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凯尔纳和贝斯特合著的《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论证了“在解放和异化的双重运动中，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抽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抽象的欲望(在精神分析领域)。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不过，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recode)，将它们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解辖域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编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非中心化过程，精神分裂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了其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的束缚以及其俄狄浦斯陷阱，从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②

阿利兹(EricAlliez)曾言：德勒兹的全部哲学，都以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为题旨。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一题旨，无法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割裂开来。N.Thoburn的《德勒兹、马克思与政治》(2003)一书，是第一部探讨德勒兹散佚的著作《马克思的辉煌》(The Grandeur of Marx)的专著，它致力于探讨德勒兹的少数族政治学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动力学批判之间的思想共振域，对其相关政治、概念和文化基点加以批判性和启迪性的阐发。《马克思的辉煌》是德勒兹辞世前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德勒兹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思考的结晶。近年来，学术界对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抱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德勒兹把资本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运作方式或社会体’，即生活之流的引擎——置于其构想的核心地位，并在此意义上宣称自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加塔利和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我们的方式不同，但两人都是如此。你明白，我们对任何政治哲学的思考，都必然转向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方式的分析。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系统加以分析，它不断地克服自已的局限性，继而又用视野更为宏阔的形式来反对它们，因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局限就是资本自身。’(德勒兹《谈判》：171页)……德勒兹和加塔利声言逃逸线’在本质上和功能上都如同资本主义装配，他们的话语回应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著名描述：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那儿，一切关系在可能僵化之前就开始遭到了废弃’。”①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差异与生成是最根本的哲学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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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vii—viii, London:Routledge, 1999.

②[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98～14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四、关于德勒兹的文化与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

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涵盖面极广，涉及文化研究、电影、文学、戏剧、音乐、绘画、舞蹈、语言、建筑诸领域，在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中，第一编“文化理论与实践”汇集了17篇文章，国外学者对上述诸方面皆有专门论述。如布坎兰讨论“德勒兹与文化研究”，侧重分析了德勒兹作为超验的经验主义者与文化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M.Kowsar以《理查三世》为个案，探讨“德勒兹与戏剧”问题；A.Uhlmann则研究贝克特与德勒兹的关系；等等。

在布鲁伊斯等主编的英法双语会议论文集《洞察力：德勒兹美学》(2004)

① Nicholas Thoburn, 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 pp. 1\~2, London: Routledg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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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众多欧洲学者探讨了德勒兹哲学的精义和美学思想，追寻各学科(文学、音乐、戏剧研究与艺术理论)对德勒兹思想的接受，认为结构与生成构成了德勒兹美学的节奏。此论文集可以说以德勒兹及加塔利的美学思想为视野，勾勒和跨越了哲学方法与传统艺术理论，以及文学、表演与电影研究之间的界线，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和理论诠释，突出了德勒兹美学中异质思维的图式。譬如 Peter von Zilfhout的论文以“审美经验”为题，认为德勒兹最笃实的贡献在于他将文学视为美学经验的主要源泉，并以德勒兹的审美空间与游牧体验为关联域，探讨里尔克的宇宙内空间（Weltinnenraum)的观念及对现代性的理解。再如 Sasha Vojkovic的论文以“香港电影与反辖域化艺术：女勇士、邪恶太监、少林足球”为题，聚集于女性形象分析，结合香港电影角色的多元性，以及精神与物质领域之间快速的转型，认为欣赏香港电影需要一种新美学，以突出香港电影的流变性，而不是让电影囿于某种特定的地理一美学框架内。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美学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美学，并以大量例证(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例证)展示了香港电影能够抗拒辖域化的力量与进程。①

从德勒兹著述方面考虑，对其文化理论与文艺美学的研究，在三个方面比较集中：

其一，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在德勒兹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题旨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维度。德勒兹所著的《受虐癖》(Masochism)英文版被出版商与马佐赫的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Venus inFurs)合为一书出版。众所周知，奥地利小说家马佐赫（Masoch，1836～1895）的名字是受虐癖(Masochism)一词的词源。I. 布坎兰和克莱·科尔布鲁克主编的《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Deleuze and Feminist Theory，2000)是这方面的一部专著。该书的“内容介绍”说：本书汇集了一些关于德勒兹的最好的评论者和当代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的论文。德勒兹既不完全赞同女性主义的理论观念，也不否认在理性历史上存在某种男性的错误，更确切地说，他从自已的哲学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表述为一种挑战和问题：如何思维？在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中的第十编“女性主义阅读”中汇集了5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林菩狱中的女性”、“新游牧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德勒兹踪迹”、“千面小小的性(sexes)：女性主义与块茎论”、“少数族的女性主义”等论题，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概念如“生成女性”、“无器官身体”、“块茎思维”、“欲望机器”等被用来讨论和阐发菲勒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女性主体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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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ost de Bloois, Discern(e)ments: Deleuzian Aesthetics, pp. 61\~80, 257\~276, Rodopi B. V. Amsterdam, 2004.

其二，电影哲学和美学研究。德勒兹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电影研究。德勒兹著有两本关于电影的论著《电影Ⅰ：运动一图像》和《电影Ⅱ：时间一图像》，前者讨论20世纪上半叶的行动电影，大略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美国自由主义孪生的意识形态论相应；后者主要审视战后以时间为主导的电影。德勒兹的电影理论与柏格森哲学、皮尔斯符号学密切相关。1997年在美国举行了德勒兹国际研讨会后，媒介和文化理论研究的英文刊物《话语》(1998年秋季号)出版了德勒兹专辑，其中有专文谈到德勒兹从哲学的维度对电影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但奇怪的是，英国出版的巨著《世界电影史》却只字不提德勒兹，因此该文作者认为这极不正常。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德勒兹长达700页的关于电影的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电影理论杰作之一”。由此可见，德勒兹的电影研究值得深入探究。约翰·马克斯的《德勒兹：活力论与多元性》(1998)中有专章论述德勒兹的电影思想观念。例如，他认为在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视阈中，电影是永恒流动的体系，它与哲学处于一种“非平行演化”的情境中，电影高度浓缩的力量所达到的效应，哲学要耗费数百年才能做到。2003年，博格出版了《德勒兹论电影》(Deleuze on Film)的专著。

其三，文学研究。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也渗透到文学研究领域。他及加塔利著有《普鲁斯特与符号》、《受虐癖》、《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三部专著，从符号学与文学机器的维度论述普鲁斯特，从施虐癖与受虐癖关系的解析讨论马佐赫的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从多数族文学与少数族文学的关系论述卡夫卡，这些题旨已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在玛丽·布来顿（MaryBryden)主编的《德勒兹与宗教》(Deleuze andReligion,2001)的“文学与宗教”部分中，辟有两章分别讨论“尼采之箭：德勒兹论D.H.劳伦斯”和“幻象的未来：梅尔维尔的德勒兹(反)神学解构”问题。2003年，博格出版了《德勒兹论文学》(Deleuze on Literature)的专著。2007年，M. 布莱顿出版《吉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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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文学中的旅行》。

此外，在德勒兹的其他著述中，对文学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并不断地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引发人们的研究兴趣。

第三节 德勒兹思想与当代语境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当代哲学与美学思潮，无可避免地要与当代众多的思潮、流派、领域等产生交迭现象，因此亟待辨析，以明确其定位，凸现其蕴涵与特质。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通常把德勒兹思想归入后结构主义的范畴。因此，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辨析是德勒兹哲学、美学研究的题旨中应有之义。法国是20世纪中叶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重镇。根据约瑟夫·恰尔德斯《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辞典》中的相关词条：结构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运动，20世纪50～60年代在法国首先凸现出其重要性。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列维一施特劳斯、A.J.格雷马斯和罗兰·巴特等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对英美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产生重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基础是多样性的，主要得益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以及俄国形式主义与V.普洛普的叙事学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结构主义对当代思想最大的贡献就是其关于人类一切行为都是被建构起来而不是自然的基本假设。①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把这一原则引入文化分析，进行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文本研究，影响颇巨。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与20世纪“语言论转向”关系极为密切。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中存在着本身即是意指过程的组织系统，通过相关比照，它们被从一系列其他可能的秩序中选择出来，从而形成语言符号意义。在文学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概念通过索绪尔式的能指/所指、言语/语言的二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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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p. 286\~287,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立符号学模式而得到突出的表现。

或许结构主义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它对文学中模仿理论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式的模仿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崛起之前，一直主导着文学研究。结构主义不同于模仿论以及浪漫主义表现论，它的文学文本分析不把意义作为现实的反映，或某个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而是聚焦于意义本身的探究。结构主义批评关注文本如何表达意义。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是一个客观对象，可以从中找到独立于作者、受众、现实世界的符码和规例。而后结构主义则关注不同话语实践的生成语境—谁在说话，在何处说话，因而对文本意义的异延(德里达)、权力话语(福柯)和多元生成与流变(德勒兹)更感兴趣。结构主义主要与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相关，而德勒兹一脉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更多地倚重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皮尔斯符号论尤其在影视等现代传媒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首先，它在诗歌分析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MichaelRiffaterre的《诗歌符号学》(Semiotics of Poetry)。其次，结构主义在叙事结构分析方面成就更为出色：罗兰·巴特的《S/Z》具有奠基意义，它从巴尔扎克一篇小说中寻绎出众多不同的符码的功能，从而成为这类分析的范式。其他的如G. 热奈特的《话语形象》(Figures of Discourse)和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The Poetics of Prose)皆是展示结构主义叙事分析的理论方法的范例。再次，结构主义的原则和影响在文学与人类学(如列维一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分析)之外的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理论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影响痕迹。例如，罗兰·巴特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以结构主义意味的独到眼光，分析大众文化中的时尚、摔跤、玩具、塑料、好莱坞明星（嘉宝的脸蛋)、书籍封面(黑人士兵与法国国旗)等现象所蕴涵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意义。现在公认的后结构主义著名哲学家福柯的历史分析著作如《诊所的诞生》，尤其是其《事物的秩序》，都曾经被人打上结构主义的标记，尽管当时福柯本人拒绝这种称号。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思想一般被描绘为属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拉康常常被视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他关于“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而成的”理论，确实有与结构主义思想相契合的维度，拉康一方面与结构主义具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他与罗兰·巴特类似，其思想亦不时地逸出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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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尤其是其文本分析观念也常常为人所诟病：结构主义把文学文本视为自主的、非个人的、与语言的社会实践无涉的抽象模式和结构，在对极为丰富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时，其视野显得狭隘，其效用令人怀疑。

根据约瑟夫·恰尔德斯《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辞典》词条和相关资料，“后结构主义”一词事实上最早是在美国开始使用的，用来指称两种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思潮。其一是R.罗蒂所恰如其分命名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它以德里达及其在北美的追随者如保罗·德曼为代表；其二是福柯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福柯努力从对“机构或机器”(dispositif or apparatus)的界定、从已说与未说(the said and the unsaid)即话语与非话语的维度重构现代性的系谱学。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及雅克·堂兹洛特(Jacques Donzelot)均属此一脉思路。而文本主义否定我们有从话语中逃逸而出的可能性——德里达的名言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de hors-text.)亚历克斯·柯里尼科斯在《反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第三章“后结构主义的抵牾”(The Aporias of Poststructuralism)中，论析了上述的两种后结构主义类型，以及在理性、抵抗、主体三个问题框架中的“后结构主义的[牾”，并以“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黎明中振翅：尼采”为小标题，指出尼采特立独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西方后结构主义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德勒兹以专著《尼采与哲学》(1962)阐发了他的众多题旨；德里达承认尼采对他的影响颇深；福柯则在临死前不久宣称：“我就是尼采式的人。”①这些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都从尼采思想中获益匪浅。

后结构主义思潮继结构主义之后在西方崛起，其哲学思想范式也渐渐凸显。后结构主义并非完全抛弃它之前的各种哲学和美学观念。作为对结构主义思维的扬弃和反拨，后结构主义拒斥早期结构主义著述中常见的所谓科学的或客观的分析，它在强调差异的基础上，对结构主义通常所忽视的作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心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予以新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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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 A Marxist Critique, pp. 62\~9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总括而言，后结构主义具有反基要主义、反中心论、反等级制的重要特征。这一思潮形成的重要标记之一，是德里达1967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戏剧》。德里达在演讲中批判列维一施特劳斯的结构概念，这宣告了后来影响极大的解构论思想的面世。他认为结构的概念基于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这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特产。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认为一个结构必须具有某个具有本质特性的中心或基础，但是，这种中心或基础在属性上却是结构之外的东西。例如，基督教神学中可视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源头或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但是这个伦理学结构的中心即上帝却是不受这个结构所限制的超验存在，他可以居高临下地降罪或赦免一切。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中渗透了这类悖谬。结构主义永远在通过不断接近这种源头并且在对某种基本结构加以阐释的过程中试图来解决这种悖论。而实际上，对外在于结构的所谓超验中心或基础的接近可以说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因此，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强调意义的“嬉戏”，并由此对西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一旦我们不再被迫去寻求某种中心或源泉，我们就从结构主义时代走向了“非中心化”的后结构主义时代，进入所谓的后现代语境。

德里达所肇始的这种从结构到解构的思想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后结构主义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里达在哲学方面，克里斯蒂娃和拉康在精神分析方面，福柯和米歇尔·德塞都在历史方面，利奥塔和德勒兹在文化政治批判方面的著述，以及在文学和美学批评方面难以计数的其他人物的著述，都抛弃了基于二元对立的源头、秩序对意义的阐释，以及个体作为一种统一主体的概念。转而强调话语的冲突，强调历史的裂隙，强调意义的自由嬉戏，以及强调作为反中心的主体”①。但是，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亦并非泾渭分明的：在某种意义上，罗兰·巴特和雅克·拉康的理论与批评实践都贯通了这两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p. 236\~23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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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显然与传统思想范畴相悖，尤其是在对主体加以重构的问题上。主体不再被视为拥有控制力量和生发功能的统一体，而是常常被视为话语实践的产物，没有万流归宗的本质或中心位置(例如福柯“人之死”的名言)。后结构主义认为，传统人性中“人”的概念本身就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福柯对疯癫与文明史、规训与惩罚、性话语等的分析堪为例证)，而且人类主体或中心的观念规避了人类关系系统之外的任何意义。因此，后结构主义的立场常常被描绘成为反人本主义倾向的。它厌弃任何宣称自已具有普遍合法性的理论体系。不同流派的后结构主义所共享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语言在意义实践中的作用。语言不仅在文本、阅读和话语等概念中扮演着建构意义的可能性的重要角色，而且对某些后结构主义者而言，甚至可以把这些可能性作为现实来加以体验。

二、德勒兹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语境

研究德勒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其后结构主义与所谓后现代语境的关系的棘手问题。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与后现代的关系这个比较复杂且颇有争议的问题，关涉到对德勒兹哲学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特质、定位与意义。

暂且简略地论述一下一般意义上的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语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数方面的含义：①后现代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②后现代主义也意味着某种世界观与生活观，即不再把世界视为统一的整体，而强调其走向多元、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③在文学领域中，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衰落后西方文学中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的挑战。④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和对某种精神分裂式的技法、文本和结构的崇尚，以断片式的叙述消解意义。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既可以用于西方同时也可用于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阐释的符号代码。⑥在文学批评领域，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结构主义衰落之后的各种批评风尚和阅读策略的总和。①后现代性或后现代语境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宽泛用法。其核心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资料丰富，仅仅从网上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或北京大学图书馆，输入“postmodern”作为关键词，可以查到数百本相关论著。对后现代界说的自由宽泛的阐释空间可以从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隐喻略见一斑。伊格尔顿曾经说过：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与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后现代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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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恰尔德斯在《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辞典》中认为：后结构主义常常被不确切地与后现代主义交互使用以意指当代关于美学与语言的构想。鉴于这两个词语皆意义宽泛且有点含混，因此，这种混用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两者在不少方面互相关联。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涵盖颇广的概念，包括从音乐、时尚到政治的一切东西；而后结构主义则指从结构主义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旨趣和批评实践，并对结构主义的信条加以反拨与修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后结构主义以多种形式对当代思想、文化和语言中悖谬的思维定式加以批判。②L. E. Cahoone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论文集·导论》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后现代语境问题，认为近十年来，后现代一词日益成为20世纪终结的某种标志。它被用来指称当代思想运动，或各种思想运动中并不太幸福的一个家庭，犹如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后现代家庭成员不仅表达了相互冲突的观念，而且题旨互相交迭：涉及建筑、哲学、艺术、文化传媒、历史、经济、政治、伦理、宇宙论、神学、方法论、文学、教育等等。后现代既非对西方世界的拯救，亦非毁灭西方世界。当多数哲学家使用后现代一词时，他们意指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一场运动。更确切地说，这场运动应称为“后结构主义”。他们心目中的这场运动具有这些特征：否认关于真实世界的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否认词语与文本具有“唯一”(单一的或首要的)意义；

① 王宁：《中国后现代性的发展轨迹》，载《疆界2》(Boundary2，24,3，1977，Pp.19～40)。转引自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3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 236,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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