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麦永雄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_11964266

二、块 茎(Rhizome)

翻开《千高原》，其“导论”开宗明义地对“块茎”的概念加以阐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概念与千高原概念有内在精神联系，它们都强调多元生成的后结构主义状态。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块茎是指在土壤浅表层匍匐状蔓延生长的平卧茎。在日常生活中，块茎令人联想到马铃薯或红薯之类的植物。但是，这一术语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中具有更为殊异的哲学和美学含义。尤其是在《千高原》中，块茎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隐喻。它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树状或根状(rootedness)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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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29～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块茎(如藤和草之茎)的生态学特征是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它们斜逸横出，变幻莫测。树状模式则具有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的特征。N.Lucy在《后现代文论：导论》(1998)中认为，我们可以确认树的不同部分(如叶、枝、干、根)，但无法如此辨认块茎；原则上一粒草籽可以块茎式地蔓延生长，直至覆盖整个星球的莽原，而一棵树显然总是立足于一点。故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视块茎为“反中心系统”的象征，是“无结构”之结构的后现代观念的一个例子。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已的逃逸线”。这种逃逸线(反对固定的原点)是典型的反中心或游牧思维的体现，与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恰成对照。①在此意义上，块茎和树状模式不再是生物学概念或文学隐喻，而是一种思想挑战和哲学实践。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块茎”中论及三种类型的书，第一种是树根之书(root-book)，树是既有世界的意象，或者说，根是世界之树的意象。这是一种经典之书，高贵、富有意义，有主题的内在性(书的层次)。这种书模仿世界，犹如艺术模仿自然。其律则是反映论和一分为二论。“不管我们何时遇到这种一分为二的公式，甚至是毛(泽东)富于策略性地以最为‘辩证’的方式所阐述或理解的公式，我们面前的仍然是最经典、反映最佳、最古老、最软弱的思想形式。但是大自然却并不以这种方式运转：在大自然中，树根皆为带有多元性的主根，是一个斜逸旁出的分叉循环系统，而不是二元划分的系统。思想落后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种二元逻辑是根一树的精神现实。可以说思想从未抵达理解多元性的境地。自然的方法则是直接从一生发出三、四或五……

第二种是胚根系统或簇根(radicle一system,or fascicular root)之书。这是现代性所服膺的形式。在现代，树根的原则夭折了，或者说，其末梢遭到了毁灭。第二性的根嫁接到其上，获得了繁荣发展。此时，虽然自然现实使原则性的树根夭折了，但是根的单元仍然存活了下来。簇根体系并未真正地与二元论决裂，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补充物。但是世界也失去了其单一性；主体(主题)甚至也不再能够二元划分，而是进入更高的统一性，即含混的或多元决定论的统一。

① N.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p. 186,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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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集中讨论的块茎(rhizome)之书。块茎在地下匍匐衍生，既不同于树根也不同于簇根，它从多元性中排除唯一性(n一1)。作为地下茎的块茎，是无法用树根的单一性加以一分为二的辩证逻辑分析的，也无法用簇根的多元决定论加以界定的，它本质上是不规则的、非决定性的、无法预料的。块茎普遍存在于世界：鳞茎、薯茎是块茎，“老鼠是块茎，洞穴也是块茎，它们表现出隐蔽、运用、侵入、外突等功能。块茎本身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分叉的层面向四面八方衍生，结出大小不等的鳞茎和球茎。群鼠奔突之际亦是互相挤压冲撞。块茎包括了最好和最差的东西：土豆和野草”。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概括出块茎的几个特征并加以讨论。简述如下：

第一和第二个特征——联系性和异质性的原则。块茎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其他的点联系起来。这与仅仅置入一个点并且固定住秩序的树木或树根极为不同。基于乔姆斯基模式的语言学之树仍然是以一个点S开始的二元划分过程。相反，块茎的所有特质未必与语言学特征相联系：其自然的符号链是与形形色色的符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模式)相联系的，不仅与不同的符号体制嬉戏，而且还表述了不同的情境中的事物。块茎具有“机器装配中直接的声音的集体装配功能”，“块茎持续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的组构与关涉艺术、科学、社会斗争的环境之间建立联系”。语言本质上是异质的现实。树根类型总是有系谱或中心论的蕴涵，而块茎类型则把语言去掉中心并且置入其他维度。

第三个特征——多元性原则。

第四个特征——反意义的裂变的原则。

第五和第六个特征—制图学与贴花的原则。这个特征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思想与任何关于发生轴和深层结构的思想观念区分开来。

树的所有逻辑都遵从轨迹追溯(tracing)与枢轴式的再生产的逻辑，可以采用从叶循树的等级制的追溯模式。块茎则与此殊异。它是图式而非轨迹追溯。蜜蜂采蜜时为兰花授粉，但兰花并不再生产能够追溯的蜜蜂轨迹；兰花在块茎中建构了与蜜蜂相关的图式。图式与轨迹的区别在于图式与现实生活体验相关联，不再复制封闭的无意识，而是建构无意识。图式本身就是块茎的一部分，具有开放性，可以与多种维度相关联(兰花可以与蜜蜂、蝴蝶，甚至其他小昆虫相关联，同样形成图式)，可以被撕裂、颠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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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茎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总是有多元的入口，这与树状的追溯相对立。树状追溯总是回到同一。在此意义上，洞穴是动物的块茎，其中可以分出作为过道的逃逸线、储存仓库和生活层面(如麝鼠洞穴)。树(根)与块茎也可以互为生成。块茎与欲望的关系是：欲望在块茎中搅动不安，不断生成；而块茎一旦变成树木，则欲望死亡。逃逸线造成新的联系。因此，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图式一轨迹、茎一根的装配，带来变化多端的解辖域化维度。乔姆斯基的句法模式向任何方向开放，因此也构成块茎。荷兰的名城阿姆斯特丹纯粹是无根之城市，是个块茎之城，有发达的块茎状运河。从游击队的军事逻辑而言，战争也是块茎。我们已经厌倦了树，应该停止相信树、树根和簇根。思想与大脑亦非树状的，但是众多的人头脑中却长着树；大脑本身是多元性的，是草而不是树，记忆也复如此。长期记忆或有组织的记忆(家庭、种族、社会和文明)是树状的，具有中心化特征，激发起模仿等级制和主体化的令人悲哀的思想形象。短期记忆则是块茎或几何图式，不归连续性规律所管辖，可以远距离、长时间之后出现或回归，具有非连续性、断裂、多元的特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著名的“不由自主的记忆”就是这种记忆，它使得椴花茶、玛德莱纳甜点心与叙事者关于故乡索多姆的鲜活回忆刹那间融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创造性审美体验)。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实践都建立在无意识专制的概念上，将无意识归于树状结构和等级制图式，视之为记忆的重演，核心官能，菲勒斯中心或菲勒斯之树。精神分析总是有将军或领袖，如“弗洛伊德将军”(拉康的精神分析则表现出“能指的暴政”)。分裂分析则相反，视无意识为非中心的系统，即块茎。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西方与东方的思想文化模式的差异，也可以概括为树状模式与块茎模式。树状模式宰制了西方的全部思想与现实，西方与森林有特殊的联系。东方殊为不同，与平原、花园(或沙漠与绿洲)密切相关。树不但植入了西方人的大脑中，也“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中，甚至把性别僵化和科层化。我们已经失去了块茎与青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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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茎的概念可以总括如下：块茎是由“原”构成的。而“原”总是居于中间，既不在开端，也不在终点。块茎不像树木与树根，它将点与点任意相连接，也难免将不同的特性相联系。块茎激活极为不同的符号体系，甚至激活非符号状态。块茎既不能归结为多，也不能简缩为一。块茎不是一生二，或者一生三、四、五等等(反老子本原思想)。它不是源于一的多，或在多之上加上一(r十1)。它不是由统一的单元所构成，而是由多维度或多方向的运动构成。既无开端又无终点的块茎居中而生长、播散，构成了网状的多元性，具有n个维度。块茎既无主体又无客体，可以衍生出一个一致性的平台，也可以从块茎的多元性中抽出(n一1)。当多元性改变维度时，其特质亦改变，产生变形。块茎与结构不同，结构由一系列的点和位置构成，点与点之间，位置与位置之间具有二元对位关系。块茎则仅仅由线构成：其维度的环节与层面之线和逃逸线，可以使块茎达到最大限度的解辖域化多元性由此而形变和质变。块茎是反系谱学的，是短暂的记忆或反记忆。块茎是生产机器，它通过变异、拓展、征服、捕获、分衍而运作。块茎图式永远可以分离、联系、颠倒、修改，是具有多种入口和出口及其逃逸线的图式。

树根和簇根模式是具有中心或多中心的等级制系统，有前设定的途径和交流方式。与此相反，块茎是反中心、非等级制、非意义的系统，没有领袖或将军，没有组织化的记忆或中心自控器。在块茎中，不仅性别关系受到置疑，而且所有的动物、植物、世界、政治、书籍、自然事物与人工制品关系都受到置疑——这一切都不同于树状关系：一切皆生成。(21)

树状逻辑宰制了近代西方几乎全部的思想与现实性。长期以来，主导我们认识世界、评判事物的思维模式是这种严谨整饬、主从有序的树状思维模式，我们围绕着树干或中心，将亟待理解和研究的对象加以辖域化或画地为牢，循序渐进地去把握它们。与此相反，德勒兹倡导的是一种块茎思维模式：不把事物看成是等级制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系统，而是把它们看作如植物的块茎或大自然的洞穴式的多元结构或可以让思想的骏马自由驰骋的千高原。德勒兹注意的不是辖域之间的边界，而是强调消解边界的逃逸线、解辖域化。流变思维是其哲学和美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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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反基要主义和反中心主义的语境中，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千高原和块茎概念在精神实质上与鲍德里亚的拟像(simulacrum)概念相通。树木和原型形象是基要主义、中心主义和血统制的，而块茎和拟像则是逃逸的、离散的和联盟性的。树木强调系动词“tobe”，而块茎的构架则依赖于连词“and…and…and…”。后者具有动摇和颠覆前者的力量。你往何处去？你从哪儿来？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因此成为完全无意义的问题。块茎所建立的是一种AND(链接)的逻辑。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属于后现代主义一脉，他们抨击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切既有的概念与范畴，是一种反启蒙理性的极端的十字军东征。①《千高原》的语用学实为语言政治学，块茎逻辑具有反基要主义的特质。块茎作为一种异于树根的思想文化隐喻，呼应着德勒兹和加塔利所颂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分裂症的游牧思想。

三、褶子(Fold)

由德勒兹差异哲学所衍生的“褶子”(法文pli，英文fold)概念是德勒兹所著的《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1986；英译本，1993；中译本，2001)一书中所阐发的关键概念，也是德勒兹整个哲学体系中重要的概念之一。可以说，褶子思想贯穿着德勒兹的全部著作，尤其是在他关于福柯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对这一哲学概念进行了颇为精彩的阐发。

褶子既是一种无所不在但人们却熟视无睹的现象，又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思想传统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蕴涵着后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图式和审美范式，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总括而言，德勒兹的褶子思想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褶子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及其与巴洛克风格的关联性。褶子以及其丰富的形态出现在外部宇宙和内心世界之中。迷宫就是典型的褶子。书页、光谱、音阶、青丝华发、年轮、日本折扇、中国故宫、希腊神殿……是褶子，大脑也是皱褶式的。小到微粒，大到宇宙，无处没有褶子。其实，活生生的世界就是一个美丽而浩瀚的褶子。褶子象征着差异共处、普遍和谐与回转迭合。①哲学家德勒兹认为“巴洛克风格由趋向无限的褶子来定义”②，他通过独具一格的思想过滤，精彩地读解了莱布尼茨哲学“单子”论中蜿蜒曲折的褶子之谜，创造性地把褶子概念与欧洲文化中的巴洛克风格以及游牧美学联系起来。

① N. Lucy,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 190,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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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源学来说，巴洛克(baroque)一词的来源是富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它来自意大利语“barocco”；意为奇崛、夸张；也有人认为它来自西班牙语“barrueco”或者葡萄牙语“barrocco”，意为形状不规则的、奇特的珍珠，引申为珍奇和奇妙的意思。传统上认为巴洛克代表着17世纪一种欧洲文化艺术风格，在当时欧洲的建筑、雕刻、绘画，乃至其音乐和文学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巴洛克在文艺上指奇崛夸张、繁艳的藻饰，花团锦簇的风格，以富丽繁复、精雕细刻为特点，意味着奇异、变幻，标志着被压抑的激情的异化，显示出动态、戏剧性、追求无限、虚实一体、色彩与光线的明暗反衬等艺术特色。例如凹凸不平的图形，富于装饰效果的涡旋，建筑上单柱变成双柱，园林中水花飞溅的喷泉，等等。

德勒兹《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一书的英译者认为，德勒兹的这部著作可能是研究巴洛克的最大胆的思想探求，它以褶子为特定意象，贯通艺术史、科技、服饰、数学、抒情诗、美学史、音乐诸领域。这部著作可能是德勒兹所有著述中最具个性、感性和原创性的著作之一，犹如作者毫无矫饰地与老朋友在咖啡桌边闲谈，同时它又不失于艰深，其潜在读者应是饱学之士。在德勒兹看来，“莱布尼茨恰好是当之无愧的巴洛克哲学家”，“巴洛克的体验蕴涵着褶子的体验”，极富于当代性的“莱布尼茨是思考关于重褶、涡旋和纽结表面的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③

褶子的第二个特征是它能够从哲学、神学和美学等维度对一与多的命题进行独特的阐发。在西方哲学和美学领域中，“一”与“多”是一个经典命题，而德勒兹的褶子论则是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对此命题的一种当代哲学和美学的反思。德勒兹在《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巴洛克风格与本质无关，而与运作功能、与特点相关。它不断地制作褶子。褶子这东西并不是巴洛克风格的发明：已有来自东方的各种褶子、希腊的褶子、罗马的褶子、罗曼式褶子、哥特式褶子、古典式褶子……但巴洛克风格使这些褶子弯来曲去，并使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直至无穷。”①而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维度来说，从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到莱布尼茨，都曾经从数学、哲学、神学等维度来阐释“一”与“多”这个经典命题。例如，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无门无窗，与其说是粒子，不如说是斗室；单子是最简单的数，或者说是无穷的倒数∞。倒数的特性在于它是无穷大的或无穷小的，是世界之镜和上帝的反向形象。而上帝则是无穷倒数之上的唯一 8 。②单子因此构成了一种美的和谐。身与心形成褶子，两者不断地折叠、展开、重折，构成一个皱褶式的双重世界。德勒兹认为“单子”是莱布尼茨对形而上学视点的灵魂或对主体的命名，是他从新柏拉图学派借来的概念，以表达包裹着“多”的“一”的状态。这个“多”将“一”以“级数”的形式展开。单子中的“一”具有包裹(打褶)和展开(解褶)的潜能，而“多”则既与其被包裹时所形成的褶子(fold)不可分，又与它在被展开时所呈现的解褶(unfold)不可分。每一个单子都将世界作为一个无穷小的无穷级数而包含着它。“单子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但是“世界不能离开表现它的单子而存在”，因此，“每个单子的深处是由无数个在各个方向不断自生又不断消亡的小褶子(弯曲)所构成的”，单子是世界的微知觉，“是这些在各个方向上的小褶子，是褶子中的褶子，褶子上的褶子，依据褶子的褶子，是昂塔依的一幅画，或者是克莱朗博的有毒幻觉。正是这些模糊、混乱的微弱知觉助成了我们的大知觉和我们有意识的、清晰明确的统觉……”①德勒兹所论的褶子与巴洛克风格都是具有反复折叠的“复调”式特征的世界，充满着自律与互动，既有上帝式的、总体性的、全球化的统合，又有无限延展、流变和生成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是统一性与多元性共存的平台，是繁复多姿又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千高原，足以让思想的骏马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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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37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法]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33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③ Gilles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xi, ("Translator's Foreword" by Tom Conley), London: University Minnesota Press, 1993.

①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4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单子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印度文化中“因陀罗之网”的隐喻。因陀罗是古印度文学中的天神之王，因陀罗的网上缀满熠熠生辉的宝石。每一颗珍宝自身光华灿烂，同时又映射出其他宝石的绚丽光辉。而从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来说，世界由无穷单子(宝石)构成，但是任何一粒单子或宝石都映照出上帝唯一之像。从而构成“一”与“多”的既隔又通的微妙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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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子的第三个特征是它蕴涵着全息论和活力论的思想，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褶子体现了类同于现代全息论的内涵：打褶与展开褶子(fold一unfold)已经不仅仅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拉紧一放松，挛缩一膨胀，而且还意味着生命意义上的进化一退化；生命被打褶进入一粒种子之中，种子之褶的展开可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动物都有异质和异形两重变化，比如蝴蝶折叠成毛虫，毛虫伸展为蝴蝶”②。褶子的哲学概念特别地使得德勒兹对人类主体性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反思，并最终导致他思考主体性生产和非人类形式问题。褶子并不局限于人类世界，生态链、生态圈乃至宇宙万物皆充盈着生命与动态的褶子。德勒兹的差异哲学观念否定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实体的生命体悟或功能，蕴涵着活力论(生机论)的美学思想。

褶子的第四个特征是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关于异质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论与审美论图式。这有助于理解当今文艺美学理论建设中颇为重要的异质文化与美学之间的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问题。德勒兹在《褶子》中描述道：“由于物质的各个部分在不断地分解，它们必然在一个旋涡中又形成数个小旋涡……物质因而呈现为一种有无数个小微孔的、海绵状或有孔洞而非虚空的物体结构组织，总是一个洞里还有另一个洞；每个分离体，无论它有多小，都包含着一个世界……整个宇宙仿佛一汪物质的池塘，它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波浪和水纹’。……如同洞中有洞一样，总是褶子里还有褶子。物质的统一性，即迷宫的最小元素是褶子。”“莱布尼茨的单子屈从于两个条件：闭合与拣选”，“莱布尼茨的信徒博尔赫斯曾援引一个中国建筑学家崔朋的构想，创作了曲径分叉的花园’：一座巴洛克式的迷宫，其无穷级数或者收敛或者发散，构成了一个时间脉络，它包含着一切可能性”，“而对怀特海(以及许多现代哲学家)来说，分叉、发散、不可共存性、不协调性均属于一个杂色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可以引申说，作为杂色褶子的大千世界是巴洛克式的迷宫，是充满孔洞的海绵，孔洞之间有可能贯通，也有可能闭合；不同的文化、美学、诗学、文学既是莱布尼茨式的单子，有自身的属性、空间与非通约性，同时又具有游牧、拣选、分叉、流变的可能性，具有褶子之间的可通约性。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论美学提倡异质事物之间的化生。例如，他们一个著名的例证是蜜蜂与兰花(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化生与共赢：繁殖后代的驱动力导致了两者的邂逅，蜜蜂采集花粉养育后代的同时为兰花授粉，由此孕育了勃勃生机，而这种化生却不能机械地追溯其生命的轨迹，而是有如中国诗学所追求的境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由此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代异质文化与美学之间的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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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279～28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法]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5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褶子的第五个特征是其具有对主体性问题加以解辖域化的理论价值。事实上，褶子在某种层面上是对正典主体性理论阐述的一种批判，这种理论阐述简单地假设了某种主体与客体、内在性与外在性(现象与本质，或者表层与深层)关系，而褶子论则认为内部无非是外部的一种褶子而已(德勒兹称之为“将内部打褶的外部诸力量”，并认为“内部总是外部的衬里”)。德勒兹给我们提供了福柯关于这种关系的生动的例证，文艺复兴时期被用船放逐到海上的疯子变成了一个逆旅之客，或者是一个置身于外部的内部的一个囚徒——这是大海的褶子(他是“最自由最开放环境的囚徒”)。在德勒兹关于福柯的描述中，这种图式更趋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褶子模式：从我们物质自我的褶子到时间的褶子，或者简言之记忆的褶子。确实，我们可以把主体性理解为这些五花八门的褶子的一种拓扑学。拓扑空间使得最遥远的外部与最深层的内部发生联系。②德勒兹认为，褶子一直贯串在福柯的著作之中。知识、权力和自我是福柯思想的三大本体论(我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什么？)，可以与康德关于主体的三大问题相提并论。福柯“不研究私生活史，而研究私生活条件史……他不研究主体史，而研究主体化的过程史，它处于褶皱之下，褶皱在本体论领域和在社会领域一样发生作用。…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福柯又重新提出”，知识技术、政治权力和伦理自我，在福柯思想里折叠。褶子就是差异与重复。“倘若褶子和展开不仅赋予福柯观念的活力，而且使其风格本身富有生机，这是因为它们构成一门思想考古学。”①德勒兹在《福柯》一书中指出，人居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内部，其中时而是无限的褶子，时而是有限的褶痕。主体化由褶皱而产生，有四种主体化褶子：一是肉体与快感的褶子，二是势力关系的褶子，三是知识与真理的褶子，四是外部自身的褶子。②主体不是单一的、固定的概念，而是多元交迭的、动态流变的游牧主体，其功能与意义随境而生。

①法]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52～154,362，242,27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② A. Parr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p. 10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德勒兹著：《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11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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