作为小说家的贝克特受到更多的关注，但他在其六部小说中展示了才华，那些戏剧只不过是为其小说而添加的注脚而已，贝克特的小说所指更为宏阔，更具力度，《等待戈多》、《终局》等都是小说的片段，是更大的语境的插曲”①。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与传统小说叙事颇有不同，既没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个性突出、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乍读之下，读者宛如进入叙事的迷宫，甚至颇感枯燥乏味，难以卒读，但其中却蕴涵着“对人类内心景致一种炽热而执著的探索”，“咬紧牙关准备接受理解力考验的读者……会有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恰如爱尔兰驻法国大使安妮·安德森(AnneAnderson)在贝克特百年诞辰仪式上的致辞所言：“贝克特是一位打开了无情的大灯，照射着人类生存状态的作家，如此直接，又如此勇敢，让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最深处无助的自我。”时至今日，贝克特小说三部曲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美国耶鲁大学教授H. 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的百卷本《现代批评诠释》(Modern Critical

① C. Riley 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CLC) vol. 1, p. 20, Detio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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