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现代性与大屠杀"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7806573151" library_document_id: "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 source_sha256: "60f46eb6cd35e42afd01a907b329ca12e108b16ced9cbf52faa98d6abfc7ae3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10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start=2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2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1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30&limit=10" --- # 现代性与大屠杀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 | PRINTED_PAGE=1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死亡集中营和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 R. 鲁本斯坦与J.罗斯，《通往奥斯维辛之路》 对有关文明、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而言，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贬低、误解或者轻视大屠杀对它的意义。 一种方式是把大屠杀看做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看做是犹太人历史中的一个事件。这使得大屠杀独一无二，平淡而不具代表性，与社会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其中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将大屠杀说成是欧洲基督徒反犹主义的顶点—反犹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庞大而繁杂的种族或宗教歧视与敌对的目录当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在其他的一切集体敌视中，反犹主义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因为它史无前例的系统性、意识形态的强度、超国家和超地区的蔓延，以及其地方性源泉与世界性支流相汇合的独特性。因此可以说，当大屠杀被定义为反犹主义以别的方式的延续时，大屠杀似乎就是一个“单元素集合”，一个不再重复的片段，这也许对大屠杀所在社会的病症有所诊断，然而却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个社会正常状态的理解。它也更少地要求对现代性的历史趋势、文明的进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主题的正统理解进行任何有价值的修正。 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1 | PRINTED_PAGE=2 另一种方式——表面上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实际上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是将大屠杀看做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这当然是一类令人厌恶和让人反感的现象，但我们还能够(而且必须)忍受。我们必须容忍大屠杀，因为它具有回复性和普遍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现代社会过去一直都是、现在也是而且将来还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压制它，甚至可能彻底扑灭它的组织。因而，在一个所涵甚广，包括了冲突、歧视或者侵略等许多与大屠杀“相似”事件的范畴中，大屠杀被另外算做了一项(不管它多么突出)。往最坏处说，大屠杀牵涉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的”禀性——比如洛伦兹①提出的本能攻击性，或者阿瑟·库斯勒②提出的不可以用新大脑皮层来控制的大脑中古老并受情感支配的那个部分。③这样，由于致使大屠杀发生的种种因素是前社会的并且不受文化支配的影响，这些因素就被切实地从社会学所关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往最好处说，大屠杀会被置于最可怕和最邪恶的——但仍是理论上可吸收的——种族灭绝中去;否则，大屠杀就会简单地被消融在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当中。④ ① 洛伦兹，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认为侵犯的动因是本能的，生而就有的，并且在体内不断地积蓄。代表作有《攻击与人性》。—译注 ②阿瑟·库斯勒，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为共产党员，被关进法西斯集中营。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译注 ③ 参看洛伦兹，《关于攻击》(Konrad Lorenz,On Aggressi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77)；阿瑟·库斯勒，《杰纳斯：一个总结》(Arthur Koestler，Janus:A SummingUp，London:Hutchinson，1978)。在力图通过人性内在缺陷的理论来解释大屠杀的许多著作中，1.W.查尼的《我们怎么能干那些不可思议的事?》(Israel W. Charny, How Can we Commit the Unthinkable?, Boulder: WestviewPress，1982)比较突出。这本书包括对人性理论的综述，并且对一些人性假说进行了思考，例如“人性本恶”、“人陶醉于权力的倾向”、“设计一种使自己成为替罪羊可能性最小的方案”、“抹杀别人的人性以保存自己的人性”。弗格里的“反犹主义心理学”(Wendy Stellar Flory,“The Psychology of Antisemitism” In Michael Curtis ed. ,Antisemit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6)用反犹主义的顽固性来解释大屠杀，用普遍存在的偏见解释反犹主义，用“人类最基本和最直觉的驱动力——自私自利”解释偏见，而自私自利又被解释成“人类又一特征———使我们尽一切可能避免承认自己犯错误的自尊——的结果………”(p.240)弗格里认为要避免偏见的破坏性影响就要求社会坚持“(如同它处置其他类型的自私自利一样)对偏见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制约”(p.249)。 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 | PRINTED_PAGE=3 无论选择哪种方法，结果都是一样。大屠杀被搁置到人们熟知的历史之流中： 以这种方式看待大屠杀，再恰当地举一些其他的历史惨剧的例子(宗教改革、对阿尔比派异端⑤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布尔战争期间所发明的集中营)，就更容易把大屠杀看做是“独特的”尽管也是合乎常态的。⑥ 或者，大屠杀也可以溯源到数百年来在基督教主宰的欧洲那些屡见不鲜的犹太人隔离区、法律歧视、对犹太人的屠杀和迫害记录中因此大屠杀虽然被当做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却是种族和宗教仇恨完全合乎逻辑的产物。无论如何，危害被解除了;确实无需对我们的社会理论作重大的修正；我们对于现代性、对于它尚未揭示出来但却经常存在的潜能和它的历史趋势的看法，也无需另外一种严肃的眼光，因为社会学所积累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足够对付这个挑战—足以“解释”它、“了解”它、理解它。最终的结果是理论上的沾沾自喜。但是，对于另外一种很好地充当了社会学实践之理论框架和实用正当性(pragmaticlegistimation)的对现代社会模式的批评，却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合理说明。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④ 举例来说，“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去往达乔(Dachau)的途中变成了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削减粮票计划变成了种族灭绝中的一次行动；越南船民变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倒霉的犹太人逃难者”，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Henry L. Feingold, “How Unique is the Holocaust?", In Alex Grobman &.Daniel Landes ed. , Genocide : 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 Los Angeles: The SimonWiesenthal Centre, 1983), p. 398。 ⑤ 起源于十一世纪法国阿尔比的基督教派别，十三世纪被指为异端而遭教皇和法王组织的十字军镇压。———译注 ⑥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George M. Kren & Rap-poport, The Holocaust and the Crisis of Human Behaviour), New York: Holmes &Meier, 1980,p.2。 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迄今为止，对于这种自鸣得意、自我陶醉态度的有价值的不满之音大多数发自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学家对这些声音却置若罔闻。与历史学家所完成的数量惊人的工作，以及基督教与犹太神学家所做的大量灵魂探索相比，专业社会学家对大屠杀研究的贡献看起来就微不足道。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已经完成的这些社会学研究只是表明，大屠杀对于社会学现状所能说的要多于目前状态下社会学可以为我们增加的大屠杀的知识。而这个令人忧虑的事实并没有被社会学家所重视(做出反应的就更少了)。 也许社会学专业内最杰出的代表E.C.休斯已经就业内人士在对待所谓“大屠杀”事件时，是以何种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任务的，做了最贴切的表述：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犯下了最大的一桩“卑鄙勾当”。面对这样的事件，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就在于：(1)那些真正干这件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2)其他的那些“好”人让他们那样做的环境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更好地了解他们上台掌权的迹象和更好地把他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 | PRINTED_PAGE=5 们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方法。⑦ 休斯忠实于社会学实践已有的原则，认为问题是去揭示心理一社会因素之间特有的结合，而这些因素很明显是(作为决定性要素)与“卑鄙勾当”的操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有行为取向相关联的；还要去探究另外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削弱了其他个体(即使不是即将到来的，也是为人们所期望的)抵御这种取向的能力;最后还要在结果中得到一定量的解释与预测的知识，这些知识将使得掌握它们的人在我们这个理性组织化的世界、这个因果法则和统计概率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可以阻止那些“卑鄙”取向变成现实，阻止它们以实际行为自我表达而带来有害与“卑鄙”的后果。要实现后一个任务，可以应用将我们的社会理性地组织起来，使之变得可操纵、“可控制”的那种行为模式。我们所需要的是运用于社会工程的旧有—且决没有遭怀疑的———行动的更好技术。 到目前为止，对大屠杀研究做出杰出社会学贡献的人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海伦·费恩⑧，她忠实地遵从休斯的观点。她将研究任务界定为详细说明若干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和结构的变量，这些变量是与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各个国家与民族实体里犹太受害人或幸存者的百分比紧密相关的。从所有的正统标准来看，费恩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民族团体的特性、当地反犹主义的强度、犹太人的文化适应和同化的程度以及相应的跨团体凝聚力都被小心翼翼并且很恰当地做了编目，这样可以准确地计算和核实它们的相互关联以得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一些假设的联系被表明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在统计上是无效的；而其他一些规律性则在统计上得到了确认(比方缺乏团结和“人们变得不受道德约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恰恰是因为作者无可挑剔的社会学技巧以及施展运用这些技巧的能力，传统社会学的弱点自然而然地在费恩的书中显露出来。除非修正一些关键而又为人们默认的社会学话语的假设，否则任何人所做的都不会跟费恩已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同:将大屠杀构想成社会和心理因素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所导致的独特而又完全必然的结果，而这些因素造成了确保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的暂时失灵。依照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不是明确的也是暗含的)，从大屠杀经历中引出的一件铁定不移的事情就是，社会组织对支配前社会或者反社会个体行为的非人性驱力进行了人性化和(或者)理性化(在此这两个概念是同义的)。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⑨这就暗示着有效的社会约束的存在使这种淡漠不可能发生。社会约束的目标——因此还有现代文明的目标，它显然在于将规范的宏图拓展到以前从未听说过的领域——是将道德的制约强加在原本就泛滥猖獗的自私自利和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动物性野蛮之上。由于正统社会学是通过一个手工作坊来把握大屠杀的事实的，这个作坊因袭着将正统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方法论，因此它只能传递出一个更多地与它的假设相关联而不是与“事实真相”相关联的思想：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⑦ 休斯，“善良的人和肮脏的工作”(Everett C. Hughes，Good people andDirty Work'),《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Summer 1962， pp. 3—10。 ⑧参看费恩，《解释大屠杀：大屠杀期间国家的反应和犹太人的受害》(HelenFei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National Response and Jewish Victimization duringthe Holocaust ),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 | PRINTED_PAGE=6 ⑨费恩，《解释大屠杀》，p.34。 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 | PRINTED_PAGE=7 在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有关大屠杀的社会学研究中，内哈马·特克试图探究社会频谱中的对立面：那些救助者——他们不允许“卑鄙勾当”发生，在普遍自私的世界里将他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受难的他人；简而言之，他们是在非道德环境下坚守道德的人。特克非常忠诚于社会学研究的规则，她力图挖掘出在当时用任何标准衡量都属异常的那些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她将任何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的社会学家在研究规划中都可能会应用的假说逐一进行了检测。一方面是救助的意愿，另一方面是坚守阶级、教育、宗教派别或者政治立场的各种因素—她计算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最终只是发现不存在任何关联。无法顾及她自己的以及她那些受过社会学训练的读者的期望，特克不得不得出惟一一个说得过去的结论：“这些救助者在以自然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自动地反抗那个时代的恐怖。”换句话说，这些救助者愿意救助因为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来自“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与各个部门，证明了道德行为存在“社会决定因素”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即便有的话，这种决定因素的作用的表现也只是无法压制救助者对其他处境悲惨的人实施帮助的强烈愿望。因此，特克比大多数社会学家更接近于发现问题的真正要害不在于“对于大屠杀，我们社会学家能说些什么？”，而在于“大屠杀对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还有我们的研究，可以说些什么？”。 既然问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好像是大屠杀的遗产中最为紧迫也最容易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慎重地思考这种必要性的后果。否则，在已有的社会学观点明显破产之后很容易会出现过激的反应。即一旦力图将大屠杀经历包容在社会功能失调的理论框架之中(如现代性无法压制在本质上与之相异的非理性因素，文明的压力无法征服情感和暴力的驱力，社会化进程走岔了道因而无法产生所需量的道德驱力)的希望破灭，人们就容易被诱惑去打开理论困境里“显眼的”那个出口，将大屠杀宣称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范式”，是它“自然的”、“正常的”(谁知道呢——或许还可能是普遍的)结果，也是它的“历史趋势”。以这种看法，大屠杀就将被提升到现代性之真相的地位(而不是被当做现代性所包含的一种可能性)—一个被那些受益于“大谎言”的人强加的意识形态陈规浅浅地遮掩着的真相。而在一种荒谬的风气里，这种据说已经提高了大屠杀的历史和理论意义的观点(我们在第四章里将更深入地阐述)只能贬低其重要性，因为种族灭绝营造的恐怖就将在本质上无法与现代社会无疑每天都在产生的——并且是大量产生的———其他劫难区别开来。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①特克，《当光亮刺透黑暗》(Nechama Tec，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3。 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7 | PRINTED_PAGE=8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几年前，《世界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些遭遇过绑架的受害者。他发现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那些一同经历过人质磨难的夫妇有高得出奇的离婚率。出于好奇，他进一步研究了那些离异者做出分手决定的原因。大多数的受访人告诉他，在绑架发生之前他们从未想过离婚。但是，在恐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他们的眼睛被擦亮了”，“他们在一束新的光亮中看见了他们的伴侣”。平常的好丈夫“被证明是”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的死活；大胆的生意人表现出令人厌恶的怯懦；而足智多谋的“男子汉” 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 | PRINTED_PAGE=9 形如土灰，只有为他们即将到来的死亡而哀戚。这个记者自问：这些两面神明显拥有的两面化身中，哪一面是真实的，哪一面又是伪装？他的结论是自己的问题提错了。哪一面也不比另一面“更真实”。这两面都是受害者所一直具有的品性一—它们只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下显露而已。“好的”一面之所以看起来正常只是因为正常环境使它覆盖于另一面之上。而另一面尽管通常看不见，却总是存在。而这个发现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果不是绑架者的冒险，这“另一面”将可能永远隐藏下去。那些伴侣们将继续沉浸在他们婚姻的幸福之中，自以为了解他们的配偶，并喜欢他们所了解的配偶，而不知道一些不期而至或者异常的情况可能揭示的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品质。 我们上面从特克的研究中引述的段落的结尾是这样的：“要不是大屠杀，大多数救助者将继续行进于他们的独立道路之上，一些人从事慈善工作，一些人过着简单而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是潜在的英雄，常常无法把他们与身旁的人区分开来。”她的研究中一个得到最有力(也是最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提前看出”个人为牺牲而做出准备或者个人在灾难面前会表现出懦弱的迹象、征兆或者暗示；也就是说，不可能在要求他们振作起来或者仅仅是“使他们醒悟”的情境之外来判断他们其后的表现。 J.K.罗斯提出了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联的潜在性对现实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尚未揭露的状态，后者是前者已经实现———并因此在经验上容易接近——的状态)的问题： 假如纳粹政权当道的话，那么裁定孰是孰非的权威就会发现，在大屠杀中没有自然法受到破坏，也没有犯下任何有悖于上帝和人性的罪恶。虽然应该继续、扩大、还是废止使用奴隶劳动是一个问题。但做出的选择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①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9 | PRINTED_PAGE=10 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怖(它时常让人们产生强烈的愿望，不要去面对那场记忆)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 而我们经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上。因此费恩戈尔德坚持认为大屠杀事件确实是漫长的、从总体上无可指责的现代社会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是一个我们不曾期望也无法预料的事物，就像一个据说已经被驯服了的病毒衍生出新的有害变体那样： “最终解决”标示出了欧洲工业体系走上歧途的那一点；走到了升华生命这个启蒙运动之夙愿的对立面，这个体系已开始自我损耗。而当初欧洲正是凭借其工业体系以及依附于它的精神才得以统治全世界的。 ① 罗斯，“大屠杀事件”(John K. Roth，‘Holocaust Business')，《美国政治和社会学研究院年报》(Annals of AAPSS)， no.450， July 1980，p. 70。 Final Solution,德国纳粹提出的对欧洲犹太人采取肉体消灭政策的用语。——译注 10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2d9d6c76-db52-4017-b0f5-0c012168939d.md?start=3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