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德勒兹的基本学科领域是哲学。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著作有《反俄狄浦斯》、《千高原》、《什么是哲学?》、《差异与重复》、《柏格森主义》、《康德的批判哲学》、《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批评与诊疗》、《对话》、《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实践哲学》、《尼采与哲学》《培根：感觉的逻辑》、《福柯》等等。从思想过滤与观念创新两个维度对西方哲学加以反思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对德勒兹与哲学关联的梳理和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关键概念的阐发，是德勒兹研究的基础。换言之，本书第一编是后面各编的基础。因为德勒兹对资本主义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和对文艺美学的看法，可以说都主要是从哲学视阈切入的，具有与众不同的理论品性，而德勒兹与当代性的关联域，也在于他特异的哲学观念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理解富于启迪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编第一章拟论析德勒兹与西方哲学的思想过滤关系；第二章拟有选择地阐发德勒兹独具特色的哲学和美学观念及其意义。而对德勒兹哲学思想观念其他维度的论析，将在其余两编各章节中继续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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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栾栋：《德勒兹及其哲学创造》，原载《世界哲学》,2006(4)。

第一章

过滤思想：德勒兹与西方哲学及美学

德勒兹作为学院制背景出身的法国的大学哲学教授，受过严格的学科训练，具有丰富而坚实的哲学史理论知识，但是，20世纪法国思想界自由无羁、新见迭出的哲学和美学氛围，以及五月风暴叛逆式的政治刺激，引发了德勒兹偏重反常的理论个性。他对西方思想史上经典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加以思想过滤，对现当代思想家、理论家们如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福柯、拉康、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加以辨析和扬弃，并在与加塔利密切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创造了特色斐然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

第一节 德勒兹与西方哲学史

B.玛苏弥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千高原·译者序：哲学的愉悦》中说：德勒兹是哲学科班出身，其最早的著作犹如哲学巨人的名录。他过滤伟人，发现那些孤儿般的思想家之间的脉传，并站在少数族的立场把他们链接起来，与居于正典的国家哲学(State Philosophy)相对峙。由此，德勒兹在卢克莱修、休姆、斯宾诺莎、尼采和柏格森之间找到了一条隐秘的连线。德勒兹的《重复与差异》、《感觉的逻辑》是他最早将游牧思想与当代理论加以杂交(cross-fertilized)的主要阐述。因此，我们也可以循此思路，游牧式地挑选德勒兹一些重要著作加以简略介绍或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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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1988/1966)是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尽管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初叶最重要、最为人所广泛阅读的哲学家之一，但时至今日，他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柏格森主义已经被简缩成为哲学史的一个注脚，仅仅在研究“活力论”或“非理性主义”时偶尔露面。然而，在德勒兹看来，柏格森的意义不止于此，他构成了哲学“反历史”的一部分。柏格森与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姆或尼采类似，看起来属于哲学史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他们从某一方面却完全逃离了哲学史。在20世纪50～60年代，正是对这类哲学家的研究与著述，使得德勒兹与战后法国学院哲学分道扬镳。德勒兹从不同学科的众多作家那里汲取和转化了一系列观念，柏格森的著作就为德勒兹的工具箱提供了制造观念的材料。例如，柏格森的绵延主题(the theme of duration)与德勒兹生成、多元观念有着内在联系。德勒兹美学旨趣时期研究电影哲学，“运动”与“时间”的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德勒兹“运动一形象”与“时间一形象”的电影学概念，是从对柏格森关于运动、形象、认知与时间的四种评论引申而出的。鉴于德勒兹与柏格森之间的亲和性，GillianRose把德勒兹论的著作称为“新柏格森主义”。①

德勒兹《康德的批判哲学》(1984/1963)是一部“为论敌作书”的著作。这一本哲学引介性质的百来页的小册子，属法国大学出版社“哲学家”丛书。丛书的目的是向法国读者介绍重要的哲学家。德勒兹不仅在此书中总结了康德三大批判中各批判的基本主题，而且还富于原创性地阐释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德勒兹赋予《判断力批判》以超越其他两大批判的特权地位，把《判断力批判》回归康德给它的原来的位置，作为其批判大厦的基石。引人注目的是，德勒兹与康德在哲学思想上格格不人，“老康德是昆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佬’，而德勒兹则是游牧四方的巴黎艺术家。对德勒兹而言，这种对立恰是研讨问题的魅力所在”。德勒兹后来把此书与其他的哲学史著作进行比较，饶有兴味地说：“我论康德的著作颇为不同，我极为喜欢它。我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谈论敌手的书来写。在书中我力图展示康德是如何工作的，他的机械论是怎么回事—理性法庭，诸感知力的测度和运用，一切都顺从于我们假设的所谓立法者。”①德勒兹对康德的学术兴趣持续不减，1978年他在大学开设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的研讨班，一方面继续与康德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对康德作了新的读解。在他笔下，康德几乎成了一个尼采式的“概念创造者”。康德批判哲学中论审美与崇高的维度受到德勒兹的关注。在崇高的判断问题上，德勒兹认为“崇高与优美不同，是指在扭曲的形态、不定形的东西面前的感情。在崇高的判断中介入了理性。这个判断是通过构想力和理性的和谐来说明的。但这里的调和是伴随着痛苦的调和，即不和谐的和谐”②。康德关于理性与构想力之间“不和谐的和谐”的审美思想，对德勒兹哲学和美学观念(如“无结构”之结构的千高原、块茎、褶子、无器官的身体等后现代观念)的创造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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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ugh Tomlinson, "Translatior's Introduction",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pp. 7\~9, Urzone, Inc. , 1988.

德勒兹哲学被认为是一种超验的经验主义(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哲学。西方大多数超验哲学都有某种超验论的基点，用以阐释经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主体”，而最明显、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则是“真理”。而康德可以说是西方超验论哲学的枢轴人物之一。德勒兹颠倒了以超验论为基点的哲学传统，他的超验的经验主义认为任何基础、源头和外在的终极力量皆源于经验。

在这一点上，德勒兹与福柯是精神相通的。福柯把他所力图挣脱的西方思想传统描绘为一种“皈依超验论”。超验论(transcendence)与超验(thetranscendental)殊为不同，传统的超验论或超验主义设定某种超验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赋予我们某种赖以立足的基础，福柯认为这导致了一种“知识伦理学”，我们由此追求和服从某种最终的真理。而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接受某种超验主义的基础——例如上帝、真理或人的本质——则我们就会停止思考。与此相反，德勒兹超验的经验主义则强调内在性。内在性对于德勒兹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同时，内在性也是德勒兹的伦理学：不让经验为任何单一的形象所奴役。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他们两部重要著作《千高原》与《什么是哲学？》中突出地论述了内在性平台(planes of immanence)的概念，他们在这种平台上揭示一切遗传学的、地质学的、微观生物学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生成。他们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就在这种内在性平台的各种生成中展示出来。千高原就是力图攫住内在性的多元化平台，任何一个高原或平原都是很好的入口。

① Gilles Deleuze,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Doctrine of the Faculties, xv\~ xvi, (translated by H. Tomlinson and B. Habberjam),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84.

②日]篠原资明：《德鲁兹：游牧民》，3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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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勒兹关于超验主义、经验主义、主体、真理等看法的形成，康德哲学思想不啻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视阈中，如果我们在最广义的经验层面上接受生活皆是生成之流和互相作用的话，那么，哲学就是一种经验论。而如果哲学没有设定某种外在于经验的基础的话，那么，哲学就只能是一种超验的经验主义。经验不能以人类、主体、文化或语言为根基，而只能以生活的欲望之流来解释。西方思想倾向于将某种东西作为所有经验的阐释基础，如柏拉图的“理式”与“影子的影子”模仿说，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界”之分，德勒兹认为这是一种超验主义的幻想。他反对这种教条，认为经验是超越人类及其固定形象的。德勒兹认为反本质主义和反人类中心论是一项伦理学和实践的任务。他倡导的超验的经验主义将使我们摆脱常识的束缚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形象，引导我们面向未来。经验论思考的一种方式就是将所有生活皆视为“身体”之间或“欲望机器”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流变和联系。德勒兹在其早期著作《差异与重复》(1968)和后期与加塔利合作的《什么是哲学？》中都明确描述他的哲学是超验的经验主义，但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思想挑战。

德勒兹不懈地追求不受任何单一的基础或本原(例如上帝、逻各斯、主体、存在与真理等等)束缚的哲学，因为他认为生活是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去想象存在着某种意义或真理亟待我们去解释、揭示或总括。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疾病描绘成“阐释症”。正是这种超验主义幻象的真理观，导致了牧师(他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禁欲主义(使我们谴责自己的欲望，皈依想象中更高的理想)和虚无主义(当我们对想象中更高、更真实的隐蔽世界最终感到难以捉摸时，我们就会绝望)的产生。

德勒兹的经验论与他的“机器装配”概念密切相关。他和加塔利将身体之间的联系称为“欲望机器”，这是根据其经验论而来的观念。欲望机器不是什么神秘难解的东西，它们只不过是欲望的联系与体验。从身体的联系或体验中，人类在心灵中形成概念。例如，儿童的嘴巴在吮吸母亲的乳房中体验到愉悦，因而把欲望与乳房联系起来。在这种欲望期待中，可以生产出一种形象或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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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认为欲望是对我们所匮乏的东西的追求，德勒兹却认为欲望能够创造与生产。儿童吮吸乳汁的体验产生出一种愉悦的概念，乳房则成为进一步获得愉悦的一种形象。因此，乳房从实际的经验(身体的部分器官)变成了一种超验之物(愉悦的概念)，附加上了一种虚幻的维度，成为幻象的、愉悦的和欲望的乳房。进而社会机器将这些“部分客体”发展成为有组织的体制，如母性、家庭和文化。正是这种在想象中期待、参与和拓展体验的能力生产出各种形式，似乎统治了人类生活，但实际上，它们是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虚构文学”或衍生物。经验论从单一的、部分的或“分子”的体验开始形成，进而拓展和组构成为整体的“克分子”形式。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曾经将他们的方法描述为既是一种“克分子政治学”，也是一种“分裂分析”。前者由部分客体构成，后者则将宏大的社会形式碎裂成为它们单个的部分。①分裂分析既是超验的(康德)，也是唯物论的、实践或经验的(马克思)分析。超验的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具有直接的政治蕴涵。它摧毁有机论的虚幻观念，以多元性的效应和强度使生活更为绵延多姿。提供了与意识形态论迥异的视阈和途径。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1994/1968)是他获得博士学位的主论文，《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同年出版，为副论文，而《感觉的逻辑》翌年出版。这三部互相联系的著作标志着德勒兹学术生涯两个阶段的分野。前者(博士学位主、副论文)是德勒兹的独著阶段，包括德勒兹早期关于非正典哲学史家的著述，后者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合作阶段，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德勒兹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是应制之作，那么，《差异与重复》则是他具有原创性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在其全部著作中占据一席独特的位置。

①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69\~89, London: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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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是一部令人惊讶的概念创造的哲学著作。德勒兹从他早期对柏拉图、休姆、柏格森、尼采、康德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和过滤中激活了自己的思想，建构了一种差异哲学，对自柏拉图以来主导欧洲思想的“再现哲学”加以批判。德勒兹早期对不同形式的多元性、永恒回归本体论等的研讨，在此编织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差异哲学—一这个系统仅仅基于差异的重复，而不是对原本、本质或基础的再现。因此，确切而言，这是一种非基要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德勒兹因此得到了福柯的赞誉而成为知名的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

从本体论的维度而言，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强调的不是康德式的物自体，而是差异本身(Difference in itself)。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英译本》“序”中说：“当我研究了休姆、斯宾诺莎、尼采和普鲁斯特(他们全都燃起了我的热情)之后，《差异与重复》是我尝试‘搞哲学’的第一部著作。”差异与重复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哲学史，尤其是当代哲学不断地涉及这个问题。然而，大多数哲学家恐怕都把差异从属于认同或同一性，归于相似性、对立性：他们把差异导入了概念的认同，把差异置入概念本身，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概念性的差异，而不是差异的概念。……易言之，我们并不思考差异本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能够显示出差异的有机再现；在莱布尼茨和黑格尔那里，则是差异的一种狂欢式的再现：他们都未能抵达差异本身”。此外，重复也同样被从认同、类似、等同或对立的维度来考虑。因此，德勒兹式的差异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开拓新的思想领域和视野的革命性意义。

德勒兹认为差异与重复的力量只有置入对传统思想形象的质疑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创建新的思想形象，或者毋宁说，把思想从囚禁它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德勒兹从哲学史上四个关键的契机中将差异剥离下来：第一是反亚里士多德，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范畴或者分类；第二是反黑格尔，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臆想，不能通过矛盾与综合的不断演绎拓展的过程最终抵达宏大叙事的终点；第三是反莱布尼茨，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无限微小的差异；第四是反柏拉图，德勒兹认为差异不是从某种原本分衍出来的摹本。①《差异与重复》第三章尤为具体细致地论述了在差异与重复的哲学基础上创造新的形象以表达新的思想的必要性。德勒兹在序言中接着说：这引导我们后来的一系列著作的思路，包括我与加塔利所倡导的“思想的植物模式：以块茎对峙树木，用块茎思维取代树根状思维”②。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是他对后结构主义唯物论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其意义是将差异的概念回复到与同一概念相关的确切位置，并且将尼采哲学加以拓展，以反对柏拉图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所遵循的形而上的哲学传统。由于德勒兹坚持差异性与多元性是首要范畴，而认同或同一是其次的、依赖于前者的范畴，因此，“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具有本体论性质和革命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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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风暴如火如荼地蔓延欧洲的1968年，《差异与重复》的面世无异于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J.威廉斯认为德勒兹这部思想著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力作之一，通过对传统的价值重估，它引入了新的方法与概念，改变了我们的哲学观。《差异与重复》可以与柏拉图、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的著作相提并论。它是对现实结构的哲学描绘，早期的哲学结构与世界为它所深刻地震撼。正如其他具有原创性的伟大哲学著作一样，它既精深又重要。它不仅对哲学史的发展富于意义，而且也是德勒兹全部著作的思想基石。③

第二节 德勒兹与加塔利

在当代西方哲学和美学领域，德勒兹的名字是与加塔利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69年当德勒兹与加塔利遇合之际，德勒兹已经是一位颇具声誉的重要哲学家，而加塔利已经积十余年工夫尝试了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加以综合的工作。加塔利在欧洲反精神病学运动（theEuropean anti-psychiatry movement)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早期加塔利对拉康感兴趣，1953年他曾经参加过拉康主持的为期两个月的研讨班。1969年他又参加了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并且成为精神分析学会会员。60年代他大量使用拉康的术语和概念，如想象界、菲勒斯等等，并撰写了关于学院制的精神分析与政治的一些论文。加塔利后来与拉康分道扬镳，成为反精神病学的重要人物和政治活动家。他与包括德勒兹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形成对话关系，其思想观念影响到后马克思主义。加塔利最重要的概念可能是横截线(transversality)。20世纪60年代加塔利提出横截线这一概念，并将其贯串于他毕生的著述之中。1972年德勒兹将此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应用于对“普鲁斯特与符号”的分析。①加塔利对日本建筑与文化颇有兴趣。1985年加塔利访问东京，发表了他关于后现代的重要论述《后现代绝境》(1986)。而日本建筑家对横截线概念的接受则关涉到对德勒兹思想影响更为复杂的评价。

① J.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p. 55, 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Gilles Deleuze, Dif ference and Repetition, xv\~ xvii, (translated by Paul Patt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③ J.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pp. 1\~3, 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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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第一个思想结晶《反俄狄浦斯》流行于世，这部著作既为他们带来了声誉，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德勒兹与加塔利由此成为反精神病学和五月风暴的精神象征。

Gary Genosko主编的三卷本《德勒兹与加塔利：一流哲学家评价》(2001)中，第一卷为“德勒兹”、第二卷为“加塔利”、第三卷为“德勒兹与加塔利”。编者在全书的导论中指出：其中最迷人的一卷可能是加塔利卷。

德勒兹与加塔利是两位富于挑战精神的思想家，他们的互补关系犹如和谐的交响乐，创造出特殊的思想效应。但是，两人的名字相连的方式却会引发复杂的问题。将两人的名字相连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德勒兹与加塔利；德勒兹(及加塔利)；D+G. D/G. D一G. D(G.)DandG;Deleuzo Guattarian;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家/政治活动家；等等。但无论两人名字的缀合多么富有创造性，也无论对两人的区分与联系多么的狡黠或紊乱，都不能恰如其分地描绘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所产生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不能标示出他们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德勒兹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装配”，既不是联合也不是并置。GaryGenosko认为也不是选择“海洋”(加塔利)动荡的海面与“山峰”(德勒兹)内在的罕见的运动之类的事情，而是有点像“思想的渗透”(intellectual osmosis,——如同 R. Callois 与 G. 巴塔耶之间的关系那样)。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德勒兹与加塔利，而从来不说加塔利与德勒兹？诺曼·雅克布森认为这是一种“词序诗学”(a poeticsof the order-word)，似乎只是把德勒兹摆在加塔利之前更顺耳一点。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马泰效应”的话①，那么这种词序诗学却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们等级制的思维定式会看重和有利于第一作者，尽管排在其后的其他作者的重要性完全可能并不逊色于他。另一个问题是，人们还可以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用一种以部分代替总体的举隅法(synecdoch)来看待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缀名问题，即以“德勒兹”来代替“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表述。举隅法的德勒兹与前述的“词序诗学”的德勒兹类似，使用起来固然省事，但是却扭曲了两人之间的互相生成关系。对后结构主义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而言，“很容易想象德勒兹和加塔利之间有一种蜜蜂与兰花类型的互惠生成关系：德勒兹生成加塔利，加塔利生成德勒兹”②。昆虫通过采花蜜以养育自己的家族，花卉却同时借助昆虫授粉而得以传宗接代。两位思想家在学术上的化生、耦合、互补、共振，促成了双方增殖性的“双赢”。可以说，哲学家德勒兹戏剧性地深化了加塔利的反精神病学姿态，将其植根于以尼采、斯宾诺莎、柏格森为代表的特立独行的哲学传统一脉，而不是柏拉图、笛卡儿、黑格尔的正典哲学传统；而同时加塔利则戏剧性地使德勒兹哲学的视角变得更为敏锐，将其引导到了西方精神分析和反精神病学的理论与机构斗争中，并与当时影响遍及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风暴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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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本书第三编第七章“普鲁斯特论：符号与文学机器”。

① 马泰效应(the“Matthew effect”)为 R. K. Merton(1968)所发展出来的概念，以描述把责任和荣誉归于多位作者中排在前面的第一作者的情况。

② Gary Genosko,Deleuze and Guattar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pp. 1\~13, London:Routled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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