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1. 施虐癖与受虐癖之辩：反讽与幽默

德勒兹认为反讽与幽默是我们理解法律的两种基本形式。追溯哲学史，柏拉图关于法律的经典概念认为善是第一性的，而法是第二性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不再把法看成依赖于善，而是善依赖于法。康德是与传统法律概念决裂并且给予我们真正的现代概念的第一人。其《纯粹理性批判》把知识视为围绕着主体的客体，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其《实践理性批判》把善设定为围绕着法律的构想，更具有革命意义。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认识到意识极端悖反的人，他把客体的本质与母亲相联系，把欲望和法律的本质与父亲相联系，因此法律有其俄狄浦斯起源。拉康认为法律是被压抑的欲望，法律和欲望的对象是同一样东西。欲望是动态的，因此，法律具有不确定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康德和卡夫卡分别代表了现代法律观的两个维度。卡夫卡出色地描绘了这个世界：罪与罚并不能告诉我们法律是什么，只留存一个不确定状态。他赋予了幽默与反讽以完满的现代意义，展示了法律变幻不定的特征。卡夫卡的密友勃洛德(MaxBrod)曾经回忆说，当卡夫卡朗读《审判》时，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卡夫卡自己，都不禁笑了起来。在卡夫卡看来，喜剧是构想法律的唯一可能的模式，是反讽与幽默的一种特殊的融合。在现代思维中，反讽与幽默具有颠覆法律的功能，萨德与马佐赫分别以这两种形式展现了颠覆法律的尝试。在现代，恶的理念取代了善的理念成为最高原则，善不再是法律的基础，传统的柏拉图主义法律观遭到颠覆。萨德把法律与暴君相认同，他笔下的主人公以非凡的激情反抗暴君。而马佐赫则以幽默来反对法律。例如，受虐癖者受到的鞭笞并不是为了惩罚和防止性勃起，相反，是激励和确保性兴奋，这是法律的荒唐性的体现。他从法律的禁忌和惩罚中获得快感。马佐赫的幽默的本质正在于此。德勒兹援引瑞克的观点说，受虐癖者在痛苦与惩罚中获得的是原来就预备好的快感。遭受苦难和惩罚不是快乐的原因，而是其必要的前提。在受虐癖中，幽默具有多种形式或层面：否认、悬搁、幻想等等。受虐癖者在谄媚中孤傲，在屈从中反叛，简言之，是个幽默家和因果逻辑学家，恰如施虐癖者是反讽家和原则逻辑学家一样。萨德颠覆法律是通过反讽式地把法律作为原则来描述的，法律增加了服从它的人的罪恶；马佐赫的受虐癖者则通过订立惩罚契约来使遭禁之悦成为可能，同样是对法律的颠覆，但强调的是结果。施虐癖中的父亲被置于法律之上，成为更高的原则，母亲则成为其主要牺牲品；受虐癖中的母亲蕴涵着法律的总体性，母亲把父亲从象征领域中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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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分析层面的解辖域化

1. 施虐癖的超我与受虐癖的自我

德勒兹在《受虐癖》一书中最后三章侧重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对“施虐一受虐癖”进行了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理性思辨。他认为弗洛伊德式的SM一体说的精神分析和病因学的谬误可能要归咎于对自我与超我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误解。应该用解性欲化一再性欲化的思路考虑这个问题。施虐癖与受虐癖关系的真实本质不在于两者之间发生学的偏移，而在于结构性的自我一超我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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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癖以超我为特征，它的自我仅生存在外部世界，施虐癖除了其牺牲者的自我之外没有其他自我。施虐癖的最终牺牲者是母亲与自我。这就解释了施虐癖显而易见的悖论，即它的伪受虐癖(pseudomasochism)。受虐癖以自我为特征，表面上自我为超我所摧垮，实际上受虐癖者的软弱是一种策略，受虐癖者以这种不无幽默的方式操控女人，使之进入他所指定的角色，构成受虐癖的理想形态。受虐癖所匮缺的是超我而不是自我。超我只能在受虐癖的外部呈现，以女性折磨者的形象出现。受虐癖赋予女人以超我的性质，结果却是它的自我获胜。因此，自我的胜利是受虐癖者策略的实现，幽默是自我获胜的手段，受虐癖是否定超我的艺术。在受虐癖中，母亲形象与自我合谋以反对父亲的相似者一性主导者和超我的形象。在受虐癖中有一个否认、悬搁的过程，它否认母亲缺乏菲勒斯，又视母亲的菲勒斯没有性欲的特征，是中性力量的理想器官，因此，这种否认可视为受虐癖特具意义的解性欲化的形式。在受虐癖中有伪施虐癖(pseudosadism)，恰如在施虐癖中有伪受虐癖一样。

施虐癖和受虐癖皆有它们各自的解性欲化和再性欲化的形式。施虐癖中解性欲化和再性欲化的双重过程以思想展示的方式得到表达；而在受虐癖中，这种双重过程通过想象和辩证运动的形式得到表达(其辩证因素在于自恋式的自我与理想化的自我之间的联系，母亲形象是这种联系的条件，导向神话维度)。

受虐癖与施虐癖犹如两幕不同的原初戏剧：受虐癖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超我如何被毁坏、被谁毁坏以及这种毁坏所导致的结果的故事。受虐癖者以富于特征的幻想述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女人……”他讲述了她们之间互相发动的战争，子宫母亲和俄狄浦斯母亲遭到挫败，而口述之母最终获胜。受虐癖者以现代契约为工具，把他自己带入这个古老的故事中，引发了最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他弃绝了父亲相似者及其性别，挑战那种建构超我和强力统治的父亲形象。在反对父权制超我的斗争中，他在自我与口述母亲之间建立了契约伙伴关系。口述母亲是第一个母亲和第三个母亲之间的中介，她作为死亡的形象发挥功能，把冷酷之镜放在自我面前，展示对它的双重否定。但是，死亡可以想象为一种再生，解性欲化可以转化成为一种再性欲化，口述母亲代表一种孤雌生殖，自我因此从超我和性别欲望中解放出来，以契约、幻想和辩证式的幽默重建了受虐癖的再性欲化领域。自恋式自我在母权的死亡之镜中看到了理想自我，并从理想自我的解性欲化的分裂中获益，相应的再性欲化：这样的故事由夏娃帮助该隐开始，由圣母玛丽亚帮助基督而继续叙说……这就是马佐赫的幻象，带有他“上帝之死”的奇特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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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虐癖也讲述了一个故事：叙述自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和斗争中如何被殴打和驱逐的故事；叙述一个关于无法无天的超我如何扮演一个褊狭的角色的故事。超我的模式中父亲的角色成为一个膨胀的概念，母亲与自我成为他选定的牺牲者。因此，超我所代表的解性欲化不再从道德和心理层面指向内部的自我，而是落实在外部的牺牲者—被否弃的自我身上。施虐癖中再性欲化则具有思想家和理想自我的性质，在多方面与马佐赫的“幻象”恰成对照。

1. 文学批评与医学诊断

德勒兹认为，施虐一受虐癖的总体概念并不是真正建立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的，它甚至是一种前弗洛伊德思想观念。因此精神分析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我们可以从病因学、症状学和文学批评三个层面来对此加以思辨：从病因学看，施虐癖与受虐癖是两种性心理变态，两者各具一些互补互换因素，但超我是施虐癖的基本因素，而自我则是受虐癖的基本因素。从症状学视角审视，虽然两者有大致相似的症状，大致巧合的互证(施虐癖中有受虐癖，受虐癖中有施虐癖)，似乎能说明施虐一受虐一体化的存在，但是，正如没有任何医生会把发烧只作为某种特定疾病的确定症状来处理，而是宁可把发烧看成是多种疾病都可能有的不确定的症候群(syndrome)那样，施虐和受虐亦复如此，它们皆属于性变态的症候群。在心理学与文学批评领域，萨德及其施虐癖一直是人们加以深入透彻研究的对象，而把马佐赫及其受虐癖作为附属物予以不公正的冷遇，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回到原点阅读马佐赫的原因。事实上，萨德和马佐赫是分别处于两个极端的天才作家，他们以完全不同的小说技巧和心理探索开创了两个分离的文学世界。

在阅读马佐赫著名小说《穿皮裘的维纳斯》的基础上，德勒兹对施虐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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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癖概念作了分裂式的总结：

(1)施虐癖是思考一展示，受虐癖是辩证一想象。

(2)施虐癖是否定和纯粹否定，受虐癖则是否认与悬搁。

(3)施虐癖通过数量上的重复而得以表现，受虐癖则通过质量上的悬疑得到表达。

(4)受虐癖对施虐癖者有特定意义，同样施虐癖对受虐癖者也有特定意义，但是两者从不混同。

(5)施虐癖否定(negates)母亲，抬高父亲；受虐癖否认(disavows)母亲，废黜父亲。

(6)两者中恋物癖的角色与意义、幻想的功能迥然不同。

(7)受虐癖中蕴涵着审美论，而施虐癖敌视审美态度。

(8)施虐癖是机构性的，而受虐癖是契约性的。

(9)在施虐癖中，超我和认同过程扮演了首要角色；受虐癖则赋予自我和理想化过程以重要性。

(10)两者的解性欲化和再性欲化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

(11)最后，综合以上所有差异，两者最基本的不同在于施虐式的无情(apathy)和受虐式的冷酷(coldness)。①

上述11项不仅是施虐癖与受虐癖之分，而且也是萨德和马佐赫文学技巧和艺术特质之分。

第四节 关于德勒兹“受虐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观的评价

德勒兹后结构主义诗学观是建立在他差异哲学和分裂分析美学的基础上的。总括而言，德勒兹《受虐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意义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领域：实践跨学科比较研究——德勒兹基于其哲学和美学观念，打通心理学与文学的边界，辨析科学与艺术的差异。他对变态心理学与文学两个既不同又关系密切的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论析，尽管也有一些论点失于粗疏或缺乏说服力，但是也时有精辟之论，发人深省。德勒兹认为，在学科范畴层面，应当强调科学与艺术的分野，对病因学与症状学加以分裂分析，以凸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哲学的意义。与其把 SM 视为单一的实体(a single entity)，不如把它看成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综合征(a symdrome)。但是应当把这种综合征分裂成为两条不可推演的因果链，即作出病因学与症状学的区分：病因学是科学，研究病症的根源；而症状学是艺术，关涉文学、文化和审美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例如，发热不是病因，而是多种疾病都共同表现出来的症状。医学史有两个维度：一是疾病史，一是症状学史。疾病史显然属于科学范畴，而症状学则永远是艺术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称赞萨德和马佐赫不仅是杰出的症状学家、人类学家，更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在“人类、文化与自然”的问题上以艺术家的姿态出现，为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灌注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活力。尤其是马佐赫，他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符号，力图将生活从其被隐匿和囚禁之处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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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论述主要根据德勒兹《受虐癖》(Deleuze，Masochism，translatedby Jean McNeil，Urzone，Inc.，1989.)的内容而来。

(2)方法论层面：强调分裂分析与回到文学“原点”研究—德勒兹认为，施虐与受虐常常被描述为合二为一的性变态现象，但是这种医学概念是有偏颇的，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应当回到开端，进行文学的还原研究，采用与临床医学判断完全不同的方法，即文学方法，重新阅读萨德与马佐赫。因为文学是根源，文学确立了施虐癖与受虐癖的最原初的界说。文学意义上的批判(critical)和医学意义上的诊断(clinical)必须在此语境下互渗以构成新的联系。与福柯、德里达那一代“1968年思想家”一样，德勒兹深受尼采系谱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对“受虐癖”的思辨，与福柯以“知识考古学”和“档案研究”探究“疯癫”、“麻风病”、“监狱”、“性”等问题的思路互相映衬。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他们把问题追溯到史前时代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探讨和比较三种社会体(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以及刻录体制的生成与差异；在《受虐癖》中，德勒兹同样把问题追溯到受虐癖概念的原点，进行类似“现象学还原”的研究。这种研究，既不同于阐释学所力图追寻的话语背后潜藏的真理，或文本后面隐匿的作者真正的主观意图，亦非结构主义和神话原型批评所看重的蛰伏在意识深处的基本结构或文化模式，而是一种在差异哲学和美学语境中对既有结构进行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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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语言符号层面：主张色情作家（pornographers)与色情学家(pornologers)的区分—德勒兹认为萨德与马佐赫皆非前者，而是后者。色情文学在语言上依赖于一系列祈使功能和描绘功能，驱使和引诱受众沉迷于淫秽的文学世界；而萨德与马佐赫作为色情学家却创造了另一个世界，语言在这个世界中反抗自身的祈使功能与描绘功能的局限，他们以不同方式建构了一个思想平台，突破了传统文化规定的对男女之性情的表达的藩篱。在论马佐赫和受虐癖的问题上，德勒兹在反拨弗洛伊德一脉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和反思女性主义理论两方面都给人以不少思想启迪，昭示了他后来与加塔利合作的反俄狄浦斯题旨的一些思想脉络。例如，德勒兹反对精神分析关于受虐癖幻象的读解，认为这种读解把女性折磨者当作父亲的替代物实际上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来源于经典精神分析相信存在着一种施虐一受虐癖情结(asadomasochistic complex)，并且假设母亲总是代表自然，父亲总是亘古不变地标志着文化、法律和权威。德勒兹指出，父亲的确在施虐癖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但是受虐癖并不是施虐癖简单的颠倒形式。在施虐癖中父亲遮蔽了母亲的形象，而在受虐癖中父亲的权威被投注在母亲身上，父亲是作为受折磨的牺牲者个人出现的。在最终的萨德式幻象中，父亲与女儿结成反常的联盟，折磨和谋杀母亲；而在马佐赫幻象中，儿子与母亲结盟以羞辱和摧毁父亲。受虐癖式的牺牲者经由折磨而净化了内在的父亲，并且经由母系的单性生殖而再生成为“新的无性之人”。①德勒兹指出，马佐赫以特殊的方式对色情之爱解性欲化(desexualizing)，同时又对整个人类历史加以再性欲化(resexualizing)。作为伟大的人类学家，他们所揭示的两种心理类型具有人类、文化和自然的特殊蕴涵；作为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发现了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思维和感受形式，以及一种完全是原创性的语言。普鲁斯特、萨德和马佐赫都是将笔触深入到奇异的内心世界的特色斐然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体现了德勒兹关注反常现象的思想特征和文学即生成与创造的哲学和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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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49, London:Routledge, 1989.

(4)政治层面：强调马佐赫小说的少数族文学的性质—马佐赫具有斯拉夫、西班牙和波希米亚家世，其作品反映的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民族性和少数族性的问题。因此，他的文本属于少数族文本，与数年后德勒兹和加塔利论卡夫卡的情况类似。少数族性提供了马佐赫文学故事的渊源和民俗故事的内核，构成了他大部分作品的基础。马佐赫以其特有的风格把语言与叙事加以性别化，把政治问题色情化①，体现了解构主流文学和重构少数族文学的题旨。少数族文学的概念对多语言、多民族、多种文化语境共存的国家或地区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②就萨德与马佐赫而言，文学的功能不是描绘世界，而是关于暴力与纵欲的对位的界定。萨德持颠倒之镜，观照从时间之始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自然与历史，其人物重建了世界，重写了心灵史。马佐赫类似萨德：持颠倒之镜观照所有的历史——从历史的开端到1848年奥匈帝国革命-——极力勾勒出一部“爱的残酷历史”。马佐赫的小说是少数族文学的典型例证之一。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少数族是其故事与习俗的不竭之源泉，加利西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普鲁士人的故事构成了他小说的主要部分。马佐赫在《该隐的遗产》的总题下，构想了一个普遍性的庞大创作计划：以爱情、财产、金钱、政治、战争和死亡六大主题构成的系列故事反映人性的自然历史。将这六种力量各自复归于其残酷的物质直接性。在该隐的符号下，马佐赫表达了他对爱情与政治的看法：该隐是人类第一个谋杀者，应当把元帅、将军和外交家投入监狱，与谋杀者一道正法。马佐赫喜欢想象斯拉夫人有一个美丽的女独裁者，一个可怕的女沙皇，以保证1948年革命的胜利，强化泛斯拉夫运动。

(5)哲学思维层面：区分辩证互补关系与褶子展开关系—德勒兹认为，由萨德与马佐赫分别代表的施虐癖与受虐癖，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性质同一、取向相反的一种变态心理病症，它们之间的关系，亦非辩证互补关系，而是褶子关系。它们之间自成体系，分属两个内涵丰富的褶子世界。褶子之中或褶子之间又有褶子。褶子的不断展开意味着新的范畴和新的思维方式的富有生命力的诞生或生成(becoming)。褶子思维即是差异思维。探讨施虐癖与受虐癖之间的差异性远比强调其同质性更有意义，因此应当对这一题旨的传统或正典看法加以解辖域化、解符码化。德勒兹在《受虐癖·序》中指出：鉴于临床医学上通常把受虐癖视为施虐癖的补充形式，马佐赫的命运与萨德颇为不同，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他的名字成为“受虐癖”的词源和描述性变态的通用语之后，他的作品却被忽视了。萨德则幸运得多，无论是临床医学还是文学研究，都对施虐癖及萨德的作品相当重视，医学与文学互相促进，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而即使是关于受虐癖的最好的论述，也令人惊讶地发现忽视了马佐赫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萨德和马佐赫两人皆有重要的东西教给我们：一是施虐癖，一是受虐癖。德勒兹质疑SM的概念，认为施虐一受虐相结合的主题和二元论概念对马佐赫损害极大，导致人们假设受虐癖是施虐癖的补充，导致出现将两者视为辩证统一体的弊端。只要我们认真地阅读马佐赫，就会发现他的世界与萨德毫无关系，他们的技巧、问题和关注皆迥然不同。①SM是两个不同的褶子世界。在哲学渊源上，萨德与斯宾诺莎有惊人的契合性，充满着数理精神的自然性与机械性，他的作品聚焦于具有理性色彩的暴力行为；马佐赫则具有柏拉图哲学的特质，具有辩证的想象力，喜欢受虐的男主人公往往致力说服和培育女主人公对他进行施虐。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建构一种由欲望所驱动的内在世界的平台，其理想被悬搁，快乐被延异。

①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p. 134,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② 参见本编中关于卡夫卡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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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 Deleuze, Masochism, p. 13, translated by J. McNeil, Urzone, Inc., New York: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