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否认人类的自我统一性……甚至否认真理本身的可能性。简言之，他们以此拒斥现代西方文明的大多数思想基石。他们还进一步把这种否定与政治运动，例如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单是政治性无法涵盖后现代概念，并非所有的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都赞同后现代，三者是互为交迭的现象。后现代是启蒙批判的最近一次思潮。由于后现代概念覆盖的领域太广泛，将其简化就是将其荒诞化。追求将后现代简缩成为一种单一的、基本的含义以用于所有的维度是错谬的。人们有给丰富复杂的事物贴上理论标签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它们是思想的仆人，而不是主人”。①文艺美学意义上所谓的“后主义”在本质上是拒绝进入定义的牢笼的。

鉴于上述的复杂性，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常被颇为灵活地归入各种以后现代主义为名的书籍中，但有时情况也相当耐人寻味。例如前面曾经提到，在国内，由《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结集出版的《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2001)中，将德勒兹与利奥塔、福柯、拉康、大卫·霍伊、布迪厄、萨伊德、理安·艾斯勒等后现代主义大师、社会学大师、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人类学大师辑于一书，加以评介。而刘禾教授在主持第一届“美国伯克利大学一清华大学高级理论研讨班”期间(2001，6)，以“后结构主义与当代性”为主题，讨论了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德勒兹、斯皮瓦克等人的思想观念，却基本不提后现代主义之类的话语。

尽管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国外常常被作为后现代思想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来看待。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1991)中把他们与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一道作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来加以论述；N.Lucy在他的《后现代文学理论》(1998)中用一整章(“概念的创造”)来讨论他们的著述。H. Bertens和J.Natoli 合著的《后现代主义：关键人物》(2002)把德勒兹与加塔利视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为他们撰写了专门词条。但他们也认为：人们有很好的理由不把后现代的标签贴在德勒兹和加塔利身上。因为德勒兹几乎不提后现代一词，加塔利则在其《后现代绝境》(1996/1986)①直截了当地对后现代主义提出严厉批评，将其描绘成“无非是现代主义的苟延残喘”。一些评论家如Goodchild也循此思路试图把德勒兹、加塔利从“后现代主义的非生产黑洞”中拔出来；1997年Murphy提议将他俩视为反现代主义(amodernism)的拥护者。这种反现代主义并不接续后现代主义，而是在战后时期一直与后现代主义相对抗的一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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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 E. Cahoone,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pp. 1 \~ 2,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6.

当然，问题在于后现代一直被人们以许多殊为不同且常常抵牾的方式加以运用着，以至于甚至那些已经接受了后现代标签的人士，相互之间也相距甚远。尽管没有某种单一的后现代定义适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但是为不同的定义所共同界说或认同的后现代的几个特征确也符合他们的思想特质。或许，我们应当把德勒兹与加塔利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后现代思维模式的首创者来看待。这种模式提供了在后现代状况下的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抉择和超越“后现代困境”的途径。例如，在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上，德勒兹与加塔利并未采取典型的后现代态度。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千高原、块茎、褶子、生成、逃逸线、解辖域化等等观念使他们在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自由移动而不在乎它们的区别。或许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作为哲学家的实践使他们最具后现代性，因为他们的著作系统而深刻地阐发和表现出以生成、异质、多元为特征的差异哲学思想。②

自奥斯维辛之后和五月风暴以来，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一直处于一个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既有美学上“自恋”的飞地，又有画地为牢的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也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批判紧密结合的“西马”，还有Rod Giblett所描述的“后现代湿地”——湿地作为地球之肺或肾，既是包藏着黑暗、疾病、死亡、恐怖的“黑水”之地，又是肥沃的、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活水”之地；后结构主义大致生发在这种充满着活的黑水(the living black waters)的湿地。按照J.P.Surber的看法，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上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嬗变，在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是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嬗变，而在后结构主义特定的批判策略上则出现了以福柯为代表的系谱学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后结构主义的崛起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解中心的产物，它承袭尼采的哲学思维特征和理论话语，对由索绪尔发展而来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结构概念发出了挑战，如对现象下面具有深层结构或意义的概念，对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等概念加以质疑。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时对主体进行了解中心；德里达以解构策略对文本进行了解中心；福柯以考古学与系谱学对历史进行了解中心。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表现出一种兼容解构与重构主体、文本和历史的努力，并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或概念来阐发他们的思想。例如，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否定了纯文本的维度，坚持认为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欲望”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性。①因此，他们提出了“欲望生产”的概念。

① 本书中，凡在书名之后出现两个年份的情况时，前者为英译本出版年份，后者为法文本出版年份。

②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 Publishers Ltd.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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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欧洲著名的五月风暴促进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思考，导致德勒兹对“笨拙的学术机器”的拒斥，他与实践心理学家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都是五月风暴影响下的产物。加塔利曾经是拉康指导的最早的实习生之一，但他从未真正地与拉康式的弗洛伊德学派建立联系。加塔利反等级制的倾向使他成为五月风暴的先锋，《反俄狄浦斯》是他与德勒兹合著的第一部著作。对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而言，五月风暴的亢奋激情先是转成了70年代中期的萎靡消沉，然后又回归宗教(《如实》)或政治保守主义。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从未宣布放弃他们的立场。他们耗7年心血写成《千高原》(1980)，此书与《反俄狄浦斯》共享同一副标题“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是后者的续篇，但构思颇为不同，淡化了批评性而突出了“游牧思想”的实践。

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和哲学史的维度而言，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是与所谓的国家哲学(StatePhilosophy)相悖立的。国家哲学意指柏拉图以来的富于特色的西方形而上学思想表达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在20世纪最后25年受到德里达、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普遍抨击和拒斥。国家哲学包含着一种双重的实体：思维着的主体和主体所创造的概念。解构派的女性主义者西苏和伊丽格蕾皆对其冠以菲勒—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之名加以抨击。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中将其描绘为思维的树状模式(arborescent model)，以块茎模式的游牧思维与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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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J. P. Surber《文化与批判——文化研究批评话语导论》第七章“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话语”，(Westview Press,1998)。

在拆解与创造并行不悖的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湿地”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哲学、美学思想中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是与更为宏阔的后结构主义解中心的理论构想相联系的，指涉从人们所栖居于其中的或强制性社会和思想的结构中逃逸过程。这些结构借用地理学的意义可以理解为辖域。逃逸线(a line of escape)则是消解既定辖域的一条快乐之途。同时，他们又借鉴生物学中“树木”与“块茎”的对位、地理学中“高原”地貌、自然界及巴洛克艺术中“褶子”现象和文化中“游牧民族”等概念，引申出块茎(rhizome)、千高原(Mille plateaux，A Thousand Plateaus)、褶子(fold)和游牧(nomadic)等概念，提倡充满活力的差异、流变、生成、多元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图式进行再辖域化。

可以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创造了一种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认知世界的图式，一与多、同与异、静与动、能指与所指、男性与女性、全球化与本土化等等二元对立在千高原与游牧之光的观照下皆消弭于无形。如果说有后现代哲学和美学存在的话，德勒兹与加塔利则标志了其特色斐然的一个维度。

三、德勒兹哲学、美学与当代语境：三个维度

从德勒兹研究的视角来看，20世纪西方哲学和美学至少存在着三个对话的维度：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些维度生发演化出三类多层面、多视角的对话关系，进而交织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界、文艺界纷纭多姿、变幻无定的理论景观。而德勒兹正是20世纪下半叶聚合了这三类对话关系的焦点。换言之，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在同时与语言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维度进行着深层次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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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语言符号学的维度上，德勒兹主要有《哲学中的表现论：斯宾诺莎》、《普鲁斯特与符号》和两部关于电影哲学和美学的著作。德勒兹的符号论构成颇为复杂，主要源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论(Semiotics)①、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表现观、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非语言学符号观，以及奥斯丁(Austin)和塞尔(Searl)等人的思想。皮尔斯的符号论是一种超越语言而重视形象的多元符号论，对影视或文化传播领域影响重大。A.P.柯伦巴特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牾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的全部著作皆拒斥由神学家(奥古斯丁)和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界定的符号概念，因为他们的符号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超验的法律、上帝之言、菲勒斯、阉割情结等等的特殊秩序。德勒兹拒绝任何囿于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继而拒斥拉康主义及其黑格尔哲学基础。他将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亦显得颇具特色。在弗洛伊德乃至拉康看见符号、能指和所指一种语言与句法—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绘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德勒兹的“超验的经验主义”并不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对什么使语言成为可能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什么样的际遇、什么样的力量关系、什么样的事件被折叠和包含在符号之内。因此；毫不奇怪，德勒兹从不在语言学维度讨论文学文本。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德勒兹以后结构主义哲学话语与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一种对话和对法国结构主义的一种理论反拨。

其次，在精神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维度上，德勒兹最有影响的是他与加塔利合著的两部关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著作《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他之前或大致同时，荣格、拉康、詹姆逊等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个体无意识学说的对话，分别生成集体无意识、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等概念，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内涵。伊格尔顿、阿尔都塞、法兰克福学派等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多维度对话，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发展。詹姆逊在其著名的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德勒兹他们试图在新的层面上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因此便得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但德勒兹的情况应该较詹姆逊所言显得更为复杂。像众多同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一样，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与尼采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他与加塔利的理论结合是一个思想无羁的哲学家与关注政治的“反精神病学家”的结合，从他们的哲学和美学特质而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以尼采哲思对既有的两个辖域化的领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加以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理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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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号学的两个重要术语“Semiology”与“Semiotics”具有不同的渊源，前者与索绪尔相关，后者与皮尔斯相关，但它们也常常被混用。

②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4\~ 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若将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差异哲学与流变思维，尤其是将其千高原、块茎、游牧等核心概念置于当代西方文艺美学的宏观背景中加以把握，更能凸显德勒兹哲学观、文艺观的特质、价值与意义。同时，反过来也会深化我们对当代西方尤其是西方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和文艺学观念的认识和理解。譬如，德勒兹的上述概念与瓦尔特·本雅明的星座化概念在精神实质上有相通之处。按照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的看法，本雅明通过“星座化”概念拒绝同一性和总体性的诱惑。星座化维护特殊性，它既拒绝独一无二的差异性，也拒绝无休无止的自我同一性，它典型地体现在现代寓言之中。星座化概念是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的最引人注目、最具独创性的努力，它给妄想式的总体性思想予致命的一击。①换言之，星座化概念与千高原、块茎、游牧等概念皆具有消解树状中心或等级制结构的功能和特征，体现了当代哲学思维的性质。再如，乐黛云教授在为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高概（Jean-Claude.Coquet)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话语符号学》中译本所写的序中指出：高概讲演的主旨聚焦于当代哲学和美学“从逻辑学范式到现象学范式的转换，非常清晰地分析了当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最根本的转型。他指出逻辑学范式，即结构主义范式…将内容概括为最简约的形式，例如字典中的每一个词都被简约成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实质、没有时间的纯粹理想形式。从这种范式出发，一切叙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封闭的空间……现象学范式与逻辑学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对象不是形式，而首先是身体’，一个活生生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现象学研究的空间是一个不断因自身的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的拓扑学空间。如果说第一种范式大部分用的是第三人称过去式，第二种范式却永远与第一人称的主体相连，时态也大部分是，而且只能是现在式”①。高概不但与伊格尔顿一样都强调“身体”在当代哲学、美学中的重要性，而且他所阐发的现象学范式体现了一种鲜活的、动态的、开放的特征，既有与德勒兹的流变思维异曲同工的一面，又有巨大的理论差异。

① 参见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第十二章“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博士：瓦尔特·本雅明”，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名著提要》，72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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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既是富矿亦是坚果。从理论研究价值而言，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和文艺美学理论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德勒兹又是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从中国学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视角出发，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重镇的德勒兹哲学和美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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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高概：《话语符号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德勒兹作为20世纪最重要、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因其不同流俗、戛戛独造、思想深刻而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占据一席独特的地位。他的哲学名著《差异与重复》以及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蜚声国际学术领域，被认为是法国现当代哲学的精华，后现代思想的经典。他的声誉直追福柯、德里达、拉康等当代思想名流。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想大师们构成了当代思想领域风姿各异的千高原。他们的“绝活各有不同：德里达表演的语言冲浪(分延、补替、播散……)，多是能指的运动；福柯展现的是历史泳式(考古学、谱系学、监狱、诊所、性意识……)，一再把人送回到历史；德勒兹则撒出一朵朵比喻的浪花欲望机器、块茎体、逃逸线、游牧思想……从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的中心概念，可以感受到后结构主义如何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中心向外播散”。①德勒兹涉猎的领域广袤多样，思想表现形态异彩纷呈，虽然体现出差异哲学和“生成”论美学的内核与特质，但同时又流溢嬗变，难于框定。

作为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德勒兹学术视野开阔，善于融会东西方思想资源，是站在古往今来世界哲学史的巨人们的肩上进行思想过滤和学术创新的大师。悠久深厚的西方哲学传统成为他思想寻绎的基础和理论反思的参照系，作为西方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创新也折射出欧洲奥斯维辛之后与五月风暴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学术氛围。“法国就是一个能产生大思想家的地方。那里有深厚的哲学积累，那里有思想的相对自由，那里有敢冒天下大不韪的智者，那里有洞察此岸彼岸的高原’，那里有一代代年轮相当的学术大树林。德勒兹是得天独厚者。生逢其时，生逢其地，生逢其俦。……他的《差异与重复》回避了辩证法，但是放生了差异性。他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几乎没有和传统的思想正面冲突，而揭示的却是历史和社会非常应该理解的欲望生产机制。《千高原》披露出了根茎的秘密，打开了新思想的武库，清点了高原的牧场，勘测了新学科起飞的跑道……德勒兹不止一次强调说他们的思想是生成哲学。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哲学十分重要。生成哲学集原生性、原创性和前瞻性于一身，聚探索性、冒险性和牺牲性于一体，熔他在性、彼岸性和去己性于一炉。德勒兹是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通过借鉴和同化，统领着广大无边、层出不穷的思想和概念。”①德勒兹对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斯宾诺莎、休谟、莱布尼茨、马克思、尼采、柏格森、阿多诺、海德格尔皆感兴趣，对他的法国当代同行福柯和德里达颇为欣赏，同时对东方思想智慧亦有所了解，他和加塔利曾经在《千高原》中广泛引证东方哲学、美学、宗教、文化等资源，借助中国结、印度曼荼罗、犹太教圣符、伊斯兰“心象”和基督教圣象阐发思想。据曾经拜会过德勒兹的栾栋先生说，德勒兹读过《论语》法译本，了解一点老子和庄子，更欣赏庄子。1988年10月在巴黎17区一家咖啡馆，德勒兹抱病与栾栋等四人晤谈了两个多小时。交谈虽然短暂，但是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才思，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他从同访的阿迈尔那里得知栾栋先生用比较的方法参读其著作时，便问为什么要将他的著作与柏拉图、庄子、淮南子、圣经、涅槃经、福柯和德里达的著作交替阅读。栾栋回答说，为了感受创造。②这些著作包括德勒兹本人的著作都有突出的思想创新意味，具有开放性阐释和行文诡谲的特质。

① 张法：《德勒兹与思想重构》，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5)。

第一编 德勒兹与哲学：过滤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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