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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差异的嬉戏,重视档案文献。档案文献与已经写成的、统一认识的历史不同,一般无统一性,如信件、护照、公文、报刊等等。而历史还原则意味着:①以文献恢复来矫正历史记忆;②文献本身成为关注对象。历史是人为组织和展开文献(记忆)的方式,渗入了权力话语。由此抹平记忆,将一切异已的声音转化为统一于自已的东西。尼采以系谱学反本原,哲学上开启后结构主义思潮。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抵制历史,以断裂、临界的历史语境的还原来质疑充满嫌疑的历史。研究历史排除什么,不排除什么(例如文明理性历史排除疯癫、麻风病人、囚徒)。福柯反基要主义的思维是:不问本质而是追问关于这个东西的知识何以出现,关心的是另一套东西。他不寻求现象掩盖下的真理和字里行间藏匿着的意义,例如,认为索绪尔例句“My name is lion”同时二义,皆明摆着在那儿。他认为词作为物是消失的,因此无法在词之后寻找物和意义。福柯的路数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完全不同,知道了福柯之后无法再做雷蒙·威廉斯式的关键词研究,因为要假设许多东西。索绪尔关注的是“说话的意义”(What is spoken?),而福柯则追问“谁在说话?在何处说话?”(Who is speaking?From where he isspeaking?),福柯重视不同话语实践出现的制度性场所,档案本身构成知识的对象。
尽管通常人们都将德勒兹与福柯视为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关键人物,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特征的同质与差异却是既显而易见又富有意义的。一方面,他们都质疑、反思正典或传统,致力于建构那些与惯例、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新的思想视界:福柯从权力与知识(话语)的维度,对文明和理性话语掩盖下的疯癫话语,对规训笼罩下的惩罚话语(如著名的“全景监狱”),对现代社会压抑下的“性话语”进行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追溯与考察,用“机构”联结“已说与未说、话语与非话语”;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用机器“装配”的概念表达异质因素多元化的分衍和无限链接的思想,不同的块茎、褶子、高原不断地被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构成一幅变化多端、异彩纷呈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景观。另一方面,福柯与德勒兹强调的理论基点又颇为不同:福柯以“权力一话语”之论而名重于世,其独特的洞察力穿透重重迷雾,游刃于古希腊、中古、文艺复兴、维多利亚时代、现代诸时空;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欲望”置于“权力”之上,赋予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他们旁逸斜出的思绪比福柯悠游得更远一一从地老天荒的原始社会体,漫长的专制宰制历史,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现状,到拟像时代和未来的控制社会,并且以一系列似乎艰涩难懂又富于穿透力的概念给予人们以全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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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欲望凌驾于权力之上,坦承:“我们与福柯的唯一区别在于以下几点:①在我们看来,装配首先不是权力而是欲望,欲望总是处于装配状态,而权力则是装配的科层化维度。②图式(或装配的形式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逃逸线,装配中没有抵抗或反拨的现象,而是呈现创造与解辖域化的基点。”①易言之,欲望之流是第一性的,它装配有机体与无机体、人类与自然、话语与社会,使之成为偶然而变化不定的联合体,并不断地突破这些联合体所建构的边界。其抵抗主流权力形式的倾向并不生发于这些形式本身,而是崛起于欲望超越自身(即解辖域化)的自然倾向。
从福柯与德勒兹、加塔利的关联与差异中,我们可以窥见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影响轨迹。福柯受尼采系谱学方法的启迪,将其与知识考古学结合,研究疯癫与文明史、规训与监狱、性话语等等,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德勒兹则从尼采那里读出了多元、差异、动态、生成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当代学术话语,并为他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大厦奠定了重要基石—尽管德勒兹与福柯都从尼采哲学思想中汲取了丰富营养,但是他们关于欲望与权力的看法构成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重大差异。
德勒兹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中试图给福柯勾勒一幅画像:他认为已经有了一个福柯中心,聚集着那些在与福柯相近的方向上或按照与他相近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人们。福柯总是被双重性所缠,包括在双重性所特有的相异性之中。德勒兹说,我想摘录福柯赋予双重性一词的含义:“重复、里层、复归、难以察觉的差异、分成两份和注定的撕裂。”它以一种微观分析(福柯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加塔利称之为“欲望的微观政治学”)为前提。福柯曾经写道,他研究的总主题并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是人类主体化的方式。—可是福柯的哲学很难说就是关于主体的哲学。……在福柯的著作中,没有希腊人的回归,更没有主体的回归。福柯这种主观化的思想同他的权力和知识的思想同样独特,这三者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三维的奇异形象,也构成了最伟大的现代哲学(这是一个并无幽默成分的宣言)。
①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p. 84,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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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认为,在福柯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形式与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他,而且对他的政治学概念乃至认识论概念和美学概念都至为重要。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主张的生命(态)意识或生机论在福柯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这是德勒兹与福柯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上的另一重大差别。
毫无疑问,论及德勒兹与福柯,则无法规避福柯关于德勒兹世纪的预言问题。福柯曾经满怀热情地预言说:“闪出一道光,这一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又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跳跃、舞动……有朝一日,这个世纪或许会成为德勒兹的世纪。”①虽然我们可以把福柯关于20世纪是德勒兹世纪的著名预言看作是“一个反讽式的玩笑,意在调侃德勒兹和煽动起读者的好奇心。然而时至今日,福柯的预言被证明是确切的,德勒兹哲学在应用性和实践方式上,对哲学学科和其他许多主导我们生活的学科、体系和思想习惯已经产生并持续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学科的新的思维方式可称为是德勒兹式的(Deleuzian)。德勒兹提供了原则与结构,教导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②。面对福柯的预言,考察一下当事人德勒兹的看法和德勒兹哲学思想中的未来维度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德勒兹本人的反应或看法。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中,采访者就福柯关于德勒兹的这个著名预言引出话题。采访者问:在20世纪60~70年代,米歇尔·福柯和您本人都曾是思想的导师,特别是对一代大学生来说,—尽管你们都不想如此,都竭力避免如此。一天您对福柯说:“您第一个教给我们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无资格代言。’那是1972年,是1968年五月风暴热度未消的年代……这种不代他人讲话的尊严应该属于知识分子。”“就我所知,您从未对福柯关于您的预言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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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J.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 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p. 5, Londo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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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回答说:我不知道福柯这几句话的意思,我从未问过他。他有魔鬼般的幽默。也许他想说我是当代哲学家中最天真的哲学家。在我们所有人的著作中,人们都看到了诸如多样性、差异、重复这样一些主题。当人们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时,我却提出了一些近乎原始的概念。福柯经历了各方面的危机,有政治的,生命的,思想的。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总是在危机和动荡中得到发展,我需要他,远远胜过他需要我。我同费利克斯·加塔利的关系是全然不同的,我们长期共同工作,而我未曾与福柯一起工作过。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的工作有着许多共同点,只是由于方法乃至目标的巨大差异而保持了距离。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我处于某种对他迷恋的状态,我佩服他。①
其次,需要考察的是福柯关于德勒兹世纪的预言牵涉到德勒兹哲学思想中潜在的未来维度问题。这方面,西方学者所谓的“德勒兹思想”的说法,以及德勒兹的亲密合作者加塔利的反应可资参照。Gary Genosko认为,1985年Charles Stivale首先提出“德勒兹思想”问题,意在抹掉或略而不论加塔利。对此,加塔利回应道:我很难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小小的现象后面,有某种矛盾因素。有一种负面意见,有人认为我与德勒兹的合作改变了他哲学思想的形态,将他引到了误人歧途的精神分析和政治的轨道。这些人颇为幼稚简单地否认我的存在,有时提到《反俄狄浦斯》或《千高原》时干脆把我略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恶意。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你会说,长远看来,“德勒兹”会变成一个普通名词。但这不仅是代表他和我的一个普通名词,而且也是代表了一群参与建构“德勒兹思想”
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103~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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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正如多年前我们说“毛思想”一样。“德勒兹思想”确实存在,福柯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这一点,他以一种颇为幽默的方式说这个世纪会是德勒兹世纪,我也希望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会与吉尔·德勒兹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是指这个世纪将会由某种理论活动的重新装配所构成,这种重新装配是与大学体制及一切形式的权力体制相对立的。尽管并非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福柯关于德勒兹世纪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仍然是一个嗡嗡鸣响的警语,是出版商已经印制好的书籍护封耳页广告(blurb),是代表思想富矿的一种印记,我们可以在现在块茎式和分裂式的互联网和赛博空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鲍德里亚场景”以及60年代麦克卢汉主义早期现象中寻觅到其踪迹。①在未来正在快速变成现实的当今电子文化传媒时代,德勒兹的空间哲学思想和“无限延伸的褶子”新巴洛克美学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
福柯以其冷漠的思想体系对抗代表着启蒙思想文化遗产的潮流。但是在他洞见呈现的同时也衍生出他的盲点。一方面,福柯能够对现代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规训式的权力提供一种非凡而权威的解释,另一方面,他所勾勒的无所不在的统治权图式是如此的浑然一体和令人信服,以至于展示的是一种无可逃逸的前景。更重要的是,福柯主要关注权力的显微技术(microtechniques),视之为现代世界中绝妙的社会行为方式,这种看法的排他性显然导致了他与人权、公民自由和生产力领域的潮流不协调。而正是这些潮流为人们作出具体的历史抉择开了伟大的先河。②德勒兹哲学没有福柯思想那么阴郁,尽管他也对当今和未来的“控制社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忧虑,但是他的生产性欲望概念、不断生成与链接的思想,以及解辖域化与逃逸线等哲学观念都蕴涵着一种特殊的积极流变的精神。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论述③,明显具有关注未来社会的特质及发展的政治哲学维度,是他关于野蛮社会体、专制社会体和资本主义社会体微观政治文化批判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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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ary Genosko,Deleuze and Guattari :Critical Assessment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pp. 1\~13, London:Routledge, 2001.
② 参阅理查德·沃林:《福柯的审美决定论》。见麦永雄:《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3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③ 参见本书论德勒兹与鲍德里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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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创造概念:德勒兹差异哲学与流变美学
在西方后现代哲学和美学的众声喧哗中,德勒兹是一个不断创造概念的思想游牧者。德勒兹极为重视思想观念史的研究,他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阅读哲学史,认为概念是一种碎片的总体(afragmentary whole),“概念的创造是哲学史的核心”。他在《什么是哲学?》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substance(物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cogito)、莱布尼茨的单子(monad)都是哲学家个人给总体意义上的哲学所作出的重要创新与贡献。德勒兹在论斯宾诺莎的专著《哲学中的表现论》(1968)中指出:“哲学的力量是由它所创造的概念,或它对哲学意义的改变来加以衡量的,概念的创造为我们审视世间事物与人类行为开拓了新的视野。”
如前所述,德勒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各领风骚的时代特立独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读和清算哲学史,与加塔利创造了一系列富于理论特色、内涵丰富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概念。例如生成、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块茎、褶子、分裂分析、欲望机器、文学机器、游牧、无器官的身体、自由间接话语、装配、社会体、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逃逸线、克分子和分子、运动一图像和时间一图像等。C.J.Stiale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双重思想》(1998)一书中指出,德勒兹的这些理论概念有如一套裂环(splitrings),你可以任意把它们互相组合,产生出富于变化的、创造性的、多元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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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历史即是问题的历史,反之亦然。德勒兹对哲学和美学思想观念的创造不仅仅是提出一些特色斐然的新术语,更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不同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哲学范畴)众多问题的积极反应。哲学创造的概念颇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概念,不仅仅是以名附实或给事物打上一个标记,更是为思想的发展生成一个方向。创造一个新的概念,不只是给一种语言加上一个词,它还转化了语言乃至思想的整个形态。概念不是为现实贴标签或将现实系统化,因为生活本身并无秩序或固定的存在,是概念创造了秩序。因此,对德勒兹和尼采而言,概念应该是积极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词,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造。德勒兹对语言和概念这种颇为特殊的理解,与常人的观念和众多新近的文学理论大异其趣,甚至格格不入。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德勒兹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的阐释,却是一项勉为其难而且违背德勒兹精神特质的悖论式的工作。阅读他的著作既充满困难又富于挑战的意趣。霍兰德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导论》(1999)中对他们最负盛名的著作评述道:《反俄狄浦斯》并非易读之作,任何习惯于标准批评话语的人,如果想把一切都置于界说清晰的位置并加以盖棺定论的话,则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话语的形式与旨趣皆变动不居、纠缠不清,颇令人困惑。他们的著作中现代理论数学与原始神话共存,遗传密码的符号学与金融资本的级差计算携手并行。稀奇古怪的术语如无器官的身体(body-without-organs)和费解的形象如飞砖(flyingbricks)突然出现却不加解释,然后又常常同样莫名其妙地倏忽而去。无怪乎不少英译者称此书为“谵妄的体验”。但实际上《反俄狄浦斯》却是精心构思的。德勒兹比德里达更善于使概念与隐喻互渗。例如其“欲望机器”不单是隐喻,它还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利比多”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联系起来。这种概念联系富于活力地贯串全书,是他们所倡导的分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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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核心。①
德勒兹与加塔利是有意挣脱和抵抗既有的或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的思想家,我们在试图阐释他们的思想观念时常常会感到一种悖论式的言说困窘,因为任何将他们的开放性和增殖性的思想观念缩减成为封闭和僵硬的系统的理论努力,都是违背他们的思想实质的。任何企图界说其关键术语的实践,都是与德勒兹差异哲学生成论的精髓相悖立的。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探索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的内涵以理解他们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特征。“人们不得不把德勒兹每一个术语和概念的解读作为差异思维的挑战。德勒兹的难点’在于他的著述力图攫住(而不是完成)生命之混沌。因为没有任何系统或词汇能够恰如其分地再现生活之流。”“德勒兹的著作之所以不易解读,还在于其术语无法脱离其总语境而加以界说。”但是“如果把德勒兹置于这种语境中——我们据此去解释他的概念是如何而来或是如何对抗某些主流概念的,那么这却是‘非德勒兹’(UnDeleuzean)的了”②。在此悖论式的背景下,本章拟尝试性地择取德勒兹及加塔利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几个重要而富于特色的概念试着界说与阐发,以探讨其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节“差异”论哲学图式:千高原、块茎、褶子和机器
一、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合作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题旨的研究中,《千高原》和《反俄狄浦斯》是姐妹篇。《千高原》是总览德勒兹与加塔利思想观念的一条颇佳的途径,且在文化研究中亦具有重要性。
千高原中的原(plateau)一词出自乔治·巴特森(GregoryBateson)一篇论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文化的论文,与性高潮有关。作者在巴厘文化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高潮式取向的一种利比多经济学。巴特森以此词描绘一种特殊的状态:指避免臻于高潮点的一种强度的持续、自振动之域。在巴厘文化中,母与子的性游戏和男人之间的争吵都会注意保持这种奇特的强度稳态化。“某种持续的强度之‘原’取代了(性)高潮到来。”①中国国内多将此书名译为“千高原”,强调其“强度的稳态化”的特质,但易引发关于“高潮”的联想,似乎多少有悖于此义。本书尊重语言约定俗成的惯例,从之。但认为这一关键词也可译为“千面原”,以图展现德勒兹和加塔利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强调“居间”(in-between)而非“高潮”的观念。不同于基要论的开端与高潮式的终结,“居间”是风姿多彩、变化生成的平台;“千面原”既可指高原,也可指平原,有参差不齐、气象万千之意趣,当更切近德勒兹/加塔利哲学和美学的要义。“平原”与“高潮”之分,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中,不仅是性取向之分,也是文化取向和思维模式之分。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1, London:Routledge, 1999.
②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pp. 4, 8, London: Routledg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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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具有汪洋恣肆、放纵无羁的风格,是一部颇为特殊的著作—高低不同的千面高原之间隐伏着众多新颖的概念与崎岖的思路。千高原展示了一个充满差异与联系的大千世界,以供思想的骏马驰骋或游牧。这部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点令人惊讶,作者以地理学上的“原”(高原抑或平原)的概念取代一般书籍中“章节”概念,其目录设置颇为独特。全书15原(章)中,并无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排序,例如,第一“原”即导论介绍“块茎”观念,第2~14“原”分别是以某个年代(1914;10000B.C.;1923;587B.C.—A.D.70……)为标志,构成讨论问题的思想平台或供思想游牧的千面高原。各章之间犹如“块茎”,没有编年史和次第等级的轨迹可寻。因此《千高原》呈现出“高原的网络”,虽然标明了日期,但是这部著作中的15个“原”的聚合可以让读者从任何系列开始介入阅读(除了“结论”应该在最后读之外)。每一个原构成一个“一致性的平台”——这是一种异质因素共享的平台,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选言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关系,即对差异的非逻辑合并,从而保证了它们质量的而非数量的多元性。这些异质因素通过在此平台上的生成、嬗变或变形黏合在一起,其量或质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其多元性的质变。在每一个原内,各种概念在构形和拓展,并随着追溯它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话语的踪迹而变化。例如在14原,光滑而平行的条纹空间概念通过对布纹、音乐、海战兵法、数学、物理、艺术史的研讨而得到精致详尽的阐发。11原展示了音乐领域和动物生态学中的迭句(therefrain)概念。10原在恐怖电影、小说、萨满教、士兵的迷信、音乐、艺术和哲学的讨论中揭示生成(becomings)的蕴涵。不同的“原”互相交叉、巧合,并且一一分支发展,提供了多元互联的共振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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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pp..22, 158,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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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也更为特异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写作这部著作的运作模式(modus operandi),他们在《千高原》中对某一题旨或概念的论述具有兴之所至、随机生成的特点: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原”中或写一句,或写一段,或写一页,随机修改,但又到处留下文本生成的踪迹。德勒兹和加塔利《千高原·导论》在介绍“块茎”概念时把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描述成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多元生成的状态:“我们两人共同撰写《反俄狄浦斯》。鉴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几个人,因此已然是相当多的一帮人。……我们一直是互相帮助、互相鼓舞、互相多元化的。”(3)①“我们将此书(《千高原》)作为块茎来写作,它由原构成。虽然我们曾经要赋予它循环的形式,但那只是开玩笑。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各自都会问一下,今天打算对付哪一个原,这里写下五行,那里写下十行。我们曾经有过幻觉体验:看见一行行字离开一个原走向另一个原,犹如一列列小蚂蚁。”(22)由此,该书的内容与形式皆呈现了真正的多元性,并非是单一主题的创作。其概念、谋篇布局、词汇、节奏、声调既是独特的,又是复合的,开放的,是一种可辨识的多元之声和思想,无法归纳成任一作家的个人风格或仅仅是两人的并置。既非德勒兹,亦非加塔利,而是糅合的,甚或是魔幻式的德勒兹和加塔利。②这种千高原最适于思想者自由无羁的游牧。
德勒兹把《千高原》称为一部“概念的书”,“哲学研究概念,一个系统就是一整套概念”。《反俄狄浦斯》中的一些概念在此有了更丰富的拓展。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大量使用了一些与科学共鸣甚而相通的概念:黑洞、白壁、模糊总体、邻域、黎曼空间……他们借用现代物理学的黑洞概念,描述了一些吸入而不复吐出的空间。德勒兹认为有些科学概念同属于学者、哲学家、艺术家。比如说柏格森对精神病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一些概念同黎曼的数学空间和物理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德勒兹强调:“哲学总是注意概念,搞哲学就是试图发明和创造概念。概念应该说明事件,而非本质。这样就有可能将十分简单的小说的方法引入哲学。……这是一部哲学著作,既是一本难懂的书,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只要人们需要它,渴望它,它便是一个打开的工具箱。这本充满了科学、文学、音乐、人种学迭句的书,力图成为一部概念的著作。它在行动,在强有力地行动,这是押在将哲学回归为快乐的学问上的一个赌注。”①阅读此书也犹如你听录音磁带,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快速略过其中一段。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思想认为,概念犹如砖块,可以用来建筑思想大厦。如果不合用,则可以扔出窗口。概念的砖块之喻挑战表达领域中的三种人为的区分,即主体、概念与存在。砖块跟环境有关,很难确定是主体抑或客体。概念既非主体亦非客体,它就是它自己,是运动。游牧思想以开放的表达式取代传统封闭的表达式:不再是“x=x=noty”(我=我=非你),而是“…+y+z十a十…”(…+手臂+砖块+窗户+…)。不将丰富多姿的世界简化成为某种秩序,不将多简化为一。千高原的开放性揭示了一种无限链接、变化多端的巴洛克美学图式。
① 本节凡 以括号标明页码的皆属于 Deleuze and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书。
② H. Bertens and J. Natoli,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pp. 98\~103,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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