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现代性与大屠杀"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7806573151" library_document_id: "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 source_sha256: "60f46eb6cd35e42afd01a907b329ca12e108b16ced9cbf52faa98d6abfc7ae3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10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1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start=11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11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10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120&limit=10" --- # 现代性与大屠杀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0 | PRINTED_PAGE=91 “无价值的生命”一直都是打击的目标。在纳粹分子对完美社会的设计中，他们所追求并决定通过社会工程实施的方案将人类生命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将得到关心备至的培育并获得“生存空间”，而无价值的生命则将被“保持距离”，或者—如果距离疏远不可行的话——进行根除。那些单单的外来者并不是严格种族政策所约束的对象：对这部分人可以用在传统上与竞争者敌意相联系的、旧的、经过考验的策略：他们应当被保持在受到坚决维护的界线之外。而那些身体上和智力上有障碍的人就成了一个更加困难的个例，并由此需要一个新的、原创性的政策：他们在正式意义上并不属于任何“其他种族”，所以不应当被驱逐或隔离，但他们也没有资格进入千年德意志帝国。犹太人的情况就基本类似于此。他们与其他的种族不同；他们是一个反种族的群体，他们会破坏和毒害所有其他种族，他们不仅腐蚀任何特定种族的认同，还侵蚀其自身的种族秩序。（要记住犹太人是“无民族的民族”，因而他们是以民族为基础的秩序的不可救药的敌人。）罗森伯格满怀赞同和欣喜，援引了怀尼格尔（Weiniger）的犹太人自我怀疑式的结论：犹太人是“粘菌（疟原虫）无形的粘网，从远古时期就存在并蔓延到整个地球”。①因此对犹太人进行隔离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措施，只是通向最终目标路途上的一个站点。如果不把德国的犹太人清除干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结束。即使犹太人居住在离德国边界很远的地方，他们仍然会继续侵蚀和分解全人类的自然逻辑。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为了日尔曼种族的至高无上而战斗，他相信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以全部种族的名义、为按人种组织的全人类做贡献的战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火绝(2) ⑩Lebensraum是纳粹分子提出的概念，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译注 9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1 | PRINTED_PAGE=92 在社会工程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朝向新的、更好的秩序的目标(这项工作必然要求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消灭任何破坏性因素)的概念中，种族主义确实是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相共鸣的。至少，这种共鸣发生在两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启蒙运动使新神即位，即大自然(theNature)登临大宝，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惟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原则上，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一切都是可知的——可靠并真实地可知。真善美，是和应是，都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合理目标。而这些目标也只能通过从这种观察得出的客观知识来使自己得到合法化。莫斯在他材料翔实论说有力的种族主义历史中总结道，“将启蒙运动的哲学对自然的研究从它们对道德和人性的检验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自然科学和关于古代的道德和审美理想就结合在一起”。在启蒙运动塑造的形式中，科学活动的特征是“尝试通过观察、衡量、比较人的群体和动物群体’与身体和心灵统一的信念’来决定人在自然界中的确切位置”。这里的精神“应当用一种有形、物质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这样就可以被测量和观察”。颅相学(通过对头骨的测量分辨特征的艺术)和人相学(从面部特征获得品质信息的艺术)充分获得了新科学时代的自信、策略和野心。人的气质、个性、智力、美学天赋甚至政治倾向都被认为是由大自然决定的；至于具体决定的方式，则可以通过细心地观察和比较甚至是最难懂、最隐蔽的精神品质的有形物质“基础”来弄清楚。感性印象的物质起源成为揭示大自然秘密的线索；这种秘密通过一种科学必定能够破译的密码被标记和记录下来。 ①罗森伯格编著，《狄特里希·艾卡特：遗训》(Alfred Resonberg ed.，Diet-rich Eckart：EinVermächtnis)，Munich，Frz. Eher，1928。引自莫斯，《纳粹文化：编年史》 (George L. Mosse, Nazi Cultu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81, p.77。 9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2 | PRINTED_PAGE=93 留给种族主义做的则是去假定对人的性格、道德、审美或政治特质负责的人类有机体的物质属性系统地，并且也是遗传性地再生产式的分布。即使这项工作也已经被那些令人敬重并且也理所应当地得到人们尊重的、很少有可能被列入种族主义干将之行列的科学先驱者为得到这些物质属性而做过了。看到他们 sin ira et studio(不急不躁)地发现的事实，他们不大会看不到西方所享有的高于其他世界的有形的、物质的、确定无疑的“客观”优越性。因此科学分类法的创始人林奈以区分甲壳类动物和鱼类动物同样的精确度区分了欧洲居民和非洲居民。他不能不，事实上也不得不把白种人描写成“有创造性、充满灵性、井然有序、受法律管理……与此相对，黑人则被打上了所有负面的特征，这使得他们成为更优越民族的反衬；他们被认为是懒惰的、不正直的和无法自我管理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创始人戈比诺(Gobineau)没有花费过多的创意就将黑人描写成智力低下但色欲过度，并因此是一种粗野、恐怖的力量(就像是无法无天的暴徒)，而将白人描写成热爱自由、荣誉和一切精神活动。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②莫斯，《走向最终解决：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p.2。 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20。 9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3 | PRINTED_PAGE=94 1938年，弗兰克(WalterFrank)将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描述成“德国学术界与世界犹太人斗争”的传奇故事。从纳粹统治的第一天起，由生物学、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主持的科学机构，就已经被组织起来根据“先进科学的国际标准”来调查“犹太人问题”。新德国疆域历史研究所、犹太人问题研究所、犹太人进入德国宗教生活研究所，以及臭名昭著的罗森伯格的犹太问题研究所，只是许许多多科学中心中的几个，这些中心把解决“犹太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学术方法论的一次应用，并且它们从来也不缺乏持有学术证书的科研人员。它们在开展活动的一个典型理由是 几十年以来，整个文化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生物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从上个世纪中叶达尔文、孟德尔和高尔顿的学说开始，后来又受到普洛茨、沙尔梅耶尔、科伦斯、德·弗里斯、切尔马克、鲍尔、鲁金、费希尔、伦兹以及其他人研究的推动……人们认识到，植物和动物的自然法则也应该适用于人类…… 其次—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以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科学活动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首要的，它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以允许工具持有者改善现状，根据人类的计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帮助推动这个工具达到自我完善。园艺和医学是典型的建设性立场，而常态、健康或卫生则是人类自我管理的任务和策略的主线。人类生存和共居成为设计和管理的对象;就像园中蔬菜或一个活的生物体一样不得不被干涉，以免它们会受到野草的滋扰或被癌组织吞噬。园艺和医学就其功能而言是同一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个活动将注定要生存并繁荣的元素与应当被消灭的有害或病态的元素进行隔离和区分。 ④参看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53。 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pp.56, 33。 9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4 | PRINTED_PAGE=95 希特勒的花言巧语中充斥着疾病、传染病、感染、腐烂、瘟疫的比喻。他把基督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比作梅毒或瘟疫；他把犹太人说成是细菌、分解病菌或害虫。1942年他对希姆莱说：“犹太病毒的发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我们现在进行的战争与上个世纪由巴斯德和科赫发动的战争属于同一类。有多少疾病是源自于犹太人病毒……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再次获得健康。”同年10月，希特勒宣布：“我们将害虫消灭就等于为人类做了一项贡献。”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将消灭犹太人说成是欧洲的康复(Gesundung)、自我净化(Selbsttreini-gung)、清洗犹太人(Judensäuberung)。在1941年11月5日出版的《帝国》(DasReich)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欢迎大卫之星(the Star of David)®徽章的使用，并把它拥戴为“卫生预防”的一项措施。将犹太人与种族纯粹的社区相隔离是“种族、民族和社会卫生的基本准则”。戈培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就像有好的动物和不好的动物一样。“犹太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并不证明犹太人就应当归入我们，就像一个跳蚤并没有因为生活在我屋子里而成为家养动物一样。”用外务部新闻总管的话来说，犹太人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卫生的问题”。 三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⑩⑥ 特雷弗尔-罗佩尔，《希特勒的桌边谈话》(H. R. Trevor-Roper，Hitler's Table Talk), London, 1953, p. 332。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87。大量迹象表明，希特勒言及“犹太人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并非仅仅为了修饰或宣传。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大脑思考所得。想想希特勒1922年对其朋友黑尔(Josef Hell)的回答或许就能理解，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在何种程度上是从作为一个真诚的清教徒对所有健康和卫生问题的敏感性而发的，并且又是多么的相符：希特勒说一定要把慕尼黑所有的犹太人送上特别沿着马里安广场竖立的绞刑架，并且他并没有忘记强调，要把犹太人一直吊着“直到发臭；只要卫生允许，犹太人将一直被吊在那里”。(引自弗勒明，《希特勒和最终解决》，p.17)让我们补充说，这些话显然是希特勒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或“发作状态”时说的：在那时——或许尤其在那种场合——才能揭示出卫生和健康成见的迷信对希特勒思想的钳制有多么牢固。 9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5 | PRINTED_PAGE=96 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生物学家埃尔文·鲍尔(Erwin Baur)和人类学家马丁·斯德姆勒(Martin Stämmler),用科学贴切和实事求是的语言描述了纳粹德国的首领们用动情和热烈的政治词汇重复表达的事实： 每一个农民都知道如果他屠杀了家禽中最优质的品种而不让他们繁殖，相反却继续繁殖劣等的个体，品种就会不可救药地退化。这个农民对他所喂养的动物和耕种的植物都不愿犯的错误，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让它在我们中间继续。为了弥补现今我们的人的特质，我们就必须保证那些劣等民族不再繁衍。一个在数分钟就能完成的手术使得这成为可能，而不会造成进一步的耽搁……没有人比我更赞同这个新的绝育法律了，但我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些法律 纳粹强迫犹太人所戴标志，形状为六角星。—译注 斯泰尔特，《希特勒的战争和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公众情绪和 态度(Marlis G. Steinert, 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s: Public Mood and Attitud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rans. Thomas E. J. de Witt),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37。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p.1023。 9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6 | PRINTED_PAGE=97 仅仅是开端…… 灭绝和拯救是种族培植的两极，也是我们必须实行的两种方法……灭绝就是通过绝育和对不健康、不合要求的遗传因素进行数量上的抑制以在生物上毁灭劣等遗传…这个任务包括维护人以防止野草的过度生长。 总而言之：在纳粹分子建立毒气室之前，他们就依照希特勒的命令企图通过“仁慈杀害”(虚伪地起了绰号叫“安乐死”)消灭精神不健全和身体受损的同胞，并通过人种优越的男人对人种优越的女人实施有组织的授精以培育更优越的人种(优生学)。跟这些努力一样，屠杀犹太人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是系统地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从排斥到灭绝 G.L.莫斯曾写道：“基督教神学从来没有主张灭绝犹太人，而是主张将犹太人作为等待判决的人证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屠杀犹太人只能作为将犹太人隔离在犹太人区的辅助措施。”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2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pp.31—3,34。被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利用的牲畜饲养员和其他生物学操作者不仅仅用作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为纳粹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政策提供了灵感。来自汉堡的纳粹德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沃舍尔(AndreasWalther)解释说“教育和环境影响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人性……国家社会主义将不再重复过去改善城市所犯的大错，将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房屋建设和卫生改善上。社会学研究将决定哪些人可以继续活下去……那些无可救药的人将被消灭”。《城市卫生的新道路》(NeueWege zur Grossstadtsanierung)，Stuttgart，1936，p. 4。引自Stanislaw Tyrowicz, SwiatleWiedzy zdeprawowanej, Poznan Instytut Za-chodni, 1970, p. 53。 ②莫斯，《走向最终解决》，p.134。 9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7 | PRINTED_PAGE=98 阿伦特认为：“一个罪犯要受到惩罚；而罪恶就只能被灭绝。” 长期对犹太人的排斥只有在现代的、“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形式中，才能说成是一次卫生运动；也只有在犹太仇恨的现代化身中，犹太人才被指责是携有根深蒂固的罪恶，且带有无法分离的内在缺陷。而在此之前，犹太人是罪人；就像所有的罪人一样，犹太人必将因为他们的罪恶而在现世或超俗的炼狱里遭受痛苦——去忏悔，有可能的话去获得拯救。他们的痛苦将被看见，这样罪恶的后果和忏悔的必要性也就可以被看见。观望罪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哪怕罪恶最后受到了惩罚。如果有疑问，请参考怀特豪斯(Marry Whitehouse)。]癌症、害虫或野草是无法忏悔的。它们没有犯罪，它们只是按照他们的天性活着。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进行惩罚。只是由于它们罪恶的天性，它们不得不被消灭。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森伯格抽象的历史哲学(historiosophy)一样，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同样独自清晰地阐释了这个观点：“根本不可能通过额外的惩罚将犹太人带回到文明化人类的羊栏。他们永远都是犹太人，就像我们永远都是雅利安人种的成员。”但是，与“哲学家”罗森伯格不同的是，戈培尔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掌握着令人敬畏和无以抗拒的力量；况且，得益于现代文明化成就的政府一能够构想没有癌症、害虫和杂草的生命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其掌握的物质资源将这个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如果没有种族的构想，也就是说没有地方性的、致命的、从原则上说是不可医治的并且能够繁殖直到被阻止为止的缺陷，是很难或许不可能形成灭绝一整群人的观念的；如果没有业已确立的医学实践(既包括针对个体身体的医学领域，也包括其大量类比的应用)，同时如果没有医学实践规定了健康和常态的模式、隔离的策略和手术技术，同样也是很难或者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想法的。而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由于这些原因，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看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也就是说，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件。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87。 ②戈培尔日记，摘自《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纳粹大屠杀文集》，p.311。 9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8 | PRINTED_PAGE=99 但是，灭绝计划和现代文明紧密相联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联系。种族主义即使与现代思想的技术倾向结合起来，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杀这个壮举。种族主义要想实现大屠杀，就必须能够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通道一—并且这可能意味着通过巨大的思想动员力量给足够的人类行动者提供能量以处理大规模的任务，以及始终不渝地依据任务的需要而不断地对工作做贡献。经过思想上的训练、宣传或洗脑，种族主义必定会把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和厌恶灌输给非犹太人群众，以至于无论他们何时何地遇到犹太人都会引发暴力事件。 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尽管纳粹政权对种族主义宣传投入了大量资源，纳粹教育付出了集中努力，以及用恐怖来威胁对种族主义行动的抵制，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即使证据还不足，这个事实也再次证明了异类恐惧症或竞争者敌意和种族主义之间缺乏连贯性或自然的进展。那些曾希望利用对犹太人分散的憎恨来获得对种族灭绝政策的广泛支持的纳粹领袖很快被迫承认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9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9 | PRINTED_PAGE=100 然而，即使(实际上是一种不太可能的情形)种族主义的信条更加成功一些，并且执行私刑和割喉的志愿者成倍增加，群众暴力令我们震动的仍然只能是：它是社会工程，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计划或种族卫生的一个效率极低、喧闹的前现代形式。实际上，正如沙比尼和西维尔令人信服地所指出的，德国最成功的—普遍并且起到了实质性效用的—大规模反犹太暴力事件，声名狼藉的碎玻璃之夜是 一次屠杀，是恐怖的一个工具……具有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传统的典型特征，而不是新的纳粹秩序，不是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灭绝。群众暴力是原始、低效率的灭绝技术。它是一种有效的恐吓某种居民的方法，目的在于将他们保持在原位，甚或是迫使一些人抛弃他们的宗教或政治信仰的方法，但这些都不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目的：他想的是毁灭他们。 没有足够的“暴徒”能如此施暴；杀害和毁灭的景象使被激发起来的人都逃离了，而绝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闭上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但首先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与大规模屠杀相伴的不是情绪的激越，而是死一般寂静的漠不关心。它不是公众所喜，而是公众的冷漠，这种冷漠“成为了无情地围在千千万万个脖子上的套索的一根加固绳”。种族主义首先是一项政策，其次才是一种思想。如同所有的政治行动一样，它需要组织机构、管理者和专家。就像所有的政策，种族主义的实施需要劳动分工，并将任务与即兴和自发的混乱效果相分离。这要求专家不被干扰并能够自由进行他们的任务。 1938年11月7日，被驱逐到法国的波兰籍犹太青年，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兹为了复仇，制定了一个枪杀德国驻巴黎公使的计划，但未击中这位公使，只打死了使馆的一等秘书。于是，纳粹当局于11月9日掀起大规模的反犹太运动。七千家商店被毁，还有教堂、公墓遭亵渎，财物被捣毁。因为无数窗玻璃被毁，故称“碎玻璃之夜”，也称打砸抢之夜。——译注 ⑥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JohnR. Sabini & Maury Silver, 'Destroying the Innocent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A So-ciopsychology of the Holocaust')，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329。 100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12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