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达雷明确彻底地说出了“改善现实”的野心，这些野心形成了现代思维方式的本质，并且也只有现代权力的资源才允许我们严肃地去酝酿这种野心。

社会错位变得深入的时期，也就是现代性这种最显著的特征开始盛行的时期。实际上，在此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如此形容不整—“未完成的”、模糊的和易弯曲的——简直在等待一种想法和一个灵巧机智的设计师将它塑造定型。在此时期，社会似乎缺乏其自己的力量和取向，因此也就无法抵抗园丁的照管，而随时准备着被挤压成园丁所选择的任何形状。可塑性和无助的结合构成了自信的冒险空想家很少能够拒绝的吸引力，这也构成了空想家不会被抵制的环境。

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因此，适合实施大屠杀的条件是特别的，但一点儿也不异常；是罕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条件不是现代社会固有的属性，但也不是一个外来的现象。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犯罪计划需要社会工具才会起作用。而那些想阻止计划实施的人的戒备也同样如此。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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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用于戒备的工具似乎是短缺的，而那些看似能够为犯罪计划效劳的机构，或者(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无法防范完成普通任务的活动带上犯罪性质的机构，却并不短缺。研究信息技术(一个公认近期研制出的新技术，在纳粹大屠杀时期还没有出现)的社会影响的最敏锐的观察家和分析家怀贞鲍姆认为，产生屠杀性行为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已经增强了：

德国把实施其“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为工具理性教科书式的演练。当人性无法将目光从所发生的事情身上移开、当屠杀者自己拍摄的照片开始四散传播、当令人同情的幸存者再次进入视线时，人性暂时颤栗了。但到最后，一切如旧。同样的逻辑、同样冷酷无情地对计算理性的应用，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杀害至少与已成为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工程师的受害者一样多的人。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今天与那时，文明都是一样地危险。

而且.那些使得工具理性和发展起来为它效劳的人类网络在当前和以往一样道德盲目的原因，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1966年，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被发现二十多年后，一群杰出的学者设计了堪称科学上精巧和典范的电子战场计划，以协助越南战争中的将领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同那些被他们交给他们的赞助者的意见所产生出来的武器系统致残和杀死的人保持着巨大的心理距离。”②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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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在此之前的所有技术相比，在湮没其人类目标之人性上(“人、物品、事件被‘程式化’，人们谈论的是‘输入’和输出’，反馈回路、变量、百分比、程序等等，直至最终所有与具体环境的联系都被抽象掉。然后只剩下图表、数据集合和打印输出。”)都要做得更为成功的新的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心理距离就无法遏制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纯粹的技术进步从一切慎重选择的以及话语一致的人类目的中获得自治也是相同情况。既有的技术手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在破坏着对自己的使用，并使对后者的评价隶属于自己的效率和有效性标准。同理，行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权威也已经被缩减为次要的考虑——如果没有被怀疑或被认为无关的话。行为几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而只需既有的技术使其成为可能的认可。雅克·埃鲁尔曾经告诫说，由于已经从话语型的社会任务中解放出来，技术

决不会发展成任何事物，除非由于它受到了来自后面的推动力。技术人员不关心他为什么而工作，并且总的来说，他也不在乎。他工作是因为他有仪器设备，这允许他完成某项任务，并在新操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任何朝向目标的号召；有的只是放在背后的发动机的限制，以及不容许机器停止运转所带来的限制。

四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②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

怀贞鲍姆，《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p.256。

埃鲁尔，《技术系统》(Jacques Ellus，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 JoachimNeugroschel), New York: Continuum, 1980, pp.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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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盘算效率在决定政治目标时取得了最高的权威，不再能够指望反对不人道的文明保障来控制人类工具理性潜能的运用，希望就越加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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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

希尔博格

阿伦特有一个结论值得注意———如果没有犹太合作者的所作所为，没有犹太委员们(Judenräte)的热忱，那么受害者的数量将会有所减少——不过这种说法似乎经不住更为详尽的考察。这是一个仓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尽管受害社区的领袖们采取的态度各自不同、范围极广—从切尔尼亚科夫(Cz-erniakow)的自尽，到罗姆科夫斯基(Rumkowski)和根斯(Gens)积极自愿地与纳粹监察官合作，再到犹太委员半公开地支持武装抵抗的比亚利斯托克(Bialystok)案件—最后的结局却是殊途同归：社区和它们的领袖差不多都没有逃出死亡的魔爪。还有，在大约三分之一的犹太遇难者当中，纳粹在杀害他们时并没有向犹太议会或犹太委员会求得半点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对俄国的战争被希特勒正式宣布为一场灭绝战，臭名昭著的特遣队跟在早期胜利地扫荡了苏联领土的纳粹国防军之后，他们因此就不必为建立犹太人区或者选举犹太委员而焦虑了)。在一系列有关犹太人的合作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所造成的影响的论述中，特伦克(IsaiahTrunk)对现存的犹太委员记录作了最为彻底与全面的研究之后，得出了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观点站在与阿伦特相反的立场上。他认为，“在东欧大屠杀这个最终事实上，犹太人参与放逐还是没有参与放逐——无论如何——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为证明他的结论，特伦克指出，在很多事件中，特别犹太委员会的官员们因拒不服从纳粹党卫军的命令而被更为听话的人取代，甚或造成了亲自操纵“选举”(即使大多数也有犹太警察参与协助)的党卫军干脆完全无视这个犹太人的联系纽带。当然要明白，这种个别的违抗事例仍然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因为纳粹在其他很多时候仍能够依靠犹太人的合作，而只在执行屠杀行动的过程中才动用他们自己的剩余部队。如果期望违抗普遍存在，也无从知道它会起多少更为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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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况的确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者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务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决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在第一章里我曾说过，被害社区(doomed communities)的领袖们执行了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预备性官僚工作(比如为纳粹提供记录、把即将被害的人归档)，他们负责监管为受害者维持性命而进行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直至毒气室可接纳他们，他们负责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工作没有让德国人大伤脑筋或者多费钱财，他们为屠杀过程中前后相继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而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他们为这最后的旅程积敛资金。如果没有这些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帮助，屠杀照样也有发生的可能—但它或许会以不同的，或者是不那么令人发怵的篇章进入历史，而仅仅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出于复仇的怒火或者共同的仇恨，施加在身不由己的被征服者身上的严酷的强制和残忍的暴行。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也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大屠杀面前遇到了崭新的挑战。大屠杀如同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到那些由理性行为中彻底的现代艺术所引致的过程的产生；可以看到一旦这些过程为实现现代权力欲图达到的目标而被利用的时候，现代权力的新的潜力和新的视野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即使考虑到大屠杀惨绝人寰的一面，提供给我们参照框架的也不是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力中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而是正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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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种族灭绝的方针总体来说排斥在大屠杀过程中作用非常明显的受害人的合作。“普通的”种族灭绝即使不是根本不会，也很少把目标定为彻底灭绝一个群体；暴力的目标(如果暴力是意图明显和有备而来的话)是去摧毁一个身份群体(marked category)，如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教区，即一个能够自存不灭，能够捍卫自身自我认同的生机盎然的共同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现种族灭绝的目标就要求(1)暴力已经强大得足以摧垮受害者们的意志与韧性，然后用恐怖手段使其屈服于上层权力，并接受权力强加的秩序；(2)身份群体已经被剥夺了进行持续抗争所必需的资源。两个条件实现后，受害者就被握在迫害者的股掌之间。他们被迫进人漫长的奴隶制，或者被带到一个由胜利者确定新秩序的地方——但随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完全取决于征服者们的突发奇想。无论做出何种选择，种族灭绝中的刽子手们都会从中受益，他们延伸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刨掉了敌对势力的根基。

在为了使暴力行之有效而必须加以破坏的抵抗资源中(可以说，破坏这些资源是种族灭绝的核心，也是衡量其成效的最终标尺)，首当其冲的便是被害社区中的传统精英。种族灭绝最具影响的成果就是让敌人“群龙无首”。希望身份群体一旦被剥夺了领袖和核心权威，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不能坚守其自我认同，并最终丧失防御的潜力。群体的内部结构因此而坍塌，瓦解为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被逐个挑选，合并进一个由胜利者管制的新结构当中，或者被强行重新编制成一个屈从与孤立的群体，去接受新秩序的操纵者们的直接规束和监管。因此，只要身份群体作为一个社区、作为一个具有内核的自治体事实上是种族灭绝意图摧毁的目标，目标社区的传统精英们就成了其首要的打击对象。对于东欧，希特勒认为那是日耳曼民族扩张的辽阔生存空间，认为它现在的居民在将来是满足新主人需要的奴隶劳力。听从这一论调，德国的侵略部队着手系统地剿灭当地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自治的一切残余力量。他们进行搜索，实施监禁，试图在物品上清洗掉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的一切积极因素；并且遣散了几乎所有的最基本的教育机构，禁止几乎所有在他们看来是道德堕落的地方文化的进取心，试图以此来阻碍民族精英的再生产。不过，这样做使他们在追求实现希特勒野心勃勃的构想时，除了在微不足道的犯罪事件中让受奴役的民族有些从属性的帮助外，丧失了将他们的合作网罗至帐下的机会(哪怕他们曾有过这样的可能性)。随着把当地精英作为消灭对象标识起来，征服者就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资源了，他们不得不把被征服民族的行动计算为一种成本，而不能计算为他们的财富。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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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犹太人，纳粹的目的决不在于奴役。即使从一开始，集体屠杀没有被考虑为最终的结果时，纳粹希望造就的事态就是一种彻底的清洗———把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的生活世界中有效地驱赶出去。即使犹太人陷于一种奴隶劳动的角色，希特勒及其爪牙们也并不使用犹太人的效劳。他们所寻求的解决方案的彻底性——无论是向外移民、武力驱逐还是身体的消灭—使得对犹太精英们的所有“特殊对待”显得没有必要；他们注定要和他们众多的犹太同胞遭遇到共同的命运，无论什么样的运数摆在犹太人的整体面前都被看做是毫无例外的，即它都将以相同的手段和方式落在种族的所有成员的头上。以这样一种“整体化”的方式处理犹太问题，可预计的结果也许就是存在于所有被占领的斯拉夫领土上的社区的存在因素遭到正面打击后很长时间里，类似的犹太共同体的存在因素还存在着：社区结构、社区自主和社区自治却继续存留了下来。这种存留的首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在大屠杀的整个阶段，犹太人的传统精英在管理上和精神上仍保持着领袖地位；也可以说正好相反，随着犹太人身体上的隔离和犹太人区的割裂，这种领袖地位却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几乎变得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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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精英们的新角色是犹太委员。产生犹太委员的办法多种多样—在东部一些较大的犹太人区里，纳粹坚持举行选举；而在西部根基久固的犹太社区，却一直都是围聚在当地的集市广场上，然后从一群德高望重的长者中任命主席。大量的事例证明，“犹太地区”的纳粹监察官渴望维持并提高任命的犹太领袖的威望；他们需要利用“犹太委员会”的势力得到犹太大众的消极苟安。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①从柏林给新近占领波兰城镇的德国指挥官们发去一封快函，在这封著名的信件里，他强调犹太长者委员会应该“由仍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和犹太拉比组成”—而且清楚地开列了一长串重要的任务，长者委员会将单独为它们承担责任，进而享有控制权并赢得威望。可以揣测，纳粹坚持要借犹太人的手处理在犹太人区的一切事务，其中一个居心叵测的因素，就是希望使得犹太领导阶层的权力更加明显和更具慑服力。犹太人实际上就脱离了正式的行政机关的管辖(这在德国是一步一步实现的；而在占领区则来得比较陡然)，而完全和无条件地落入了与他们同一信仰的领袖之手，这些领袖则听命于一个同样脱离了“正式”权力结构的德国机构，并向它做汇报。1940年，塞弗特提出并编撰了犹太人区这种殊为奇异的自治与隔离的混合在法理上的原则：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①海德里希:在二战期间负责纳粹德国的帝国安全中央办公厅(RSHA)，这个办公厅包含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的保安部，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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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区，对德国机构而言并不存在个体的犹太人。原则上也不与个体的犹太人讨价还价……不过犹太长者可以例外。在长者的帮助下，犹太人可以为他们自己充分地安排包括宗教团体事务在内的诸多内部事务，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德国管理部门的任务和要求尽心尽责地去执行。犹太长者当中大多是巨富和名流，他们对完成情况负个人的责任。无疑，这些长者让我们回忆起了很久以前曾被(沙皇)俄国的犹太政策所利用过的卡尔斯(Ka-hals)，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卡尔斯给予并保护了犹太人权利；而在政府中任职的长者们却只接受和分配犹太人所尽的义务……对于德国人的命令，不容讨论，也不容辩解。

② 塞弗特，《东部边境的犹太人》(Hermann Erich Seifert，Der Jude an der Ost-grenze),Berlin:Eher,1940，p.82。引自研究希特勒的教授马克斯·怀恩莱西的《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p.91。将犹太精英放在执行他们为解决“犹太问题”而设计的长期计划的主角位置上，与落在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的精英身上的处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味着斯拉夫人是被奴役，而不是被灭绝。举例来说，波兰种族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在德国占领的头一天就遭到了迫害和杀害，这比展开屠杀波兰犹太人的行动早了许多。这个事实误导了流亡中的波兰政府和通常的波兰舆论，使他们相信犹太人跟他们的邻居-—波兰人—比起来被德国人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参看恩格尔，《在奥斯维辛的阴影中》(David Engel，In theShadow ofAuschuitz),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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