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因此，在屠杀的每个阶段里，受害者都面临一个选择(至少是在主观上——即使消灭身体的秘密决策已经在客观上剥夺了选择存在的可能性)。他们不能在好的和坏的境况之间做出选择，但至少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强调和申明他们要求赦免或者得到特殊对待的权利，使自己免受一些打击。换句话说，他们有东西可以来实现拯救。纳粹为了可预知其“受害者们”的行为，进而对之进行操作和控制，不得不规劝他们以“理性的模式”来行动；为达到效果，他们不得不让受害者相信确实存在可实现拯救的东西；并且还制定了明确的规则，规定个人应该怎么样来着手拯救。为了使受害者相信，还必须说服他们，对作为整体的一个群体的待遇并不是均衡划一的，许多个体成员会有所分化，而这就要靠每个人自己的长处。也就是说，受害者要考虑一下，他们的行为确实很重要，他们的命运至少受到他们眼下所作所为的部分影响。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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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一个绝对事实，即官方规定了权利和被剥夺程度各不相同的各类群体，这激起了疯狂的为获得“重新分类”、证明个人“应当”被划分在更好的类型里的热情。这种反应在混血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德国立法造就的“第三种族”，他们处境尴尬，居于失去权利的“纯犹太人”和清白的德国公民之间。“因为有这样的歧视，要求获得特殊对待的压力也就落在同事、上级、朋友和亲戚们的头上。结果，在1935年设立了一项法律程序，对混血儿重新划分，使之进入一个更高的类型……这就是我们所知晓的 Befreiung（解放法令)。”在知道了付出的努力并不会完全无效，同时血统上的证明可能被有效地否决和撤消之后，压力就变得更大了。而个人能够——而且很多人也确实——在证明自己确有所长之后（德国最高法院规定“光有行为还不够；行为所反映的态度才是决定性的”）得到真正的解放。甚至像行政长官基利（也是一个混血儿）那样，由于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贡献突出，他的自由证明书竟然是作为圣诞礼物，悬挂在特别邮差送来的家庭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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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下面。

这种安排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所要求的观念与信仰以及它所鼓励的行为，给纳粹的总体规划提供了合法性，使之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也包括受害者在内。在争取微不足道的特权、享受赦免的身份或者仅仅是已属于整个毁灭计划之内的延期执行(stay of execution)的同时，受害者和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都默认了这个计划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果一两个人根据他过去的特长享有免于职业禁令限制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就是有人同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长，那职业禁令就是理所当然的。

承认这些特权类型在道德上的灾难，是每一个被要求在他的情形中有所“例外”的人都暗自承认了这种规则，但很明显，这一点从来没有被那些奔波于获得“特殊情况”，以此来要求予以优待的“善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们所掌握……比如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卡兹特纳(作为一名匈牙利的犹太领袖，为把一些受他监护的人从死亡集中营救出来而与纳粹展开过谈判)为成功地拯救了纳粹于1942年公开宣布的一类“杰出犹太人”而感到自豪，虽然在他看来一个有名的犹太人并不就比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更有活下来的权利。

在争取赦免的过程中，有充足且各不相同的机会来增加这种规则的权威性(到最后，它被当做一种寻求个人特权的权利而得到巩固)。在大屠杀的每个阶段，虽然形式变动不居，但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比如说，对德国犹太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就特别丰富而精细。那些在一战中曾为德国战斗的，在战斗中负伤的，以及因作战英勇而被授勋的犹太人都被宣布属于特殊情况，很长一段时期内，功劳略逊一筹的同胞遭受的限制大多数对他们不起作用。这种本身乃是例外的规则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具普遍性的规则上引开了。在这种规则中，只要同时接受使一般规则和例外情况都算得上合理的假设—“正常的”犹太人、“这样的”犹太人不应当享有德国的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普通权利—那么不管是谁在其中发现了个人机会都可以要求获益。这种规则招致了连连不断且论证严密的申诉、一封封的推荐信、支持有名望的个人、朋友或者生意伙伴的从中斡旋、急切地寻觅文件和证据等等，这一切为反犹太法案生成的新事态得到风平浪静的和解贡献非凡。一些正义的非犹太人尽其所能为他们认识、喜爱或者尊敬的人确保权益，在他们给当局的信中强调，因为这个特殊的人为日耳曼民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不应该受到残酷的对待。教士们忙着保护转变信仰的犹太人———犹太人中最初的基督徒。在这里面，个人需要成为一个特殊类型的犹太人，以抵制歧视和迫害的原则，被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或者至少得到了人们的适应。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1卷，pp.78—9,76。

⑩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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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有些人和群体过于急切地坚持自己有独特的品质以及获得更好待遇的权利。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里，“原有的”犹太人和“迁入的”犹太人之间众所周知且处处存在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先例在于安居乐土且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的犹太社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敌视那些粗鄙、无知、操一口依地语的东欧同胞，在他们看来，后者令人生厌的鲁莽对他们自己来之不易的受人尊重是一种威胁。(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英国古老而又富有的犹太家族不惜替为躲避俄国屠杀而逃难的穷困潦倒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犹太大众支付返回的费用;在德国，“比德国人更德国化”的家世古老的犹太人“想要摆脱反感…将其转移至贫困而未被同化的外来同胞的身上”。造成这种对东欧小镇的犹太人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立场的老传统妨碍了西欧的犹太社区领袖把东部犹太人的命运理解为他们自己将来命运的一种模式；命运没有了共同性，可以想像，如此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也就产生不出团结一致的策略。当英国广播公司在荷兰广播发生在波兰的集体屠杀的消息时，犹太委员会的主席，大卫·科恩，斩钉截铁地否认了它会与荷兰犹太人的未来有什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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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以暴力摧残波兰犹太人的事实不能作为他们也会同样对待荷兰犹太人的理由，首先，因为德国人一直坚持认为波兰犹太人道德败坏，其次，在尼德兰，跟波兰不同，他们不得不规规矩矩的，还要注意公众的舆论。

五诱使受害者合作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18.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是空想：它反映了当地居民精英们的观点和实践的长期传统，只有希特勒和希姆莱——包括从其内部产生的反抗—才敢推翻这种传统。迟至1940年12月16日，威廉·库伯，一位久经考验的、恬不知耻的、老练的纳粹权贵，才代表要他予以特别处置的德国犹太人向他的上级请愿：“我认为，从我们文化领域来的人与本地粗野的部落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引自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p.155)1940年3月1日，柏林的秘密安全局发出了一个奇怪的文件，指派汉堡的《塔木德经》和《摩西五经》(译按：此二书均为犹太教重要典籍)学校的主管斯比尔博士“在波兰的犹太人保护区(后来计划建在尼斯科周围)建立一个普通犹太人教育体系，要与德意志本国既有教育体系相类似，后者显然被他人看做比未来德国文化改变的犹太人创造出来的任何事物要优越：科洛德内尔，《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犹太人教育》(Soloron Colodner，Jewish Education in Ger-many under the Nazi), Jewish Education Committee Press, 1964, pp. 33—4。

引自多布罗茨基，“日尔曼统治下的犹太人精英”(Jewish Elites under Ger-man Rule')，见《大屠杀：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种族灭绝》，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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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鸣得意的观点不仅是对这个世界异想天开的、童话般的观念，对它的持有者来说，它还带有潜在的自我毁灭的结果。世界观决定行为，组织化的犹太社区坚信他们自己有优越性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犹太人对纳粹政策做出统一反应的可能，也极大地便利了“逐步的毁灭”。犹太社区的领袖纵然为外来的犹太人在他们眼前遭到围捕、监禁与放逐而深感同情，但他们也要求社区成员要为了“更高的价值”保持镇定与克制，不去反抗。据阿德勒的研究，早在1940年9月法国犹太人的策略就已经明确了，针对德国占领部队宣布的区别对待，无疑要有优先选择的等级次序：“此策略首先要做的是尽力保证法国犹太人的继续存在——它的目标不包括外国的犹太人。”它假定对法国犹太人的继续存在而言，“外来的犹太人是个累赘”。犹太机构同意维希政府的决议，保护法国犹太人的代价就是把移民丢给德国人：“毫无疑问，法国的犹太人赞成维希政府的观点，即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外国的犹太人都是不受欢迎的”。

以个人或群体特权的名义拒绝团结(尽管不是直接地，这也总是意味着同意并非所有的目标群体成员都值得继续活下去，同意应该按照准确评估“客观”品质的原则来给予差别对待)不仅在社区间的关系中表现突出。在每个社区内部，也期盼着、争夺着差别对待，而犹太委员通常被置于生存捐客的角色。全神贯注地想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使得要被害的人甚至不能稍稍看到正在迫近的命运的可怕特质。这就给纳粹一个机会，锐减其花费并以最小的麻烦实现了他们的目的。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

⑩9 阿德勒，《巴黎的犹太人和最终解决》(Jacques Adler，The Jews of Par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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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逐步驱逐犹太人，德国人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功，因为那些被搁置在后的人可以找理由说，为了拯救大多数，牺牲极少的人还是必要的。这种心理的表现可以在维也纳的犹太社区中观察到，它与盖世太保签定了一个驱逐的“协议”，“认可”六类犹太人不会遭到放逐。再有，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在德国人将会驱逐六万而不是数十万犹太人的条件下赞成合作，不做抵抗。这种两分的现象也在萨洛尼卡出现，那里的犹太领袖和德国的驱逐机构合作，确保只有来自贫困地区的“共产党”分子才会被驱逐，而“中等阶级”则会无人过问。这种致命的算术也在维尔纽斯应用过，那里的犹太首领根斯宣称：“用一百名受害者，我救了一千人。用一千名，我救了一万人。”®

压迫下的生命如此被建构一—在日复一日生存下去这个利益点上—以至于继续活下来的机会似乎确实分配不均；而且，它们好像是受人摆布的。个人或群体掌握的资源可用来把公共不平等转化成私人利益。如费恩所说的：

集体死亡的威胁没有被预感到，因为犹太人区中政治经济的社会组织每天都在创造有差别的死亡机会。每个人的幸存机会依靠他或者她在阶级秩序中的位置，而整个阶级秩序来自于强制的短缺和政治的恐怖，奖赏那些最能够为纳粹直接或者间接服务的人…通过将对征服者的怨恨转移到犹太委员身上，并使人们永远相信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战争，控制体系使得面对着一个共同敌人的认知变得混乱了。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p.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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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策略的个人化导致了普遍争夺被认为有利或者有特权的角色和地位，也导致了讨得压迫者欢颜的努力泛滥横行—代价却总是别的受害者。通过把犹太委员当做避雷针，释放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感和侵略性。而在毁灭过程的每一阶段，犹太委员能够依靠某个特定的选区，这个选区已经得益于政策的连续转变，因而乐于支持不幸的社区官员并由此赋予当下的行动合法性和权威性。在灭亡的每个阶段一除了最后一个都有个体和群体希冀拯救能被拯救者，保护能被保护者，赦免能被赦免者；也就是说—虽然只是附带的—去合作。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人所共知，纳粹式的残忍迫害没有给机动性留下什么空间。人们受训练或者受教育而在正常条件下会做出的很多选择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超出了他们控制的范围。在异常的条件下，行为注定也是异常的：但异常的是行为公然的形式和它有形的后果，却不一定是做出选择的原则和引导行为的动机。在朝最后灭亡行进的路程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不是完全缺乏选择的。而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理性行动的机会。并且多数人的行动确实相当理性。把强制手段完全攘在手中之后，纳粹认为对于强制而言理性就意味着合作；犹太人为其利益而做的每件事情都或多或少地把纳粹的目标朝其圆满的成功推近了一

②费恩，《解释大屠杀》，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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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也许合作是一个过于模糊和笼统的概念。把保持克制而不公然反抗(以及反而遵守已有的方针)当做是一种合作行为可能有些不尽情理和不太公正。海德里希的快函中规定，将来的犹太委员会应尽的全部责任就是要去关注犹太领袖被迫向德国当局提供的服务；而他自己却不关注犹太委员可能认为有用或者认为需要去承担的职责。他大概指望这些职责将由委员自己去主动担负，这种主动性来自于挤在狭小空间里、面临获得求生手段之紧迫需要的社区对于他们所需之物的理性思考。如果这是一个砝码，那么结果证明他选择恰当。犹太委员会不需要德国人的指导来关照犹太人在宗教、教育、文化和福利上的需要。这样的行为已经使他们几乎接受了德国行政等级中较低位置的角色。他们的行为把有关犹太人日常生活的问题都从德国人手中取走，已经是一种合作的类型。不过在其中，尽管压迫统治极端暴虐，犹太社区当局中的角色跟被压迫的少数人的领袖为使压迫能够延续下去(说准确一些，是压迫的纯粹再生产)通常扮演的角色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它跟犹太自治的传统形式(特别是在波兰以及东欧其他的一些地方)和克利拉(Kehila)紧紧守护着的自治在本质上也没有区别。

在德国人占领之初，犹太委员成为德国行政结构中的一个官方枢纽之前，战前的克利拉的长者们在和新的当局为达至一个解决争执而精细制定的协议中，积极主动地担负起表达犹太人利益的任务。出于习惯和训练，他们试图使用旧的、经过考验的方法：书面申述和控告，让他们的冤屈获得听证，进行谈判—以及实施贿赂。他们不反对德国人把犹太人集中在犹太人区的决策。跟其他人区割开来似乎还是一个很好的防止折磨和屠杀的办法。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环境中，这似乎也是提高犹太人的自我管理和保存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广受欢迎的办法。换言之，在犹太人区的监禁是为了在当时的情形下——犹太人的利益，所有那些把犹太人的利益深放在心的人会以其理性的态度同意这种做法。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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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受犹太人区的封锁同时就意味着被操纵在德国人的手心。站在一个长期的跨度里来看，犹太人区展示了它们扮演的汇集工具的角色—这是通向驱逐和毁灭之路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而同时，犹太人区也意味着一个德国官员可以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施以完全的监视当然是在犹太人自己的帮助之下：他们提供文职和体力劳动，形成了日常生活的社区基础结构，并设立了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构。在此意义上，犹太人的一切自我管理等于客观的合作。犹太委员行动中的合作成分注定最终会以牺牲所有其他的职责为代价膨胀起来。在保护犹太人利益的旗号下，昨天所采取的理性决定改变了行动的情境而使今天要做出理性的决定已经变得困难得多；而明天必然已彻底失去了进行理性选择的可能。

特伦克对犹太委员的权威研究已清楚地揭示了犹太委员会在面对更为烦乱和严峻的问题时，为找到理性的解决办法进行过疯狂和凄绝的斗争。在德国人强大的力量面前，在反犹战争的官僚机器的完全放弃道德自抑面前，他们没有什么过错，因为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没有一个选择不服务于德国人的目标。德国的官僚机器为一个由于非理性而不可理解的目标而运转。这个目标就是消灭犹太人；他们中的所有人，老的和少的，残疾的和强壮的，经济的支柱和潜在的经济财富。因此，犹太人没有办法讨好执行毁灭的德国官僚体系，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有用，或者出于什么其他的原因变得受欢迎或至少可以被容忍。就是说，对犹太人而言，这场战争在爆发以前就失败了。而在战争的每个阶段仍然要做出决定，要采取步骤，要理性地追逐目标。每一天都有理性行动的机会和需求。正是因为大屠杀行动的最终目标蔑视一切理性算计，所以它的成功可以建立在其日后的受害者的理性行为之上。在屠杀被构思策划很久以前，K，这位在卡夫卡小说《城堡》中虽足智多谋却倒霉的土地测量员就遇到了相同的经历。他在孤独地同城堡战斗当中失败了—不是因为他的行动非理性，恰恰相反，他尽力在与权力的互动中使用理性。(他错误地设想)这个权力可以对理性的建议做出理性的回应，而在事实上它却并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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