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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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直到那时，邪恶—既然必须要给这种只在外形上无法预测的、令人惊奇的环境的结合起个名字—已无声无息地逐渐渗入表面上无害的阶段…尽管如此，当回顾并分析过去的事情，就会发现很显然信号的积累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可以说，有着其自身的动力，只不过现在还是秘密的，这就好像一条突然急剧地浮出陆地之前总是不断地增大和变宽的地下河流；一个人只需回想到第一个凶兆出现的时刻并绘制一幅图示，勾勒出其不可阻挡的上升的客观形态。

J.戈伊蒂索罗，《战后风景线》

研究大屠杀的杰出历史学家希尔博格问道：“如果我能够向你展示所有的作恶者都是疯狂的，你会不会感到高兴点？”但这也正是他所无法展示的。他所展示的事实令人不安，也不太可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快乐。“他们在当时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何时当我们思考奥斯维辛背后西方文明的意义，这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演变的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理解力的速度；我们再也不能设想我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官僚体系结构或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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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了。”①

对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以及所有其他专门从事理解和解释工作的博学之士而言，这无疑是个当头棒喝。希尔博格的结论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他们也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事。对于科学家的所作所为而言，这种指责已是相当的糟糕(这势必会使学者们惶惶不安，甚至，如他们所说，使他们重起炉灶)，但它在本质上却不是公众恐慌的原因。毕竟，已经存在着许多其他重要但我们认为没有充分理解的历史事件。有时，这使我们感到愤慨；但大多数时间，我们并没有异常地不安。毕竟——正如我们安慰自己的那样——这些过去的事件只是涉及到学术兴趣的问题罢了。

但它们是这样的吗？我们难以把握其所有荒谬性的并不是大屠杀。而大屠杀的发生使之几乎无法被理解的恰恰是西方的文明—并且正是在我们想到我们早已对这种文明达成了和解，并看透了其最深的内在驱力乃至其前景的时候，也是它已经形成全球范围内空前的文化拓殖的时候。如果希尔博格是正确的，并且我们最关键的社会制度逃脱了我们的精神上和实质上的把握，那么应值得担忧的就不只是专业的学术了。的确，大屠杀发生在几乎半个世纪以前。直接经历它的那一代人都几乎已经过世了，但是——这是一个可怕的、不幸的“但是”——这些我们文明中曾经熟悉、而被大屠杀再次神秘化的特征，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它们并没有消失，所以大屠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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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尔博格，“大屠杀的意义”(‘Significance of the Holocaust'),见弗里兰德和 米尔顿编著，《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体系和种族灭绝》(Henry Friedlander& Sybil Milton ed. , The Holocaust : Ideology, Bureaucracy, and Genocide), Millwood, NY: Krau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1980, pp.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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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消失。

我们对这种可能性不屑一顾。我们嘲笑被我们心灵的平静所激怒的少数困惑之士。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特别的、嘲笑的名字—“末日的先知”(prophets of doom)。于是他们表现得很痛苦的警告也很容易被置之不理。难道我们还没有警惕吗？难道我们不谴责暴行、不道德和残酷吗？难道我们没有调动我们所有的创造力以及相当多的、不断增长的资源与它们斗争吗？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有从根本上表明了大灾难之绝对可能性的事物吗？生活正变得更好、更舒适。总的来说，我们的制度似乎可以应付。我们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以免于敌人的侵害，我们的朋友也绝不会做任何肮脏的事。即便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些不特别开化并因此在精神上遥远的人对他们同样野蛮的邻居所造成的暴行。例如埃维人②先把伊博人③称为败类、罪犯、守财奴和没文化的弱智者，然后竟屠杀了一百万名伊博人④;伊拉克人甚至都懒得咒骂库尔德居民就用毒气杀害他们;泰米尔人对僧伽罗人的屠杀；乌干达人的自我毁灭(或者有另外的可能？)。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很悲惨，但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即使真被证明确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无疑说明了跟我们不相同是多么的不好，并且安然无恙地处在我们先进文明的庇护下又是多么的幸运。

但是，一旦回想起直到1941年大屠杀仍然没有被预料到会发生；回想起即使给出了“事件真相”的现存资料，它也是不可预料的；回想起当它最终在一年之后发生而人们对它普遍表示怀疑的时候，我们的自满很显然会最终被证明是多么的不幸。人们拒绝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有恶意，而是因为他们已知的一切无法让他们去相信。对于他们所知道的和相信的而言，那个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集体屠杀是完全不可思议的。1988年，再次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我们知道在1941年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们应该去思议的。

②埃维人，住在加纳、多哥境内和贝宁边境地区的黑人。译注

③伊博人，尼日利亚东部民族。——译注

④参看利杰姆(Colin Legum)在《观察家》(The Observer)上的文章，1966年10月12日。

⑤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译注

⑥僧伽罗人，斯里兰卡的基本居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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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不同于其他许多学术研究的课题，有两个原因使得大屠杀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兴趣问题；也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大屠杀问题不能被简化为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考的主题。

第一个原因是，即使说“作为一个核心的历史事件——跟法国大革命、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纺织机的发明没什么不同大屠杀已经改变了随后的历史进程”⑦似乎是合理的，但最确定无疑的是大屠杀几乎没有改变此后我们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理解的历史进程。它在我们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和历史趋势的印象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鲜明的印迹。除了一些边缘化的专门研究领域和对现代性病态倾向的一些阴暗和不祥的警告之外，大屠杀使社会科学总体上(特别是使社会学)保持在原封不动的状态。而这两种例外一贯与社会学研究的正统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对曾经致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因素和机制的理解并没有有意义的进步。并且由于我们的理解力比半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们可能再一次对警告的迹象毫无准备，也无法破译它们——如果还是跟那时一样，现在这些警告迹象明显地处处显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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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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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无论“历史进程”发生什么情况，那些完全有可能包含大屠杀之潜在性的历史产物却没有发生什么或者，至少我们无法肯定它曾发生了什么。对于所有我们知道的而言(或者应当说，对于所有我们不知道的而言)，这些历史产物或许仍然与我们在一起，并等待着它们的机会。我们只能够心存这样的疑惑，即那个曾经产生大屠杀的环境并没有被根本改变。如果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在1941年致使大屠杀发生的某些事物，我们无法肯定它们已经从那时起就被消除了。越来越多的著名和有声望的学者告诫我们最好不要沾沾自喜。

导致(奥斯维辛)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保持得完好无损。这意味着民族国家自身的失控并且能够在难以想像的范围内引发社会自相残杀的行为。如果不被制止，它可以使整个文明毁于战火之中。它不可能执行一个人道主义的使命；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规范都无法阻止它的侵犯，它是毫无良知的。(费恩戈尔德)⑧

当代“文明”社会的许多特征都鼓励轻易地诉诸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主权领土国家宣称，作为其主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有权力对其统治的人民实施大屠杀行动，或从事种族灭绝大屠杀，以及……联合国，为了其所有的实际目的，而捍卫这项权利。(库佩尔)⑨

⑧ 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p.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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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动机而设定的限制内，现代国家会对其统治之下的人做任何它所想做的事情。只要它愿意，它可以超越任何道德伦理的界线，因为任何道德伦理的力量都在国家力量之下。在道德和伦理问题上，现代国家中个人面对的状况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犯人所面对的原则上约略相同：要么遵照当局者所推行的通行的行为标准，要么就是冒承受这些人可能会施加的任何惩罚的危险而……

现在，生存越来越符合在奥斯维辛控制生命与死亡的原则了。(克雷恩和拉波波特)⑩

只需对大屠杀记录草草浏览一番就会被激起的情感所吞没，因此上面所引的一些人有夸张的倾向。他们的有些话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无疑是过度的危言耸听了。它们甚至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如果我们所知的一切都跟奥斯维辛一样，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与奥斯维辛一起生活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活得相当不错。如果支配奥斯维辛犯人的生命和死亡的原则与支配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死亡的原则相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呐喊和悲叹又为的是什么呢？确实，人们或许会受到良好的忠告，切莫用大屠杀的残忍形象来维护一个偏颇的立场，并将这种立场应用到或大或小但总体上却是惯常性和日常性的人类冲突当中。大规模毁灭是敌对和压迫的极端形式，但不是所有压迫、集体仇恨和不公平的情况都和大屠杀“相像”。明显的因此也是表面上的相似性是很难导入因果分析的。与克雷恩和拉波波特观点相反的是，不得不在顺从和承担违抗之后果两者中做出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生活在奥斯维辛，而且大多数当代国家宣扬和实行的原则也不足以使它们的公民变成大屠杀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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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库佩尔，《种族灭绝：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库佩尔的预言在伊拉克驻伦敦大使的话语中得到了最为不幸的印证。1988年9月2日第四频道就伊拉克库尔德人被不断屠杀的问题采访伊拉克驻伦敦大使，大使先生驳斥这种指责说，库尔德人的幸福和命运是伊拉克内部事务，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于涉一个主权国家在其境内所采取的行动。

⑩ 克雷恩和拉波波特，《大屠杀和人类行为的危机》，pp.13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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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的真正原因存在于别的什么地方，这并非一个说了就完事，也不会作为后大屠杀创伤自然而又具误导性的结果而被搁置一旁的原因。它可以得自于两个相关的事实。

首先，由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可能导致大屠杀计划的构思过程，以及容许实施这样一个计划的技术资源，不仅被证实与现代文明完全契合，而且是以它为条件、由它创造和提供的。大屠杀不仅仅神秘地避免了与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冲突。也正是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

第二，所有那些文明化进程已经建立的核查与平衡、屏障和阻碍的复杂之网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而我们本寄希望并信任这些网络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暴力，并能够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力量。而大屠杀来临时，受害者发现自己是孤零无靠的。他们不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并秩序井然的社会所愚弄—他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毁灭的一个最有力因素。

坦率而言，我们的忧虑不无根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社会中，生活在并不包含任何可以阻止大屠杀发生的东西的社会中。仅仅因为这些原因，也是有必要研究大屠杀的教训的。这样一项研究所包含的远不止于对百万受害者的悼念，清算屠杀者，以及医治消极而沉默的目击者仍未痊愈的道德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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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项研究本身，即使是一次最认真的研究，也不足以保证大规模的屠杀者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的重现。但是如果没有这项研究的话，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这种重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不可能性又有多大。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集体屠杀并不是一个现代发明。历史上充满着团体的和宗派的敌意，总是互相伤害并潜在地具有的破坏性，时常爆发成公然的暴力，有时甚至会导致屠杀，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会导致整个民众和文化的灭绝。从表面上看，这个事实否定了大屠杀的独特性。尤其是这似乎否定了大屠杀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密关联，否定了大屠杀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它也暗示着残暴的集体仇恨一直都与我们如影随形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离开：它还暗示着涉及到这个方面时，现代性的惟一意义跟它的承诺和普遍的期望相反，它并没有能够磨平人类共处的公认的粗糙边缘，也没有能够给人对人的不人道划上一个明确的句号。现代性并没有能够实现其诺言。现代性失败了。但是，现代性对大屠杀事件没有责任—因为屠杀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与人类历史相伴同行了。

然而，这并不是大屠杀经历所包含的教训。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一长串未遂屠杀和较少一些的事实屠杀中的又一个事件。它也有着与过去任何屠杀都不同的特征。值得特别注意的正是这些特征。它们具有一种明显的现代气息。这些特征的存在说明了现代性直接有助于大屠杀的远不仅仅是它自身的弱点和无能。这些特征的存在说明了现代文明在大屠杀的发生和实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而非消极的。这也说明了大屠杀如同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失败一样，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产物。就像按现代—理性的、有计划的、科学信息化的、专门的、被有效管理的、协调一致的——方式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大屠杀超过了全部它所谓的前现代等价事件并使它们黯然失色；与大屠杀比较起来，这些事件显得是原始的、不经济的和效率低下的。就像我们现代社会的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如果以我们社会所宣扬和制度化的标准来衡量，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成就。就像现代工厂远远超过了手工工匠的村舍作坊，或者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杀虫剂的现代工业农场远远超过了只有马匹、锄镐和手工除草的农庄一样，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屠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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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9日德国发生了历史上名为碎玻璃之夜的事件。犹太人的商店、礼拜堂以及家园遭受到一群难以控制的、实际上受到官方怂恿和秘密控制的暴徒的袭击；它们被破坏、被点上了火、被摧毁。大约有一百人在此事件中丧生。碎玻璃之夜是大屠杀期间惟一一起发生在德国城镇大街上的大规模屠杀。它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已有的反犹太暴徒行凶作恶的传统之后出现的大屠杀的一个插曲。它与过去的屠杀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起源于古代、经过中世纪、直到接近现代不过仍然主要是前现代的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群众暴力的历史长线中，它并不显得突出。如果纳粹对待犹太人只包含碎玻璃之夜以及类似的事件，那么它就只能给失去节制的情绪、滥施私刑的暴民、掠夺和洗劫被征服城市的士兵的长卷编年史再另外增加一个段落，或者至多是一个章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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