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犹太领袖们向下对受奴役的大众行使着正式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向上他们却被掌握在一个不受国家宪制机关任何控制的罪恶组织手中。因此，犹太精英就在使犹太人无行为能力的过程中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中介角色；对种族灭绝而言，这种情况却一点都不典型，即不是破坏而是通过强化社区结构以及地方精英扮演的凝聚性角色，使人们向其征服者那毫无羁绊的意志做出彻底的屈服。

因此，颇为矛盾的是，在最终解决的初期，犹太人的处境比起一次“普通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的受害者来，竟更像是在正规权力结构之下一个下属群体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行动的有条不紊搭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自己的行动成为了整个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其成功所需的要紧条件。“普通的”种族灭绝明确地把行动者划分为凶手和被害者;抗争是后者惟一的理性回答。可是在大屠杀中，这种划分却相对模糊一些。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里，又在其中广泛地承担了一系列任务和职责，显然他们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而选择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未来的刽子手合作不无他们自己的理性衡量。犹太人因此能够在其压迫者的控制下活动，更快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然而引导他们行为的却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活下去。

正是因为这个悖论，大屠杀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特别地洞察到官僚化管理下压迫的一般原则。当然，在平常都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和极少把目标定在将压迫者整体消灭的事件中，大屠杀属于一个极端事例。然而，恰是因为这种极端性，大屠杀揭示了官僚化压迫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可能在其他事件中仍未引起注意。它们的一般形式更是广泛地存在着；要解释它们就必须彻底地理解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方式。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现代的、理性的、官僚化组织的权力有能力引导出与行动者的切身利益极度冲突、而在功能上又是实现其意图所不可或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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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受害者

这样一种能力不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得到这种能力，官僚机构必须在它自身内部的权力等级和行动一致的原则之外，实现更多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官僚机构必须完全专门化，无条件地垄断自己执行的特殊职能。如果说得更简单一些，这意味着，首先，官僚机构对它的目标对象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明确地不再指向其他对象，因此也不会对其他类目标的状况产生影响；其次，目标对象必须存留在此专门化机构的职权范围内，而没有其他机构插手。第一个条件杜绝了外来干预进入官僚机构的行为中。因为面对着两方的问题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共有的基调并激起团结一致的行动，未受影响的群体也不可能仓促地来救助目标群体。第二个条件一旦实现，目标群体就知道，或者不久就能发现，向权威和资源的核心请示，而不是向钳制他们的官僚机构请示，是徒劳无益和没有作用的；并且有的时候，这样的请示还会被认为是破坏规则(只有管制他们的官僚机构有权对这些规则做出界定)，而招致比本分地服从官僚统治更可怕的结果。在两个条件之间，给目标群体单独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官僚机构，作为他们做出理性决定时惟一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实施“有目标的”政策并且握有该政策惟一的执行权的官僚机构完全能够划出受害者的行为半径，把受害者自己的理性动机规划到为实现其任务而可资利用的资源当中。而在官僚化组织的权力能够依赖即将被摧毁或者伤害的群体的合作之前，这些群体必须有效地被“封锁”起来：要么在身体上从日常生活的情景或者其他群体的关注中消失，要么在心理上用公开且明确的歧视性定义和凸显目标群体的独特性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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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柏林的普林兹(JoachimPrinz)拉比在一次演讲中总结了“被封锁的”群体的境况：“犹太人区是一个世界’。外面都是犹太人区。在市场，在大街上，在公共酒馆里，处处都是犹太人区。它还有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没有邻里。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人知道它会被容忍多久；没有一个邻居的生活……”③在1935年，屠杀的受害者们就已经知道他们处于孤立之中。他们不能指望其他人的团结。他们正在经受的痛苦就是他们孤立无助。身体上相当接近的人，在精神上却无限的遥远：那些人不曾有过他们的经历。而且受难的经历难以沟通。普林兹拉比为之代言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场游戏中，“犹太人课桌前”的官员是惟一发号施令的人;他们制订规则，随意修改，确立界标。因此，他们的行为是惟一要去关注并以自身的行为作为衡量的坚固事实。外面世界的消隐压缩了“处境”的边界，现在它只能按照迫害者的权力来界定，而这种权力从来不需要有任何请示。“犹太人身体上的驱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惹人关注，因为德国人已经把他们从心里和脑海中驱赶出去很久很久了。”①首先是在精神上的隔离。这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实现。

最惹人注目的手段就是通过直接号召，激起公众的反犹主义，煽动人们的反犹情感，直到他们对特殊的“犹太问题”极度冷漠或者一无所知。这就是纳粹的宣传所为，手法巧妙、不惜血本、不计余力。他们指控犹太人罪大恶极，图谋不轨，在骨子里积恶难改。尤其是，伴随着现代文明中对卫生的敏感性，寄生虫和细菌造成的担忧和恐慌被唤醒，现代人也倾向耽溺于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健全。犹太人却被描绘成一种传染病，它的携带者是伤寒玛丽的现代版本。因此和犹太人交往孕育着危险。过去产生反感和厌恶的社会心理机制，比方说看到生肉或者闻到小便的反应—埃里亚斯叙述文明化进程时，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被用来表述令人恶心和反感的犹太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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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引自库佩尔，《种族灭绝：它在二十世纪的政治用场》，p.127。

① 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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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反犹主义的圣谕发挥的作用有限。事实证明，很多人不为敌视犹太人的宣传所动，更概括地说，是不为宣传要他们必须接受的、对于世界的非理性解释所动。更多的人虽然对犹太人的官方定义没做什么抗争就让步了，但他们拒绝以此定义来对待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假如反犹宣传是在公共生活中“封锁”犹太人的惟一手段，那么它可能就会失败—其结果至多是把人们划分为极端仇恨犹太人却不太团结、更缺乏组织的阵营，和卓有成效的不合作群众以及“过度的被害者”的积极保护者。它实在不足以彻底把犹太人从德国人的“心里和脑海中”驱除掉，而导致不遭反对和怨恨的犹太人在身体上的毁灭。

不过，在紧盯着目标的所有反犹措施都得到关注的情况下，反犹宣传的影响得到支持并有一定的增强。这样，随之而来的每一步行动，即使没有达到其公开的目标，却仍然加深了犹太人和其他人的鸿沟，并使这种信息进一步深入人心;无论在犹太人

⑤伤寒玛丽，纽约城中著名的伤寒带菌者，原名MaryMallon，系厨娘，本人对伤寒是免疫的，但传播了大量的伤寒病例。——译注

⑥ 见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的第1卷第2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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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凶残，都肯定不会对其他人的命运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所以，这些事只关系到犹太人，而与其他人无涉。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彻底研究，现在我们知道纳粹的高层官僚和他们的雇佣专家曾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为犹太人设计合适的定义中——表面上是一种墨守法规的精妙，看上去很荒唐，与残暴、肆无忌惮的暴力的背景格格不入。而实际上，相对于在法学文化(Jurisprudenzkultur)中纳粹不能彻底根除的那些最后遗存而言，或者相对于对德国国家传统不能完全忘却的敬意而言，在法律上寻求一个完美的定义更有好处。并且为了让目击者安心，认为他们看到或者怀疑到的迫害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进而他们的利益也会平安无恙，精确地定义犹太人显得很有必要。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这样一种定义，即可用来精确地确定谁是犹太人而谁又不是，防止出现晦涩的、混乱的、可上可下、模棱两可的语句导致相互抵牾的解释。臭名远扬的纽伦堡立法，尽管其内容和其表面上的功能理性有多么荒诞不经，却极其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⑦它们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没有留下无人空间(no-man's-land)。为了隔离，为了最终的消灭，它创造了一类烙上印记的人。这也一下子创造了范围更广的一类既安全又纯净的德国公民，那就是血统纯正的德国人。给犹太人的商店打上标记(这样就强调了没有打上标记的店的适宜和可靠)，强迫残留的德国犹太人在衣服上饰上黄色徽章，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个目的。实际上，“犹太问题听上去受人关注，而大多数德国人对它只有那么一丝微小的兴趣”。当德意志帝国向东扩张，以及强行驱逐时，大多数人“也许对发生在东部地区犹太人身上的一切只有些许的考虑，过问的也就更少。对他们而言，犹太人从视野中消失了，从头脑中淡漠了……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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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看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HansMommsen，“Anti-Jewish Politics and theImplications of theHolocaust”),见布尔编，《第三帝国的挑战》(Hedley Bull ed. , The Challenge of the Third Reich : The Adam von Trotta Memorial Lec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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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中全部已有的和组织化的精英们以一种无声的寂静伴随着隔离的过程—但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人本可以振臂高呼，抗议迫在眉睫的灾难，使之为世人所知。可以猜想，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如果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出于各种原因是异质的、令人不快的，那么计划对之进行清除就会赢得广泛的赞同。不过，这不是全部的原因，甚至也不是最致命的原因。纳粹攫取了国家权力，却并没有改变职业行动的规则。从现代社会来临之前开始，这些行动就一直忠实于理性的道德中立原则和对理性的追求，而决不会屈服于与该事业在技术上的成就毫无关系的各种因素。德国的大学，跟其他现代国家中与之相似的机构一样，将科学的理想精心培育成突出的价值无涉行为，他们赋予了自己保护“追求知识的志向”的权利和义务，将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志趣撇到一边。只要想起这一点，那么他们的沉默，甚至德国科学机构在完成纳粹任务的过程中的积极合作，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美国的利特尔坚持认为那种沉默与合作越不使人吃惊，就(或者至少应该是)越令人忧虑：

死亡集中营并不是由文盲，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设计并建造的，它们的运行计划也不是由这类人策划的，这个事实给当代的大学带来了信任危机。屠杀集中营跟它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很多代人以来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

⑧ 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IanKershaw，Popular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pp.359,36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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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毕业生为智利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智利的法西斯党，为希腊的叛军或者希腊共和国，为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共和国的西班牙，为苏联，为中国，为科威特或者以色列，为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或者巴基斯坦工作，而没有什么内在冲突…说得苛刻些，总的来看，这就是那些培养出来的技术专家，那些由现代大学对道德、伦理和宗教的冷漠而“教导”了技艺的人们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他进而抱怨，多年以来，在他的国家里讨论纳粹滥用或者误用科学，比讨论美国的大学给“道氏化学公司(DowChemical)、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海尼威尔(Honeywell)或者波音飞机公司……或者给智利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中的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提供服务还要容易得多。⑨

对于德国科学界（如果更一般些，知识界）的精英，以及他们中最出类拔萃的个别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保存作为学者和理性代言人的诚实。这个任务并不包括（万一有冲突的话，还会排斥）关心他们行动中的道德意义。贝尔岑发现，在1933年的春天和夏天，德国科学界的名人，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或者劳厄都“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提出忠告，要耐心，要克制，特别是在解雇和移民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正面冲突，等待有序的生活与程序的恢复，使他们学科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一旦他们打算把不甚重要的方面抛到脑后时，他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保护和挽救对他们而言真正有分量的东西——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打算于他们而言顺理成章，因为与纳粹的那种稀奇古怪的蜜月同他们所习惯和珍视的东西并无不同，而此后确实恢复了“有序的生活”。(不过有一些过去的同事失踪了，并且当他们走进坐满了服装整齐的学生的教室时，又会有一种新的敬礼。）他们的职业行为很受需要，又颇受好评，而且可以即刻拿到资助前程远大且在科学意义上激动人心的项目的基金，于是为这一切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海森堡曾找到希姆莱，以确信他和他的同事（当然，除了那些失踪的同事）能够被允许做他们愿意和喜欢做的事。希姆莱则建议他应该在物理学家的科学发现和政治行为之间认真地做个区别。这话肯定如同一段音乐一般飘进了海森堡的耳朵里：这不是他受到训练时一开始就要求做的吗？他“于是谨慎、积极地推动了纳粹事业，特别是身处异国、敌意遍布时，他仍孜孜不倦的指导两个小组中的一个投身于原子弹的研制中，无疑，作为一个不可自拔的科学动物，他在去看’、去获得成功的欲望下备受激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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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利特尔，“现代大学的信任危机”(Franklin H. Littell，The Credibility Crisisof the Modern University')，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p. 274，27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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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舍弃权力的故事常常都是自愿放弃的故事，”—费斯特写道—“如果有人提倡抵抗，那也只是抵抗自杀的诱惑。”而在某种程度上，在纳粹式的“有序生活”中，从受害者变为附庸的知识分子发现并没有多少自杀的理由，而是有充足的理由自觉自愿地，有时候是一腔热忱地去投降。

⑩ 贝尔岑，“物理科学”(Alan Beyerchen，‘The Physical Science')，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p.158—9。

坡里雅科夫，《反犹主义的历史》，第 3卷（Leon Poliakoff，The History ofAntisemitism ,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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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投降，值得一提的事情是难以说清它从哪里开始，并且根本不可能预先想到它会在哪里结束。在碎玻璃之夜暴行中，著名东方学教授卡勒(Kahle)的夫人被发现帮助她的犹太人朋友清理惨遭破坏的商店，她丈夫因此就遭到了大家的抵制和其他一些宽大的处理，使他被迫辞职。

其间的几个月是一段隔离期，在此期间总共有三个人——不在教授的整个社会和职业圈子之内——在黑夜的掩护下拜访了他。他还收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另一个讯息：一群同事们的一封信，对由于妻子缺乏直觉而使他失去从大学光荣引退的机会表示遗憾。

另外一件值得提及的关于投降的事情是，不管一开始的感觉是多么痛苦，到最后都倾向于变耻为荣。投降的人成为犯罪同谋，而对沆瀣一气导致的认知失调也能泰然处之。那些对纳粹反犹主义宣传所表现出来的浅薄持轻蔑和嫌恶态度，但“仅仅为了保护更崇高的价值”而保持缄默的人，几年之后，发现自己沉浸在大学之清白和德国科学界之纯洁的喜悦里。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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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面孔》(Joachim，C. Fest，The Face of theThird Reich , trans. Michael Bullock),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p.394。

格鲁伯格，《第三帝国的社会史》，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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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犹太人受到的迫害更加残酷而变得更加强烈。其原因很简单，虽然有些令人压抑：即使当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场可怕的冤屈正在上演，然而却缺乏气概和胆量去抗争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把受害者视为可耻的，以此最简便的方式让良心得到宽慰。

无论如何，德国的犹太人已变得彻彻底底地孤立。现在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邻里的世界。对关系到他们命运的一切而言，其余的德国人已经不存在了。犹太人的世界里只拥有纳粹权力这样惟一的一个他者。不管犹太人怎么样界定他们的处境，其处境只简约为一个因素：纳粹迫害者视为有用而采取的行动。因此，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犹太人不得不根据所预期的纳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假定在行动与反应之间存在一条逻辑链，因此这样的行为也比其他行为更合理、更可取；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们不得不按照官僚机构的头子提出的行为准则来行动：效率、更大的收获、更小的付出。自从纳粹对游戏的规则和赌注做了统一和无可争议的规定之后，他们就能把犹太人的理性当做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的一项资源来调动。他们能够将规则和赌注做出这样一种安排，使得每迈出理性的一步，就可以加深未来受害者的无助，使他们一寸一寸向最终的灭亡靠近。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

犹太人被纳粹强迫加入的游戏是生与死的游戏，因此站在他们的角度，增加逃生的机会或者限制死亡的范围既是理性行动的目标，也是衡量的标尺。价值的世界减缩成一个—那就是继续活下去(或者至少是使之成为头等大事)。事态如何，现在说来清楚不过，而当时的受害者却并不必然知情，在“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之路”的早期则当然更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纳粹本身，包括他们的领袖，在发动对犹战争时头脑里都没有一个关于最后结局的明确概念。战争开始时有着适中的目标：清洗，把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中捧出去，经过长期的工作使德国不存在犹太人。正是在官僚机构追逐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和影响当中，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就在某一个阶段从“解决办法”上说变得“合理”了，在技术上也变得可行了。然而，甚至希特勒关键的决策——对俄国犹太人大开杀戒——在积极的“犹太人专家”面前开启了新的视野和提供了先前未经考虑过的选择时，对最终解决的实质保守秘密仍然是纳粹计划中内在和关键的一部分。将受害者送往毒气室被称为“迁居”，屠杀集中营的身份被掩盖在“东部”这个含糊的称呼里。而当犹太人区的代表造访党卫军的指挥官，想问清楚风传的马上要开始屠杀的谣言是否属实时，德国人也断然做出了否定。不夸张地说，这个秘密被保守到了最后一刻。特别指挥部(Sonderkommando)中在毒气室和火葬场效力的犹太成员，如果告诉从拥挤不堪的车上下来的新来者，从月台上看到的建筑不是一个公共浴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惩罚之一就是立即处死。显然，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减轻受害者的愤怒与痛楚，而是为了让他们自愿地走进毒气室，不做丝毫的反抗。

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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