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在我们这个充满着复制、拟真与类像的数字文化传播时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文化传媒的革命导致信息内爆，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电子网络空间正在大规模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以殖民化。赛博人(cyborgs，人机一体者)挑战传统文艺美学的主体、性别、身份等重要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辖域。虚拟现实完全可能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更为迷人、更加纷繁复杂。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维尔曾经在《1984年》中突出地讨论了视觉权力的问题。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这部小说对极权主义领袖的“老大哥”形象和控制社会的“电幕”功能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电幕作为电子监视器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用于工厂、企业、医院和监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福柯进一步拓展了奥维尔的论旨，他将边沁的全景观念(Bentham's idea of Panopticon)与之相互联系。在福柯的全景监狱的概念里，囚犯呆在分隔的牢房内，无时无刻都处在隐藏于中心塔楼内的狱警的监视下，“能够看见他人而不被人看见”的视觉权力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艾柯认为，奥维尔的讽刺不仅针对纳粹和苏联，更重要的是，它还针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本身。①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和电子媒介时代，权力的逻辑已经与英雄崇拜时代不同，不再是一个人的逻辑。视觉权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础，大众传媒中的新宠电视和互联网已经取代“老大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马丁·艾斯林在《电视与电幕》②一文中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在奥维尔这部杰作中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在《1984年》中，奥维尔出色地描写了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通过大众传媒操纵和控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恐怖场景。从奥维尔时代到现在，人类社会的划分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社会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在专制独裁时代操纵者是老大哥，在大众传媒时代的非极权社会操纵者是电视。就眼见未必为实这一点而言，融声音与动画于一体的电视要远远强于诉诸听觉的电台和以文字为媒介的报纸。电视广告有如“新话”，麻痹大众，给大众洗脑，误导大众(商品消费、明星崇拜等)。不仅虚构性质的文艺作品和栏目如此，而且新闻、体育运动节目、谈话节目、娱乐休闲节目和政治论争也如此。新闻事件被从独特的角度拍摄并重新剪辑安排，以获得最大的戏剧效果。艾斯林举了一个例子：一场政治游行可以延续数小时，其中只有30秒钟的暴力。而电视播出时只有这30秒钟未必是出于阴险的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因为这30秒钟构成了这一事件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展示了事件最有魅力的一面。确切而言，因为电视是一种图像媒介，它倾向于让受众毫无疑问地把它作为客观真实来加以接受。而电影更是拟真和制造幻象的高手，例如好莱坞梦工厂通过高度技术化的加工、剪辑、摄制，制造出现实世界的一幅幅拟真的图画。赫胥黎曾经在《奇妙的新世界》中想象有一种化学药品“soma”使一代人变得冷漠。奥维尔在距赫胥黎约20年后极为类似地看到了由大众传媒所致的这种冷漠。从传媒的政治维度，他看到收音机、电视对下一代的负面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对知识与文化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实现人性目标的巨大促进作用。①套用艾斯林的话来说，奥维尔关于技术政治与大众传媒的令人惊骇的警告在今天要比在1948年或1984年更值得人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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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8, London:Routledge, 2002.

① R. Lumley, Umberto Eco, Orwell , or Concerning Visionary Power (1984), Apocalypse Postponed, London:Flamingo, 1995.

② Martin Esslin, Television and Telescreen, On Nineteen Eighty-Four, ed. , New York: Peter Stansky,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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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维尔阴郁的悲观主义警告类似，鲍德里亚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拟真时代，技术取代了资本，社会再生产取代了生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符号生生不已的增殖使劳动者不再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符号中的符号”，是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奴役模式的符号，工资也不再与个人的工作相关，而与他在该系统中的位置相关。因此，在当代消费社会里，符号价值和象征交换已经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的逻辑而成为核心概念。②拟像世界比现实生活更为真实，传媒时代的大众为强大的拟像世界所攫住，只关注场景而不关注意义，从而导致社会学理论失去了其固有的对象——意义、阶级、差异—一切都进入了无差异的黑洞之中。西方学者中有人认为，鲍德里亚的著述既可以当作严肃的思想探索来对待，也可以当作科幻小说来阅读。而这正是鲍德里亚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特点。

鲍德里亚以独特的洞察力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日益剥离、拟像要比真实事物更加真实的严峻景况。他在《完美的罪行》中指出：“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另一个年代将诞生—虚拟现实元年。所有在此之前的东西都将成为化石。”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充满着愤激的言辞和独特的人文悲情，如“实在是一条母狗”，“世界利用技术来愚弄我们”，“世界是一个根本性的幻觉”，“在一定时间内，我们还是妇女所生，但不久，我们就和试管婴儿这一代人一起返回亚当无脐’的状态：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有脐”。面对高度发展的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当代大众传媒文化中的新问题，鲍德里亚认为虚拟的社会现实是一种“完美的罪行”！“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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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麦永雄：《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87～1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D. Kellner e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p. 7, Blackwell Ltd. , 1994.

第二节 德勒兹论当代控制社会

鲍德里亚是社会学家，德勒兹是哲学家，一般认为他们都是“后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当代性密切相关的真实和拟像问题构成了他们一个共同的理论关注点。从柏拉图以来直至.20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西方思想传统倾向于设定二元论模式，其中一元凌驾于另一元之上，或一元被视为决定另一元的基础。辩证法思想亦是建立在二元论框架内的，既强调决定性的一元，又指出被决定的一元具有反作用。从比较视野来看，鲍德里亚仍然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二元论一脉：“今日我们谈及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之时，似乎那儿简单地存在着一个实在的或真实的世界，而后再谈论其虚拟的或非真实的摹本。我们也常常认为，今日世界进人了后现代’，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摹本和形象凌驾一切。后现代世界为电视、广告、商品设计的摹本、克隆、品牌无意义的重复、涵盖一切的电脑拟像所掌控。无论我们对这个世界加以庆贺还是表示悲哀，我们都通过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区分来描述它：我们曾经贴近真实(它是实在的)，而现在一切都是形象的(虚拟的)。这就是为什么像鲍德里亚这些当代思想家那样，把后现代文化描绘成为‘拟像’的社会。”②

德勒兹与鲍德里亚不同，他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是从哲学维度来看待真实与拟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主张多元生成的德勒兹认为关于真实与拟像二元之分的传统观念体现出思想上“能指的暴政”和哲学上的等级制观念。西方思想倾向于看重真实，忽视拟像(或摹本、类象)，这实际上是忽视了生成(意味着潜在性或尚未完成的状态)的虚拟力量。对德勒兹而言，生活是一种虚拟的力量，一种亟待生成的力量：不是走向某种既定的目的或以某种已然存在的东西(真实或实在)作为基础。虚拟拥有丰富的差异性，是一种强大的生成力量，它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进行创新，总是能比这个真实世界创造更多一点东西。因此，虚拟现实和差异生成正是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德勒兹反对真实与虚拟之间僵硬的划分，认为我们的世界总是真实一虚拟的。因为：第一，任何真实存在已经是一种形象。第二，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真实一虚拟的。真实世界是虚拟潜力的结果，每一种实在之物都持有其虚拟的和生成的力量。“我们倾向于认为有一个前于拟像的真实世界，但对德勒兹而言，只有一种拟像的原初’过程。存在与事物皆从拷贝、复制、形象和拟像(simulation)的过程中浮现。每一部独特的文艺作品或人类个体都是一种拟像。”人类的延续是一个基因的拷贝与复制，并带着偏移的过程；文艺作品的独特性不在于描述这个世界“是什么”，而在于通过亦真亦幻的艺术形象转化这个世界。而只有当虚拟的潜在性现实化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它们。文学的力量在于它迥异于现实。文学就是拟像或拟像的力量。它超越停滞与静态的生活，生产出新的拟像，生成对生活的一种新的表达式。“德勒兹甚至思考机器与电影的非人类面貌和感觉，实际上在德勒兹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现代电影的发明。在电影中，形象从人类眼睛和有机视角及叙事的掌控中获得解放。正是电影的力量以一种非人类和多元的方式观看’，从而赋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哲学与艺术的交互作用乃是创造差异和分歧，而非认同与常识。哲学创造概念，艺术关涉新的体验。但两者可以互相转化。电影使哲学家重新思考时间与形象的关系。”①概言之，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德勒兹认为是一种动力学的、充满着生成际遇的联系。

①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32，46，8，19,21，25等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97, London: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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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学常常被界说为一种运动，人们认为它热衷于戏拟，长于引证既有的风格与形象而不言说和意指任何事物。鲍德里亚认为传媒文化把一切都缩减成为表面形象，没有真实作为坚实的参照，这是一种悲哀。与他相应，不少人都对这种拟像时代流露出悲叹的情绪。但是德勒兹的拟像概念既抵制这种怀旧之情，也否弃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只有形象而无真实的后现代世界中的观念。既往的理论模式大都视拟像为一种拷贝，从而预设了某种原本。而在德勒兹看来，拟像或形象就是真实，生活是而且永远是拟像—是一种生产、创造、生成与差异的力量。德勒兹打破真实与虚拟的壁垒，为拟像辩护，他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中强调事物的生成嬗变与潜在的未来维度，对于理解我们大家都面临的当代社会文化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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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 6, London:Routledge, 2002.

在对当代社会的看法上，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探索似乎总是有政治因素。他与福柯在精神上相通，关注监狱调查、同性恋、意大利自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其著作中不断探讨社会制度问题。他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与政治哲学结合起来，对当代控制社会的文化特征作了阐发，对意识形态理论、当代大众文化的拟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是与现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反思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中说：“《反俄狄浦斯》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政治哲学著作。”“我认为加塔利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俩都是。我们不相信那种不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哲学。马克思著作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将资本主义作为内在体系加以分析。这种体系不断地将其极限向外推扩并在扩大的范围内遇到新的极限，因为极限就是资本本身。”①德勒兹曾经日益强烈地感到“生成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区别”，尼采曾经说，如果没有“非历史的模糊概念”，任何重要事物都不会形成，故而尼采关注的是正在形成的事物，谈论事件本身的生成。德勒兹把奥斯维辛和五月风暴都看作是一种生成，认为纳粹集中营把“作为人的耻辱”加在我们身上。而做人的耻辱我们有时也会在一些普普通通的场合中感到，如面对过分庸俗的思想，面对电视文艺节目，面对官僚的讲演，等等。耻辱，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耻辱。正是这些给人以无穷的思虑，“这是哲学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这使得哲学变成一种政治哲学。在资本主义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场。……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而德勒兹认为“艺术就是抵抗者，它抵抗死亡，抵抗奴役，抵抗饥馑，抵抗耻辱”，虽然乌托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概念，但是其中蕴涵了一种人民与艺术所共有的虚构，应该重构柏格森的虚构概念，赋予它一种政治含义。

① [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参阅193～208页关于“控制与生成”及“关于控制的社会”的论述，以下引文不再标出页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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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控制社会之中。他曾经在关于福柯的著作和与媒体的访谈录中建议，应当深入研究三种权力的运作一绝对统治权、惩戒权和正在变得霸道的信息传播控制权。“不必问哪种制度最残酷，或是最可容忍，因为在每种制度中，自由和奴役都在交锋。”专制独裁的社会体的绝对统治权无须多论。对现代社会体的严格的惩戒权，福柯作过精彩的论析，因而通常他“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和军营)的思想家”。福柯将惩戒社会定位于18世纪和19世纪，其于20世纪达到顶峰。惩戒社会的特征是禁锢。在这种社会中，“个人不间断地从一个封闭环境到另一个封闭环境；每个封闭环境都有其规则，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学校，再次是军营，再次是工厂，时不时是医院，也有可能是最佳禁锢环境的监狱。监狱充当了典型”。德勒兹强调的是当代社会的控制权，认为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我们处于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家庭等所有禁锢环境的普遍危机之中”。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来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控制社会正在取代惩戒社会。控制’一词是伯勒用来指新魔鬼的，福柯认为此词指明了我们最近的未来”，“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变得霸道这一现象，反映了涉及言论和想象的统治已臻于完善”。德勒兹把他和加塔利的“机器论”与不同的社会体再次联系在一起，认为对专制独裁的绝对统治权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的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机器；对控制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但是机器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必须分析哪些机器仅是其构成部分的集合装置。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的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对信息传播的研究使我们不寒而栗。”例如，电脑黑客的网络犯罪或电脑病毒的发作，“它们代替了罢工和19世纪被人们称为破坏’的行动”；青少年上网成瘾症，已经成为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当代社会的棘手问题。同时，言论与信息传播可以完全为金钱和权力所腐败，在当代社会，与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概念紧密呼应的有乔姆斯基的意识形态“制造共识”和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拟像”等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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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指出，使一些类型的机器与一种社会相对应是很容易的，这并不是因为机器是决定性的，而是因为机器表现出那些能够产生并使用机器的社会形式。古老的绝对统治社会使用简单机器，使用杠杆、滑轮、钟表；最近的惩戒社会装备有能学的机器；控制社会则采用了第三类机器：信息机器和电脑。这是技术的变化，更深刻地说是资本主义的变化。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式生产状态，它在禁锢的环境中设立工厂，市场则是通过专业化生产、殖民化掠夺或降低生产成本而获得；而当代控制社会，资本主义不再是为了生产，它往往将生产，甚至将纺织、冶金和石油这些复杂形式的生产扔给第三世界国家。“这是超生产的资本主义。”它想卖的是服务，想买的是股份，因而已不是为了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产品即为了销售或市场的资本主义。工厂让位于企业，专制独裁和集权国家让位于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占领是通过对控制权的掌握，销售成为企业的中心或灵魂。德勒兹略带讽刺意味地说：“人们告诉我们，企业有一个魂’，这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消息。营销学现在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并培育着我们的主人—这厚颜无耻的一代。”金钱也许最能表现惩戒社会与控制社会的区别：惩戒社会一直与铸币和金本位相关，而控制社会则与浮动兑换相关。古老的货币的鼹鼠是禁锢环境的动物，而货币浮动兑换的蛇却是控制社会的动物。我们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过渡到蛇。“蛇的环节比鼹鼠的洞更为复杂。”德勒兹哲学与美学既有艰深的理性思辨，同时也紧密地贴近现实世界，关注当代人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他关于控制社会的剖析，具有思想警示的未来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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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德勒兹哲学与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德勒兹是当代西方思想领域特色斐然的一流哲学家。从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精神实质及其后结构主义的链接(and)逻辑而言，没有最终的“结语”；而只有不断地链接、流动、生成和增殖的开放式结局，或千高原式、褶子式的一个个思想平台，只有“非结语之跋”。德勒兹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平台”链接异质性而不强加调和，不作盖棺定论之思。德勒兹的哲学思想强调差异与重复，重视在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三维关系中的差异特质与多元生成的哲学力量，倡导快乐的“逃逸线”之旅，因此他的哲学观念具有极大的增殖性，可以在众多不同的领域持续流变和生成新的思想结晶。一个个千高原式的平台之间，可供不同的思想者按辔徐行，纵情游牧。在此意义上，本书也仅仅是德勒兹哲学和美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平台而已。此外，完全也可能存在众多的其他研究平台和探讨德勒兹思想的维度。

鉴于国内关于德勒兹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的现状，笔者在尽可能掌握相关前沿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关键概念加以梳理和阐发，以期抛砖引玉，为促进国内文艺学、美学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尽自已的绵薄之力。

全书由导论和四大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侧重论述德勒兹哲学思想与当代西方学术语境的关联，旨在梳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等的关系，从而为本书的德勒兹研究和论析提供一个较为宏阔的学术背景，凸现德勒兹哲学和美学的特质与定位。笔者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用差异哲学和多元生成的观念(如机器“装配”等概念)表达异质因素多元化的分衍和无限链接的思想，不同的块茎、褶子、高原不断地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编码化一解编码化一再编码化；克分子线一分子线—逃逸线)，构成了一幅变化多端、异彩纷呈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景观。德勒兹与加塔利创造了一种启人睿智的认知世界的图式，一与多、同与异、静与动、能指与所指、男性与女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等二元对立在千高原与游牧之光的观照下皆消弭于无形。在西方后现代哲学和当代美学领域，德勒兹与加塔利标志了其特色斐然的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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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正文核心的四大部分以德勒兹式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无限链接的逻辑或理念分为四编：德勒兹与哲学、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德勒兹与文艺美学、德勒兹与当代性。在结构上，前三编大致与德勒兹著述的三个板块(德勒兹自述的“哲学史”、“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研究”、“美学旨趣”三个时期)相吻合。但是，在这种结构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观念持续不断地穿透不同疆域的涌流和生成。例如，德勒兹的关键术语千高原、块茎、生成、解辖域化等等贯通了众多不同的结构和领域，并且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产生新的可能性。第四编重点选择了德勒兹与女性主义理论、电影艺术哲学、赛博时代与控制社会等题旨揭示德勒慈思想的当代意义。

第一编“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勾勒了德勒兹作为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史思想资源及加塔利、尼采、福柯的思想关联，侧重介绍和论述了德勒兹及加塔利哲学和美学中一些关键而富有特色的后结构主义观念。从思想过滤与观念创新两个重要方面对德勒兹与哲学关联的梳理和对其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的阐发，是本论文题旨展开的基础。本书后面所论述的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和对文艺美学的看法，也主要是从哲学视阈切入的，具有与众不同的理论品性。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分两章论析德勒兹和加塔利最有影响的“反俄狄浦斯：精神分裂症与分裂分析”和“资本主义微观政治哲学批判”题旨。前者从“反俄狄浦斯的当代语境：五月风暴与奥斯维辛”的欧洲历史文化背景切入，把在当代思想中有重要影响的俄狄浦斯问题置于弗洛伊德、拉康、德勒兹/加塔利的理论视阈中辨析，凸现后结构主义分裂分析理论方法的价值与意义。论文认为分裂分析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后现代思想探索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分裂分析一词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俄狄浦斯的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前缀“schiz-”，既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又指更具哲学普遍意义的裂变、划分、生成的过程，标示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拆解总体化思想的特征。分裂分析既是哲学认识论一心理学批评，也是社会历史批评。后者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联域，论述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思想观念与三种社会体(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系谱学的研究。

结语 德勒兹哲学与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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