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③ 麦克里兰德编著，《法国的右派》(J. S. McClelland ed.，The French Righ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0, pp. 88, 32,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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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在种族主义的历史尤其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历史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

在这个迄今为止最引人注意和最著名的例子中，种族主义对激起反现代主义情绪和焦虑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并且在这方面显得格外有效。斯多克(Adolf Stöcker)、艾卡特(DietrichEckart)、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斯特拉塞尔（GregorStrasser)、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及事实上所有其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言者、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把犹太种族的幻影视为联结他们所描述的现代化之过去与将来的受害者的恐惧和他们为阻止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而力图创造的理想的民族社会之关键所在。在他们对现代性所预示的社会剧变根深蒂固的恐怖的控诉中，他们把现代性等同于经济和货币价值的规律，并指责犹太人的种族特征要为民族生活的模式和人类价值标准受到的残酷打击负责。因此，消灭犹太人就变成了反对现代秩序的同义语。这个事实表明了种族主义本质上具有的前现代特征；也可以说，表明了种族主义与反现代情绪具有自然的亲和力，并且是这种情绪经过选择后最适合的载体。

但另一方面，种族主义作为一个遍及世界的概念，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现代技术和国家权力的现代形式的进展，是不可想像的。因此，种族主义严格地说也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现代性也使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惟一衡量尺度的时代，需要提这样一种理论，以便在新的、跨越界线比以前更加容易的环境下来划分界线和维护界线。简而言之，种族主义就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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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最一般地(尽管是错误地)说，种族主义被理解为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或偏见。有的时候，它因其情感的强度而有别于更广泛的阶级情绪或者信念；有的时候，它又因为通常包含着遗传性的、生物的和超文化的属性而显得不同，这些属性与各种各样非种族主义的群体仇恨是不同的。这些科学的伪装有时会被种族主义的论述者指出，它们并不存在于其他非种族主义的然而同样是异质性群体的负面典型身上。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特征，都没有打破在一个更广泛的偏见范畴的框架内分析和解释种族主义的习惯。

由于种族主义在群体间仇恨的当代形式中显得尤为突出，并且在这些形式中独自表明了与当代科学精神有明显的亲和性，因此一个相反的解释倾向就变得越发突出了，即将种族主义的概念扩大以至于可包容所有种类的仇恨的倾向。这样，所有种类的群体偏见都被解释为是若于固有的、天生的种族主义癖好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位置的交换，任何人可能都无法感到特别兴奋，并只是哲学化将它视为一个人们归根结底可以自愿选择或拒绝的问题。但是，如果再仔细地审视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满足显得很不明智。事实上，如果所有群体间的厌恶和仇恨都是种族主义的形式，并且如同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详细论证的，与陌生人保持一定距离并憎恨他们接近的趋势可谓是人类群集普遍和永久的特征，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如此突出的种族主义就没有本质上和根本上新奇的东西了，虽然公认以一定的现代语言做了编排，它也仍只是老情节的排练。特别是种族主义和现代生活其他方面的紧密联系不是被彻底地否认就是被完全地忽略了。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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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盖夫最近对偏见令人难忘的博学的研究中①，他把种族主义和异类恐惧症(对非同类的憎恨)当做同义语来使用。他认为，两者依照复杂化程度的不同表现在“三个层次”上，或者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他看来，“初级种族主义”具有普遍性。这是自然而然地对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存在做出的反应，是对任何形式异质的、令人迷惑的人类生命都会做出的反应。一般来说，对陌生性的第一反应都是一种反感，这种反感时常就会导致侵略行为，并且这普遍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初级种族主义不需要鼓舞和煽动；它也不需要一个使其基本仇恨得到合法化的理论—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它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动员的工具蓄意地被强化和利用。②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初级种族主义就可能被提升到另一个复杂的层次并转变成“二级”(或理性化的)种族主义。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为仇恨提供逻辑基础的理论被提出(并得以内在化)的时候。令人厌恶的他者被说成是恶意的或者“客观地”有害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威胁到憎恨群体的幸福。举例来说，被憎恨的群体会被描绘成与憎恨群体信奉的宗教所理解的邪恶力量相互勾结，或者也可以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经济竞争敌手；一般而言，社会关联、冲突和分化之现时的焦点强制规定了被憎恨的他者的“有害性”得以理论化的语义领域。仇外，或者尤其是种族中心主义(两者在民族主义泛滥时期得以盛行，而当时一条受到强烈维护的分化界线还在以共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进行论证)，是“二级民族主义”在当代最普遍的一个例子。最后，必须以前两种“较低”层次的种族主义为先决条件的“第三级”或者说神秘化的种族主义，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运用了准生物学的论据。

①参看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

②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p.69—70。梅米(AlbertMemmi)在《种族主义》(Le racisme，Paris:Gallimard，1982)中认为，“种族主义是普遍的，反种族主义则不然”(p.157),并通过引证另一个神秘现象解释了种族主义所谓普遍性之谜：总是由差异引起的本能性恐惧。一个人不理解差异，差异顺势转变为未知，而未知又是恐怖的一个根源。在梅米看来，未知的恐怖“源自我们物种的历史，在这期间未知是危险的根源”(p.208)。这就暗示着种族主义假定的普遍性是物种倾向的产物。种族主义获得了一个前文化基础后，也就不受个体训练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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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盖夫建构和解释种族主义的形式中，三重分类似乎在逻辑上有缺陷；如果说二级种族主义的特点在于对初级憎恨的理论化的话，那么看起来就没有充足的理由从能够(也正在)被用来进行这种理论化的众多可能的思想观念中单选一个出来，作为“更高层次”种族主义的显著特征。第三级种族主义看起来就很像是第二级种族主义系列中的一个单元。如果塔盖夫并没有因为生物学理论的“神秘化”性质而将之分离出来(在所有其他的二级种族主义理论中，人们可以无止无休地争辩神秘化程度)，而是利用生物学论证的倾向，强调他者具有破坏性的“相异”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医治性，那么塔盖夫或许可以反驳这个质问以捍卫他的分类。事实上，可以指出一在我们这个社会秩序是人为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教育或更广泛地说社会工程也被假定为万能的时代—一般来说生物学，而尤其是遗传学，在公众意识中仍然是不允许文化控制进入的禁区：我们不了解其中的一些事，也不知道如何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去修补、铸造和改造。但是，塔盖夫坚持认为，种族主义的现代生物科学形式看起来与“传统的以取消资格来进行排斥的话语在性质、操作和功能方面并没有区别”③，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三级种族主义”的独特特征上，即集中在“妄想偏执狂”或极度“玄思”(specula-tivess)的程度上。

主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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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恰相反，我则认为种族主义正是在实施的性质、功能和操作模式方面鲜明地不同于异类恐惧症—这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例如他们无法充分理解、无法与之很轻松地交流以及无法以一种常规、熟悉的方式行动时，就会正常地体验到的强烈的(并且是感情的而非实践性的)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而异类恐惧症似乎就是当一个人无法控制局势，因而也就无法影响局势的发展和预计其行为后果时，产生的范围更广的焦虑的集中表现。异类恐惧症看起来似乎是这种焦虑现实或者非现实的具体体现—但悬而未决的焦虑很可能始终都要找到一个停驻之所，异类恐惧症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现象，而在现代性时期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失去控制”(no control)的经验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对这些“失去控制”用一个外来群体所引起的强制性干涉来解释也更能说得过去。

我认为，如果这样描述的话，异类恐惧症与竞争者敌意(contestant enmity)也应当在分析上加以区分，竞争者敌意是指由人类追求认同和划分界线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更加具体的对抗。在竞争者敌意当中，反感和憎恨的情绪看起来更像是隔离活动的情感附属物；隔离活动本身则需要一次行动、一次努力、一场持久的活动。然而，在异类恐惧症中，外来者不仅仅是靠得太近就令人不舒服，但很容易发现并与之保持距离的明确的一类人，而且是一个集体，不过他们的“集体性”不明显或一般来说难以分辨；其集体性甚至可能会受到怀疑，并经常被其他种族成员掩盖或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者被迫会渗透进本国群体并与之相融合——如果预防性措施没有得以实施并被谨慎地执行。因此，外来者之所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团结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因为外来者使群体本身对一个地区实行的控制或者以熟悉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变得不确定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模糊了界线自身，并抹掉了熟悉(正确的)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错误的)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中间的敌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激起一股热切的划分界线之潮，而这反过来又会产生对那些被发现或涉嫌有双重忠诚和骑墙罪行的人的深深敌意和憎恨。

③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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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既不同于异类恐惧症也不同于竞争者敌意。它们之间的差别既不在于感情的强度也不在于用以使种族主义合理化的论据类型。种族主义由于某个实践活动而与异类恐惧症和竞争者敌意相分离，这个实践活动既包含了种族主义，也通过种族主义得以合理化；这是一个将建筑、园艺策略和医学策略结合起来的实践即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像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在一个鼓吹具有史无前例的能力能通过在理性基础上重组人类事务以提高人类生存条件的社会里，种族主义却确信有某个人类种群无论经过多大的努力也无法融入理性秩序中去。在一个以不断突破科学、技术和文化应用上的限制著称的社会，种族主义却宣称某个种群的人存在着某些无法消除或矫正的缺陷一—这使得他们可以超越于改革实践的界线，并且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种族主义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总而言之：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却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地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打个医学的比方来说：一个人可以锻炼和保持身体“健康”部分的体形，但无法阻止癌的生长。后者只有通过毁灭才能得到“改善”。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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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就是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与疏远的策略相联系。如果条件允许，种族主义会要求应当将令人不愉快的种族移送出被冒犯的种群所占据的地区。如果缺乏这样的条件，种族主义则要求将令人不快的种群从肉体上进行消灭。驱逐和毁灭是两种可以交互使用的疏远方法。

至于犹太人，罗森伯格曾写道：“聪茨(Zunz)把犹太教称做「犹太人灵魂的冲动。现在，犹太人即使被洗礼十次也无法挣脱这个冲动’，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总是相同的：没有生气、反基督教和实利主义。”④所有对宗教影响力来说是正确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文化隔阂。犹太人是无法被矫正的。只有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或断绝交流，或将他们隔开，或消灭他们，才能使他们变得无害。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只有在一个有完美社会的设计并通过有计划且持续不懈的努力来实施这个设计的环境当中，种族主义才能盛行起来。在大屠杀的例子中，设计就是千年德意志帝国—自由的日尔曼精神王国。那个王国把所有的空间都给了日尔曼精神。对犹太人来说则没有多余的空间，因为犹太人不可能在精神上改变信仰，也无法接受日尔曼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无能被说成是遗传或血统的特性—在那个时代遗传或血统至少体现了文化的另一面，文化无法梦想培育的领域，一块永远不会成为园艺对象的荒地。(遗传工程的前景还没有被认真地对待。)

④ 罗森伯格，《著作选》(Alfred Rosenberg，Selected Writings)，London:Joathan Cape, 1970,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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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变革是社会工程规模浩宏的一次运动。“种族血统”在一连串工程尺度中是最关键的环节。在里宾特罗甫的促动下，为了进行国际宣传而出版的措词温和谨慎的英文版纳粹官方政策汇编中，内务部国家卫生局的居特博士将纳粹统治的主要任务描述成是“一项一贯旨在保证种族健康的积极政策”，并且解释了这种政策必然要涉及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系统选择并消灭不健康因素以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我们或许不能改善这一代人的体质水平，但肯定能改善我们的后人的体质。”居特丝毫不怀疑，这样一个选择和消灭政策要进行下去就“必须沿着科赫⑤、李斯特⑥、巴斯德和其他著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条广泛被采纳的路线走下去”⑦，并由此形成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实际上，是其顶峰。

人口政策和种族福利开导处(the Bureau for Enlightenmenton Population Policy and Racial Welfare)的领导格罗斯博士详细说明了种族政策的实用性：扭转目前“遗传条件较好的居民出生率下降，而遗传不良、智力有缺陷、低能儿和遗传罪犯等无限制地繁殖”⑧的趋势。由于他是写给不可能支持纳粹决策的国际读者的——这些决策不受像公共舆论或者政治多元化那样的非理性事物的左右——让他们看一看现代科学和技术在其逻辑终点上所能取得的成就，所以，格罗斯也就没有必要冒险做出超出消除遗传上之不适者的事情来。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⑤德国细菌学家，提出鉴定某种微生物为相应传染病病因的“科赫原则”，获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译注

⑥ 英国外科医生，医学科学家。——译注

⑦ 居特，“人口政策”(Arthur Gutt，Population Policy')，见《德国话语》(Germany Speaks),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8, pp. 3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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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中的种族政策还要可怕得多。与居特的观点相反的是，纳粹的统帅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的关注限制在“我们的后人身上”。由于物力允许，他们开始改善现在的一代。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惟一可行道路就是对“无价值的生命”(Unwertes Leben)实行强制驱除。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保证在这条路上前进。依据环境，制定了“消灭”、“结束”、“撤离”或“缩减”（应读为“根绝”）等参考手段。依据希特勒在1939年12月1日颁布的命令，分别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哈达马尔（Hadamar)、松纳斯坦(Sonnenstein)、艾希贝格（Eichberg）建立了集中营，并把这些集中营隐藏在双重谎言之下：在创建者之间的秘密会议中，他们称呼自己为“安乐死所”，然而在范围更广的场合下，他们就使用欺骗性更强、更使人迷惑的“机构护理”或“转移病人”等慈善基金会的称呼——或者使用温和的“T4”的代号（源自柏林的提尔加腾大街，是整个屠杀行动协调办公室坐落的地点)。⑨在众多教会名人的大声疾呼下，1941年8月28日希特勒的命令被迫撤销，但“积极地管理人口趋势”的原则是决不会被放弃的。它的关注点，跟安乐死运动发展的毒气技术一起，只不过转移到了不同的目标上：犹太人。而且地点也不同，比如索比波尔（Sobibór）和切姆诺（Chelmno)。

⑧ 格罗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思想”(Walter Gross，National SocialistRacial Thought')，见《德国话语》， p. 68。

⑨参看弗勒明，《希特勒和最终解决》(Gerald Fleming，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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