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种冷漠本身而言并非是受冷漠的；考虑到最终解决的成功，这种冷漠就必然不会是遭到冷漠的。正是那些没有能够转变成暴徒的群众瘫痪了，即一种由权力显现所释放的魔力和恐惧所造成的瘫痪，使得问题解决的致命逻辑可以无拘无束地自行其事。用斯多克斯的话来说，“在那一政权起初还不够稳固时未能成功地抗议其残暴措施，致使无论这些措施的逻辑顶点多么有害和不正确，也不能被阻止而不出现。”即使大多数德国人不喜欢并仍然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异类恐惧症的广度和深度显然已经足够使得德国公众不会反对暴力。纳粹分子可以找到大量机会印证大多数德国人不为种族主义教化所动的事实。在对德国人态度颇有分寸的诠释中，萨拉·戈尔顿引用了纳粹官方报告，这个报告生动地描述了纳粹对碎玻璃之夜事件中公众反应的失望：

任何人都知道现今德国的反犹主义本质上局限于政党及其组织，也知道在居民中存在着一些丝毫没有理解反犹主义的群体，他们对此也完全缺乏感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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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the Third Reich),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71, p. 460。

斯多克斯，“德国人和欧洲犹太人的毁灭”(Lawrence Stokes，The GermanPeopl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ry'),《中欧历史》(Central EuropeanHistory), no. 2, 1973, pp. 1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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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碎玻璃之夜后的不久，这些人就立即与犹太人做起了生意……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固然是反犹主义的人、反犹主义的国家，然而在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表现形式中，反犹主义实际上仍然未被表达……在德国居民中，仍然有市侩的团体，他们谈论着可怜的犹太人，他们对德国人民的反犹主义根本不了解，他们一有机会就为犹太人求情。只有领导阶层和政党是反犹主义的：情况本不应当是这样的。

然而，厌恶暴力尤其厌恶可以被看得见以及有意让人看见的暴力—是与以更同情的态度对犹太人实施的管理措施同时产生的。许多德国人欢迎一次有力的、大张旗鼓宣传的、旨在实现犹太人种族隔离、分离和剥夺权利的活动—那是异类恐惧症和竞争者敌意的传统表达方式。此外，许多德国人拥护被描述成是对犹太人惩罚的(只要一个人能够装作认为受惩罚的人确实是概念上的犹太人)措施，即作为对被取代和不安全所激起的相当真实(如果是下意识的)的焦虑与恐惧的一种虚构的(但似乎合理的)解决方案。无论他们满意的理由是什么，那看起来都与演奏者(Streicher)式的告诫所暗示的有着根本区别，这类告诫认为暴力是一种对想像的经济或性犯罪进行报复的极其现实的方式。从设计和指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人的观点来看，犹太人要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憎恨(至少这不是主要原因);他们被认定该死(并且受到憎恨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完美的、充满紧张的现实与安宁幸福的理想世界之间。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能够看到的一样，犹太人的消失对实现完美世界是有帮助的。犹太人之阙如正是那个完美世界与此时此刻不完美的世界之间区别所在。

引自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Sarah Gordon，Hitler，Ger-mans ,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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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了官方报告以及立场中立的重要原始资料之后，戈尔顿证实了“普通德国人”广泛并不断增长地同意将犹太人排除出权力、财富和有影响的位置。犹太人逐渐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要么受到了赞同，要么就被有意地忽略了。总之，公众不愿意亲自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是与公众赞同或至少不干涉国家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大多数德国人不是疯狂的或偏执狂式’的反犹主义者，那么，这些人就是‘温和的’、‘隐藏的’或被动的反犹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已经变成了超越人类感情的一个‘非人化的’、抽象的和外来的实体，而犹太人问题’则是爱国政策应予以解决的一个合理问题。”

这些考察再次证明了，在反犹主义的灭绝形式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的操作上而非思想上的其他联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灭绝的观念—它与传统的异类恐惧症并不连贯，并因为这个原因而主要有赖于两个无法撼移的现代现象，即种族主义理论和医学治疗综合征——成为了其中的第一个联系。而现代观念也需要合适的现代实施方式。它在现代官僚体系中找到了这样的方式。

对种族主义世界观所关注问题的惟一恰当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彻底的空间分离或肉体消灭，实现对病原性和传染性种族——指疾病和污染的根源——完全和毫不妥协的隔离。就其本性而言，这是一项令人畏缩的任务，如果不结合其他一些条件，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些条件包括：大量的资源、它们的动员和计划分配的方法、将整个任务细分成许多局部和专门的职责的技能、协调他们行动的技能。简而言之，没有现代官僚体系，这个任务是不可想像的。为了实现有效性，现代灭绝性反犹主义就必须与现代官僚制度相联姻。德国的情况即是如此。海德里希在其著名的万德西(Wandsee)新闻发布会中，谈到了元首对国家中央安全厅(BSHA)犹太人政策的“赞同”和“认可”。面对这个想法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所决定的目标(希特勒自己情愿把它说成是“预言”而不是目标或任务)，名为国家安全总局(Reichsicherheithauptamt)的官僚体系开始设计合适的实践性解决方案。它完全遵循官僚体系的行动方式：计算花费并把花费与现有资源相比较，然后尽量确定最佳组合方案。海德里希则强调积累实践经验的必要性，强调过程的渐进性以及每一步所具有的临时性特征，因为每一步都会受到至今仍然有限制的实践技能的限制；国家中央安全厅就是要积极地追寻最佳解决方案。元首表达了他对最后一个患病种族被清除之后世界情景的浪漫想像。余下的就是一点儿也不浪漫、沉着理性的官僚主义程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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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看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p.171。

③布朗宁，《决定命运的几个月》(Christopher R. Browning，Fateful Months)，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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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组合。用戈尔顿简洁而难忘的话来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沉思他们的死亡并奇怪为什么恰恰是我，我没有做任何该死的事情呀？’可能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权力已经全部集中到某个人手中，而这个人又恰巧仇恨他们的‘种族””。那个人的仇恨和集中的权力不是一定会相遇的[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令人满意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反犹主义对极权主义政权来说在功能上是必然不可少的；或者，反之亦然，以现代种族主义形式出现的反犹主义为什么会必然导致这样一个政权的诞生。举例来说，克劳斯·冯·贝米最近在研究中发现，西班牙长枪党党员对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Antonio Primo de Rivera)所有著作里没有任何反犹主义话语而感到格外骄傲，然而即使一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比如佛朗哥的姐夫苏内尔(SerranoSuner)却宣称在通常意义上种族主义对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来说意味着异端邪说。法国新法西斯主义者巴德克(MauriceBardech)认为迫害犹太人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并且是在法西斯合约之外的]，但它们确实相遇了。并且它们还有可能再次相遇。

《艾希曼档案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Le dossier Eichmann et la solutionfinde de la question juive),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1960, pp.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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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顿，《希特勒、德国人和“犹太问题”》，p.316。

冯·贝米，《西欧右翼极端主义》(Klaus von Beyme，Right-Wing ExtremisminWestern Europe). London:Frank Cass, 1988,p.5。巴尔弗(Michael Balfour)在最近的研究中调查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促使当时社会各阶级对纳粹执掌政权给予热忱的、适度的和温和的支持的环境和动机。他列举了大量理由，包括综合性因素和具体到某个特定人群的因素。但是，在纳粹社会变革的计划中，纳粹反犹主义的直接呼吁只在一种情形中(即中产阶级上层中受过教育的部分，他们感觉受到了犹太人“不相称竞争”的威胁)扮演了显著的角色，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形中它也只是众多有吸引力或至少值得一试的因素中的一个。参看《1933一1945年在德国对希特勒的抵抗》(WithstandingHilter in Germany 1933—1945), London: Routledge,1988,pp.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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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现代反犹主义—既包括异类恐惧症的形式又包括现代种族主义形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像一般来说现代性的历史，而尤其是现代国家的历史也还没有结束一样。现代化进程似乎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远离欧洲。尽管在通往现代的、“园艺型”文化的道路上，以及在社会经受现代化变化所带来的损伤最强的混乱时期，某种界线定义的策略是有必要的，但选择犹太人承担这样一个策略的任务，无疑是受到了欧洲独特的沉浮历史的作用。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欧洲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是历史性的—有人或许会说是具有历史独特性的。另一方面，我们很清楚如果文化激励不是有与其起源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条件，那么文化激励的行进是相对自由的。将犹太人视为一支破坏秩序的力量，视为侵蚀所有同一性和威胁所有民族自决成就的不调和的对立群落；这种成见如同那种文化中其他被公认为是优越和可信赖的东西一样，早已沉积在高度权威的欧洲文化中并可以进行输入和输出处理。这种成见和以前众多其他文化架构性概念和项目一样，可以被采纳作为一种解决地方性问题的工具；即使有些地方缺少产生它的历史经验，甚至(或许可能特别是)采纳它的社会在此之前没有直接的、有关犹太人的知识。

反犹主义能够在明显反对它的人中存在下来的现象最近受到了关注。在一些犹太人几乎绝迹的国家，反犹主义(当然，作为一种情绪，现在与主要针对犹太人之外其他目标的实践活动关系紧密)仍然盛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反犹太人情绪与接受任何其他民族、宗教或种族偏见之间的分裂，这两者原本应当是密切相关的。现今，反犹主义情绪既不与团体癖性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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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与个人癖好相联系，更不与产生焦虑的未决问题和敏感的不确定性等相联系。研究奥地利“无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现象的贝恩德·马丁构造了文化反犹主义一词来解释一个相对新颖的现象：在公众意识里，某些(通常是病态的或者要么是不吸引人或可耻的)人类特征或行为模式已经被定义为是犹太人的了。在缺乏对这种关联实践检验的情况下，负面的文化定义和对该定义所指向的特征的憎恨会彼此互相维持和增强。

但是，根据“文化反犹主义”所作的解释并不适合其他形式的反犹主义。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新闻传播得非常快也非常广，文化也早已成为没有边界的游戏。与其说现代反犹主义是文化沉淀的一个产物，倒不如说它为文化传播过程所支配，今天这种文化传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的多。反犹主义同这种传播的其他对象一样，尽管仍然与其原始形式保持着亲和性，但也在转变之中——更加尖锐或强烈—以适应其新的问题和新的需要。充斥着紧张和创伤的现代性“不稳定发展”时期，存在大量这样的问题和需要。对犹太人恐惧的成见为其他令人费解和使人恐惧的紊乱以及先前未经历的痛苦提供了现成的可理解性。举例来说，近年来在日本这已经成为理解在经济扩张过程中遭遇的未预期障碍的一个日益普遍的万能钥匙；世界犹太人的活动被提议作为各种事件的解释，这些事件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包括对日元的估价过高、又一个切尔诺贝利式的核灾难，以及随后又一个被苏联掩盖的所谓的辐射尘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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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贝恩德·马丁，“大屠杀前后的反犹主义”(BerndMartin，Antisemitismbefore and afterHolocaust')，见奥克萨尔编，《维也纳的犹太人、反犹主义和文化》(Ivor Oxaal ed. , Jews , Antisemitism and Culture in Vienna), London: Michael Pol-lak and Gerhard Botz, 1987。

《犹太人编年史》(Jewish Chronicle)，15，July 198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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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科恩详细分析了一种传播异常迅速的反犹主义成见，它将犹太人的形象描述成一个国际阴谋团伙，这个团伙能够毁灭所有的地方性力量，分解所有地方性文化和传统并将全世界统一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这无疑是反犹主义最具诋毁性和最可能致命的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成见的支持下，纳粹党人发起了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看起来曾经从“犹太人不协调”的多重尺度中得出的犹太人的多面形象，趋向于逐渐减少直至只有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特征，即犹太人是超国家的精英，是所有有形力量背后的无形力量，是据说自发和无法控制的、但通常不幸和使人困惑的命运变化的隐蔽的管理者。

现代主要的反犹主义形式是理论的产物而不是基本经验的产物；它受到的支撑来自教与学的过程，而不是来自于对日常互动环境的知性直观反应。本世经之初，迄今为止在富裕的欧洲国家中传播最广的反犹主义的变体针对的是贫困的、明显是外来人口的犹太人移民；这起因于本地的低层阶级的直接的经历，因为只有低层阶级才与陌生人和奇异的外国人接触，并且他们对这些人令人不安的出现持有猜忌和怀疑的态度。他们几乎不与当地的精英分享他们的感触，而这些精英们与讲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的新移民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并且对他们来说这些移民与那些下层阶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不守规矩、文化低下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只要这种情绪尚未由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知识分子能提供的理论套用所涉足，大众原始的异类恐惧症就会停留在(套用列宁的名言)“工会意识”(trade-union consciousness)的水平；只要专门制定了与犹太穷人低层次交往的参照标准，这种情绪就不会再升级。只要综合个体焦虑以及将个人麻烦转变为共同问题，这种情绪就会被普及化为群众不安的一个讲台[这种情景也曾发生在针对伦敦东区的莫斯利(Mosley)的英国运动，或者现今的针对累斯特城和诺丁山等类似地区的英国民族阵线，以及法国人针对马赛的运动中。这种情绪将持续到有必要“将外来人遣送回他们所来自的地方”为止。但是，用这种低层阶级“私人事务”的方式是无法将群众的异类恐惧症甚至划分界线的焦虑上升为普遍野心的复杂的反犹主义理论，比如致命的种族或“世界阴谋”之类的成见。为了能够赢得大众的想像力，这种理论必须涉及群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涉及和不可能知道的事实，这种事实当然也不会发生在他们日常生活和直接经验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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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为我们带来了结论:复杂理论形式的反犹主义的真正作用与其说在于煽动群众的敌对行动的能力，倒不如说在于与社会工程设计和现代国家野心的独特联系上(或者，更精确地说，这种野心的极端和过激的变体)。现代西方国家趋向于撤消先前对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直接管理控制，趋向于多元化和市场导向的社会生活结构，这些事实表明，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形式似乎不太可能再次被西方国家用作大规模社会工程计划的工具。在可预见的未来，更确切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以消费者为导向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方社会的环境似乎都建立在经济特别优先这种脆弱的基础之上，这种经济优越性目前是以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极大占有为担保的，但这显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任何人都可以设想一下在不久的将来提倡国家直接接管社会的情景—随之而来的是，早已确立并久经考验的种族主义观点也许会再一次派上用场。同时，非种族主义的、不太富有戏剧性的对犹太人的憎恨会在大量但不太重要的场合下被用作政治宣传和动员的方法。

由于现今犹太人整体朝着中上层阶级发展并因而不会与群众产生直接的接触，西方国家新近产生的界线划分和界线维持的群体敌意趋向于集中针对移民工人。有些政治势力急切地想利用这种(利害)关系。他们常常用现代种族主义所使用的语言支持隔离和身体分离：这是纳粹分子在执政道路上成功使用的口号，实质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利益而使用的、为了获得群众好战的敌意的支持的一种方法。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吸引大量移民的所有国家，大众新闻和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为这种种族主义语言的使用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富克斯和朱维与玛高迪最近公布了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所做的汇集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可以阅读1985年10月26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的问题专论“三十年后我们还是法国人吗？”，以及希拉克总理同时所说的其政府有着坚定的决心要加强个人安全和国民同一性。毫无疑问，英国读者要寻找用于动员大众的异类恐惧症和界线恐惧的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的语言，根本不必去寻找法国作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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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们有多么可恶，也不论它们装盛暴力的蓄水池有多大，异类恐惧症和界线竞争焦虑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大屠杀。将异类恐惧症与种族主义、类似大屠杀的有组织犯罪混淆起来是误导性的，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就偏离了灾难发生的真正起因，而这些起因往往深植于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而不在于对陌生人永恒的反应上或较少普遍性却并不罕见的认同冲突上。在大屠杀开始和维持阶段，传统的异类恐惧症只扮演了一个辅助角色。真正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别的地方，并且这种因素与更为熟悉的群体憎恨之间至多只存在着历史的联系。大屠杀的可能性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征之中；另一方面，大屠杀的实施是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特定的、但一点儿也不普遍的关系相关联的。在下一章中将对这些联系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富克斯，《逗留移民的反抗》(Gerard Fuchs，Ils resteront:le defi del'immigration)，Paris:Syros，1987；朱维与玛高迪，《让-玛丽·勒本的传说与非传说：调查与精神分析》(Pierre Jouve & Ali Magoudi, Les dits et les non-dits de jean-marie Le Pen : enquete et psychanalyse), Paris: La Decouvert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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