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在犹太人区短暂而血腥的历史中一个最摧人心肺的片段是在东欧一些最大的犹太人区里面，犹太委员会主动地发起了“通过工作获得解救”的运动。战前，东欧反犹主义控告犹太人的经济寄生主义；他们全部从事商业和当中间人，连只靴子都没有生产，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一个没有他们其他人照样能生活得很好的群体。德国入侵者在他们的公开计划中提出了犹太人的可有可无性，这比拿出犹太人有用之类的确凿证据来反驳他们的意图更有意义。随着他们的资源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捉襟见肘，德国人的确希望有可被他们控制的额外的经济财富或者生产力的时候，局势就似乎对这种策略特别有利了。人们很难指控罗姆科斯基(Chaim Rumokowski),这位罗兹犹太人区的主席和工业信仰至今最虔诚的提倡者，对德国的威胁做出了不理性的反应。他当然低估了德国人进行屠杀的非理性，也高估了他们内在的、商业活动式的理性(或者，更一般而言，是高估了以效率的观点对世界的组织化形式表面上加以引导的价值和原则所具有的控制力)。不过即使他知道了他的错误，也很难说他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他不得不按他的对手好像都确实是理性行动者那样来行动；假如没有做这样一种假设，个人就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行动轨迹。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非理性的冒险家就是独裁者。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181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不管多么狡诈和背信弃义，罗姆科斯基确实是按照他所面临的惟一的理性形式来行动的。“在无数场合中，在迁居’之前和在此期间所有公众演讲中，他都不厌其烦地重申犹太人区在形式上的存在只能依靠做出于德国人有用的劳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最悲惨的时候，犹太人区都不应该放弃存在下去的理由。”②罗兹的罗姆科斯基、比亚利斯托克的巴拉什(Ephraim Barash)，维尔纽斯的根斯和其他很多人，经常充满自信地说起他们的勤奋工作对他们德国主子的性情带来的影响。看来，他们确实相信只要犹太劳动的生产力和收益性得到证明，德国人的酬劳和津贴就会取代驱逐和任意的杀害；至少，他们大概是这样说的，或者不得不使自己相信会是这样。他们这样做，对德国人的战争成就而言可谓贡献卓著。他们工作是为了拖延宣告灭亡他们的邪恶势力的最后失败。在奥斯维辛纵横交错的曲折道路完工以前，科瓦河上很多座桥就出自犹太工匠的利落灵巧之手。

德国官僚体制中承载了更少意识形态的下层官员实际上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当然，这纯粹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在他们的头脑中，似乎没有意识到犹太人是在事态的框架中占据持久位置的人，但他们肯定同意剥削犹太人的工业热情比起把这些投人和守纪的劳动力统统杀掉，会产生更大的经济(与军事)意义。事实证明，东部的一些军事指挥官要是发现当地身怀确保军械运转所必须的技术的工匠多数都是犹太人时，他们就特别想延迟杀害。而他们想把犹太劳动从特遣队的机关枪下救下来的假慈悲一旦被最高当局发觉，就会被立即驳回。最高当局懂得只有当这些理性的考虑会使非理性的目标更进一步时(像它们已然做的那样)，才可以允许其存在。东部占领区事务部做出了不留任何讨论余地的决议：“原则上，解决犹太人问题不能考虑什么经济因素。如果将来出了什么问题，可以向党卫军高级官员和警察长官咨询意见。”总的来说，犹太委员会发起的“有用的”劳动好像没有拯救任何人(虽然它确实延长了某些人的生命)。罗姆科斯基或者巴拉什对技术精良、充满热情并因此“不可替换的”犹太工人极尽赞美之词，但并不能改变事实的阴暗：这些工人都是犹太人。即使当工人们润滑了德国人的战争机器，他们首先仍然是犹太人，然后才是“有用的”。一切都太迟了。

②特伦克，《犹太委员:在德国占领下东欧的犹太委员会》(Isaish Trunk，Judenrat : The Jewish Councils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Lordon: Macmillan, 1972, p. 401。

182

当犹太委员受命管理“迁居”的时候，理性的考验真正来临了。来自苏联的压力与日俱增，纳粹组织了他们所有的战斗力与之对抗后，自己的现役部队就不足以实施最终解决。这时他们承认他们确实需要犹太人的劳动。犹太委员被安排来负责屠杀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工作。他们必须提供将遭到放逐的犹太人区居民的详细名单，他们必须首先进行选择，然后把这些人送上火车车厢。为防止抵抗和藏匿，犹太警察必须跟踪和发现顽固分子，强迫他们服从。一切如果顺利的话，纳粹就把自身的角色缩减为旁观者。

如果犹太人将被集体杀害，那么突然之间，所有人都会清楚和坚定他们的选择(即使没有选择)。号召全部起来抵抗，虽然没有太大的希望，却将是很明了的反应—另外惟一的一个选择就是“像绵羊一样进入屠宰场”。在德国人看来，这样大白于天下就会增加一定的行动成本。德国也将不能驾驭受害者的理性驱力来为他们自己的灭亡服务。简而言之，受害者不会合作。动用受害者的理性是一个更为理性的决定。因此无论何时，只要可能的话，纳粹就尽量避免彻底驱逐。他们看起来更愿意分阶段地来完成工作。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407。

183

在杀害犹太人的工作分期完成的城镇里，德国人在每次“行动”之后让犹太人相信这是最后一次……所有这种有意的欺诈和冷血的欺骗，在最终解决的过程中被德国人用来安慰惊恐万状的犹太人，降低他们的警觉，并彻底地误导他们，以至于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对“迁居”的真实意义还一无所知。自卫的本能本可激起人们去抗拒将要灭亡的念头，去抓紧一线希望。而现在刽子手把这种本能握在了手心。@

苏联西部边界的许多小镇，无需什么复杂的策略，很快就被入侵的德国军队变成了地狱的后院。希特勒训导他的部队，对苏联的战争与众不同—允许做任何事情，没有规则的约束。德国的部队，特别是特遣队，行动起来仿佛惟一可遵循的规则就是杀你所能杀的人。犹太人成群地被赶到就近的树林或者深谷中，遭到机枪的扫射。不会没有乌克兰外籍军的热心，而那些在“与众不同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士兵也不会放不开手脚。只有在一些犹太人特别多，或者是紧缺犹太工匠的地方，他们才颇费工夫地建立犹太委员会和成立犹太警局—而在先前占领过的波兰领土上这是一项规矩。无论犹太人区建在哪儿，都需要犹太人在其自身的灭亡中进行合作，而从整体上来说，纳粹也确实得到了这种合作。

特伦克，《犹太委员》,pp.418,419。

184

相对较早的阶段里，犹太委员会就知道—或者至少能够知道，除非他们尽力逃避—被命令做的“挑选”有着什么样的真实企图。很有一些委员毫不犹豫地拒绝合作。有些人自杀，有些人经常是先欺骗了仍需要犹太委员活下来的德国人之后，就自觉地踏上了开往死亡营地的交通工具。然而，大多数人却支持这连续不断的“最后一次行动”。这些人对其行为并不缺乏令人信服且理性的解释。由于犹太人的传统禁止以其他人为代价换取自己的生存，这种解释只能是引自现代的理性时代中的传说，并包装在现代技术的词汇当中。可以预料，用处最大的是数字游戏：数字更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次最高和反复重现的语句。思维出现了奇异的转折，判决处死被理解为高贵的、在道德上值得表扬的对生命的卫护。“我们不决定谁将去死，我们只决定谁将活下来。”但想做上帝这还不够；虽然很多委员领袖希望能作为仁慈的、守护的上帝被人们记住。因此在1942年9月4日，把上千的老者、病员和孩子送上死路后，罗姆科斯基宣布“激励我们的不是……想到会失去多少人，而是想到可能拯救多少人。”其他人则沉浸在现代医学的丰富比喻当中，把他们自己装扮成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如果有人需要截肢来保住身体”，或者“需要截断一只中毒的手臂来保住生命，就一定不要犹豫”。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因此迈蒙尼德(Maimonides)说：“如果异教徒告诉他们交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处死他，否则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杀光’，他们应当全部被杀害，而不应当交出一个人。”《摩西五经要义》(The Fundamentals of the Torah),5/5。同样，阿伯斯(PrikeiAbboth)也说：“一个人走到雷巴的跟前并对他说，我所在城市的统治者命令我杀死某个人，如果我拒绝那样做，他就会把我杀掉'，雷巴告诉他，宁可被杀死也不要去杀别人;你认为你的血比别人的更红吗？或许别人的血比你更红’。”(Pes.256)耶路撒冷犹太法典教导说：“一群犹太人正行进在路途中，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异教徒；他们走到犹太人的跟前说，‘交出一个人让我们杀死他，否则你们将全部被杀掉！’即使所有的人都被杀害，也不能交出一个犹太人。”对于当敌人指明要处置某个具体的人的情况，权威们之间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即使是这种情况，犹太法典建议按照下述故事考虑：“政府要缉捕柯舍夫。他于是跑到洛德的本利维城中约书亚处寻求庇护。政府军队来到那里并包围了城市。他们说，如果你们不交出他，我们就把整个城都毁了。’约书亚教士找到柯舍夫并劝服他去自首。以利亚(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的先知)以前经常为约书亚显灵，但从那时开始就再也不显灵了。约书亚斋戒多日之后，以利亚终于显灵。以利亚问道：‘我应当给告密者显灵吗？’，约书亚说，‘我只是在遵从法律'，以利亚反驳说，‘但这是圣徒之法吗？’。”(Trunot 8:10)

185

所说的这一切，以及作为现代理性思维值得称赞的成就的死刑判决，与犹太人的热心肠结合起来，但还是有个仍将继续责难那些即使最为自责的合作者的问题：尽管切掉肢体是在所难免的，但这个手术非要由我来主刀吗？而且，更让他们不得安宁的是：就算一些人的生存必须要有一些人消逝，那么我是谁，可以决定谁应该去牺牲，这又是为了谁？

事实证明这类问题确实折磨过许多犹太委员和领袖们，甚至(特别是)那些没有拒绝服从与没有通过自杀来寻求解脱的人。华沙的切尔尼亚科夫令人敬佩的出走广为流传；自杀者名单很长，而划下了界线、其道德标准不允许他们越过该界线的犹太委员的数目也很庞大，而且仍然无法计算。这里只能草草的举几个例子。若纳的犹太委员主席贝格曼博士，在自杀之前告诉德国人他只能送他和他的家人参加“迁居”。科索波勒斯基的查捷金轻蔑地拒绝了城市特派员的搭救。鲁科的李贝曼把收集起来企图贿赂而未果的钱撕得粉碎，砸在德国监管的脸上怒吼道：“你们这些血腥的暴徒，这是你们为我们上路所付的代价！”他被当场击毙。贝雷查·卡突斯加的犹太委员会接到德国人的命令，要他们挑选一个犹太人的分遣队“到俄国工作”后，全体成员于1942年9月1日开会时集体自杀。

⑥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423。

186

至于其他人，贪生怕死或者恬不知耻地活了下来，他们急需一个回答；那就是一个借口，一个理由，或者一个道德的或者理性的观点。在多数记载的案例中，他们勉强接受了后者，即那些显然是幸免者最愿接受的和最令人心服的理由。比如，在每次连续的“行动”之后，像根斯和罗姆科斯基这类人就感到有必要召开一个犹太人区剩余囚犯的全体大会，来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决定“我们亲自来做这件事”。(拿根斯来说，“做这件事”就意味着把奥斯米亚那的四百个老人和孩子送往刑场，让他们死于犹太警察之手。)目瞪口呆的听众于是就面对着一个理性思维的展现：数字的计算。“如果我们把工作丢给德国人，那么死的人会更多。”或者，讲得更个人化一些：“如果我拒绝执行命令，德国人就会用一个更加残忍和恶毒的人来代替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理性计算的“收益”被重新融入在一个道德义务里。根斯，这个自认的维尔纽斯犹太人的上帝，这个至死都坚信自己是救世主的杀人凶手，下定决心：“是的，我的职责就是弄脏我的双手。”

人们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被埋葬在乌克兰的阴沟里，或者在特雷布林卡的烟囱中化为青烟。精于逻辑和在理性思考的艺术中受到良好训练的人在它之后紧追不舍。因此策略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就是对理性的最终褒赏。总有实施拯救的东西或者人，也就总有理性行动的可能。富于逻辑和理性的犹太委员们说服自己参加到凶手的工作中来。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每当行刑小组过于单薄或者屠杀武器不能立即使用的时候，这种逻辑和理性就派上了用场。逻辑和理性总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充分提供的高效合作总是等待着，准备填补沟壑。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187

今天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哪怕它可能是理性的，却没有能帮助受害者。就是说这个策略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受害者。它是灭亡策略的一个补充，一个延伸，由意在毁灭的力量操作和管理。那些欢迎“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策略的人首先被打上了受害者的印记。那些为他们打上印记的人创造了一个局面，在其中事物需要被拯救以获得存在，什么“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等计算也由此应运而生。在这样的局面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知道了所有这些理论上的真相，即压迫者只遇到了少得令人咋舌的困难，就得到了他们的受害者在理性动机的作用下和他们的合作。

自我保全的理性

压迫者的成功有赖于诱使受害者的理性计算比达到其原初目的的可能性存在得更为长久：也有赖于能够让人们一至少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里一在一个公认的非理性环境里做出理性的行为。顺理成章地，这就要依赖于从整个情境当中剔除正常状态的存在；有赖于把这样一些阶段安插进最终导致了彻底灭亡的过程，这些阶段就是无论何时单独思量，都会许可在活下来这个理性标准的引导下做出选择的阶段。从大屠杀的管理者的观点看来，最终被合并进最后解决的所有单个行为都是理性的；而从受害者的观点看来，其中的绝大部分同样也是理性的。

188

为了使这个结果能够被实现，就要制造出这样的表面现象：选择性生存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可行的，因此，受自我保全之旨趣操纵的行为也是理性和明智的。一旦自我保全被选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其价值就会逐渐且无情地高涨——直到其他的所有考虑都遭贬值，所有道德或宗教的禁令都被打破，所有是非之心都遭否认和抛弃。恶名远扬的卡茨纳(Resvö Kasztner)在折磨人的招供中说，“一开始，向(犹太委员会)要求的东西相对而言并不重要，都是以物质价值来相互交换的东西，像个人的财产、钱和房子等。不过，后来就要人们的个人自由。而到最后，纳粹要的就是生命本身。”理性原则内在的道德冷漠因此被推向极致并被完全利用。在受到训练去追逐理性成就的行动者当中存在，但只要没有暴露在极端的考验面前往往就蛰伏不动的潜能，在此却淋漓尽致地爆发出来。在令人目眩的光亮中，自我保全的理性被展示为道德责任的敌人。

根据一位目击证人的证词，在1942年的复活节，索可利的特派员命令当地的犹太委员们运送镇上的所有强壮男子。在指定的时间委员会主席去报告他的努力没有奏效时，

特派员立刻大发雷霆，打倒了他，还敲他的头，抽他的脸。他扯断了他的怀表，大声叫嚷：“在半个小时内必须给我聚集起来，否则我就要枪毙你们这些委员。”这又给犹太委员们一惊。转瞬之间，他们都成了另外的人。他们十二个人带着帮手和助手奔走于犹太人小镇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把每一个人，包括大人和小孩都拽出来。没人能阻止他们。然后他们把所有人排成队。如果有“装病的”不出来，他们就说阿斯莫狄斯会枪毙整个犹太委员会。于是十五分钟之后，大街上挤满了人，犹太委员们让他们以两列纵队行进。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 xxxii。

189

在纳粹统治之欧洲的整个广阔地域内，类似这样的场景以可怕的节律重复地上演。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死，要么让别人去死。很多人选择的是延迟自己的死，以及延迟其亲朋好友的死。在自我利益驱动下，扮演上帝变得更为容易。

不可能说清楚有多少选择“弄脏他们的手”的人确实巴望着能活下来。自我保全的本能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遇到了极端的挑战。如果拿普通生活中做不那么富有因果联系以及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的决定的标准，来对在那种选择的条件下人的行为做判断，是不公平和错误的。在普通生活当中，自我利益与对他人的责任之间常常也有很尖锐的冲突，但很少是如此的不可调和，或者很少要做出无可挽回的选择。而且，一般的冲突很多都是在其他的大多数人不必做出具有同等道德强度的决定的环境当中被一个个地面对——因此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的标准。在阶段性毁灭过程中的犹太人区里，这样的环境被有效地破坏了。在穿过一圈一圈的地狱之环的通道上，把理性的个人利益压在下面的道德义务的权威所残留下的一切都被“渐渐地抹平了”。每一个官僚体系的正常程序——贬低或者清除包括来自道德的一切抵抗力，更为稳当和便利地获得服从——在此被推到了极点，其具有的潜能也被展现无余。受害者道德的堕落使他们与其迫害者的计划进行合作变得更为容易。使受害者面临这样的选择，即那些活下来的“适者”都只能带着肮脏的双手从考验中挺过来，设计者们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区的居民将越来越向一个谋杀的帮凶集团转变，这样道德麻木和道德冷漠也会增长，使得他们损坏甚或彻底砸烂所有通常用来对源自赤裸裸的自我保全本能的压力进行控制的闸门。

引自特伦克，《犹太人对纳粹迫害的反应：灭绝过程中集体和个体的行为》 (Trunk, Jewish Responses to Nazi Persecution;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Behaviour in Extremis), New York:Stein & Day, 1979, pp.75—6。

190