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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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多极分化又不断重构的格局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数字化是两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德勒兹在这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在新世纪关于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德勒兹思想与当今政治理论有明显的关联性，他认为人类历史主要有三种社会组织形式：第一种，原始部落；第二种，主权国家；第三种，公理化的跨国体制。①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晚期资本主义、WTO等都是以金钱(资本)公理化为特征的体制。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帝国》(中译本200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齐泽克称它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帝国》的作者哈特和耐格里明确提到他们受到德勒兹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虽然民族一国家的主权依然有效，但是明显趋于衰落，我们已经告别帝国主义时代，正在走向无所不在的帝国时代，以“公理化”(当然其中也可能隐匿着霸权)为特征的“帝国”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现代国家的规训模式已经变成了以公理化机制、交互规则管理跨国事务的控制社会。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区分了三种建构当代世界的模式：其一是同构性(isomorphy)模式，指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那些国家：美国、欧盟成员国、加拿大等，以及WTO(世界贸易组织)、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EF(世界经济论坛)，等等。其二是异构性(heteromorphy)模式，主要指原先称为第二世界的那些国家，如USSR、PRC，它们在当代世界里的意义正在流变。其三是多态性(polymorphy)，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心/边缘(北/南)区分。在当今世界500首富的总收入超过整个非洲大陆的GDP的情况下，思考德勒兹、加塔利关于少数族、反中心主义和对固定疆域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理论立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布汉兰等主编的《德勒兹与当代世界》(2006)论文集中，西方学者采用德勒兹的概念去描绘、分析、批判和评价当代世界的色调、品质和节奏，专题讨论了团结协调，军国主义，公民身份，移居迁徙，历史与记忆，少数族、殖民化和抵抗，赛博空间的信息、控制和传播等问题。①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传播与互联网的成长在时间上巧合，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在理解和分析赛博文化方面具有理论启迪意义，不少西方学者称他们是“赛博空间”的预言家，《千高原》的块茎论被视为“游牧”星球—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

① Ian Buchanan and Adrian Parr ed.,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 2, 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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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当代哲学与美学的众声喧哗中，德勒兹作为“哲学领域的毕加索”、“思想的骏马”和“播种无序的哲学家”，标志了当代学术思想一个特色斐然的维度。本编呼应“导论”所涉及的西方当代学术背景，以中国学者的理论立场探讨德勒兹富于特色的哲学思想与当代性的关联，深化中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会通，促进国内文艺美学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深入研究和当代文艺观念形态的建构。以下各章侧重讨论德勒兹思想对当代文艺美学的影响和未来维度，涉及德勒兹哲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电影哲学、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以及当今文化数字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德勒兹与鲍德里亚比较、德勒兹论控制社会等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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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an Buchanan and Adrian Parr ed., Deleuze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p. 1\~20,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九章

德勒兹世纪：文艺理论与电影研究举隅

在某种意义上，讨论“德勒兹思想”、“德勒兹世纪”或“德勒兹之后”，就是探讨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当代影响与未来维度的问题。克莱·科尔布鲁克的著作《吉尔·德勒兹》(2002)认为自1995年德勒兹辞世之后，其思想在三个领域具有重大影响：政治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哲学。①本书虽然不拟在此专论德勒兹与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弥散于或渗透于德勒兹对女性主义理论、电影哲学和当代性的思考之中。

第一节 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

德勒兹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美学观念对女性主义理论一直具有强劲的影响力。德勒兹及加塔利把“生成女性”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甚至认为一切生成皆始于和经由生成女性。其理由之一是：之所以不提出生成男性(becomingman)的问题，是因为男性本质上是多数族的，是历史文化的主体，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德勒兹从抨击男性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多元论出发，认为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是限定性的，因为虽然表面上这种观念常常设想我们应当允许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但是在深层次上，却预设了某种标准：大家都是男性大家庭的成员，遵循的是西方文化的基准。同理，德勒兹认为种族主义的逻辑实质上不是排外的，而是内敛的，其暴力和暴政依据的是白人男性中心主义囊括天下的逻辑。在此意义上，种族主义和道德主义成为建基于男性一西方文化基准的两翼：传统上种族主义者视他者为“非人类”的，而对道德主义者而言他者则是人类，“恰如我一样”，我们都是白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其他文化唯一需要的是认同于“我们”。①男性已经成为宰制生活的存在。而“生成女性”是针对着作为存在的男性(man-as-being)而提出的。但是德勒兹也提醒我们：不能把女性视为男性的他者，因为这样会坠入不同的存在(distinctbeings)的逻辑陷阱。我们只能生成超越性别二元论的他者，德勒兹强调的是动态的生成(becoming)而不是凝固的存在(being)，是生成他者而非生成男性。这种“生成女性”的观念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理论意义。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92, London: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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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生成女性”的观念具有显而易见的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的“横截线”。这个观念首先与德勒兹和加塔利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反俄狄浦斯观念密切相关。生成女性具有打破封闭的男性形象的特殊功能。德勒兹部分地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从弗洛伊德关于自由漂浮的欲望或利比多的观念出发，认为生活中有某种内驱力。例如人对食物与温暖的需要，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望。性意识的产生是利比多组构和偏移的产物。婴儿在母亲乳房缺场时仍然从“吮吸”动作中得到满足，偏移由此而发生。因此第一个性对象不是提供乳汁的实际的乳房，而是虚幻的乳房——记忆中愉悦的形象。德勒兹主要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两大剥离：

第一，把欲望从个体无意识和囿于家庭的俄狄浦斯情结剥离出来，拓展到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德勒兹批判弗洛伊德将欲望个体化，压缩成为家庭模式的取向，认为从原始部落，到拓展了的部族，再到现代核心家庭，俄狄浦斯情结的三个要素即母亲一婴儿，以及父亲的形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构成。这一过程无法仅仅用弗洛伊德学说就能阐释。弗洛伊德认为欲望始于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二元联系，而德勒兹则强调欲望的社会文化维度，认为“母亲”与“婴儿”的术语只有在欲望被组构和社会化之后才得以形成。欲望并不始于个人之间(例如母亲与婴儿，再加上一个作为俄狄浦斯对象的“第三者”父亲)的联系，而是始于非个人和集合性的多元介入和跨越个体的投注。身体部分(body-parts)的介入要早于个人。婴儿的嘴巴寻找乳房，但是乳房并非是母亲的能指。而将乳房与“母亲”联系在一起之前，先有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性质的集体行为出现：原始部落最初崇拜的是大地乳房或子宫。当母亲的形象最终形成之际，她已经浓缩了所有这些历史的和政治的投注。现代广告依然通过自然形象投注母亲身份(motherhood)。因此，对德勒兹而言，欲望不能简缩成为个人之间的性关系，相反，“个人”是通过欲望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组构而形成的。德勒兹欲望理论对精神分析和常识的最大的挑战，是他关于生活与欲望并不始于封闭的有机体或自我的观念。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封闭的、自主的生命体，由死亡所框定。而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最大问题就是从封闭的个体或自我开始分析，而不是阐释自我的出现与政治及社会的关系。对弗洛伊德而言，一切生命有机体的生活目的是回归其原初的静寂状态(死亡冲动)，回归未受欲望骚扰的前状态。而对德勒兹而言，生命没有原初的封闭状态，生活并不始于框定的有机体，而是始于流变。生命是欲望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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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139\~140, London:Routledge, 2002.

第二，把欲望与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类概念剥离开来，走向“生成女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不仅是前个体的(欲望始于“身体部分的联系”)，也是前人类的。长期以来，性话语和欲望实际上是被解释为人类的性话语和欲望，主要是源于男性生物渊源(男性身体)的解释。德勒兹则把欲望描绘为超越身体的生活之流，是创造性的差异与生成。“生成女性”是消解精神分析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一条途径。真正的政治学应当把性话语、生成与差异视为是反俄狄浦斯的：“不同于把儿童视为对母亲抱有欲望并且欲变成父亲的观念，反俄狄浦斯的欲望是一个孤儿’，既没有原初身份，也没有家庭。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西方思想是建立在乱伦禁忌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我们必须谴责自己对母亲的欲望以构成社会和成为人类的观念之上的。因此，这就导致了女性成为一种被遮蔽的、失落的禁忌之源—女性作为必须被压制和排除的对象，为的是让人类历史开始。而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生成女性则开拓了理解欲望的一种新的途径……欲望是一种联系、生产，甚或更为复杂的差异之流。正是乱伦的故事’压制了这种基本的欲望，告诉我们必须要什么东西。通过乱伦禁忌，社会生产出作为否定对象的母亲形象，创造了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法律；它将生活的力量转过来反对生活。政治源自大于女性的男性’形象，源自能够为了文化目的而贬斥生物学意义这种生命存在。男性’因此是通过对女性进行压制和禁忌的产物。这种禁忌生产出法律，法律规范身体。法律以权力和惩罚而启动，身体则是这种残酷法律的影响的结果。”①在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生成女性就是不再把男性的欲望作为欲望的话语，不再把假设的封闭的人类身体作为基本的政治单元。而通过文学艺术，思考和表现超越女性禁忌的欲望，思考和表现生成女性和生成动物。生成女性就是开放前个体的、反俄狄浦斯的、革命性的欲望。这是不再从男人或人类历史的故事中进行阐释的欲望。由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生成女性与文学创作冲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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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超验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意识形态的。他们把欲望视为积极的、生产性的要素，从而建构了不是基于匮缺(lack)，而是始于联系(connection)的欲望微观政治学，建构了欲望与政治之间相联系的新途径。生命个体本能地自强、自立、自卫，个体的身体和欲望与他者的身体和欲望相关联，从而强化自身的力量。这种联系、互动、生成和生产最终构成群体或社会整体。因此，力量不在于欲望的压抑机制，而在于欲望的拓展和扩张。在对社会整体的看法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概念与意识形态理论方法大异其趣：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我们所服从的某种压抑性观念，统辖着社会整体；而德勒兹则认为，社会整体是积极的、生产性的。为了生产利益，社会整体把欲望—或强化生命个体的联系——加以编码，成为规律化的、聚合的和有组织的欲望的形式。婴儿的嘴巴与母亲的乳房相联系，产生和强化了生活与欲望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社会秩序的形象(作为母亲身份或家庭)产生的是集体性的、普遍利益的欲望。德勒兹认为对社会力量的通常解释，应该从利益出发：欲望具有某种特定的目的。德勒兹的理论与方法皆致力于阐释利益—例如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如何从欲望(身体之间的具体和特定的联系)中生产出来的。因此，不同于意识形态观念，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不是被压抑的东西，欲望是被社会政治加以编码的，因而无法用意识形态的欺骗、掩饰和压制之类的观念对欲望作出解释。尽管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五花八门，但是在总体上人们用意识形态来解释个体为了某种虚幻的、更高的目的而摒弃他们自己的欲望或利益。意识形态被认为是社会想象的产物，具有掩盖权力压制性的性质。因此意识形态论对权力给予了一种否定和压制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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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143, London: Routledge, 2002.

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概念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文学批评而言，通常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认为文学具有掩饰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功能。例如，女性阅读浪漫小说，然后认同于小说中所描绘的理想婚姻，从而自动地、心甘情愿地充当父权制游戏中一颗被动的小卒子。意识形态因此是解释经济的或婚姻的压迫如何为形象所掩盖的一种途径。意识形态分析认定有被掩盖的真正的利益：女性内心深处是真心追求自由解放的，但是却被意识形态欺骗了。故而意识形态还假定了亟待从文化幻象中解放出来或进行意识形态解魅的个体。显然，意识形态理论对权力和想象坚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或被动的观念：权力压制和扭曲了一个本来“真实”的世界，想象力因而是一种致幻或造魅的力量。

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微观政治学或“分裂分析”作为从个性塑造共性的一种艺术。克莱·科尔布鲁克以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来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同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微观政治学”女性观念：我们从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她关于身材、肤色、姿态、言谈和身体各部分的律动的描绘，如何塑造出了腰身细小、娇柔可人的“女性”。这不是通过意识形态模型而错误表达(misrepresented)出来的女性形象。按照德勒兹美学思想，“女性”是社会编码效应的一种装配，而文学则是所有这些情感效应和强度的最佳表达·方式。这使文学对女性个体的描绘成为普遍女性身份的形象，于是个性开始生成非个性和政治性。奥斯丁的女性以“白皙”为“美丽”，因而在不同种族的身体肤色问题上已然具有政治意蕴。黛安娜王妃(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为女性形象的范本，但这不是一种女性原型的塑造，而是政治情感效应的装配的结果：黛安娜是由白皙、娇美、修养良好、宅心仁慈等特征所塑形的。在“男人”、“女人”个体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效应的符码存在了。“父亲”大多是银行家、警察、税务官、政治家之类的形象，而“母亲”则往往与演员、秘书、中小学教师、办公室白领等形象相联系。人们所构想的人性—女性与男性的一般形式，是由政治强度所塑造的。“这意味着与意识形态相反，欲望不是被政治所压制的，而是被政治编码的。欲望是男性与女性身体的联系，当欲望被编码成为神圣的资产阶级婚姻时，它就生成一种利益。……政治塑形或社会机器’从欲望中生产利益。”“意识形态理论在认识论层面运作，假设我们为权力所欺骗或误导；剥掉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形象，我们才会成为自已。德勒兹拒斥在权力和形象塑造之外设定某种存在。欲望本身就是权力，是一种生成和生产形象的权力。……权力并不压制我们，权力生产我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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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艺美学中具有重大意义身份(身体)/认同、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the becoming-woman)论和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概念也有重大影响。它们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褶子关系。德勒兹的“褶子”论与其著名的“生成”论美学和“无器官身体”、“少数族文学”等概念精神相通，通过它们，可以把差异、他者、多元、流变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生物性别、种族、阶级问题联系起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热衷于倡导与主流形式及标准相悖立的少数族’实践。白肤色的西方男性成人建构了多数族性，并以此衡量和规范非白种人、非西方人、女性和儿童”，而抵抗主流价值观和主流社会符码的权力与宰制则“必须通过生成他者(a becoming-other)而加以推进。这是在预设好的男/女、白人/非白人、成人/儿童、人类/非人类的范畴或分类之间开拓通道。这种通道建构着生成女性’、‘生成黑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从而解构了社会符码的二元对立，使思想和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创造成为可能。……这些生成’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少数族政治文化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①。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在阐发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概念时认为，个体的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个体通过不同的行为和干涉关系可形成多元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观念关涉的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与其他个体和其他政治差异的事件的相关联系所导致的结果。伊丽莎白·格罗茨(Elizabeth Grosz)认为，德勒兹的著作提供了超越男性一女性二元对立的一种重新思考的方式。②例如，在褶子论和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女性”论就是强调从单一的性(a sex)走向千万个小小的性(a thousand tiny sexes),其游牧主体的概念就是对以二元对立和等级制为特征的辖域化的性别、主体、身份等传统关键概念进行解辖域化。他们认为，个体的身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个体通过不同的语境、行为和链接关系形成多元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等等。这种关联性不是静态的存在问题，而是动态的生成问题。③如前所述，德勒兹的思想对当今电子传媒时代的赛博空间的理论诠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千高原》被视为赛博空间哲学的“圣经”，他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启迪人们反思“数字美学”新的特征：身份、性别、个体、主体、阶级、种族、空间、文化等等都可以视为文化数字化时代新巴洛克美学的千姿百态的褶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哈拉维的著名论文《赛博人宣言》(1985)在关于高科技与性别政治的争论方面影响深远，在此可以从赛博文化方面有力地支持德勒兹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主体问题的思考。所谓赛博人(cyborg)是机器与有机体的糅合，既无生命，又有生命。哈拉维把赛博人的象征性与现实性作为拂掉西方哲学传统二元本体论的途径，以此消弭男性/女性、白人/黑人、主体/客体、生物/机器，以及异性/同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她认为女性主义者传统上会在这些二元对立项中力求呵护劣势者，因此反而被迫强化了现存体制。文化批评家马克·德里(Mark Dery)认为“赛博文化从本质上挑战这些二元论”，促使“西方世界观的概念基石……充满了裂隙”。①由此可见，在后现代文艺美学和当代性的语境中，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主体问题上，德勒兹与加塔利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可以为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提供新的开放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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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92\~94, London:Routledge, 2002.

①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2002.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86, London:Routledge, 2002.

③ 麦永雄：《德勒兹“生成”论的魅力》，原载《文艺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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