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德勒兹在《受虐癖》中分章讨论了“萨德与马佐赫的语言”、“描写的作用”、“萨德与马佐赫是否互补”、“马佐赫的三种女人”、“父亲与母亲”、“马佐赫的艺术”、“幽默、讽刺与法律”、“从契约到仪式”、“精神分析与受虐癖问题”、“死亡本能”、“施虐的超我与受虐的自我”等问题。

一、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三类女性

马佐赫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具有共同点：皆为女性，发育良好，身材健美，天性高傲，是专横残暴的人物形象，甚至在她们温情流露的天真时刻亦是如此。东方高级艺妓、令人敬畏的女沙皇、匈牙利或波兰的女革命者、颇有姿色的女仆、东欧萨马尔提亚村姑、冷酷的神秘女人、貌似文雅的少女等等，全都具有同样的特征：“不管她是公主还是村姑，不管她穿的是貂皮还是羊皮，她总是同一个女性她身穿皮裘，手执皮鞭，把男人当作奴隶对待。”这就是所谓的“穿皮裘的维纳斯”。

在这些共同点之下，马佐赫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1)希腊女性(the Grecian womam)类型—德勒兹所界说的这类女性仿佛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注脚，她是异教徒、名妓或阿佛洛狄忒、无序的制造者。她一生献给爱与美，为及时行乐而生活，敏感而多情，随遇而安，相信女性的独立性，她的爱变幻莫测。她是雌雄同体者(hermaphrodite)，似乎视男女两性是平等的，但是她追求的真正胜利是阿佛洛狄忒—女性原则——的胜利。她像古代希腊神话中吕狄娅女王翁法勒(Omphale)一样，使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失去阳刚之气。①她所谓的平等就意味着凌驾于男性头上，因为“一旦女人得到平等，男人就会颤抖”。她又是现代的女强人，她把婚姻、道德、教会、国家都拒斥为男性的创造物，必须毁掉。她在马佐赫小说中是如梦似幻的人物形象，出现在《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开端；我们在《离婚女人》的开头又与她相遇，她在那儿长篇大论地谈论忠贞；在《塞壬女妖》中，她是“暴戾而风骚”的Zenobia，她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制造大混乱，激励妇女出人头地，制伏父亲，在奇异的洗礼仪式中剪掉儿子的头发，迫使人人都穿异性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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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虐癖女性(the sadistic womam)类型——我们在另一个极端发现了她。虽然她喜欢伤害和折磨别人，但是有意思的是，她的行为是由男人所促发的，否则她会与男人琴瑟和谐，为男人献身。她的施虐冲动是男性诱导的结果。《穿皮裘的维纳斯》中的受虐癖的男主人公就是不断地诱导和教育自己所爱恋的女主人公羞辱和折磨自己，以获得受异性虐待的快感。此外，马佐赫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引介一个他称为“希腊人”的形象，或者直接命名为“阿波罗”，他作为第三者，怂恿女人的施虐行为。

(3)中介性的女性类型(the intermediate feminine type)——显然，上述的两种类型(雌雄同体型和施虐型)皆非马佐赫的理想，在希腊女性与施虐女性两者之间还有一种中介性的女性类型。这类形象出现在马佐赫众多小说中，有点类似于荣格精神分析学派意义上的“大母神”形象。她兼具冷酷与温情，犹如大自然之谜：自然本身是冷酷、母性和严峻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结合是马佐赫梦境的关键词。

马佐赫的同时代人巴霍芬(Bachofen)区分了两性进化的三个时代：①阿佛洛狄忒时代(Aphroditic era)或古代艺妓时代———阿佛洛狄忒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神，代表着原始沼泽般的色欲混沌：这类女性与男子有多种联系且水性杨花。这是个女性原则占主导的时代，父亲是无人(nobody)的存在状态。这一阶段以女权统治为表征，其制度遗存于神庙妓女制度中。②得墨忒尔时代(Demetrianera)———得墨忒尔是希腊神话中的农神，是主神宙斯的姐姐。这一时代以亚马逊人为开端，严格的女性制度和农业秩序已经建立；原始沼泽已干涸；父亲或丈夫有了一席之地，但女性仍然是主宰。③阿波罗体制(Apollonian system)或父权制时代——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理性之神，是新一代的男性之神。这一时代母权制以衰颓的亚马逊体制或酒神狄俄尼索斯(感性之神)的形式遗存下来。德勒兹认为，马佐赫的三种女性类型可以清晰地在这三个历史时代辨认出来。第一和第三个时代皆有局限，唯有其间的第二个时代以其辉煌与完美而摇曳生姿。马佐赫的受虐癖的文学幻想在此得其所哉，即获得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从而把文学幻想转化成为人类的本质和世界历史的普遍概念。

① 希腊传说中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曾卖身给吕狄娅女王翁法勒(Omphale)为奴。翁法勒得知他是宙斯的儿子，恢复他为自由民，又嫁给他。赫拉克勒斯在东方宫廷中享受豪奢生活，渐渐忘却他的责任。翁法勒便开始瞧不起他，自己穿上赫拉克勒斯的狮皮，让丈夫穿上女人的丝袍，戴上发饰、项链和手镯，要赫拉克勒斯坐在她脚边纺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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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女性文学形象在马佐赫笔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皮裘的温暖御寒功能与高雅女性的冷美人赤裸的胴体在这一形象中奇妙地融为一体。德勒兹指出，在马佐赫的文学幻想中，皮裘具有防治感冒的实用功能，“维纳斯必须将自己裹在硕大的皮裘中，以免在我们捉摸不定的北方气候和基督教的冰雪国度中受寒感冒”。马佐赫的女主人公形象充满着寒冷的暗示：大理石般的女性胴体、石雕女像、冰晶式的维纳斯都是马佐赫最喜欢的表达式，他的男性人物常常在清冷的月光下服侍冷冰冰的女性雕像。

萨德的施虐癖是以自我凌驾于他者之上，以意志强加于感情，以人为统御自然。如同萨德，马佐赫也区分两种自然但是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特点：人为的第二自然为个体的随意性所统治，是一种粗暴的自然，展示出狡猾与暴戾、仇恨与毁灭、无序与色欲。马佐赫所赞赏的是超越于此的第一自然：非个人化而具有自我意识，富有感情但又超越感性，它具有三重面孔——冷酷、母性与严峻。马佐赫笔下所出色描写的大原野之美实为第一自然的具象。由此，马佐赫的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是与三种基本的母亲形象相呼应的：第一是沼泽之母(mother of the cloaca and the swamps)或子宫母亲(uterine mother),她是原始的、同母异父的、艺妓式的母亲；第二是俄狄浦斯之母(Oedipalmother)，她是被爱的对象，她被与作为牺牲品或作为同谋的施虐的父亲联系起来；在这两者之间则是口述之母(oralmother)，原野之母，她既滋育生命又带来死亡，既口述又沉默，我们称之为中介者。她是冷酷、关切和死亡的理想化身，居于沼泽之母和俄狄浦斯之母中间。弗洛伊德在《三匣之主题》(TheTheme oftheThree Caskets)中对她进行了阐述。口述之母的题旨与众多的神话学、民俗学主题相一致。马佐赫笔下的三类女性、三种母亲的世界与萨德的男性主宰的世界并无真正的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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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父亲与母亲

在施虐癖和受虐癖中，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扮演了核心角色？德勒兹认为，这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无疑，父亲形象在施虐癖中是决定性因素，父权制的主题在施虐癖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萨德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人物皆模仿男性行事，从中享受快感。萨德雌雄同体(androgynous)的创造具有父亲一女儿的结构。尽管弑父和弑母一样在萨德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这两种犯罪形式却不一样。萨德把父亲视为创造、保存和再生产的律则，是第一自然的表征，由狂野和撕裂的分子构成。母亲则是屈从于父权制的第二自然，由“柔软”的分子构成。父亲遭谋杀，是因为他离开了他真正的本质与功能；母亲遭谋杀，则因为她忠于其本性与功能。正如克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曾经富有洞见地指出的那样，萨德的幻想最终落实在父亲毁坏自己家庭的主题上，他怂恿女儿去折磨和谋杀母亲。施虐癖中塑造的是俄狄浦斯之母形象：母亲是完美的牺牲品，而女儿则成为乱伦的同谋。施虐癖在其全部意义上是对母亲的积极的否定和对超越一切法律的父亲之颂扬。

马佐赫的受虐癖则不同，这是一个母亲扮演核心角色的世界。三种母亲的形象中富有意义的一点是，父亲的全部功能象征性地转换变形，被重新分配给这种三重性的女性形象：父亲由此被拒斥并且完全泯灭。马佐赫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包含一个充满了细节描写的狩猎场景：理想女性猎熊或狼，剥其皮裘。这可以象征性地诠释为女性反抗男性的斗争，而且是女性获胜。皮裘被赋予了不容置疑的女性意义。受虐癖中的母亲具有孤雌生殖的意味，其中没有父亲的地位。马佐赫笔下的口述母亲是他的“好”母亲的理想形象，而子宫母亲和俄狄浦斯母亲则是“坏”母亲(她们分别构成两个极端)。马佐赫的全部趋向都在于把坏母亲的功能理想化，把她们转换成好母亲。马佐赫的艺术是幻想的艺术，其幻想在两个系列或两个对立母亲的“边缘”之间嬉戏。在受虐癖中，这两个坏母亲之间，口述母亲处于钟摆式的中心地位，是幻想的核心。口述之母必须从子宫母亲身上夺取她的艺妓功能(prostitution)；从俄狄浦斯母亲那儿夺取她的施虐功能或惩罚(punishment)功能。简言之，德勒兹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他说：“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最睿智的精神分析作家也把象征秩序与父亲之名’相联系。”①不少精神分析批评家皆努力在马佐赫的理想中发现一个伪装的父亲形象，探究女性折磨者背后的父亲的在场。瑞克(T.Reik)认为女性折磨者本质上是父亲，母亲的形象是伪装的父亲形象。但是德勒兹认为马佐赫的三种女性建构了一种废黜父亲的象征秩序，“母亲的三重分野实际上把父亲逐出了马佐赫的世界”，“母亲的这种永恒的、无时间性的最高权力只可能用神话的语言来表达，这对于马佐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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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皮裘的维纳斯》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男主人公塞弗林因为女主人公宛达有希腊男性情人而大受刺激，弃受虐癖而转向施虐癖—决心不再做“砧子”，而要做“锤子”。因此似乎可说，父亲虽然被从象征秩序中驱逐，但仍然在真实秩序或经验秩序中活动。真实具有其幻象形式：父亲的回归。在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上，德勒兹总结说：施虐癖体验基于的是父亲与女儿之间的联盟，其词源构成是“androgynous”，表现为对母亲的强烈否定和父亲形象的膨胀(将父亲置于法律之上)；受虐癖的体验则是基于儿子与母亲的联盟，其词源构成是“hermaphrodite”②，表现为一种双重否定：对母亲加以积极的、理想化的否定(把她与法律相认同)，同时又对父亲进行废弃式的否定(把父亲驱逐出象征秩序)。因此，施虐癖与受虐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各自自成一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互相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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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 Deleuze, Masochism, p. 63, translated by J. McNeil, Urzone, Inc., New York: 1989.

②“Androgynous”和“Hermaphrodite”皆具有“雌雄同体”之义。前者具有雄性控制或男性中心的词义；后者则具有女性主导的词义，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男女同体神Hermaphroditus，他是赫尔墨斯和阿佛洛狄忒之子，当他洗澡时，被山林水泽的仙女看中，爱恋并拥抱他，两人合为一体。

三、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艺术特征

以审美(亚)文化涵盖和超越生理及生物层面的肉欲是马佐赫的一个基本艺术特征。马佐赫曾经自称他所信奉的教义是超肉欲主义(supersensualism)，旨在于表现变态色欲的文化状态。萨德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通常没有亲密的情感关系，而马佐赫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情侣。《穿皮裘的维纳斯》的背景是意大利画家提香(Vecellio Titian，约1490～1576)的画作，里面带有肉体、皮裘和镜子神秘嬉戏的韵味，与清冷、残酷和情感体味相联系。与萨德动态场景迥异，马佐赫的描写是静态的，其场景凝练如画。等待与悬搁是受虐癖体验的主要特征，受虐癖就是一种等待状态。这种等待有两种共时的形态：永恒的延异和期待。它们有特殊的构成，充盈着快感与痛苦。否认、悬搁、等待、恋物癖和幻梦共同构成了马佐赫的艺术星座。

德勒兹在介绍了瑞克所归纳的受虐癖的四个基本特征①之后，特别强调了“契约”在马佐赫的受虐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马佐赫以契约抗击现实和幻想中父亲的回归，抵达神秘而永恒的国度：三个母亲所居之地。契约形式链接受虐关系，贯串马佐赫的生平与文学创作。

马佐赫的“文化主义”有两个层面：审美层面与司法层面。而正是契约表达了受虐癖的理想的情爱的关系模式，同时又具有引入法律的象征力量一母亲形象—的功能。没有契约，受虐癖者将一事无成。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马佐赫的文化主义与萨德的自然主义相对立。两者皆区分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只是看法不同而已。马佐赫从契约(contract)的维度思考(契约具有悬搁和审美的特征)，萨德则是从机构(institution)的维度思考(萨德的秘密社会和浪子社会是一种社会机构)。两者的区分极有意义，皆与法律有关。从政治维度而言，萨德生活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语境中，他反对法律与契约，把法律视为暴政与独裁，而把与法律、契约相对立的“机构”视为革命共和国。但是萨德的机构概念又是反讽的，因为它是性欲和性欲化(sexual and sexualized)的。而马佐赫则生活在1948年奥匈帝国革命语境之中，他的契约与法律相联系的概念具有幽默的性质。可以说，萨德与马佐赫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戏拟了历史哲学。

①即①特定的幻想意义(场景梦幻化、戏剧化、仪式化)；②悬搁的因素(等待、异延、影响性张力和性癖好的焦虑之情的表达)；③展示、尤其是劝说(受虐癖者力图说服情侣施虐，以此来展示自己的磨难、尴尬和屈辱的一种特殊方式)；④煽动性的恐惧(受虐癖者主动要求受惩罚，以缓解焦虑，享用遭禁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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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佐赫的受虐癖世界：从契约到仪式

法律总是倾向于忘记自已的欲望或文化的起源。受虐癖中契约常常被漫画化以强调其含混的目的。受虐癖契约不仅是一种法律形式，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联系的类型，它所联系的双方，一方是人为的、阿波罗的男性世界；另一方则是自然的、神秘的女性世界。它涉及主一仆关系。在受虐癖中，女性是主人和折磨者。受虐癖中的契约直接导向文化仪式。

马佐赫的小说中有三大仪式类型：狩猎仪式、农耕仪式和再生仪式。它们反映了三大因素：①寒冷—严酷的寒冷需要用皮裘来征服，皮裘是狩猎的战利品；②被埋藏的情感与被掩盖的沃土——需要进行农业式的耕耘和严密的组织工作；③严酷的因素—人类的传宗接代和生命再生需要经历某种严酷。这三种仪式的共存与相互作用，总括了马佐赫受虐癖的神秘情结。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类型和因素的多种表现形态：理想女性追猎熊或狼，她组织或主持农业社会，她使男人经历再生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再生仪式，其他两个仪式皆在再生仪式中达到高潮，获得它们在神话总体性中的功能。例如，在马佐赫的《狼与女狼人》中，女主人公把她的追求者缝进狼皮里，像狼一样生活、号叫并被追猎。男性角色通过被追猎、凌辱和受虐获得满足和新的活力。仪式性追猎是获得再生的途径，口述母亲通过拥有原始的子宫母亲的战利品而获得再生的力量。这种再生不依赖于父亲和子宫母亲，而是一种孤雌生殖。《穿皮裘的维纳斯》中则有关于农耕仪式的详细描述：三个女黑奴把“我”引向花园南苑的葡萄园，那儿间种着玉米；一张犁搁在地上。这些黑肤色的摩尔人把我绑在柱子上，用金簪刺我取乐；不久，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穿皮裘的女主人公宛达出现，吩咐给我松绑。她把轭架在我的双肩，驱使我去犁地。那三个黑肤色的魔鬼把我推搡到田地里，一个扶犁，一个用绳索牵着我，还有一个用鞭子抽打我，这时穿皮裘的维纳斯就在一旁看着这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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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根据他关于三个母亲的概念对此场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三个女黑奴代表着三个母亲的形象。口述母亲僭用和移植了其他女性的所有功能，为再生主题服务。一切都指向孤雌生殖：葡萄、玉米的联姻暗示着死而复生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因素与女性的农耕社会；犁，表达的是与母亲的结合；发簪刺和皮鞭打，属于单性生殖的刺激；绳索的拖曳，象征着儿子的新生。在此，我们再次有了在三个母亲之间选择的主题。口述母亲在此是分裂的，她出现两次：一次是三个女黑奴中的一个，另一次是此三人之外穿皮裘的宛达。穿皮裘的维纳斯作为口述母亲的形象，同化了子宫母亲和俄狄浦斯母亲，她是法律的女主人，将狩猎、农耕和母权制因素完全统一。三个母亲与上述三大仪式类型构成呼应关系：子宫母亲是猎手，但是她自己已经被猎取；俄狄浦斯母亲早已为父权制所统一(作为牺牲品或同谋)或献祭，唯有口述母亲存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她具有狩猎、农耕、母权制和再生的共同本质。

马佐赫作品中两个最主要的男性人物形象是该隐和基督。他们拥有相同的文化符号：十字架(X或+)。马佐赫以“该隐的遗产”为其系列小说之名。在《圣经》中，该隐因杀死他的兄弟亚伯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者。在马佐赫笔下，该隐象征着在自然与历史中无所不在的罪恶，象征着无边无际的人类的磨难。该隐是农耕者，为母亲夏娃所钟爱；亚伯则是“羊群的守护者”，站在父亲一边，为母亲所厌恶。该隐杀死了父亲的相似者亚伯，切断了父亲与其他儿子的联盟，他被惩罚永远流浪，表现了父亲挑衅性的、幻象式的回归。在马佐赫的作品中基督是父亲的相似者，是遭废黜的形象。母亲对儿子加以磨难以使其生成男人(becoming man)是其基本模式，圣母将基督送上十字架，这是马佐赫“上帝之死”的版本。十字架体现了死亡的形象，圣母则是伟大的口述之母。

概言之，女性通过折磨男性以重塑男性的生命(再生)是马佐赫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例如《塞壬》和《离婚的女人》就是如此，马佐赫另外两部重要小说《灵魂的钓者》和《上帝之母》，也具有颠覆基督教神学的题旨。马佐赫实践了三种否定形式以表现这一主题：其一是否定关于女性的传统观念，通过溢美母亲，赋予她菲勒斯式的再生功能和属性；其二是否弃父亲，将父亲驱逐出去，剥夺其在再生中的地位；其三是否定两性结合的性快感，强调孤雌生殖与这种再生的联系。马佐赫的该隐和基督的神话最终目的在于表明：基督不是父权制的上帝之子，而是口述之母重塑生命的新男人；他与父亲的相似性被废黜，他是“十字架上的人”，不懂性爱，没有财富，没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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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约到神话是以法律为中介的，因为法律贯通并超越了契约一仪式世界，将我们直接导入了神话领域。通过契约，父亲的功能转换给了母亲，建立了马佐赫受虐癖的象征秩序。德勒兹论述说：马佐赫的现代契约订立于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卧室，与在沼泽莽原上所订立的最古老的仪式相呼应。他的小说反映了这种双重的历史，使最现代的形式与最古老的形式互相认同。

“受虐癖”的文学语境还原，有利于对既定的施虐一受虐癖模式或者观念发起挑战，这种研究路数，在精神实质上与“新一代的档案保管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相通。

第三节 德勒兹关于萨德(施虐癖)与马佐赫(受虐癖)的分裂分析

德勒兹在《受虐癖》中，从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高度，跨越变态心理学与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范畴，对广为接受的施虐一受虐癖(sado一masochism，以下简作SM)聚合概念进行解辖域化的理论努力，表述了一种后结构主义诗学概念。

日本学者篠原资明在《德鲁兹：游牧民》(2001)一书中认为，德勒兹是“悖论思想家”，其特征之一就是对反常的关注。通常认为：“萨德与马佐赫，或者说施虐狂和受虐狂，虽然水火不相容但却又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情侣。”弗洛伊德和萨特都赞同这种传统的关于变态心理学的看法，而德勒兹对此则有自己的观念。在对马佐赫的论旨上，“如实地反映了德鲁兹特征的一面，那就是对反常的关心和对小说的精辟读解。……在历史上的哲学家之中，德鲁兹哲学本身就有悖论性格，与此同时，反常小说、电影等这些与众不同的哲学研究对象，也同德鲁兹哲学本身的悖论性格一样引人注目”。在马佐赫与反常的问题上，德勒兹表现出“文学批评与临床医学的罕见结合”。①前述的克拉夫特一埃宾、弗洛伊德和拉康对“施虐一受虐癖”的认同性看法，在德勒兹这里遭到了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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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论析策略是从文学原点出发，进而探讨文学描绘与临床医学乃至哲学传统的关联。他区分和辨析萨德(施虐癖)与马佐赫(受虐癖)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文学层面的分裂分析

1. 语言上的差异性

德勒兹认为，暴力与性是萨德和马佐赫语言中远较其他作家丰富的因素。而暴力和性都是人们不说或少说的东西。在萨德和马佐赫之间，两人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施虐癖和受虐癖的语境中，有折磨者(torturer)和受难者(victim)两类人物。德勒兹引证乔治·巴塔耶的话说：萨德的语言在本质上是受难者的语言，只有受难者才能描述受折磨的痛苦；折磨者则必须使用已经确立的秩序与力量的假设语言。巴塔耶的说法使得所有企图将萨德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理论归于无效。萨德的语言具有命令和描绘的功能、纯粹展示和机构性占有的功能。马佐赫的语言则具有辩证、神秘和说服功能。在马佐赫小说里，折磨者取代了受难者而凸现出来。他笔下的折磨者需要受难者(受虐者)的教育、说服和订立契约以实现最怪异的受虐计划。而把女人塑造成专制暴君是男性受虐者的基点。在马佐赫所有的小说中，男主人公从根本上说是个教育者，他极力说服女人对他施虐；而女人尽管被说服，但从根本上说却是迟疑不决、心怀恐惧的。可以说她被迫扮演她的角色。西方中古时期开始区分两种与魔鬼交往的方式：占有和订约。萨德是机构性的占有，马佐赫则是契约式的订盟。占有是施虐者疯狂的特殊形式，恰如契约之于受虐者。

1. 描写上的差异性

萨德主要是展示性描述，马佐赫则是辩证式描述。马佐赫的许多故事皆有民俗的韵味，或如儿童之游戏，它们构成马佐赫小说的幻景。例如《萨福之鞋》(Sappho'sSlipper)描写在某个令人兴奋的宴会上，男人们追寻古代习俗，以女人的鞋子为酒杯，开怀畅饮。《灵魂的钓者》(The Fisher of Souls)中姑娘们要她们的心上人扮作熊或狗，驱使他们拖车而行。与萨德的小说不同，我们在马佐赫的小说中从未看见女性折磨者的裸体，她们总是包裹在皮裘里。在弗洛伊德对恋物癖的分析中，恋物癖是对女性的一种否定，意味着女性阴茎缺失，因而所恋之物是女性菲勒斯的形象或替代物。而在对恋物癖的描写上，两位作家也颇为不同。萨德展示性的施虐癖描写中的恋物癖仅仅有次要的和扭曲的意义(许多施虐的谋杀者皆伴有仪式，因为他们的牺牲者常常有衣服被撕破而无挣扎的证据)。在德勒兹看来，恋物癖基本上属于马佐赫式的受虐癖。在原初的意义上，没有不带恋物癖的受虐癖。马佐赫的生活和创作中主要的恋物癖对象是皮裘、鞋子、皮鞭、奇异的头饰(他喜欢用来装扮女性)。马佐赫的否定是延异的，以致影响到性快感本身；快感被尽可能地延迟而被否定。马佐赫可以说是把悬搁作为浪漫小说的一种基本要素来运用的第一位小说家。“图像式的”场景也是马佐赫创造性的小说贡献之一。如果说萨德的艺术是一种展示艺术和理性化的否定的过程，体现为一种机械的、渐增的并具有死亡本能意味的重复，那么马佐赫的艺术则是一种否认和悬搁的过程，体现为审美的、神秘的、辩证的、想象的和戏剧性的延异。萨德式聚焦式的重复将读者驱向折磨者一方，与施虐主角认同；而马佐赫的悬搁式艺术总是把我们置于受难者一方，与受虐角色认同。

①[日]篠原资明：《德鲁兹：游牧民》，“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8，5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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